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說起「文體」，其實是一個涵蘊豐富的術語。簡單地說，是指文章的體裁、體製或式樣。深入地看，至少還包括：「體類之體」（體裁、文類、體製）、「體性之體」（語勢）與「體貌之體」（風格）三個涵意。不過，在此首先要談的是「體裁、文類、體製」之「體」；當然，「體性」與「體貌」之「體」也不能忽視。

    「文體」與「文章」同步成長，文章作品出現得越多，文體種類便越豐富多樣，從而產生文體分類的問題。歷代文章的形成因素很多，文體互跨的現象，更是十分常見；加以各種文體相互影響、滲透，還產生各式各樣的「邊緣文體」。所以，如想對歷代所有文章作系統分類，其實是件相當困難的事。

    談到文章的體裁，古人常以「宮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為喻，認為一個文章作者，不可能捨去這些「制度」、「法式」，率意而為；否則必然陷入混亂，不知所從。所以學習歷代文章，應先懂得「辨體」。

    歷代學者對中國文學作品，作了不少辨析與分類，並留下相當豐富的資料。個人以為：明代‧吳訥《文章辨體》與徐師曾《文體明辨》兩書所附之〈序說〉，最便於初學。台北長安出版社曾在民國六十七（1978）年據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的點校本影印成一本合集 ，對本地讀者而言，此書之取得，毫無困難。

          二‧歷代文體發展與辨析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也創制了「四言詩」的原始形式。其後屈原的《楚辭》，堪稱歷代「騷體」之祖。先秦歷史著作《左傳》、《戰國策》中，已出現命、誓、盟、禱、諫、讓、書、對等八種文體；而在《孟子》、《莊子》、《韓非子》等書，更存在大量「寓言」；從《荀子》起，中國文學開始有了「賦篇」，隨後的漢朝，荀子的「賦篇」與《楚辭》合流，開啟了「賦」的時代。

    秦朝的李斯，隨從秦始皇巡遊各地，寫下不少石刻文字；這些石刻文字，不僅是後世「碑文」之起源，更是「駢體文」始祖。此外李斯〈諫逐客書〉也被史家視為「書表」之典範。

    緊接著漢代司馬遷在《史記》一書，發展出「紀傳體」與「史贊」兩種重要文體；賈誼、鼂錯、董仲舒等人，更在「議論」、「對策」、「奏疏」方面，寫出不少名文；直到漢朝末期，蔡邕、孔融、曹植、王粲、阮瑀已奠立「碑記」、「表文」、「哀誄」三大文體的基礎。

    在詩歌方面，在漢代樂府詩的薰習下，五言古詩逐漸成熟；七言古詩則由魏代的曹丕創始，到宋代的鮑照，始確立不搖。在齊武帝時期，「永明體」大為盛行，成為唐代近體詩（五、七言絕句、律詩、排律體）的前身。整個魏、晉、南朝時期，志怪、志人小說大為盛行，也奠立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基本體製。

    唐宋古文運動，締造了一種散體古文，也形成不少新文體。傳統的「碑銘」、「傳狀」、「哀祭」等文章，都有體製上面的創新。例如韓愈在「議論文」中，別創了「原」與「解」兩種文體；在「序跋」之外，另發展出「贈序」一體；柳宗元在「雜記」之外，也對「遊記」有極大的開拓；宋代的歐陽修、蘇軾，在「漢賦」及魏晉「駢賦」的基礎上，別開「文賦」。

    宋詞、元曲的出現，打破「樂府」、「五、七言」詩的藩籬，創造全新的詩體。而「院本」」「諸宮調」、「雜劇」、「變文」也都對後世文體有所啟發與刺激，從而創造出嶄新的小說、戲劇文體來。整體來看，唐、宋上承漢、魏，下開元、明、清，就中國古典文學的「文體發展」言，到了明清，已是「文體齊備」的時代。

至於文體的辨析，則肇因於結集的需要。只要看看史書對於漢代作家寫作成就，即可獲悉端倪。例如《後漢書‧馮衍傳》提及馮衍的著述時說：

         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

再如《後漢書‧蔡邕傳》述及蔡邕的著述時說：

         所著詩、賦、誄、銘、贊、連珠、弔、箴、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篇傳於世。

這樣的記錄方式，實在十分繁瑣。為了結集之需，勢必辨析文體，才能化繁為簡，眉目清晰地編成文集。

    早在魏‧曹丕的《典論‧論文》中，已開啟文體分類。所謂：「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正是最初的文體論。晉‧陸機的〈文賦〉論及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十種文體；摯虞《文章流別論》，則已論及頌、賦、詩、七、箴、銘、誄、哀辭、解嘲、碑、圖讖等十一種文體。

