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林澐：商周考古界標平議

【英文標題】On the Boundary Betwee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LIN Yun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China)

【作 者】林澐

【作者簡介】林澐(1939-)，男，福建閩侯人，吉林大學

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　邊

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　長春　130012

【內容提要】考古學上的先週期和西周初期這兩個陶器

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後是交錯重疊的。徐良

高說武王克商後豐鎬地區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實際。

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期地層疊壓先週期灰坑的地層

關係稱為商周考古界標是不科學的。碳十四測年方面的

專家，聽信商周考古界標的錯誤主張而獲得的克商年代

範圍，可信度受到影響。夏商周斷代工程把由此獲得的

克商年代範圍作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發點，是很大的

失誤。

【英文摘要】In archaeology,the two periods which

were respectively represented by the pottery of

Pre-zhou dynasty and Beginning of the Zhou

dynasty were overlapped around the date when the

King Wu of Zhou dynasty conquered the Shang

Dynasty.It is not true that there was a dramatic

increase of Shang cultural elements in Feng and

Hao district after King Wu's conquest,as Mr.Xu

Lianggao said,and therefore it is not scientific

to call the stratigraphic sequence found in

97SCMT1,in which the pit of Pre-Zhou was

overlapped by the level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Zhou,as the boundary mark between the Shang and

the Zhou Dynasties.By the influence of this

incorrect proposition,the extent of date when

the King Wu of the Zhou dynasty conquered the

Shang Dynasty was proposed by the experts in

radio carbon,so the date was not convincing

totally.It is a big fault that the Xia-Shang-

Zhou Chronological Project advanced the exact

year for the King Wu of the Zhou Dynasty

conquering the Shang Dynasty based on this

extent of the date.

【關 鍵 詞】商周考古界標/武王克商年/先周文化/夏

商周斷代工程

Boundary mark betwee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the year when the King Wu of the Zhou

dynasty conquered the Shang Dynasty/Pre-Zhou

Culture/Xia-Shang-Zhou Chronological Project

中圖分類號K87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0257-2834(2004)05-0005-10

