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理工何以103人逾期不归？解读公派留学现状
文章来源: 腾讯 于 2011-12-28

近日，一份太原理工大学的公告在微博及论坛上流传。公告显示，该校日前决定不再保留103名出国逾期不归人员的公职。一所学校竟有如此数量众多的教职工滞留国外不归，网友惊呼，中国的人才流失是不是太严重了？

不过，这次事件本身的意义，确实不必过于渲染，大部分逾期不归人员集中在改革开放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而近年这种现象已经较为罕见。

然而，这并不能掩盖中国人才流失的情况仍然严峻。如同前日北大校长周其凤所希望的那样，中国教育“培养出了优秀的合格的世界公民”，是的，最好的中国学者，大部分都留在美国了。原因何在？

太原理工大学的解职公告

太原理工何以103人出国逾期不归？

高校解除出国逾期不归公职人员并非首次

按规定，公派出国人员逾期不归，其教职本来就该解除的。太原理工决定解除103名出国逾期不归人员的公职，这并非国内首次。在几年前，就有不少高校大规模清理过逾期不归人员的公职。

例如，山东农业大学在2005年就曾发文件决定“不再保留刘芳等87名逾期不归出国人员公职”；

2009年，武汉科技大学对包含出国逾期未归者在内的20名长期不在岗人员进行了处理；

同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要求出国逾期未归长期离岗的21名原教职工办理离校手续；

2010年，华中农业大学决定“不再保留毕戈等15名出国（境）逾期未归人员公职”；

今年初，湖南大学清退包括6名教授在内的26名擅自离岗出国逾期不归的教师，曾被媒体广泛报道。

逾期不归人员确实大部分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

太原理工人事处称，103名逾期未归人员中，大部分集中在改革开放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出国十几年，这应该是事实。按照太原理工公布的这103人名单，绝大多数人的名字在太原理工的网站上根本搜不到，说明很多教职工都是信息化以前就出国了，只能在一些纸质档案上找到他们的名字，能在网站上搜到名字的许多都是80年代在学校任职的。对上述别的学校的逾期不归人员进行检索，也存在这种现象。

有趣的是，太原理工本次解除职位的103名逾期不归人员中，至少有3名（澳大利亚某大学教授李春柱、荷兰皇家科学院苏中波教授、美国高级工程师张云青博士）在今年作为太原理工的“杰出校友”受邀参加了该校的110周年校庆，他们都是80年代、90年代初从太原理工出国、逾期未归的。

在改革开放早期，的确存在公派留学人员大面积逾期不归的现象。在1978～1996年间，据统计，国家公派4.4万人出国留学，回国3.7万人，回归率为84%；单位公派8.6万人，回国4.8万人，回归率为仅56%；即当时总数近5万国家和单位公派人员没有按规定回国。这就是近年各高校“清退”逾期未归人员的主要构成。

为什么这些人没有选择归国？一方面，确实是因为改革初期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相差太大，当时国外科研水平及待遇条件都比国内好得多 ；另一方面则跟当时的政治气氛变化有关。

逾期不归人员的工资不会发，但理应一早就予以解除公职

在看到太原理工解除逾期不归人员公职这则新闻时，许多网友就疑虑，这些公派出国却逾期不归、“投入外国怀抱”人员的工资是不是也照发？

有论者更是激烈地展开了抨击——“这些呆在海外二三十年的人的薪资、福利照拿不误呢？尤其其中由公费委派的，是不是更意味着纳税人不但拿钱送其出国留了学，还要为其支付二三十年的空饷费用？”

对于此问题，不必过于担心。1986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里就明确说了，“未经批准逾期不归的，一年内停薪留职，一年后是否保留公职，视不同情况由派出单位决定。” 在当年做出往发达国家外派留学生时，最担心的就是“人不回来”，所以这些限制规定一般都执行得较严。各个学校自己的规定中，则一般规定逾期一月、最多三月未归工资就不发。

但“一年后是否保留公职，视不同情况由派出单位决定”这一规定，从各校近年的情况来看，显然并非大部分逾期人员的职位都得到及时处理。这些被保留的“编制和岗位”，无疑会影响学校正常的人事变动。

如果说，逾期不归主要是96年以前的情况，是不是说明在这之后中国人才流失的情况就好转了呢？

表面上，近年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返国比例很高。

公派留学往往被指“公派旅游”

96年后，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回国率提升至97.81%

1996年6月，教育部成立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政府设立的奖学金项目，意图充分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建立一支高精尖的出国留学队伍，并使公派留学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具体而言，公派出国留学要按照“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 的制度化程序进行。

例如，在2008年的规定中，就明确为个人缴纳的公派出国保证金标了价，去美国等一类国家，本科生、在校研究生都要交纳2万元的保证金，而硕士、博士和在职访问学者等则要交纳4万。而如果有违约行为，国家要追偿全部留学费用，并要求违约人员最高支付全部费用30%的违约金。

国家的重视使得留学选派规模实现历史性突破，从1996年的不足2000人增至2009年的12769人。而制度化的成果是，在应回国的45553人中，实际回国了44555人，按期回国率达到了97.81%。这比96年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

然而，公派留学的高返国率存在隐忧

第一个隐忧是，97.81%的光鲜返国率很可能只是个表面数据。有不少公派出国人员返国是为了不违背合同，他们已经获得了在国外继续待下去的机会，在返国履约后，这些人又再次出国。并且，虽然一般规定公派留学生回国后要在国内连续服务至少两年，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个规定也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

