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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舊是那一只大玩偶

  　陽光蒸縟著柏油馬路，空氣也充滿著汗濕黏著身體的陣陣不適感，但見一個服裝怪異的人在炎炙下走來，手持著搖鼓，和臉上可笑的丑角扮裝，在中午過後人煙寂寥的馬路上，在這鄉村民風純樸的目光裡，怎麼看都是個怪誕且詭異，彷彿這幅畫面中格格不入的存在。

　　「Sandwich─man」，據說是從日本流傳過來的活動廣告，在村莊裏毫無一技之長的坤樹（電影稱金樹），父母早夭，大字也不識幾個，也才好說歹說地說服了戲院老闆讓他擔任這在當時台灣街頭根本罕見的奇異噱頭，「做廣告來了！」對於在這恬靜小村中不尋常的出現，村民只能以此戲稱。

　　關於兒子的大玩偶，我是先觀看了電影然後才接觸小說的，這部在一九八零年代拍攝的國片，對我這個七年級生而言，是既陌生又格外遙遠的，更何況影片上映時我人也還未出生呢！接觸黃春明的小說，也是當時的還在唸國中的我，國文選修課本中讀到的一篇─「魚」，至今仍歷歷在目，少年阿蒼那一聲「真的買魚回來！」的回音，依然不停在我耳際盪懸。黃春明的小說，對我而言，對我這個生長在台灣西部海岸的農村小孩而言，他文筆之間對於人與人之間情感交流的細膩描繪，確實打動我的過往的回憶，那個只有在鄉下農村長大過的人，才擁有的記憶片段。

　　電影和小說中的詮釋方式，雖各有差異，但仍能使我感受到黃春明在書寫《兒子的大玩偶》的時代背景。民國五零年代，那是個台灣土地上仍百廢待舉的年代，故事就從這個時間點展開。在影片一開始，導演侯孝賢著稱的長鏡頭特寫，再搭配上小說中坤樹那流滿汗水而失了妝的花白臉龐，的確更加鮮明清晰起來，前胸後背各貼附著兩張份量和重量都足夠的廣告看板，從馬路的那頭走到這頭，起初眾人投以好奇目光，時間久了，逐漸習慣後也見怪不怪。

　　對於這世代的年輕人而言，叫我們去做類似這種吃力不討好的苦工，福利不好、薪水也沒辦法保證，大概只能淪落到乏人問津的下場吧，可是，在那個時代，沒有半點賴以維生的技能，也沒錢上學讀書認字，已經結婚成家的坤樹，家中還有一個煩惱著要不要把肚子裡孩子生下來的妻子阿珠，如果能求得全家一日溫飽，那也就認了。在跟戲院老闆討價還價的過程中，老闆冷潮熱諷的口氣和坤樹作為一個小人物低聲下氣的背影，著實形成一股強烈的對比，在當時的社會裡，為了家庭，即使再苦再累都要吞忍下來。

　　即使是扮演一個要飽受旁人奇異眼光的丑角，當獲取戲院老闆同意而錄取的坤樹，隨之而來是漫步雲端的喜悅，當坤樹不顧一切地奔跑回家，只為了告訴仍在家等待的阿珠：「我們可以把孩子生下來了！」，乍聽喜訊，外表看似堅強妻子也不住落淚。看似是那麼平凡無奇，當時為求生存的人們，卻在每個角落都不斷上演，道出小人物的無盡悲哀。

　　影片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坤樹在追趕著戲弄著他的一群頑童，這些個鄉下野孩子趁著坤樹在上廁所之際，將他賴以維生的工具─一件棉被剪裁成的又厚又不透氣的連身衣、一頂小丑圓角帽和可笑的紅鼻子裝飾─偷拿來把玩，在雙方追逐過程中，越發顯而易見了坤樹在戲中小丑角色的存在感，連村中的孩童也當他是個取笑的玩物，在被棄置一旁的衣物中，坤樹走在鐵軌旁孤獨的背影，讓我不禁悲從中來，因為那身影，和我記憶裡做農阿公的背影一樣，充滿對環境、時代的無奈與屈伏。

　　不受村莊裡長輩認同，就連小孩也把他當作是玩樂取悅般的存在，這份不被看好的工，坤樹內心也滿腹忿怨，在和妻子吵架的那一幕中，完完全全地爆發出來，坤樹到底也是無心之言，但是卻苦於沒有紓發情緒的管道，只能一股腦兒地遷怒妻子，在小說的描述中，我們也看到了坤樹內心無助的掙扎，對自己？對別人？亦或對生長環境發脾氣？但即使如此，阿珠仍是表現出鄉村傳統女性的任勞任怨，從阿珠出於丈夫沒有吃早飯就出門而尾隨其後的關心舉動，坤樹發現本應該那時候在家的妻子沒有回來的焦慮，和吃飯時看似打不著邊際的對話，在內心裡，他們彼此是多麼在意對方，只不過表現的形式不同罷了。

　　對電影裡泰半時間都是小丑裝扮的坤樹而言，他也是村人們、現實環境眼中的大玩偶，扮演著博取別人注意卻內心備受生活與家庭煎熬的玩偶，連去戶政所幫剛出生的孩子辦戶口都要受人訕笑的玩偶。但是當坤樹最後即將可以改換到騎三輪車去兜攬廣告時，卻表現出不合乎現代情理的迂─「要是當初老闆沒有給我這份工作，或許阿龍都沒辦法生下來呢！現在我們一有新工作，就把人家的恩情忘記，這樣對嗎？」

　　如此的可笑和可愛，究竟是將我們那時候純真近乎於種田牛的個性徹徹底底地表現出來，為了取悅孩子而塗抹成小丑，那份深情完全顯露憨厚的父愛，「大玩偶、大玩偶，爸爸是你的大玩偶！」這句話，道出了多少時代變遷中隱含的淚水，對於家庭的歸屬感和在艱苦的環境下也要能隨遇而安的自我調侃，那是時代的價值，也是最難以可貴的精神，黃春明筆下的小人物中，我們看到了過往在這塊土地生活的人所留下的足跡，每一步，至今依然清晰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