早在1999年國慶前夕，我有幸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夏商

周斷代工程成果學術報告會，當時，斷代工程已獲得一

系列重大進展，因此請了200多位元有關專家，對工程已

取得的學術成果展開研討，提出修改意見。記得中國社

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徐良高在大會上就商周考古界標

問題作了長時間的報告，據稱，1997年灃西發掘的

97SCMT1這一探方中一組有疊壓打破關係的單位所提供

的碳十四測年，對確定武王克商的具體年份有重要意義

。我對這種提法當時就有很大的疑問。在分組討論的時

候，提出一個探方中的可辨認的層位區別，是因為堆

積成分的質、色等差異造成的，像武王克商這種政治事

件，和居址中堆積成分的改變並無必然的聯繫。所以確

指T1中H18的堆積就是武王克商之前形成的，T1④的堆

積就是武王克商之後形成的，是無從證明而十分滑稽可

笑的。把這兩種堆積中出土標本的碳十四年代作為推定

武王克商年代的依據，是根本沒有說服力的。不過考慮

到考古界目前在區分武王克商以前的先周文化遺存和武

王克商以後的早期周文化遺存方面，已經有了基本一致

的共識，我也不反對把H18這樣含典型的先周文化遺存

的堆積中測得的碳十四資料，和T1④這樣的含早期周文

化遺存的堆積中測得的碳十四資料，作為我們從其他途

徑如文獻考證或天象記錄推算所獲得的武王克商年

份的比較參考資料。但是，這些資料顯然只能作為第二

位的旁證，而決不能作為討論武王克商年代的主證。

我對我在會上發表的這番意見是認真負責的，因為這反

映了我對田野考古中所獲年代學資料的一個基本看法

，所以在會議結束後臨走之際，我還到會務組專門打聽

，我的這一意見有沒有在分組的彙報材料中反映出來。

因為沒有找到，還在工作人員指點下就此問題專門填了

一張意見表。後來回到長春，看到《中國文物報》

1999年10月6日頭版上發表的對此次會議的報導，其中

對會上談論的所謂考古界標問題，只提到了許多專家認

為，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始建年代，均可作為夏商分

界的界標，而沒有提到灃西97SCMTl中H18和T1④這組層

位關係可以作為商周的考古界標，只是說武王克商年即

商周分界年代，也有了具體方案[1]，便以為自己的意

見起了一點作用。

但是，到了2000年11月《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

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以下簡稱《簡本》出版

，在推求克商年的技術路線一節中，我們看到的竟然是

夏商周斷代工程推求克商年的主要途徑，一是通過關鍵

性考古遺址的14C測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獻記載的

綜合研究，縮小武王克商年的範圍二是在以上範圍內

，通過金文的排譜和對武王克商的天文學推算，尋找克

商的可能年代，最後加以整合，選定最佳年代

[2](P39)。這樣，關鍵性考古遺址的14C測年，成了首

先縮小武王克商年的範圍的第一依據，成了推求克商年

的出發點了。而能縮小武王克商年範圍的關鍵性考古遺

址的14C測年中的頭一項，就是灃西H18的發現及測年。

《簡本》聲稱作為先周文化晚期，即商代末期典型單

位的H18和作為滅商後西周初期文化典型單位的T1第四

層，為從考古學上劃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層依

據，武王克商之年應該包含在這一年代範圍內。

[2](P41)由此可見，我在會上提的意見完全是白提了。

2002年4月13日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舉行的有關夏商周斷

代工程的討論會上，蔣祖棣宣讀了題為《西周年代研究

之疑問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論的批評》以下簡稱《

疑問》的論文。該文從古代文獻、古代天文、紀日金

文和金文曆譜、碳十四測年諸方面都對斷代工程的方法

提出了質疑，但重點是在對徐良高發掘的灃西

97SCMT1中H18和T1④為代表的商周考古界標提出了尖銳

的批評。參加這次討論的中方學者有仇士華、張培瑜、

張長壽三人，張長壽先生後來追述說我表示我不宜代

他人按指徐良高回答這些問題，但可以就商周界

標問題和蔣祖棣進行討論[3]。由於蔣文在2002年9月出

版的《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中才正式刊出實

際此書到2003年才發行[4]，而對會上的討論，先有

張立東《面對面的對話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美國之旅》

[5]，後有蘇輝《美國之行答問關於夏商周斷代工程》

，作了互有矛盾的報導，沒有參加會議的人實在一時不

得其詳。但是徐良高很快就在《中國文物報》發表了《

〈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辯難》一文[6]以下簡稱《

辯難》，對蔣祖棣的《疑問》批評商周考古界標的有

關各點一一批駁，次年蔣祖棣在《考古與文物》上又發

表了《〈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難辯》[7]以下簡稱

《難辯》，對徐良高《辯難》一文又逐點批駁，今年

徐良高也在《考古與文物》發表《周崇斷代文獻》

[8]再對《難辯》進行反駁。通過這些反復駁難的文章

，可以使大家比較清楚蔣、徐二位爭論的實質所在。不

過，拜讀蔣、徐二位的論文，感到頗多意氣之辭，有時

因為什麼論點都要針鋒相對，反而沖淡了主要的問題。

總的說來，這次蔣、徐二位的辯論是很有意義的，因為

真理越辯越明嘛。今年徐良高的《周崇斷代文獻》發表

，又促使我再次全面回顧這一爭論，想用平心而論的態

度，談談我對所謂，商周考古界標的看法。

　　一

回顧對灃西97SCMT1中那組地層關係的認識，初期的報

道和後來《簡本》中的說法是有些差別的。這組地層關