    梁‧昭明太子蕭統所輯《昭明文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按文體編纂的詩文總集。收錄三十八種文體，分別是：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策文、表、上書、啟、彈事、牋、奏記、書、移、檄、對問、設問、辭、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

    其中賦與詩又析為若干類：賦分為京都、郊祀、耕藉、畋獵、紀行、遊覽、宮殿、江海、物色、鳥獸、志、哀傷、論文、音樂、情，凡十五類；詩又分為補亡、述德、勸勵、獻詩、公讌、祖餞、詠史、百一、遊仙、招隱、反招隱、遊覽、詠懷、哀傷、贈答、行旅、軍戎、郊廟、樂府、挽歌、雜歌、雜詩、雜擬，凡二十三類。

    至於劉勰《文心雕龍》之文體劃分，較之《昭明文選》，則略有差異。其中作為篇名者有：詩、樂府、賦、頌、贊、祝、盟、箴、諫、碑、哀、弔、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總論部分包括騷體、〈書記篇〉包括譜、籍、簿、錄、方、術、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關、刺、解、牒、狀、列、辭、諺等體。可見齊、梁時期的文體大幅成長，總數已近四十種。

    《文心雕龍》堪稱中國古代最傑出的「文體論」，作者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篇》提及四個討論文體的架構：「原始以表末」（探論文體的源流與變遷）、「釋名以章意」（解釋各文體的命名及涵意）、「選文以定篇」（舉出各體文章的代表作家與作品）、「敷理以舉統」（論述各體文章的作法與特徵） 。自此，論文體之方法，無出其右。

    唐代以後，姚鉉《唐文粹》、呂祖謙《宋文鑑》、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都持續在文體方面，深入探討。尤其《文章辨體》、《文體明辨》兩書所附〈序說〉，堪稱集古代文體論之大成。 

          三‧《文章辨體‧序說》與《文體明辨‧序說》簡介

     吳訥的《文章辨體》，其實是一部分體文選，共分五十九體編錄，每一文體，都附加〈序說〉。其《內集》五十卷，大體是以宋‧真德秀《文章正宗》 為藍本。《外集》四卷收錄駢文、詩詞。卷首載〈諸儒總論作文法〉，並於解說文體時，雜以評論。

    吳訥（生卒年不詳），字敏德，號思庵，常熟人，是明初賢臣。王直〈吳敏德象贊〉說他：「持敬慎之心，秉廉直之節。議論舉措，有前賢之遺風。」明成祖永樂（1403‐1424）中，以醫學素養而受薦。仁宗方為太子時，即聞其名聲，要他教導功臣子弟。仁宗洪熙元年（1425），吳訥擢任監察御史，官至右都御史，諡文恪。《明史》卷一五八有傳。

    吳訥傳世的著作，以輯錄者居多；先後輯有《小學集解》、《文章辨體》等書。其中又以《文章辨體》的價值較高。紀昀等在《四庫全書總目》對《文章辨體》並不滿意，認為此書：「大抵剽掇舊文，罕能考核源委，即文體亦未能甚辨。」 於是萬曆年間，徐師曾（1546‐1610）採取吳訥《文章辨體》的內容，加以損益，完成《文體明辨》八十四卷。賀復徵（1600‐？）所輯錄的《文章辨體彙選》，雖然卷數高達七百八十卷之多，其實也是根據該書增修而成。

    徐師曾，字伯魯，吳江人。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進士，曾任庶吉士、兵科給事中、左給事中，穆宗隆慶中致仕。據明‧王世懋〈徐魯庵先生墓表〉所載推測，其生活年代約當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至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間。徐師曾著述甚富，著有《周易演義》、《禮記集注》、《正蒙章句》、《世統紀年》、《湖上集》。所纂集之作，有《文體明辨》、《詠物詩編》、《臨川文粹》、《大明文鈔》、《宦學見聞》、《六科仕籍》、《吳江縣志》、《小學史斷》、《經絡全書》，共數百卷行於世。

    至於賀復徵，晚明人，字仲來，祖籍江蘇丹陽。《明史》無傳。但由《文章辨體彙選》本身所收錄賀復徵〈雲社約〉、〈吳吟題辭〉、〈救荒末議〉、〈道光和尚述〉諸文，還是可以知道一點賀氏的出處行藏 。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對於《文體明辨》八十四卷，有如下之批評：

         蓋取明初吳訥之《文章辨體》而損益之。訥書內編僅分體五十四，外編僅分體五。前代文格，約略已備。師曾欲以繁富勝之，乃廣正集之目為一百有一，廣附錄之目為二十有六。

也就是說吳訥的《文章辨體》已經對於前代文體，蒐羅的大致齊備。徐師曾的工作，雖然析分歷代文體為一百二十七體，不過稍加增廣而已。何況徐師曾對於歷代文體的辨析，多少犯了：「忽分忽合，忽彼忽此。或標類於題前，或標類於題下，千條萬緒，無復體例可求，所謂治絲而棼者歟。」 這樣的毛病。

