清華簡《保訓》獻疑

作者：丁進

作者簡介：丁進，安徽財經大學文學與藝術傳媒學院

人大複印：《中國哲學》2011 年 01 期

原發期刊：《中國哲學史》2010 年第 3 期 第 39-44 頁

清華簡《保訓》照片與釋文已於《文物》2009年6期上刊登，新一輪考釋熱潮隨之展開。前段時間，筆者曾經對《保訓》有所懷疑，由於沒有看到該文的圖版，因此沒有參與討論。現在圖版已經公佈，筆者辨析了圖版中的用詞、行文、字體和竹簡形制後，發現《保訓》存在諸多疑點。在筆者看來，作偽者的相關知識水準還是相當不錯的，撰寫古文的能力也比較高，以致不少學者喪失了警惕。但是再高明的作偽者也是難以真正達到百分之百模擬的，在偽造品之中多多少少要留下一些痕跡。《保訓》只有二百三十餘字，卻在用詞、語法、制度、邏輯關係、書法等方面留下了多處漏洞，暴露了作偽者深層次上知識和能力儲備的缺陷。姜廣輝先生前此已經提出多項質疑，①筆者在此提出四條疑問，敬請海內外關心《保訓》篇的學人批評指正。

一、從《尚書》學史角度看《保訓》的破綻

現依據清華大學出土文獻保護與研究中心的釋文，並根據文意將《保訓》全文分段排列如下：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曆，恐墜寶訓。

戊子，自靧。己醜，昧爽……王若曰：

“發，朕疾適甚，恐不汝及訓。昔前代傳寶，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終，女以書受之，欽哉，勿輕！”

“昔舜舊作小人，親耕於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違于庶萬姓之多欲。厥有施於上下遠邇，迺易位邇稽，測陰陽之物，鹹順不擾。舜既得中，言不易實變名，身滋備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堯嘉之，用受厥緒。嗚呼！發，祗之哉！”

“昔微假中於河，以複有易，有易服厥罪，微無害。迺歸中於河。微志弗忘，傳貽子孫，至於成湯。祗備不懈，用受大命。嗚呼！發，敬哉！”

“朕聞茲不舊，命未有所延。今女祗備毋解，其有所由矣。不及爾身受大命，敬哉！勿輕！日不足，惟宿不詳。”②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曆，恐墜寶訓”中的“恐墜寶訓”，廖名春讀為“恐，述《保訓》”。③“墜”字，圖版本作“述”，清華大學出土文獻保護與研究中心的《釋文》認為通“遂”，讀為“墜”。筆者認為該字完全可以讀本字“述”，沒有必要輾轉求變。筆者還認為“恐，述《寶訓》”的“恐”字，應如李銳先生讀為“恭”④，連讀為“恭述《保訓》”似更好。“述”的意思為口述，《論語·述而》有“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所謂“述”者，傳于舊章也；所謂“作”者，新製作禮樂也。下文中關於舜和微的兩段就是“傳于舊章”，正文部分也有兩組句子可以證明文王是口述：“發，朕疾適甚，恐不汝及訓”，“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終，女以書受之，欽哉，勿輕！”前一句“不汝及訓”就是“不及訓汝”，與“恭述《保訓》”呼應；後一句意思是說我口述，你寫下來，也與“恭述《保訓》”一致。當然“恭述《保訓》”也可以如廖名春先生所讀，讀為“恐，述《保訓》”。⑤但不影響前兩句作為文章小序地位。這幾句到了“恭述《保訓》”這裡文氣戛然而止，各句之間組成自足的單元。這樣，第一段成了對《保訓》出現背景的介紹。這種文字與百篇《書序》相當，試比較一下：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曆，恐，述《寶訓》。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⑥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⑦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⑧