系是1997年春發掘的，工程於1997年10月在西安召開的

先周文化研討會上，專家們一致認為灃西H18是周文王

周武王時期的遺存，對指認先周文化與西周文化的分界

具有界標意義，為武王伐紂年代的推定，提供了重要的

考古學依據。於是商周分界座標的建立成為了可能

[9]。對界標問題說得還較含糊。而到1999年6月的報導

中已明確指出專家認為，其中的T1探方H18的發現很

重要，這是周文王與周武王時期的遺存，因為周文王建

立豐邑距周武王伐商紂王僅十三年時間，所以通過對

H18遺存的碳14測年，便可以為商周分界提供考古學依

據。再結合天文學的研究成果，就可能排除44種武王伐

紂之年說法中的相當一部分，一個符合歷史真相的科學

結論有望推出。目前有關H18的樣品測年已有了一個初

步資料，而天文專家也對武王伐紂時的天象進行推算

，所得結論也大致在考古測年所得範圍之內。目前工程

正對這些資料進行進一步驗證，大家對武王伐紂具體年

代的推出充滿信心。[10]可見這時界標說已經確立了。

而其具體論證則是徐良高在他執筆的《1997年灃西發掘

報告》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豐鎬工作隊

《1997年灃西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2年第2期

。此報告為徐良高執筆。中進行的。

其實早在他的發掘報告之前，考古學界已普遍認識到在

豐鎬地區存在著早于武王克商的先周遺存。鄒衡先生在

有名的《論先周文化》[11]1979年在中國考古學會成

立大會上宣讀一文中已指出灃西張家坡M173和客省莊

M12，還有1963年在馬王村發現的銅器墓都是瓦鬲墓第

二期的，和瓦鬲墓第一期同屬先周文化。屬於第二期的

第3組和屬於第三期的第4組，絕對年代恰好相當於歷史

上的商周之際，即商帝辛、周武王、周成王之間。後來

張長壽先生也在整理1967年發掘的張家坡墓葬時提出

，M89和原先發掘的張家坡的早期遺址同時，相當於滅

殷以前作邑于豐的時期[12]。1984年盧連成和陳昶又報

道了客省莊的83SCK1和張家坡的83灃毛M1，認為年代在

滅殷以前[13]。1985年蔣祖棣在豐鎬地區進行了兩次調

查研究，根據所獲材料選擇16個典型單位作陶器的分期

研究，認為屬第一期的灃西張家坡H3處於鄒衡所分瓦鬲

墓第二期，亦即先周時期。而屬第二期的張家坡H2和灃

東花園村西H2，年代定為西周初，認為上限可能超出西

周[14](P275)。除此以外，根據梁星彭在2002年發表的

論文[15]中還提到有1959年馬王村H11、1985年張家坡

H3、早年發掘的客省莊T32、2B也均可歸入先周，總之

，在1997以前，豐鎬地區發現的先周遺存是很少的，而

且除墓葬外幾乎沒有完整的陶器。

這次在馬王村西發掘的H18，共分四層，四層中出土的

陶片可以拼兌起來，可見坑內堆積是在不長時間內形成

的。而且完整和基本完整的陶器很多，大大豐富了我們

對豐鎬地區先周文化的認識。

徐良高在《報告》中著意要論證H18所屬的第一期的年

代為文王遷豐至武王伐紂之間，而第二期則為西周初年

武王至成王前期。但這樣的目的，實際是無法靠以陶器

型式演化和組合改變為依據的分期方法來達到的。他在

論證中要把滅商和陶器變化掛鉤，所以推測周人滅商

後，尤其是平定武庚叛亂後，對商人採取分而治之的政

策，曾遷徙商人到周人的根據地關中京畿一帶。因此第

二、三期便開始大量出現具有商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分

襠鬲、殷式簋、豆等。這裡他首先是虛構了一個第二期

以後商文化因素急增的說法。他所奉為商文化因素的分

襠鬲，其實根本和商文化沒有關係。在鄒衡先生《論先

周文化》的瓦鬲墓分期圖表中，豐鎬地區的分襠鬲是從

鬥雞台的袋足類鬲演變來的。而徐良高本人的《報告》

中，灃西地區周文化陶器分期圖裡也是把他分的D型乳

狀袋足鬲和他分的B型分襠鬲排在同一演變系列的。豐

鎬地區的這種分檔鬲，和洛陽地區西周早期遺址中常見

的殷式袋足鬲[16][17]，差別是顯而易見的參看圖

1，似乎除了徐良高之外，沒有人認為豐鎬地區的這

種分襠鬲是商文化因素。如果除去了根本不屬商文化因

素的分襠鬲，剩下的殷式簋是徐良高所分的第二期開始

流行的，而豆則是徐良高所分的第三期才流行的均見

他的《報告》的灃西地區周文化陶器分期圖。既然這

兩種因素不是同時開始流行的，所以只能解釋為豐鎬地

區的原居民逐漸吸收東方的文化成分，而難以證明有成

批殷遺民湧進豐鎬地區。其實，傳世文獻中也沒有哪一

條記載可以證明徐良高所說的周人滅商後，尤其是平定

武庚叛亂後，對商人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曾遷徙商人

到周人的根據地關中京畿一帶。當然，從文獻和金文看

，在武王克商前後，都曾有商的知識份子投奔周國的記

載，如《史記殷本紀》載盂津之會後，殷之太師、少

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牆盤銘載粵武王既翦殷，微史

烈祖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寓。按這一支的後

代的青銅器窖藏在周原被發現這和先周文化遺存和西

周早期遺存中發現商文化因素是一致的。實際上，鄒衡

先生在分析先周文化的來源時早已指出就東方商文化

因素而言，先周文化中的銅器、玉器、腰坑以及部分陶

器如矮圈足盂形簋等，應該主要來自殷墟商文化，這是

無可置疑的[18](P265)。鄒衡先生當初主要就是根據與

先周文化陶器共存的殷墟晚期形式的青銅器來論證其早

於西周的。所以，徐良高認為H18中出土的111號鬲口沿

和112號鬲足有殷墟四期陶鬲風格，也不失為一種可以

接受的見解。不過，眾所周知，和殷墟晚期的青銅器或

陶器作比較，只能判定先周遺存的大體年代，而不能判

定其是否一定為武王克商以前。因為，不少考古學家都

認為，武王克商並不一定使殷墟一下就荒無人煙，所以

殷墟四期的下限完全有可能延到西周初。而這一觀點

，恰恰是斷代工程的《簡本》也接受的《簡本》第

43頁說殷墟文化第四期的年代有可能延續到西周初。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鄒衡先生一方面說先周

