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品要有正面意義，要能激勵人心向上，這是中共官方的一貫想法，過去也一直這麼做。但是，正是由於過去太過於強調社會主義社會的光明面，不允許作家暴露社會主義社會的黑暗面，只能說好不能說壞，因而抹煞了作家多方面進行創作的可能，作家也長期屈服於官方對文學任務的掌控，「主題先行」的結果，使得文學作品流於八股，缺乏創造性。

　　文革之後中共放鬆了對文藝的控制（相對於文革及文革之前），所謂「新時期」（改革開放之後的時期）的大陸文學於是有了重大改變，簡單講就是再度承接五四時期的文學傳統，重視對「人的主體性」的強調（以劉再復為主要倡議者），這才有了八十年代以來大陸蓬勃發展的文學。

　　然而，正因為強調人的主體性，作家關懷的焦點返回人的真實本身，也使得大陸很多作品顯出了灰灰暗暗的沉重色彩。八十年代以來的眾多作家，不能遺忘他們的歷史記憶。由於中共建政之後的歷史太過沉重，使得從這樣的歷史隧道中走出來的作家，不可能呈現輕鬆的人生寫照。

　　那麼，我們這些在台灣相較之下活得快快樂樂的人為何要自尋煩惱，主動去看這些比較「重」的作品呢？我的答案很簡單，因為這可以打開我們的視野，正如我們閱讀奈波爾的《大河灣》，或者俄國一些大文豪的作品，增加了我們對世界的認識，讓我們進入一些自己不可能遭到的境遇，讓我們去體會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境遇中，人的處境及其內心感受究竟如何，讓我們得能設身處地去獲取一些間接的經驗，從而豐富我們自己的人生。

（舊作：2005.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