顯然，《保訓》第一段當屬序言部分，語氣到此戛然而止；“戊子，自靧”以下是正文，為《保訓》的主體。

然而這種寫法正是孔傳本《古文尚書》的體制。例如孔傳本《古文尚書·伊訓》之《序》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後》。”⑨孔傳本《古文尚書·顧命》之《序》說：“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⑩《書序》的特點就是三言兩語地介紹文章的寫作背景，特別是點明作者。《書序》在西漢前期已經出現，司馬遷撰寫《史記》就使用過，不過這時的《書序》是百篇單序合編為一部著作的單行本。西漢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各篇之首是沒有《序》的。《書序》被冠於篇首始于張霸的百二篇偽《尚書》。《漢書·儒林傳》說：“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11)後孔傳本《古文尚書》沿襲這種做法，將《書序》拆散，分別編入五十八篇正文的前面。今本孔傳本《古文尚書》“孔安國序”就說：“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12)但那已經是東晉以後的事情了，也就是說，將序與《尚書》單篇合在一起的做法在魏晉以後才出現。現在《保訓》正文前面有《序》，從我國書籍發展史角度看，這種做法不得早于張霸，因此我們不得不懷疑作偽者由於經學史知識儲備不足，有意模仿今本“孔傳本”《古文尚書》，因而留下了破綻。

或許有人作這樣的辯解：你說的是《尚書》，而《保訓》比較接近《逸周書》，《尚書》的情況不一定符合《逸周書》。這個可能性可以排除。從中華文獻發展史看，原創性文獻與解釋原創性文獻的文章在先秦是分別流行的。《逸周書》也不例外。宋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

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本以《序》散在諸篇，蓋以仿孔安國《尚書》。(13)

可見《逸周書》將序言併入正文遠在孔傳本《古文尚書》之後。

二、從特定情景看《保訓》的破綻

在“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曆，恐，述《寶訓》。戊子，自靧。己醜，昧爽”中，“不瘳”無論是釋讀為“不瘳”還是“不懌”，都是指病十分嚴重，已經“病入膏肓”。“不瘳”在文獻中的意思有兩個，一個是一般性地指疾病沒有好，例如《詩經·鄭風·風雨》中的“既見君子，雲胡不瘳！”另一個是指病入膏肓，例如《逸周書·祭公解》說：“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於天。’”《保訓》中的“不瘳”當屬於後者，所創設的環境指向顯然是臨終遺命。《保訓》篇文內也有句子說明文王已經病入膏肓：“朕疾適甚，恐不汝及訓”、“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終，女以書受之”、“朕聞茲不舊，命未有所延”。根據文中這些敘述，正文正想創設一個文王病入膏肓的事件背景。然而正是這個預設環境，暴露了作偽者對禮制認識的欠缺。

“戊子，自靧”的資訊指向就是《顧命》的“甲子，王乃洮頮水”。《顧命》中為什麼要寫王洗臉呢？孔穎達認為，古人舉辦重要事件前都要沐浴，由於成王病入膏肓，只得用動作幅度比較小的洗臉代替沐浴了。文王都病成這樣了，可是文中居然說“自靧”，即自己還能給自己洗臉，還特別突出一個“自”字，與臨終遺言情形扞格，令人生疑；而且洗臉當天沒有發表談話，到第二天清晨才有所作為，與《顧命》篇成王洗臉後即發佈臨終遺言也有別。廖名春先生已經在我之前指出：“頭天洗面，第二天或過幾天再‘述《寶訓》’，不合情理。”但是他認為“疑‘潰’當讀為‘饋’，當為祭禮。”(14)依然不能彌補漏洞，因為舉辦饋食之禮比洗臉更耗費體力，對於一個病入膏肓的人來說還要“自饋”，恐怕太殘忍了吧。而且饋食禮有自己特定的內涵，《周官·大宗伯》有“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大凡祭祀，都有肆獻、裸享、饋食等儀節，從肆開始，到饋食結束，饋食禮是祭禮中比較靠後的程式，在繁瑣的祭祀禮儀中，饋食禮尊者不一定要親自操勞。《禮記·祭統》說：“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15)可見祭祀之禮中，裸禮最重要，由儀式中最重要的人物將鬰鬯灑在地上。若真要舉行祭祀儀式，應當說文王“自裸”才對。所以將“自靧”改讀為“自饋”，反而更難詮解。

從行文要求看，“自靧”當天文王沒有什麼事情，到了第二天清晨才舉行述《保訓》儀式。難道第二天文王不洗臉了？如果不表現文王病入膏肓，不得不強行安排發佈遺言儀式，這個頭一天的“自靧”是閒筆，沒有必要記載。