文化是指武王克商以前周人的早期文化[19](P255)，而

另一方面在談到先週期的具體年代下限，只籠統地說第

3、4組的絕對年代恰好相當於歷史上的商周之際，即商

帝辛、周武王、周成王之間，而不明確說出第3組和第

4組是以何年為界限。因為根據和殷墟文化第四期的銅

器和西周早期有銘銅器的比較，只能確定第3、4兩組所

佔據的大致時段，而按器物形態循序漸變的觀點，可以

推斷第3組器物的相對年代應早於第4組。這樣才得出第

3組是先周的論斷。在這裡，抄錄一段鄒衡論文的原文

，是有好處的

　　圖1

第3組墓葬中，馬王村墓、高家堡墓和峪泉墓都出有相

當于殷墟文化第四期的Ⅱ式盆鼎又馬王村墓、蔡家坡

墓都出有相當於殷墟文化第四期第6組的Ⅱ式盆簋同

時，馬王村墓、高家堡墓與峪泉墓出的Ⅱ式卣也都是殷

墟文化第四期最流行的形制，可見第3組的年代應該接

近于殷墟文化第四期的。第4組墓葬則不見或者少見以

上器物，說明第4組可能已不在殷墟文化第四期的年代

範圍之內了。不過，由於第3組高家堡墓又出了與武王

時代《大豐簋》按即天亡簋相似的Ⅳa式方座簋

，也許說明第3組的年代最晚已跨入武王時代。第3、

4組中，高家堡墓、張家坡FCI01、FCl78出了相同的

Ⅲ式盆鼎，峪泉墓與FCI01、FCI78出了相同的Ⅳ式盆簋

，說明這兩組在年代上也呈現交錯現象，即第4組的年

代也可能早到武王之時。看來第二、三期絕對年代的界

限也許正交錯在武王時代，就是說，第二、三期之間的

年代界限正是商代與西周的分水嶺，即第二期的年代應

該屬於商代末期，而第三期的年代已經是西周的開始。

[11](P315)