第二个隐忧是，公派留学的时间较短，访问学者出国做学问的时间往往只有半年到一年，有些仅有三个月。对于这种留学的成效，不少人表示过担忧。甚至有人反映，很多“国家公派访问学者” 出国都是去玩的，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过一个普通留学生对公派留学生的看法——“在游学的中国人当中，我却发现有些人滋润非常，特别令我眼红——在我们啃冷三明治的时候，他们在中餐馆大快朵颐；在我们熬夜备考的时候，他们却在计划旅游路线。”

如此公派留学学者，全部返国了，又有何用？

但最大的问题还不在此，有识之士称，公派留学生不能代表留学生中的精英水准，数量也远比自费生少，中国人才的流失状况不能以公派留学生来衡量。

大多数人才、最好的人才仍然留在了国外

留学生的整体返国比例不断降低

97年以来，公派留学生的返国比例确实提高了，但加入数量庞大的自费留学生以后，整体返国比例反而下降了。

如《中国统计年鉴》 的数据就显示，92年中国留学生的净回归率达到了50.39%，而2006年该数字仅为25.09%。教育部的数据则显示，1978到2007年中国共有121.2万人出国留学，返国人数不到32万，整体返国率仅为26.38%。而据《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的统计，则显示1978～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共162.07万人，学成回国人数仅49.74万人。返国率也不到3成。

最顶尖的学生和学者，多数仍留在国外，尤其是美国

与此同时，来自美国的数据则显示，最近这些年在美国的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占所有外国留学生的比例有了明显的上升。96至97学年，中国学生占外国学生的比例为7.8%，中国学者占外国学者的比例为15.6%，而06至0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提升到了11.6%和20.5%。

未归国的海外人才，不仅在量上面十分巨大，在质方面也十分出色。来自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表明。在过去25年中，中国学生是从美国大学获得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数最多的外国学生。他们中很多人在获得博士学位时明确表示有计划留在美国。著名的海归学者、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曾介绍，单是在美国大学做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的华人生物学家有2500多位。

相比之下，“海归”学者的水平则差强人意。知名的中国科学界观察家曹聪博士指出，尽管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以及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大多具有在海外求学和研究的经历，但从国外院校获得博士学位者不到一半。总体而言，他们不太容易在海外找到永久性职位，学术水平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很难与仍然滞留海外的学者相提并论。有些学者“海归”仅仅是为了中国的机会。

而在国外拥有永久性职位的学者、即海外留学人员中最优秀的那部分、却较少有回国效力者。这就是为什么饶毅、施一公这种顶尖人才在前几年返国，引起了海外华人学术界的震动。

所以说，中国的留学生人才流失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中国人才投入美国怀抱”的原因何在

为什么中国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对海外学者许以重任之际，“人才回流”仍然不那么容易呢？

曹聪博士分析称，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一般要化5-10年时间，其间，学者与出国前所在的单位的关系会变得不那么紧密，他们的导师可能已经退休。换言之，他们回国后、至少在启动阶段，往往面临缺乏专业或社会网络支撑的困难。对“海归”而言，国外资历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关系更重要。只有与政府官员和拥有资源分配能力的人有紧密关系才能够成功调适，甚至取得巨大的收益。讲政治仍然是科学家生存乃至晋升的重要因素。

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竞选中科院院士第一轮就被淘汰的例子，再也恰当不过地诠释了这一现象。

此外，由于处于国际科学研究的前沿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人数仍然较少，“海归”学者有可能找不到同行分享信息、讨论研究、寻求帮助。同时，国内的学术评价注重短、平、快，不允许失败，不注重前瞻性思考，对于海归学者来说，难以适应。另外，学术腐败、政治气候、同行排斥也都是海外人才考虑归国时的迟疑因素。

不必强求海外学者“以爱国的热情回国效力”

1950年代，钱学森、邓稼先们的回国是因为对建设新中国充满向往；而改革开放初期以公派为主的留学生往往也对中国的四化抱有使命感。但随着国家的不断开放，留学生返国率的不断下滑是很正常的一件事。1978年，邓小平提议公派留学生时，称“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92年南巡之时，邓小平重提公派留学，这时已改口称“即使留学生有半数逾期不归，仍然有一半的人可以帮助国家”。

但到今天，留学生整体的返国率已经只有25% 左右，人才流失严重，但这到底是不是很可怕的现象，而我们需要唤醒留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让他们都纷纷回国效力呢？

在一个日趋开放的社会，这其实是完全没必要的。当年国家就留学政策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这十二字方针时，之所以要提“来去自由”，就是因为明白学术研究有其客观规律——在建国初期，一些在国外本来极有前途的科学家如赵九章等凭着一腔热情毅然回国，但国内的学术环境让这些科学家没能取得他们应得的学术成就，这是非常遗憾的事。但国内大多数人的人才观，仍仅限于“邓稼先好、杨振宁坏”，这无疑是非常落伍的。

事实上，在今天，全球科技不仅讲竞争，也讲合作共享。即便在别的国家，中国科学家也能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而中国科技事业要想获得更大的竞争力，吸引更多的人才，就需要提供更优越的研究环境、更好的报酬，在利益驱动之下，返国自然会成为海外中国优秀学者的首选。甚至中国还能引入洋人科学家，以学术交流中心的姿态，成为世界科学重镇。

饶毅、施一公等突出人才的回归，标志海外华人学者对国内的科学事业仍具信心。但纵观近代发展历史，科学发展总是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只有当社会整体进步到一定程度，科学界的繁荣才会真正到来。中国要努力营造这个环境，而目前还差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