“自靧”的“靧”字從圖版看也有可能隸定為“演”字，李銳以為當讀為“寅”字，意思是“敬”。(16)“自敬”的閱讀指向還是沐浴。因為接下來還是發佈遺命。在發佈遺命之前的“自敬”不外乎齋戒沐浴。自己還能動手進行沐浴齋戒，也不是臨終垂死者所能為。我擔心還會有學者提出以“自演”為文王演《周易》，那就更不可能了。演《周易》程式極其複雜，是十分消耗體力和智力的高級智力活動。

作偽者從《顧命》等篇中瞭解到了臨終遺命中的一個比較突出的程式——靧面，似懂非懂地採用了“自靧”一詞，但是對為什麼要“自靧”還是沒有深究，因此留下了漏洞。

或許還有人這樣理解《保訓》的結構：自“戊子，自靧。己醜，昧爽……”起，是從太子發角度敘述的，那麼，以上的矛盾是否可以解除了？筆者認為，如果這樣理解，雖然避免了一種荒謬，卻陷入了另外一種荒謬：太子發要去省親，提前一天洗臉，第二天正式看望父親反而不洗臉，可能嗎？《禮記·內則》說：“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鹹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17)可見連未成年人都要每天洗臉。

三、從史官書寫制度看《保訓》的破綻

臨終遺命雖然屬於政治集團的高級機密，但國王一級正常死亡前的臨終遺命，只要不是政變，理所當然要按照當時的制度走完程式。《保訓》篇說：“發，朕疾適甚，恐不汝及訓。昔前代傳寶，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終，女以書受之，欽哉，勿輕！”其中“女以書受之”頗令人懷疑。“女以書受之”意思是說我今天傳授遺訓給你，你要親自操筆，將我說的內容記下來。它所創設的環境“己醜，昧爽……”由於斷簡，少了十個字左右，我們不能判斷昧爽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不過聯繫上下文我們可以判斷下面發生的事情不外乎兩件中的一件：太子發昧爽省親；或者文王發佈命令，召集大臣前來聽令。《顧命》記載被召集的人是王朝大臣“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禦事”，沒有太子釗。只是到第二天成王去世，召公奭才命令“仲桓、南宮毛，俾爰齊候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可見《顧命》中成王發佈命令的對象不包括康王釗。《保訓》所訓物件既然是發，那麼，按照禮制，昧爽以後極有可能是姬發省親。《禮記·內則》說：“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禮記·文王世子》有一段記載：

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禦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複膳然後亦複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18)

周人施行世子制度，朝夕省問是其中的儀節之一。太子發知道了文王重病，免不了日日探望。如果我們將《保訓》昧爽以後的事情視為太子發探視文王病情時候所發生的事情也未嘗不可；但是令人費解的是文王為什麼一定要太子發將遺訓親自記錄下來？

怕別人篡改遺命？根據《保訓》所提供給我們的文王談話內容，這個遺命是不需要保密的，裡面都是些歷史經驗和政治道理，沒有涉及到繼承人以及需要保密的國家發展戰略問題。

為了提高遺命的可信度？可是所有的歷史記載都顯示，太子親自起草檔絕無僅有，西周初年重大檔的起草者往往是史官。作為周人禮制的一部分，西周有完備的史官制度，例如《周禮》中就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著名人物如《左傳·襄公四年》有辛甲為武王大史；《逸周書·世俘》中有史佚。從出土青銅器銘文看，重大活動都少不了“史”的參加，有大史、中史、禦史、作冊、作冊內史、作命內史、內史尹等等。(19)例如吳方彝中的史戊，牧簋中的內史吳……可見在西周禮制內，記錄和書寫已經專門化、制度化了。而且該遺命不是為了向別人傳達，文王所期望的讀者只有一個姬發，為了增加文獻可信度的可能是不需要考慮在內的。

為了讓太子發對遺命記得更清楚？筆者認為這也是荒謬的，讓一個垂死的老人象教書匠一樣指導姬發將遺命完整、準確地記錄下來，有可能嗎？根據《尚書·金滕》篇，武王才藝並不出眾，一個受過職業訓練的史官，他的記錄能力毫無疑問要強過百事都得過問的政治家姬發，記錄的速度和準確度一定不會比姬發差。