今天豐鎬地區的考古遺存能區分出先週期，就是在鄒衡

先生這樣的論證方法上建立起來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理

解，為什麼鄒衡先生指導的蔣祖棣的碩士論文《論豐鎬

周文化遺址陶器分期》中，把第二期的時間定在西周初

年後又提出，上限可能超出西周。總之，按這個路子所

建立的豐鎬地區考古分期，不可能回避先週期和西周初

期之間界限的不明確性和年代上可能有的交錯性。徐良

高據1997年發掘所作的分期，並沒有另用新的方法，特

別是沒有給分期依據增加任何新的青銅器，完全只靠陶

器，所以根本無法在絕對年代判定上做出任何突破的。

即使我們退一萬步贊成他說的武王克商後遷來一大批殷

遺民為真實歷史，試問這件事到底是在克商後多少年後

進行的呢如果主要是在平定武庚叛亂後，那離武王克

商不就更遠了嗎而且，我們究竟是以何種商文化因素

的出現算作殷遺民遷到豐鎬地區的標誌呢是以徐文第

一期出現殷墟第四期風格的鬲和青銅器為標誌，還是以

徐文第二期出現殷式簋，抑或是以徐文第三期出現殷式

豆

總之，徐良高的論證無論如何也無法證明他所分的第一

期陶器和第二期陶器是以武王克商為年代界限的。因此

，也就無法使人同意應該把T1④疊壓在H18上的層位關

系作為商周考古界標。他之所以很有信心地堅持他自己

也無法用考古學方法證明的商周考古界標說，我想實際

上是因為從H18中所獲的碳十四測年資料，和斷代工程

已得出的三種克商年的天文推算結果頗為吻合。平心而

論，如果不是在斷代工程的背景下，H18的碳十四測年

結果，無非就是證實了鄒衡先生對先周文化論證的科學

性和符合客觀實際凡是看過鄒衡先生執筆的《商周考

古》[20]，都知道該書主張武王克商年以西元前1028年

為勝。這也是在H18的碳十四測年範圍內的。但是在

斷代工程的背景下，為了強調考古發掘的重要意義，這

一層位關係被不恰當地強調為獨立性的證據了。要不然

，就根本沒有必要產生出武王克商後一大批殷遺民遷到

豐鎬地區的冥想。

　　二

蔣祖棣《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一文第五部分對徐良高

建立的商周考古界標進行的批評，在我看來，並沒有緊

緊抓住徐良高論證第一期和第二期之界限為什麼恰恰是

武王克商之年這個最核心的問題，作具體的分析。單從

理論出發，且旁生枝節。而徐良高的反駁則在這些枝節

問題上反復辯難，也往往脫離了討論商周考古界標的主

旨。至於諷嘲挖苦，則是學術討論的大忌。蔣先說徐標

新立異，兩人便把標新立異互相奉送。徐良高先用了一

個夷非所思，我乍見還以為是排印的錯誤，後來兩人又

以這個用錯的成語互相嘲弄，才明白兩位都不明其典出

《易經》而應該是匪夷所思。這恐怕在學術史上已經成

為笑柄了。

我覺得，蔣祖棣在《難辯》中說得很對在以地層學、

類型學為基礎的陶器分期研究中，推定各期絕對年代時

都要使用大約、略為、大致等較為寬泛的詞，以表示由

陶器研究的局限性造成的、對所推出的絕對年代的最終

意義上的不確定。但是，他在《疑問》中批評徐良高在

《報告》中的分期斷代時，不必要地把話題轉到泛泛討

論考古上的漸序的和間隔的分期，而且把徐良高的分期

斷代不確切地歸納為以地層學、類型學為方法的分期

研究中，用陶器作為間隔分期標誌並附以明確王世

，K文按即指徐執筆的《報告》可謂獨創。並挖苦

說這是令西周眾百姓在新王登基時對陶器來個徹底的破

舊立新。這其實是越說越跑題了。徐良高的實際錯誤並

不是要陶器分期按王世分開，而是要分到比王世還要小

的時段。他的第一期是要把武王在位的年代，分為伐紂

前和克商後兩段，又要把第二期的下限定在成王在位的

半當中。

徐良高對蔣的批評，一開始是想打馬虎眼。在《辯難》

中用一個打括弧的附注，說他在《報告》中對每期絕對

年代推定時，均用詞為年代約相當於，《疑問》一文引

用時，均將之刪去。其實，若查《報告》原文，他在推

定第三五期年限時是有時代約相當於的話的，而在第一

、二期是沒有這話的。很明顯的道理是，如果真有這樣

的話，所謂商周考古界標就不能成立，他的發掘工作對

斷代工程的重大意義就不存在了。

其實問題的關鍵正在此如果他真的同意在第一、二期

的斷代上也使用年代約相當於之語，那就應該痛痛快快

承認考古分期的局限性，H18和T1④的碳十四測年就不

能作為討論武王克商年代的出發點。所以蔣祖棣在《難

辯》中很高興地說徐君現在才來加這個小注，只能告

訴讀者，他的商周考古界標的年代推斷的確是有問題了

。其實蔣祖棣想錯了。徐良高並沒有真的覺得有問題了

，而是在《周崇斷代文獻》一文中繼續振振有詞地進行

反質

關於灃西地區的考古學分期，根據多年的諸多考古學家

的研究成果和多組陶器和有銘銅器的共存關係，對

1997年所發掘的遺存各期的年代相對應的王世作了一個

推斷，應不是無所依據，信口開河吧

在我的文章中，我在推斷灃西地區第一期文化屬先周文

化晚期時，給出了五條理由。關於第二期定年為周初

，是因為陶器組合中既有典型的第一期，即學術界所認

同的先周文化因素，同時又出現了相當多的新文化因素

，即商文化因素，具有明顯的過渡性特徵和文化交融現

象。再加之我們對第一期定年的相關理由。蔣先生在他

的《論豐鎬周文化遺址陶器分期》一文中，對於灃西地

區先周文化的存在和年代認定是明確的，而何以現在非

要勉強否定自己的觀點呢不知是有了新證據，還是僅

僅是為了否定而否定呢[8]

