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面釐清後，下一步要靠學者走出象牙塔。

 
在台灣，創新談了很久。創新與發現、創意不同，創新必須是「帶來價值的改變」。但過去學術界往往只是發表論文而已，缺了論文到轉譯的步驟，以至於無法與產業銜接。國外大藥廠或高科技業這部分就做得很好，以默克為例，他們98%的藥由學界來，這並不是指98%的藥由學界授權，而是指藥廠會從學術論文中找到靈感，由藥廠做實驗最佳化，再用這個新成份或方法去註冊專利。台灣中小企業較沒有這種轉譯能力，學界必須得多做一步。

學界必須要有體認，學術研究本來就有兩種：一種依自己的興趣，好奇心驅使所做的研究；一種是問題導向，為了解決問題，尋找新方法、新工具而做的研究。問題必須考慮別人的需求、國家的任務、企業的需要。這一類研究題目的形成，通常是先瞭解大方向及大問題，然後由上而下，透過徵求計畫，選擇最好的計畫及團隊來解決問題。

目前的國家型計畫就是類似這樣的概念。產學合作也是這樣的概念。國家型計畫過去的問題在於，研究計畫往往由學者自由提出爭取經費。問題是如果學者沒有走出象牙塔，不了解真正的問題及產業的迫切，不了解國際的競爭，不了解國家的大方向及適合台灣發展的領域，又如何提出對的命題。當學者肩上扛負的是問題導向型的任務，學者就必須走出象牙塔。如今，科技基本法給了學界一個平台，下一步要靠學界跨出校園，國家型計畫的設計必須改良，才能加速引導學界能量來解決國家問題。

此外，我國大學評鑑系統也必須大幅改變。不能再用同一套標準，來評量不同性質的學校。最近有七、八個案例，教授控告學校不予升等，學校全都敗訴。理由是，法院認為，雖然目前設計的表格有極力推薦、推薦、勉予推薦、不推薦四級，但就算是勉予推薦也還是推薦，怎麼可以不讓教授升等？因為不能升等，教授還被解聘，工作權不保。

這些事件顯示，小至一個表格，大至一校的評鑑制度對學校或個別教授有多大的影響。但SCI論文數、在研究型大學及中研院的科學領域適合，但不見得適合台科大、屏科大或人文及政策研究的領域。教育部能不能給學校更多的授權，更多元的指標。科技基本法的修訂，讓學者與社會、產業有了更多彈性的可能，評鑑系統也應該多元修正，促使大學成為台灣經濟體的創新引擎。大學能量充分釋放，台灣新產業崛起的速度就越快，台灣產業多元化，大學生就業機會才會越多。（作者是中央研究院院長。本專欄由台灣科技界領導人輪流執筆，每兩周的周一見報，希望促使台灣科技能量再躍升、擴散。）
【2011/12/26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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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子 中華民國？ 還是 呆子 默克（Merck）？ 2011/11/28http://blog.udn.com/glee/5879050
"【共同研發 減稅及補助？】 呆子 中華民國？ 還是 呆子 默克？
面板業者被批長期未擁核心技術..."
參考
政府高官侮辱了「研發」二字！？
http://blog.udn.com/glee/4145207
"被了讓大財團租稅抵減方便易通過，政府棄研發定義搞個創新高度定義....！？"
參考
《產業提昇： 研發為本，應用為末》 本末倒置台灣虧很大
http://blog.udn.com/glee/3752860
"產業創新條例，把應用當研發的計畫，減稅及補助，本末倒置，這是為未來10年20年台灣產業發展找到戰略方向嗎？ 理盲台灣，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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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廠坐山頭 科技部名不符實】 台灣 產學官研媒「幫派化」 比政治藍綠還更可怕 2011/11/16
http://blog.udn.com/glee/584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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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幫派化 知識分子失蹤了 【聯合報╱蘇益仁／國衛院感染症及疫苗研究所所長（台北市）】 2011.11.15
http://udn.com/NEWS/OPINION/X1/6718335.shtml