在否定了以上幾種可能之後，再談談“王若曰”問題。根據《保訓》篇提供給我們的資訊，可以這樣說：《保訓》由周文王口述，時為太子的姬發親筆記錄。但是從“惟王五十年”到“王若曰”的歷史敘事，打破了這種理想敘事結構：他們否定了《保訓》為文王口述、太子發親筆記錄的可能。

關於“王若曰”，近代學者董作賓、陳夢家、於省吾都有研究，(20)他們通過對西周青銅器銘文和《尚書》的分析，發現“王若曰”有特定意義。最近張懷通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又作了誥命與布政的劃分，認為這兩種“王若曰”都是周王講話，由史官記下來的文章典型標誌。他甚至提出，多次出現“王曰”和“王若曰”則是由於不同的史官同時分工記錄所致。(21)用以上研究成果來審視《保訓》，我們不得不得出一個荒謬的結論：當姬發秉筆記錄的時候，現場還有其他史官在做實錄。我們不禁要問：有這個必要嗎？

或許有人會辯解說：姬發當時就是按照史官的筆法來寫的。平心而論，姬發是有可能寫出“王若曰”後面屬於記言的文字，但不可能寫出“王若曰”前面那些客觀、冷靜的敘事文字。

因此說，《保訓》的製作者為了強調該文的重要，造出一個太子發親自記錄遺訓的事件來，從而暴露了自己對西周史官書寫等禮制認識的欠缺。

四、從文字書寫習慣看《保訓》的破綻

我們知道練習書法的人很難完全擺脫初次學習的字體的影響。今天的人們在練習書法之初絕大多數是先練習楷書的。如果此後改習隸書和篆書，在運筆習慣上多多少少還會留下一點痕跡，但先秦寫手則不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因為楷書是毛筆、墨和紙結合的產物。魏晉以來的寫手運筆習慣與審美追求都受到紙的影響，由於紙的吸水性有別於竹簡和絲帛，運筆上不得不求變，於是有了點、橫、豎、撇、捺、提、勾、折等新的書寫範式。而先秦寫手的書寫材料是竹簡、絲帛，其運筆方式和審美追求受到竹簡和絲帛的限制。今天的寫手可以模仿先秦寫手的書寫習慣，但先秦寫手是不可能具有楷書運筆特點的書寫習慣的。因為那時候紙質的書寫材料還沒有流行起來。因此書寫習慣的研究是今天辨偽簡帛文獻的重要手段。

李學勤先生說《保訓》字體比較特別。特別在哪裡，沒有說明。我們如果將《保訓》與郭店楚簡對照，那麼《保訓》的“特別”就一目了然：其筆法澀滯、呆板，筆劃多有可疑之處。筆者將《保訓》圖版的照片放大，通過目驗，發現《保訓》字體與書寫多處留下受楷書影響的痕跡。

豎筆，由於是在竹簡上書寫，竹簡吸收墨水的吸附力不大，先秦寫手寫懸垂之豎在收筆處一般不作修飾，筆勢順勢而收，不作加力的回鋒和提頓，以免引起墨水堆積。《保訓》多數豎筆都能遵循規則，但是第一簡的“念日之多鬲”的“鬲”字，作“ ”，下部懸垂收筆處顯然加力了，這是寫手一次不經意的疏忽，暴露了自己習寫楷書的背景。

簡書橫筆的書寫為了不讓墨水在書寫後往下擴散，起筆儘量快地帶過，收筆往往上翹。但是第十一簡的“其”字，圖版作“ ”，從圖上看，這個字特別像今天楷體毛筆字書寫的“六”字，第二筆的一橫顯然有明顯的波磔，經放大可以看出，起筆濃墨，筆勢逆鋒，收筆有一個下壓回鋒的筆勢，中間虛氣處理。可見在起筆、運筆、收筆上都有刻意追求審美效果的痕跡，雖然在這裡這個字並不美觀。這在書法上叫逆鋒起筆，回鋒收筆，加上虛實相間，是唐人褚遂良體的特點，而褚遂良體是中國書法在楷書體系內一種審美追求，怎麼可能早到戰國中晚期就有這種運筆方式？該字的第三、第四劃與楷書的撇、捺一致，也是逆鋒起筆，令人懷疑此處是否為模仿者的敗筆，露出了以楷書為習字基礎的馬腳？