從這些答辯中可以看出，徐良高分明沒有覺得自己的分

期斷代真有問題了，他振振有詞地質問你說我分的第

一期是不是先周的第二期是不是西周初的既然你們

大家，包括蔣祖棣，都認為第一期是先周的，我說它的

下限就是武王克商之年，還有什麼不對呢這足以表明

，徐良高對先周文化研究的奠基者鄒衡先生的《論先周

文化》和《再論先周文化》兩文並沒有細讀過。對鄒先

生所用的分期斷代方法和所得的結論，都沒有真正弄懂

。

蔣祖棣在《疑問》中說，分期有漸序的(ordinal)各期

在時間上沒有明確界限，相鄰各期在時間上互有重疊和

間隔的(interval)相鄰各期在時間上彼此分開，不可能

有交錯這樣兩種。由於我沒有讀過他所據引的外國考古

著作，不敢妄加評說。但從實際考古研究的經驗來看

，究竟採用何種分期，是由研究物件的特點和研究方法

來決定的。研究者並不總是可以按主觀意願想採用哪種

就用哪種分期。例如，在研究多有紀年墓誌銘的遼墓分

期時，我們可以採用具體的紀年作為分期的界限，按此

總結有墓誌的墓的各期特徵，再把無墓誌的墓按分期特

征分歸各期。當然這樣做的結果是各期之間的時代是以

明確的紀年分開的，相鄰期的特徵則會有交錯重疊現象

。而如果用純地層學和類型學所作的以特定器物群為分

期標準的考古分期，註定只能是漸序的分期。蔣祖棣說

在商周考古中，大概除董作賓以貞人集團為依據對蔔

辭進行的分期，間隔分期極少見到。也許他是就董作賓

的主觀意願而言的吧因為單就董氏原分的貞人集團而

言，後來的研究表明第一期貞人年代可以下延到武丁

之後，和第二期貞人的年代重合。所以說徐良高在《報

告》中的分期是間隔的，也顯然只能是就徐的主觀意願

說的。然而徐採用的分期方法實際只能得出漸序的分期

，決不會因為徐的主觀意願而可以變成間隔的分期。這

才是蔣祖棣應該著重論證卻始終不曾具體論證的問題。

由於蔣祖棣在《疑問》中不恰當地把徐的錯誤扯到把分

期和王世相聯繫，徐良高在答辯時引用了過去《灃西發

掘報告》[21]和《1967年長安張家坡西周墓葬的發掘》

中也有把分期和具體王世相聯繫的做法。其實平心而論

，以陶器為分期標誌而附以明確王世，並非不可行。鄒

衡先生在《試論殷墟文化分期》[22]一文中，就根據各

期堆積中所包含的甲骨卜辭，把四期各自所大致相當的

商王王世做了一一推定。而到了西周，則可用能確定王

世的有銘青銅器為線索，來推定以陶器為分期標誌的各

考古分期的大體所屬王世。但是，由於青銅器的型式演

變一般比陶器要慢，而每件青銅器的沿用時代也比陶器

要長，所以用青銅器來斷定年代往往會使以陶器來分的

期別在年代上發生交錯重疊的現象，就像上文所引鄒衡

先生在《論先周文化》中所論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年代一

樣。徐良高在分期和斷代的論證中，基本上只限於陶器

的排比，只提了一句第一期遺存中有商末典型銅器，並

說在此我們不予重點討論，而在第二期至第五期的斷代

時，一句都不提銅器的問題。這可以看出他對於西周考

古分期和王世的聯繫，並沒有通盤的瞭解，只是採用前

人的成說。但是，在青銅器斷代專家也沒有總結出武王

銅器和成王銅器有什麼差別，成王前期銅器和成王後期

銅器有什麼不同的情況下，卻能斷言他的第一期的下限

就是武王克商，第二期就是以成王前期為下限，這樣的

斷代顯然是不能取信於人的。

蔣祖棣在《疑問》中對第一期的下限就是武王克商倒沒

有過多追問，對第二期以成王前期為限則進行了火力很

猛的攻擊在類型學研究上，有什麼特徵可以作為區分

成王前期和成王後期的標誌什麼樣的器物、器形、組

合、陶質、陶色、紋飾或比例統計可以作為區別成王前

期和成王後期的依據如果在類型學上拿不出鐵證，又

有什麼參照物，什麼尺規，什麼工具，什麼技術，什麼

方法，什麼理論可以把成王前期的陶器和成王後期的陶

器分開如果沒有任何憑藉，成王前期的推斷是否可謂

猜測猜測而有違常理，是否可謂穿鑿而且在《難辯

》中再次全文摘引這一大段話，又追問了一次。當然他

的問法不很恰當，因為徐良高已分出了第二期和第三期

陶器的不同，完全可以說這兩期陶器的不同特徵就可以

區分成王前期和成王後期。關鍵其實在於究竟有什麼參

照物來證明分期的界限是在成王前後期之間。這個問題

是徐良高根本無法回答的，所以在他的答辯文章中乾脆

一字不答了。

徐良高其實直到現在還是沒明白，為什麼用地層學、類

型學方法建立的分期，斷代時一定要用年代約相當於之

語，所以他在《辯難》中才侃侃而談

實際上，從道理上講，考古學早晚期之間時間上是連續

的，不可能交錯重疊，這應該是有關時間的一個基本原

理吧。只有某些具有跨時期繼承、轉變特徵或長期使用

的遺物遺跡在其早晚期歸屬上存在不確定性。

對於非直接地層關係的兩個分屬早晚期的考古堆積單位

之間，在形成、使用上有不確定性，不一定是絕對的早

晚關係，可能有交錯重疊現象，這是對的。但是具體到

97SCMT1內，具有直接疊壓打破關係的一組堆積單位

H18、T1④、H16、H11、H8、T1③之間，且不說它們之

間陶器群組合上明顯不同，可以分出早晚期來，就是從

形成時間上，彼此是有先後的，彼此間的時間界限是可

以分開的，不可能有重疊。[6]

