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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2/05 20:22:01瀏覽281｜回應0｜推薦0 | |
| 小談南北曲的宮調聲情說及因而依字聲行腔說不成立
元曲與崑曲有聲情之說．而聲情也者，凡是知樂者都會知道，這不是中國古代元曲或崑曲的專利，早在西方上古的希臘時代，比中國早上一二千年，就有各調式的聲情之說了．而西洋到了浪漫樂派起，聲情更是支撐浪漫派的特色，一直沿續到印象派的朦朧美的音樂，也是聲情上的一種美學．不少西方作曲家都對各大小調的代表的聲情也都有著墨，其大者，如法國貝遼茲的《交響樂配器法》等著所云．而即如一般西方古典音樂的作曲者，都當作常識的，作曲時，以小調表現陰鬱憂愁，以大調表達輕快．如C大調表莊重，降E大調表輕快，這在作曲家屬常識範疇，當然，也可以自出機杼，也有得好效果的，端在個人的修為了，故聲情之說，是表示一種共識，而不是規定， 吾人要解元代出現的各宮調的聲情論，其正面意義，一如吾人在《集粹曲譜》（《天祿閣曲譜》）校注文及《天祿閣曲談》等書裡所談的，是人文思想凌駕了燕樂二十八調置於天命依月律選調的朿縛之外的進步，由人作主去思考此一仙呂宮和南呂宮之間，取來作曲選成宮調，其唱出來的效果，究竟會因著『圴』的高低，而呈現什麼差異，什麼樣的宮調是我要作曲時選擇為快樂時的表達之用．而元曲其實，其宮調，四折多皆固定，聲情論其實發揮不了很大作用，因為，正是元雜劇是為宮調在北方中國的死亡的先兆，而南方中國的南戲己不叶宮調，而廢用了燕樂二十八調，甚至有古籍談及北宋詞人已有小石調的聲情之說，一如《天祿閣曲談》所舉證的，故如今知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論》的十七宮調的聲情說，亦非是燕南芝庵個人的發明，亦為集前人運用宮調聲情以製宋詞時或即有此端倪了。 而到了南曲，則是以『聲相鄰』為組套及配宮調的依據，有相近旋律的曲子姐成一套，當然，旋律相近，即其表現的聲情也大有相近，此所以南曲的宮調以聲情組成，聲情論於宮調的意義大矣，故憂傷之曲多少如商調，行路曲多用中呂宮等等，基本上也是文人填詞的共識．也和西方音樂一樣，也可以不依此而自出機杼，但成就或有，風險亦不少．故聲情之說，知樂者謂其有，不知樂者謂其必無，讀戲曲著作至此，不免致嘆再三，戲曲學及中國音樂學界盡有不知樂者，把此一屬於音樂美學的詮釋學之屬的聲情說的議題，拿來科學分析鑑定，而科學剖析稱美學的斤兩，而徒致其反聲情之口辯，如楊蔭瀏之輩，真知樂乎． 而戲曲界又有土腔說及腔調說，可以說，皆是只明文學之士而不知樂者之所創也．因為，戲曲的腔調的成因多元，有取當地小調為曲牌，如早期南戲的一些曲牌，或後世的不少地方戲；或依某些腔線為本腔，最明顯的即元曲到南戲到弦索官腔及海鹽腔，都是基本曲調而『依腔按字打將出來』（何良俊引教坊樂工頓仁談南曲《琵琶記》）．而且元曲還是固定不變的唱腔，如明代黃佐《樂典》及沈寵綏《度曲須知》所說．而崑曲則是『一曲牌，只一唱法』（沈寵綏《度曲須知》）弋陽腔及其後續發展成的京腔，雖外行者認為是隨口依土腔字聲行腔唱，但如讀明末淩濛初《譚曲雜劄》中說『江西弋陽土曲，句調長短，聲音高下，可以隨心入腔』，即指出即若弋陽腔，也是唱腔先寫好，而至於填詞是完全沒有和字聲的平上去入或陰陽有什麼相關連，而是字『聲』的平上去入的『高下』，『隨心』而沒有什麼依字聲排入腔裡去。 且有一說，如果吾人對史實一味要抺視不看，而立主依字聲行腔的詞樂曲唱說或腔調說，則試問，崑曲創始人之一的魏良輔及甚門派所著的曲律裡，要唱曲者，『唱須要唱出各樣牌名理趣，如【玉芙蓉】、【玉交枝】、【玉山頹】、【不是路】，要馳騁；如【針線箱】、【黃鶯兒】、【江頭金桂】，要規矩；如【二郎神】、【集賢賓】、【月雲高】、【本序】、【刷子序】，要抑揚』（最早的曲律版本，《樂府紅珊凡例二十條》），即表示了如【玉芙蓉】、【玉交枝】、【玉山頹】、【不是路】的曲牌的聲情是『馳聘』，請依字行腔信奉者，今天要依【玉芙蓉】的板，把每一字的配腔唱出來，而且要有『馳騁』的聲情，試問，以明代的唱曲沒有工尺譜，是大家即席依定腔唱出，好像今日要唱流行歌曲，一指出來唱隻《青花瓷》，於是大家就不用看簡譜，自然耳熟能詳，把該曲的簡譜都不必看，而哼唱出來一樣，但依依字聲行腔說者的臆論，就是人人自由即席作曲了，試問，到底能不能人人就成為作曲家，而即席依字行腔創出【玉芙蓉】的唱腔，而且還要有『馳騁』的聲情，而不能自由創腔，一如洛地等人之主張的隨意創腔即立刻不成立了。故曲牌的聲情是旋律創作之事，而不是依字行腔時之事，由此實務上不可行，亦知依字聲行腔及腔調說是為在象牙塔內做白日夢而已。 而所謂土腔說或腔調說者主張是戲曲聲腔是由地方上的土音的聲韻，而自動發出了唱腔，就像自動鋼琴一樣，有一張換算的程式，讓唱腔隨著土音的平上去入而自動成曲，天下寧有此等虛幻之說還可以形諸於筆，寫成著作者乎，試問，請分析一首自挑某地方戲的整隻唱腔看看，真有此等白日夢之情事乎，豈不當伶人都是機器人，依機械法則自動轉換．此說一起，音樂界亦有不知樂的文人，搞起中國音樂結構或形態學，又是把此一機械論整合成荒唐之說而又出版成書，豈不是公然自白不知樂了．（劉有恒，取材自《天祿閣曲談》，台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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