此外，《保訓》寫手在運筆上還有一個十分明顯的漏洞，就是一個筆劃不能一運到底，中間有換筆，說明寫手在抄寫的時候不是自然地一氣呵成，而是通過拼湊筆劃來摹寫。這種被稱為“逗筆字”現象在《保訓》中多處出現，例如凡是“子”字的一長橫，都是左右各一筆合成的，左邊的一筆由左向右運筆，運到中間豎筆處停止；右邊一筆從右向左運筆，運到中間與左邊的一筆會合。“戊子”的“子”，字是這樣，以“子”作構字部件的兩個“保”字也是這樣。其它如“昧爽”“昧”之部件“未”的橫、“遠邇”中“遠”的部件“袁”的短橫等都是從兩側往中間運筆。我們只要比較一下郭店楚簡的“子”字就可以看出，真的戰國楚簡橫筆全部是一筆完成的。關於《保訓》的筆跡研究，筆者擬另文深入討論，這裡也就點到為止。

以上四點有不妥之處，希望學者們不閔賜教。筆者希望有人能將筆者的疑惑解開。筆者也抱有美好的願望，衷心希望《保訓》簡是真品，筆者的懷疑只是多慮了。筆者也希望其它清華簡都是真的，並且儘早公佈出來，以滿足讀者的期盼。同時希望有關單位不要停止清華簡的鑒定工作，通過扎實的研究，為後人留下經得起推敲的文化遺產。

注釋：

①    見姜廣輝：《〈保訓〉十疑》，《光明日報》2009年5月4日，及《“清華簡”鑒定可能要經歷一個長期過程——再談對〈保訓〉篇的疑問》，《光明日報》2009年6月8日。前文從十個方面提出疑問。關於第一個問題，由於圖版本來就作“保訓”，看來是李學勤先生誤記為“寶訓”了，不是竹簡本身的問題外，其餘問題筆者認為均有繼續討論的價值。

②清華大學出土文獻保護與研究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文物》2009年6期。

③廖名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初讀》，見孔子2000網，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27。

④見李銳：《讀〈保訓〉劄記》，孔子2000，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28。

⑤廖名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初讀》，見孔子2000網，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27。

⑥《書序·泰誓序》，引自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513頁。

⑦《書序·嘉禾序》，引自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第522頁。

⑧《書序·召誥序》，引自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第523頁。

⑨孔穎達：《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冊，第162頁。

⑩孔穎達：《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第1冊，第237頁。

(11)班固：《漢書·儒林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冊，第3607頁。

(12)孔穎達：《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第1冊，第116頁。

(13)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8頁。

(14)廖名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初讀》，見孔子2000網，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27。

(15)戴聖：《禮記》，見《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1604頁。

(16)李銳：《清華簡〈保訓〉試讀》，孔子2000網，2009/4/14.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988。

(17)戴聖：《禮記》，見《十三經注疏》，第1462頁。

(18)戴聖：《禮記》，見《十三經注疏》，第1404頁。

(19)關於青銅器銘文與傳世文獻中“史”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可參閱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六·說史》、陳夢家《尚書通論·第二部》、黃然偉《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香港龍門書店，1978年版)、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學林出版社，1986年版)等相關章節。

(20)董作賓先生認為“王若曰”類似後世帝王詔書，是以帝王的名義發佈聖旨的套語，見董作賓《“王若曰”古義》，《說文月刊》1944年，卷4。陳夢家先生認為“王若曰”是史官或者其他官員代周王發佈誥命，見氏著《尚書通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163—189頁。于省吾先生認為“王若曰”就是“王如此說”，見《“王若曰”釋義》，《中國語文》1966年2期。總之，他們都承認“王若曰”是史官所記文獻的標誌。

(21)張懷通：《“王若曰”新釋》，《歷史研究》2008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