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赶紧去见我们未来的保姆，她就是我的奶奶。奶奶那年60出头，父亲见她身体非常虚弱，连说话的力气似乎都没有。奶奶只是说，我不要工钱，只要能吃上饭就行。只要吃上饭就行，父亲听了这样的话，一向不流泪的汉子也不禁泪流满面。父亲说：我们是共产党呀！

父亲二话没说，用自行车将奶奶驮了回家。母亲为奶奶作的第一顿饭是半成品的豆腐炒青菜，东北人叫它小豆腐。奶奶一口气吃了一大碗，她一定是饿极了。奶奶讲，她原来在山东单县给一个姓穆的地主家做工，解放后，给解放军军官的孩子当保姆。1958年十万官兵转业到北大荒，她也随军来到东北。不巧又遇到这样的大饥荒年，那位军官家的口粮自给都成了问题，所以不能再留她了。山东又没有太近的人，粮食更是奇缺。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到密山找一些熟人帮忙，看能不能找个落脚的地方。可是，家家都缺粮食，她已经第四天没有吃上饭了。她的腿已经浮肿，走路显得十分艰难。正是前几天，她独自一人从虎林徒步走到了密山，一走就是100多华里的路。奶奶是小脚，那时没有什么高速公路，有的是泥泞和坎坷的乡间小路。

奶奶是个性情和善的人。没有过多久，她就和我们这个家庭融为了一体。父亲是一个农场的场长，母亲在乡里作妇女工作，整天不在家。奶奶操持家里的一切，渐渐地和周围的邻居熟悉了起来，大家都叫她贺奶奶。奶奶却不以为然，她说人穷啊，连姓都没有了。奶奶很少和人谈起她的过去。要是有人问起，她总是说，不能讲啊，真是太苦了，想起过去真是没法活了。我曾见过奶奶说到这里，她布满深深皱纹的脸由于过分的悲戚而变得陌生，泪花在眼框里闪动，粗大而残缺的大手在不停地抖动，以后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奶奶的封建意识很浓，重男轻女，我和姐相差仅两岁多，同样都是孩子，待遇确大不相同。家里哪怕有一点好吃的，一定会留给我。她总是说：贺家就这么一根独苗，身体又不好，不好生养着，不知道能不能长大成人。她常常指着我对别人讲：这孩子头那么大，一定是吃的不好；就是有一点好处，干净，从不尿床。我记得奶奶只要有一点空闲，她总会把我抱在怀里，坐在门前晒太阳。她把我抱得紧紧地，抚摸着我的脑袋；总是说我说话笨，孬孩子会欺负我。1963年我又多了一个妹妹，奶奶除了看护一小群孩子外，还要作饭。那时，人们根本没见过、甚至没听过什么叫煤气。作饭是一个大炉灶，燃料是植物的根茎，东北人称其为柴火。由于植物的干湿程度和可燃性的差异，要掌握火侯以不至于使饭菜糊掉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每当作饭的时候，奶奶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她的负担太重了，可是，奶奶仍不打算把我送到托儿所。一次，父亲说服她把我送到了托儿所，奶奶也一直跟到托儿所。父亲走了，她仍然还站在托儿所的门外，当她听到我的哭声时，说什么也要把我领回家。至今我还记得，奶奶背着我，一边走一边说再也不去那个阿渣的地方了。不一会，我在奶奶温暖的背上睡着了。

国家终于渡过了三年的自然灾害，我们也一天天大了起来。我上小学的那年，奶奶一直把我送到学校。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对我并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我是出名的“蔫坏”。有一次，我把一只死老鼠放到一个女同学的文具合里，使那个小女孩惊哭不止，引起一片哗然。老师让我罚站，一直到天黑也不让回家。奶奶在家里急坏了，她找到了学校，和老师大吵大闹了一场，奶奶显得很不讲理。为此母亲不得不向老师一再道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向不着面的父亲突然没事可作了，在家一次次地写着什么。父亲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武斗在升级，大学生在四处抓人，抄家、游斗和殴打一些干部和群众；给一些被害者加上一些稀奇古怪的罪名，想出各种各样的名堂污辱他们。父亲曾去过苏联，有个俄罗斯的名字；也就罪加了一等，成了走资派和特务分子。苦难的日子正在逼近。奶奶的神经高度紧张，心神不定；经常插着门，挂着窗帘，趴在门前和窗前静听外面的动静，她担心有人将父亲抓走。一旦有来意不明的人找父亲时，奶奶总是横在门前，坚定地说：我儿子不在家，有事就跟我说吧！