由此可見，他認為，年代可能交錯重疊的只有分期歸屬

難以確定的單個的遺跡、遺物，還有不發生疊壓打破關

系被他不恰當地稱為非直接地層關係的分屬相鄰兩

期的堆積單位。而考古學早晚兩期之間時間上是連續的

，不可能交錯重疊。既然如此，每一期的上下限是可確

定的，加一句年代約相當於，只是表示偉大的謙虛，而

不是科學上的必要了。

其實，徐良高應該知道，你發掘的H18和T1④在形成年

代上是有先後的，形成時間上不可能交錯重疊。但你在

考古學上把H18定為第一期，把T1④定為第二期，則是

根據它們各自包含的陶器群。而你所分的第一期、第二

期陶器群，用純考古學方法論證所代表的年代，到目前

為止在武王克商前後是互相重疊的。所以，你不能用這

兩個單位在形成時間上的不重疊，來否定第一期和第二

期的陶器群在所代表年代上的重疊。所以你的第一期和

第二期的斷代都必須加上年代約相當於，才是老老實實

的科學態度。

蔣祖棣沒有把與徐的爭論重點放在第一、二期的界限上

，而是放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所定年限都太短上了他

給具體算了算是第一期12年，第二期15年。對於第二

期，蔣認為下限只到成王後期是毫無根據的。這一點我

完全贊成。徐良高沒有進行實質性的反駁。而第一期蔣

認為上限應在文王作豐之前，而且提出了此地先有崇國

遺存的問題，在我看來文獻根據並不有力，我還是贊成

像許倬雲先生《西周史》[23](P91)中取俞樾崇在嵩山

之說。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不想在這篇文章中展開了。

蔣祖棣為了攻擊第一、二期推定的年限短，一是提出十

年一期太離譜，二是諷刺第一期只有12年而第六期是

108年，考古分期研究，為何偏要形成以一當十之勢

關於十年一期太離譜這種一般性的泛論，實際只能用於

第二期的15年，而並不適用於第一期的12年。徐良高對

第一期的12年答辯道在豐鎬地區的先周文化實際上只

是先周文化最晚的部分，而不是先周文化晚期的全部。

也就是說，假設在文王作豐之前這裡沒有人煙，而先周

文化晚期的陶器群在其他地區已經存在了幾十年，但在

最後的12年中才由作豐邑的人們帶到豐鎬地區，那麼豐

鎬地區先周文化的年代跨度只有12年，並不等於先周文

化晚期陶器群的存在年代也只有12年。但徐良高對第二

期的只有15年卻並沒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是他全部

答辯中最失敗的地方。關於以一當十的問題，被徐良高

輕易地用我們怎能設想文化面貌的發展變化是勻速的呢

一個反問就回答了。後來兩人又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了

一番，是無關主旨的。

　　三

蔣祖棣在《疑問》中說到他為什麼要在商周考古界標這

個問題上多作一些陳述，有四個原因，其中第四個原因

是由於未經考古訓練，多數傳統研究西周年代學的學

者，對來自考古的證據少有能力進行評審。我也出於同

樣的心情，對所謂商周考古界標作一個考古學方面的評

說。也許話說得重複嚕蘇了些，既怕非考古的學者仍然

看不懂，又怕非考古的學者不耐煩看。不過我覺得有一

點在最後還應該強調一下。考古學固然可以提供很多文

獻所不能提供的史料，但考古學又有自己的學科局限性

。在多學科合作的斷代工程中，既應該充分發揮各學科

的優長，也應該充分重視各學科固有的局限性。這才不

致在多學科整合時，因為對別的學科缺乏專門知識，而

不適當誇大了某學科的能量，誤用了不確切的成果。我

想，如果是鄒衡先生來主持各學科研究成果的整合，他

就肯定不會把從考古學上不能證明和武王克商之年密合

的先週期單位和西周早期單位所測的碳十四資料，作為

研究武王克商年份的出發點。這項資料實際只能和殷墟

四期下限的碳十四測年、琉璃河燕國墓葬上限的碳十四

測年、曲村晉國墓葬上限的碳十四測年放在並列的地位

，一起來為考慮武王克商的可能年代範圍提供參考。

這裡還要略談幾句我其實完全外行的碳十四測年。根據

斷代工程碳十四測年方面的首席專家仇士華的介紹，單

個碳十四年代資料要轉換為日曆年代，可以從碳十四樹

輪年代的曲線上找到相應的樹輪年代，根據碳十四年代

的誤差找出相應的樹輪年代範圍就行了。不過由於樹輪

校正曲線是非線性的，一個碳十四年代相對應的往往並

