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谷寿夫伏法记（2）

 中国宪兵押解谷寿夫上刑场

照片左边的宪兵，叫张涛，86岁，现生活在广东惠州。

1942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处于极为艰难的一年。有一天，年方18的张涛路过镇上小学，见国军宪兵学校在招生，遂报名。

宪兵的地位和待遇高于普通兵种，招生不但要求“陆军甲等体格”，还要求高学历。家贫只读到高小的张涛，借来大学指导书苦背。最终百多人里录取十人，他刚好第十名。　
　
张涛就此离开广东，入读国民政府宪兵学校贵州分校，总校在当时陪都重庆，校长蒋介石曾说：“培养一个宪兵不容易，我宁可牺牲一个连长，也不愿失一个宪兵。”

宪兵学校训练严格，不但操练射击、肉搏、野战，还教学战术、法律、文史、地理知识。

毕业后他分到贵阳宪兵团，负责纠察各部队的风纪，查禁腐败和临阵脱逃，巡逻码头、旅店、戏院、舞厅，防止军人违法乱纪，还负责监察敌情、间谍、汉奸。
　
1944年，日军由广西北犯黔南，意图速决中国大西南战场。年底，贵州独山失陷，张涛所在的第一宪兵团也拉上了对日作战的战场。

日本投降后，宪兵团奉令开赴南京。在南京，他们收管老虎桥监狱的日本要犯。张涛监押过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而令他毕生难忘的，是亲手押解1937年12月13日指挥日军攻入南京，发动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赴刑场。

1947年4月26日，对谷寿夫行刑这天，当谷寿夫在死刑执行的文件上签完字后，由宪兵队洪班长、张涛和另一名宪兵，乘刑车押解谷寿夫到雨花台刑场。张涛扶住瘫软的谷寿夫右臂，另一名宪兵扶左臂，洪班长手执驳壳枪朝谷寿夫脑后射击，一枪毙命。

当天，中央电影公司、全市各报社、各照相馆都在现场抢拍，当晚电影院放映实录片，街头橱窗展示放大的行刑照片，题名“魔鬼的下场”。

“谷寿夫死的第二年，上面要宪兵队去打内战的淮海战役，他不愿去，就转到常州当警长”，张涛的二儿子张仁德说，“我爸就是在常州认识了我母亲。”

1949年2月，思念父母的张涛携妻回到惠州，又被当地驻军，保安第三师招去当文书。

1949年解放军南下广州，国军部队连夜撤逃。

张仁德继续说，“部队带着家属从东莞樟木头到深圳，又到了江门，最后准备上军舰撤往海南岛。有人对我父亲说，你只是文职人员，妻子又有孕在身，不如回到父母身边做老百姓。”

张涛于是脱掉军服抛入江中，招来渔船，同妻子经澳门、香港返回惠州，摆摊卖生药、香烟维生。大儿子也出生了，他“在这安定平稳生活中，内心非常满足。”
　　

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1月寒意料峭的夜晚，一群人冲进张家。张涛莫名其妙：我一个小人物，不偷不抢不赌不骗，犯的什么罪？

他等来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以及漫长的羁押和劳役。

“以后四清、文革，大大小小的运动，都要拉他出来游街，批斗完还要学习改造，晚上十点半才放回家。”张仁德回忆。

几兄弟受父亲牵连都不能升学，全家被迫住到惠州城六角胡同的公厕边，“处处低人一等，后来下放到农村，还是被人欺负。”

“我父亲的性格本来已经够忍耐，不然也活不到今天。”张仁德说。

一辈子和善忍耐的张涛习惯了默默承受，他没有开口抱怨，但是在晚年的回忆稿里，他吐露了祸及家庭、夫妻失和、愧对儿女的深深痛苦。整整35页的手稿，老人悄悄写了好几年。

直到6年前，张涛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报纸特刊里看到当年自己押解谷寿夫的照片，确信那段经历不会被批判，他才敢跟儿子说：“照片中左边的那个帅哥，就是老爸我啊！”

密密麻麻的“一生简要自传”，张仁义没读完，“但我告诉我儿子，这是爷爷的历史，你应该好好看看，要知道爷爷这辈子是怎么回事。”

“他18岁冲着抗日参军，后来也没打过一天内战，他说他对得起祖国，对得起祖宗，也对得起人民，但就是对不起家人。他还能有多少时间？他想要的就是一份清白和认可。”张仁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