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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人說過：“老百姓的腦袋是健忘的”。

說健忘，還真的是就已經給忘了。
究竟當時的情況下，台灣旅客的抱怨核心是什麼，所抱怨的又是那些？
如果有人願意站出來大聲，認證台灣旅客的抱怨核心就是簡單的“沒派車接”，那還真的是“傲”或是“奧”！

但是將這個人的輕生，歸責於“假新聞”，那就是對於亡者的漠視了，一如海水會淹死人的那樣，簡單的將尹先生之死歸責於“從艦上失足”，所以落海。

蘇先生能夠擔任外館要員，該做什麼而又能做什麼，這個學問想來不會太過深奧，2300萬人如果說都不懂，這個是否太過誇張？一如從來沒搞過政事的人，轉個身就可以被派任了居政事領導，說明了當官的“職責”與“擔當”之間是無關的。

而如果能有執事概念，概念之下的“派車”，這事又能有多偉大？
即使“沒有派車”是“重大失誤”，那麼各有職責各有領導的，更加上還有規章、有程序，請問蘇先生又有什麼理由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以自己的妻兒子女來共同“擔當”？
用腦袋想想，這樣的行為決斷，以一個成熟的“官員”來說，能有什麼邏輯？
台灣多少公安大事，就算見天見日了，也只不過是“鞠躬”，如此而已，既不傷財的又不傷身，座椅依然安穩舒適，有誰拿命來這麼宣示擔當過的？

而如果，說的是如果，如果蘇先生確是因為“假新聞”而死，是因此而自認誤國誤民，自認於愧對職守，因此以死明志。那麼橫諸台灣四百年歷史，他就是唯一，是值得列於史書，奉於“忠烈祠”之上的第一人。

但是大廟上下，看見了“假新聞”三個字，只是“如釋負重”。

倒要問了，如果別人做了什麼而我們沒做，而沒做的原因是咱們從來沒這麼做過，既沒有經驗更沒有“SOP”，那麼誰應該負責？又是負個什麼責？
其次是別人沒做，而我們也沒做，請問，“我們也沒做”是否就是必然的合理？

如果沒有做官做事的應有標準和理念，搞個“事實研究”又怎樣？
一個號稱“民間”的“研究組織”，就算其大聲“假新聞”，首先咱們的政府衙門是憑什麼拿了作為行政的“依據”，其次是咱們的官員是否就可以因之二手一擺的說“別人沒做的事，咱們也不必做”？
請問，為什麼當我們滿嘴“自主權”，日夜“獨立步步”的時刻，卻去在乎別人“是否做了什麼”？

不認識蘇先生，一如不認識尹先生，咱只是個小老百姓的。
但是看著被轉移焦點下的蔑視，看著新聞極力蘇先生之死被判定了是“假新聞”誣害，想來就算屈原也來再跳一次，或許沒有粽子，而倒是會引來責備：“污染水源”。

只有一件事是明白的：
四兩撥千斤，老百姓同樣的也能“簡單”看見。
選前看見的事塵埃落定，選後則是必然的煙消雲散，再再的終將證明“健忘”這二個字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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