    至於賀復徵的《文章辨體彙選》，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也提出下列四個病疵：

         其中有一體而兩出者…，有一體而強分為二者，…有一文而重見兩體者…又於金、元之文，所收過略，而後人擬仿偽撰之作，…乃概為收入，未免失於別裁。意其卷帙既繁，藁本初脫，未經刊定，不能盡削繁蕪。

也就是說：賀復徵的問題在於：未能服從一個固定的體例，在分合的標準上，有所游移。但賀復徵於文體分類，蒐羅最廣，可謂傾畢生之力，鈔撮而成。遺文墜典，往往有之。何況，賀復徵《彙選》擺脫前代總集「兼收詩賦」之傳統，只專力於收錄應用型駢文、散文，並對於歷代既存的駢文、散文作了進一步的辨析。並非毫無特色 。紀昀最後也還是肯定賀復徵的《彙選》：「祇存鈔本，傳播甚稀，錄而存之，固未始非操觚家由博返約之一助爾。」既然在保存文獻上面，不無貢獻，還是把它存錄在《四庫全書》中。

   《文章辨體》與《文體明辨》兩書都是一面選錄文章，一面依體序說。所選錄的文章都是習見的作品，所以值得參考的地方，反倒不是所選的作品，而是〈序說〉的部分。我們當代人也許應該跳脫紀昀的思想框架，從今人的角度與需求去看待這兩本書的〈序說〉。兩書的〈序說〉，論深度，也許不如《文心雕龍》之「體大慮周」；但論及文體，卻遠多於《文心雕龍》。誠如羅根澤所說：

         在當時，他們著作的目的主要在指示各體文學的準則；到今天，值得我們參考的卻主要在他們提供了關於古典文學體類及其性質與流變的知識。

    根據郭英德〈論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所析，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形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分類；二是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三是「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 至於劃分文體的方法，又不外以「文章的內容和功用」、「文章所採的表現方法」、「文章的結構特徵」、「文章的語言風格」為標準 。而這些辨析文體的方法或標準，都可在吳訥、徐師曾兩書的〈序說〉中，獲得驗證。例如：吳訥在《文章辨體‧諭告》引真西山云：

         按：真西山氏云：「《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誄，皆王言也。 太祝以下掌為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聖人筆之為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

太祝在同場合，針對不同對象，使用不同的「言說」，以行代言之職。則所謂辭、命、誥、會、禱、誄，都是「王言」。是因為行為方式的殊異，以致成為以致形成六種文體。《文體明辨‧前序》曾說：

         夫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一篇，其經緯各三（自注：風雅頌為經，賦比興為緯）。書體六，今存者三（自注：此蔡氏、真氏據《周官》太祝六辭而言，六辭：辭、命、誥、會、禱、誄也。）其後顏氏推論，凡文各本六經，良有見也。

《文章辨體‧諸儒總論作文之法》也引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說：

     夫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採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正言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傷事物、託之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吁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驅馳驟、斐然成章謂之行；……。

張表臣對於歷代重要的五十五種文體，都做成簡要的定義與辨析，在此並未全文徵引。詳觀其辨體方法，即不外從內容功用、表現方法、結構特徵、語言風格出發。

             四‧餘論：文體論對古文學習的重要

     誠如宋‧倪思所說：「文章以體製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 明‧陳洪謨也說：「文莫先於辨體。體正而後意以經之，氣以貫之，辭以飾之。體者，文之幹也；意者，文之帥也；氣者，文之翼也；辭者，文之華也。體弗慎則文龐、意弗立則文舛、氣弗昌則文萎、辭弗脩則文蕪。四者，文之病也。是故四病去，而文斯工矣。」 由此可知，不論習作古文還是研究古文，辨體都是極為重要的工作。

    然則，《文章辨體‧序說》與《文體明辨‧序說》這一類的文體資料，究竟可以為我們帶來何種功能？個人以為至少有四：一‧可以了解歷代文章的「體製要求」；二‧可以認識歷代文章的「風格特徵」；三‧可以發揮歷代文章的「社會功能」；四‧可從歷代文章流傳律則，開創「當代文體」；五‧可以藉用文體論方法，開展「文章之學」的研究。

    《文章辨體‧序說》與《文體明辨‧序說》之所以可貴，正在於保有大量資料，而且便於檢索；在所有文體條目之下，不但詳為分類、深入辨體，還有各種寫作方法的指引。在當代的語境下，學習歷代文章，如能掌握兩書〈序說〉之內容，不啻掌握「探驪得珠」的巧門；在習作古文時，既能抓住寫作重點；將來研究古文，也比較可以深入精髓。 (完)

      參考書目：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10，臺灣學生書局另有出版臺灣版）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