不是單一的樹輪年代值，結果，原來誤差很小的碳十四

年代資料，對應的樹輪年代範圍卻相當大。所以單個碳

十四年代資料還是不能準確斷代。因此，斷代工程使用

了(1)樹輪系列樣品碳十四年代資料的曲線擬合方法。

即如果有木頭的測試樣品，而其年輪可以清數，且有數

十年以上，則可每隔10-20輪取一樣，連續取若干個樣

，分別測出碳十四年代資料，再和樹輪校正曲線匹配擬

合，可把木頭的生長年代定準到誤差不超過10年。例如

，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大墓、北京琉璃河西周大墓，都

出大量保存完好的槨木，可測出槨木被砍伐的年代，用

以討論墓主人入葬的年代。(2)層位元連續的系列樣品碳

十四年代資料的曲線擬合方法。即對於田野發掘的考古

層位元明確的系列樣品，在時間間隔方面，雖不如樹木年

輪那樣規整，但在時代上的早晚次序是明確的，也同樣

可以利用同高精度樹輪校正曲線相匹配擬合的辦法。灃

西97SCMT1的那一組疊壓打破關係中各堆積單位所獲的

碳十四測年資料，是通過這種匹配擬合才得出武王克商

年的日曆年代範圍的，按仇士華的說法武王克殷的年

代問題，碳十四測定並不能直接得出需要的年代，而考

古材料也不能直接提供武王的碳十四樣品。考古材料實

際提供的樣品是從先周開始到西周，先後分為若干期。

將這些有先後次序的樣品測出碳十四年代後，對照高精

度樹輪校正曲線作匹配擬合研究，然後根據武王克殷時

代應屬哪一期，比誰早，不比誰晚等，才能推定和估計

具體年代。分期越細，資料越多，年代的誤差就越少。

最後同歷史觀點和天文曆法推定的結果作比較研究，如

果同天文曆法推定的結果一致，就可以傾向于肯定武王

克商的絕對歷史年代是哪一年[24]。

由這些話可以得出三點認識

一、對於每個碳十四測年最後擬合成什麼日曆年代，考

古提供什麼樣的資訊起相當大的作用。怎樣分期，每一

期占多長時間，直接影響匹配擬合的結果。而且仇士華

在文章中還說，這種方法在把碳十四年代轉換成日曆年

代時的原則之一，是不但要在年代上符合層位序列關係

，還要照顧到層位的時間跨度。而分期和各期或各層

位元的斷代，雖然是以考古物件為客觀基礎，卻不可能

不加進考古工作者的主觀認識。這種加進了考古工作者

主觀影響的擬合結果，可靠程度顯然不能和樹輪系列樣

品碳十四年代資料的曲線擬合方法同日而語。

二、得到日曆年代後，具體推定武王克商年代還要取決

于武王克商年代應屬於哪一期，比誰早，不比誰晚等。

而這正是考古學上還不能確切回答的。如按原先鄒衡的

論證，只能說克商可能發生在第一期，也可能發生在第

二期。而現在的推定，肯定是以徐良高主張的克商一定

晚於第一期，一定早於第二期，才能定出一個較小的年

代範圍。既然如此，這樣得出的武王克商年代範圍，究

竟有多大的可信度

三、即使以上兩方面可能導致的偏差，仇先生因為相信

考古學上提供的資訊而沒有察覺出來。他站在自己學科

的立場上，還是認為所得的結果應該同歷史觀點和天文

曆法推定的結果作比較研究，如果同天文曆法推定的結

果一致，也只可傾向於肯定是哪一年。那麼，在《簡本

》裡提出的首先用關鍵性的考古遺址碳十四測年來縮小

武王克商年的範圍，似乎也不是碳十四測年專家原來就

主張的技術路線。

綜上所述，在考古學中由層位學和類型學方法劃定的先

週期和西周初期並不能以武王克商之年截然分開，這兩

群各有特徵的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後是交

錯重疊的。因此，把97SCMT1的西周初期地層疊壓先周

期灰坑的地層關係稱為商周考古界標是不科學的。參加

斷代工程的碳十四測年方面的專家，聽信商周考古界標

的錯誤主張而獲得的武王克商的年代範圍的科學性自然

也受到影響。《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

報告簡本》在對多學科的研究成果整合時，把這樣

得到的武王克商年代範圍作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發點

，不能不說是很明顯的敗筆。收稿日期2004-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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