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虧欠中國二戰巨額債務

郭都人

《紐約時報》網站昨天刊載了關於世人虧欠中國的巨額二戰債務的署名文章以及中譯，後者的全文如下：

中國的二戰功績

拉納·米特 2013年10月19日

英國牛津——中國在表達渴望亞洲和平的同時，也持續對東海與南海水域提出強硬的主權主張。在許多觀察人士（以及亞太地區不安的鄰國）看來，中國的這些對抗性言論傳達出的是一種應有權利受到壓制之感，而這種感覺來源於中國在世界上不斷上升的重要性。

然而，另外一個幾乎被人遺忘的因素也在發揮作用：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同盟國戰胜日本所做的貢獻從未獲得充分肯定，並且尚未轉化為在亞太地區的政治資本，中國一直對此憤憤不平。

中國對日本的抵抗是二戰中一段了不起卻鮮為人知的歷史。雖然中國是同盟國中首個與軸心國開戰的大國，但其在太平洋戰場發揮的作用所獲的承認卻遠遠少於美國、英國，甚至是1945年8月才參與亞洲戰事的蘇聯。戰爭結束不久，中國的貢獻就被拋諸腦後，成為黑白分明的冷戰意識形態敘事中一段不便提起的往事。

20世紀初，中國對國家主權日益強烈的渴望與日本在亞洲大陸不斷強化的帝國主義產生摩擦。1937年7月，戰爭全面爆發，在其後的八年時間裡，蔣介石麾下的國民黨軍隊，以及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武裝都進行了頑強的抵抗，雖然後者的規模相對較小。

與強大的美國和大英帝國比起來，中國顯得極為弱小和貧窮，但它在二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4年，大約4萬名中國士兵在緬甸與英美軍隊並肩作戰，保障了連接腊戌與印度阿薩姆邦的史迪威公路。在中國本土，他們牽制住了大約80萬日​​軍。

中國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整個戰爭期間，至少1400萬中國人喪生，大約8000萬人淪為難民。日軍犯下了累累暴行，其中最為臭名昭著的是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其他同樣殘暴卻不那麼出名的大屠殺事件還有：1938年對東部城市徐州的血腥爭奪，這場戰役威脅到了蔣介石控制華中地區的能力；1939年對陪都重慶的地毯式轟炸，持續兩日的空襲導致4000多人喪生，一名倖存者將當時的情景描述為「一片火海」；以及1941年的「三光」政策（燒光、搶光、殺光），該政策重創了北方的共產黨控制區。

這樣的危局給當時弱小孤立的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蔣介石政府實行的某些政策讓事態進一步惡化。沒收農民糧食供養軍隊的決定加劇了1942年的河南省大饑荒。    「你可以用一個孩子換來幾個花卷，」一名前去巡查的政府官員在回憶錄中寫道。此類失誤使國民黨政府顯得腐敗而無能，這樣的盟友也讓美國很難堪，雖然國民黨承擔了絕大多數的對日作戰，遠遠超過了共產黨。

1945 年盟軍勝利後，中國因對戰爭勝利的貢獻被授予了新成立的聯合國的一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此外並無多少收穫。經過內戰，國民黨政權於1949年被共產黨擊敗，而毛澤東自然沒什麼理由承認國民黨在打敗日本過程中的貢獻。中國的戰時盟友也不太向自己的國民提及中國在他們的勝利中起到的作用。後來，國民黨政權逃離大陸流亡台灣，成為令人難堪的歷史遺留問題，而新生的共產黨政權又是讓人恐懼的未知數。對西方來說，短短幾年間，中國就從戰時盟友變成了構成威脅的共產主義大國。

由此帶來的一個後果至今仍有重要意義：亞洲的戰時敵對國從未達成過類似北大西洋國家1945年後實施的那種多邊協定，即建立北約(NA​​TO)以及如今歐盟(European Union)的前身。美國決定將中國排除在其主導的戰後世界秩序之外，這使得中日兩國從未簽署一項真正有效的和平協議，也使得多年來，西方歷史學家認為，中國在二戰中的作用不足為道。

然而，中國新近在政治上採取的開放態度，使得一幅不同的戰爭年代畫面得以展現在世人面前。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早已作古，而中國政府希望通過提醒整個世界，當年它與西方合作所帶來的益處，從而尋求扮演更重要的國際角色。

為了實現大陸與台灣的最終統一，中國政府也已對蔣介石的歷史遺產採取了更加肯定的態度。如今，不論是在電視劇中還是在學術文章中，中國的電影人和學者都可以更加自由地討論國民黨的戰時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家楊天石所著的蔣介石傳記在中國大陸成了暢銷書。整本書洋洋灑灑，對蔣介石充滿了同情。位於重慶郊外的蔣介石戰時舊別墅甚至也被修葺一新，好像成了一座紀念堂，裡面的照片與說明文字將他描述成一個堅決抵抗日軍的愛國者。此類對蔣介石聲譽的恢復在毛澤東時代是難以想像的。

這種歷史的修正對今天的東亞和東南亞都有重要意義。如果美國因為在1945年戰勝日本的過程中發揮了領導作用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維持其今天在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那麼，中國領導人會認為，難道中國對實現同一目標所做的貢獻不該為它在該地區換得一些影響嗎？今天的中國政府正試圖兌現一張將近70年前由蔣介石所簽下的地緣政治支票。

拉納·米特(Rana Mitter)是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近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教授，著有《被遺忘的盟友：中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一書。

《國際紐約時報》翻譯：裴興朕

首先，必須指出米特教授的英文原文原題是「 The World’s Wartime Debt to China 」。《紐約時報》中文譯文的「中國的二戰功績」與原文相比，顯然不妥當，甚至可以說大大走了樣。

原文原題十分醒目，尖銳地顯示了：中國為二戰勝利作出的巨大犧牲與立下的不朽功勳，至今尚得不到應有的表彰，遑論補償。這是世人虧欠中國拖延至今的巨額債務。

任何人都可以暢論美國或者蘇聯或者英國的「二戰功績」，甚至表達由衷的敬意。但是它們各自的功績並非無償的貢獻。它們分別得到的補償，與世人對中國的虧欠，完全不可相提並論。

在道德層次上，冤有頭，債有主，不可能無期拖延。中華民族愈是表現得落落大方，不為已甚，債務人與債務國就愈應該有趕緊清還的迫切感。

在現實範疇內，中華民族為二戰作出犧牲，得不到補償，絕對吃了大虧。

說實話，從日本無條件投降開始算，中國繼續吃虧：損失外蒙古主權不必說，連香港問題也拖延了五十二年才解決，許多有關中國領土、領海權益的無端爭議，也一一浮現。菲律賓、日本最近的跳樑小丑惡劣行為，更進一步證實：東郭先生與中山狼故事，千萬不可忘卻。

中華民族在二戰期間與戰後得到的教訓，勢必影響到今後幾代人對外國特別是求援國的態度。「以德報怨」之說極可能從此進入應有的歸宿：歷史垃圾堆。

任何國家如果以為蔣介石時代的中國國際戰略大政，即任勞任怨，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還有復活的可能，哪麼，它們都應該先好好研究蔣介石的志事平生。

作 者 是 旅 居 北 美 的 業 餘 文 化 工 作 者

圖一，拉納·米特（Rana Mitter）教授
圖二，中華民國三十二年莫斯科四強會議。左起：傅秉常與美、蘇、英外長
圖三，國民革命軍橫跨緬甸薩爾溫江（中國怒江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