奶奶的身世并不是人人皆知，相当一些人把奶奶当成父亲的亲生母亲了。但是，红卫兵却十分了的，居然查出了事实的真相。这是酷暑季节的一天，一大群人敲锣打鼓地来到我们家门前，在门上贴了一张大纸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见奶奶坐在院子里伤心地嚎淘大哭，很多人在劝解奶奶。父亲和母亲也在伤心地哭泣，我和妹妹也跟着哭，一家人哭成了一团。后来才知道，造反派说雇用保姆是剥削，勒令父亲立即将奶奶送回山东老家去。山东已经没有奶奶的什么亲人了，要她到哪里去哪？奶奶这才第一次讲出了她的身世。

奶奶22岁在山东单县杨楼村结婚。结婚的当天，婆家就将这一对新人赶出了家门。因为她的丈夫是别人过继给她婆婆的，非亲生所养，所以，没有资格在这个家庭继续生活下去了，只能单立门户。时值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奶奶和她的丈夫仅有的是一套薄薄的棉被，穿的是夹袄。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眼前无近邻，没有人为他们提供一席寄身之地。奶奶的娘家也是一贫如洗。那时的观念是嫁出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回娘家更是不可想象。他们在流浪中度过了新婚蜜月。不得已，她的丈夫决定和其他几位破产农民到东北去。大概在32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东北，侵略者为了扩大战争的需要，不断地修筑战略公路和军事工事，大量招募内地的青年到东北去作劳工。这些丧失了人性的法西斯分子将奴隶般的劳役和死亡的地狱，描绘成了人间的天堂。奶奶的丈夫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一同去的二十几个人，只有一人回到了家乡。那个回来的人是逃到苏联后辗转回来的，身上布满了皮辫的伤痕。奶奶的丈夫也同他一起从虎头的劳工营里逃出，可是没有跑到江对面的苏联就连饿带冻地死在了路上。奶奶从丈夫离开山东便到了穆姓的大地主家，给小姐作杂务丫环，过着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凄惨生活，直到山东解放。奶奶的经历感动了所有的人，包括一些红卫兵。从此，大家都尊称她奶奶。

造反派为了体现他们的阶级感情，也可能完全出于一片真情实意，要奶奶在家里不许再作任何事情，有什么不如意的只管找他们。为了提高奶奶对资产阶级反动本质的认识，红卫兵还让她参加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毛选。奶奶年龄大了又不认字，回来后，只背会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的前半句：下定决心，不、不……。

奶奶爱吃羊肉，在6、7十年代，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奢侈。奶奶一生中可能只吃过几次羊肉。因为，她带着渴望谈起羊肉时，我反复地听到的也不过是地主家的小姐结婚时吃了一次羊肉，另一次我现在记不得了。为此，父亲终于从很远的地方搞到几斤羊肉，奶奶从下午就开始小心翼翼地切肉。可是，等做好了羊肉，她又说感冒了，不想吃了。她是希望别人多吃一些。到了今天，生活越来越好，羊肉根本就不稀罕了。可每当家里吃羊肉时，父亲常常发出感叹，要是你奶奶活着多好呀！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奶奶很伤心，她说毛主席死了，把福带走了。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70年代我们的国家还十分地困难，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可是奶奶已经很满足了。

1979年是国家开始改革大学招生制度的第三年，我正要考大学。奶奶背地里说，让传松考近一点的地方，他没出过远门，别看他个子高，身体可不好。别人都说考上大学将来如何如何，奶奶却说：别想的那么高，我看他能像他父亲作个好人就不易了。奶奶还对父亲说：等传松考上大学我就死，也心静了；奶奶年龄越来越大，年老多病，她一定是不想给别人增加麻烦。果然，在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她永远离开了我们。当她将不久于人世时，她对围在身边的父亲和母亲说：别让传松回来，别耽误了学习。可是，她心里一定想见我最后一面，每当妹妹说：我哥回来了，奶奶总是费力地睁大眼睛向四周仔仔细细地张望。直到最后一刻，她仍带着希望寻看了一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奶奶没有留下一件像样的东西。奶奶把父亲每月给她的几十元钱全部存了起来，到了一定的数目，就寄给她家乡的一位远房侄子。后来听说，她寄回的钱都种了树。一棵棵树木正渐渐长成一片茂密的树林。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看到这片树林，因为它是奶奶的全部，是奶奶的生命和生命的延续。

奶奶过世已经20多年了。父母也70多了。他们希望给奶奶立块碑，以纪念我们家庭这位不寻常的前辈。我对父亲说：假如我写碑文的话，我一定要写上两句话：

爱是最伟大的事业，贫穷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