國科會今年的研究計畫通過率大幅降低，影響到不少大學教授們的自由型研究，七月初經季瑋珠及劉仁沛兩位教授披露後，學界群起反彈。但經過一個多月後，周成功教授為文質疑，何以學界領袖級人物皆未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台灣知識分子究竟跑到那裡去了？這真是大哉問。
 
在一九九○年代前的戒嚴時期，台灣知識分子關心國是，大師級人物風骨建言，締造了台灣民主法治的改革。但自從民主政治及政黨輪替以來，台灣知識分子反而噤聲失蹤了，取而代之的是媒體人的論政及脫口秀時代。
 
有人認為學者不願與媒體人為伍，失去了論壇。或被歸類為藍綠陣營，失去了焦點。但部分或主要原因可能是唯恐影響到自身的權益，如研究計劃或資源的危害，可以說是民主國家中的另類白色恐怖。也許這才是台灣現階段知識分子噤聲的原因，潔身自愛，才是王道。
 
會讓學界及知識分子噤聲或潔身自愛，台灣學界科技計畫審查制度、計畫主持人的公正性以及補助機制的健全是其中關鍵。近十多年來，大家發現，國科會主持或審查人都是同一批院士級專家，尤其在國家型計劃或專題計劃更甚。有些專題計劃的提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為某些人或團體所量身訂做，卻樣板式的在計劃截止前一、兩周公布一下，令其他學界人士天真地猛投計劃，終究落空而不自知。即使陪榜通過計劃，也只是用來點綴插花而已。
 
此種由上而下（top down）的科技決策模式才是台灣知識分子噤聲的主因，大家開始攀緣結黨。十年多前，學界開始聯盟，台大與中研院是一幫，清、交、陽明與中央是另一盟幫。最近，中南部的大學人人自危，成大與中山、中正及中興組成聯盟，大學頂尖計劃的五年五百億成了廝殺的戰場。結果是國家衛生研究院及工研院等成了邊緣人，預算不斷被砍被排擠。這就是台灣科技研究計劃的現況。在這樣學界像幫派結黨結派的現況下，知識分子依附諂媚都來不及了，何來風骨。
 
新的科技部即將在明年一月成立，政府應該徹底整頓台灣科技計劃審查及專案計劃評審及主持機制，明訂委員任期不得超過三年及利益迴避機制，召集人不應成為院士的專利，並確保自由型計劃（bottom up）的比例，使能人盡其才，去除權貴壟斷的現況。
【2011/11/15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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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益仁的第一槍 【聯合晚報╱社論】 2011.11.15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6718955.shtml

國衛院感染症及疫苗研究所所長蘇益仁投書聯合報，感嘆學界有「幫派化」傾向，知識分子都不見了。看了他的感慨，人們也許更能理解：台灣要向上提升、追求更細緻化發展，何以如此艱難，因為連知識界都陷於「綁標」、「圍標」的泥沼了。
 
用圍標、綁標來形容學術界的圈地現象，或許沉重，但對照蘇益仁所描述的景象：知名大學相互結盟搶奪資源，拉攏院士級學者專家掛名爭取國家級研究計畫，乃至連國科會的重要計畫都有由上而下為特定重量級學者量身打造的痕跡，說綁標實不為過。這種現象一旦蔚為風氣，勢必越發助長學界的縱橫捭闔、結幫拉派；等而下之者，則是相互攻訐不遺餘力。也難怪，學界中黑函滿天飛的現象，並不輸社會上的明爭暗鬥。
 
對於蘇所長的投書，學界中人都心知肚明，國科會不必急著辯解。事實勝於雄辯，只需攤開目前重大國家級研究計畫，大概就可窺知其中端倪。國科會也許可辯稱，這是因為領銜者皆為國內當前學界的佼佼者；然而，若這些「佼佼者」可一而再、再而三地承接大案，而追隨他的徒眾又多半是同一批人，這就不得不讓人懷疑有綁標、圍標之嫌了。
 
更值得關注的是，若長期如此，在「近親繁殖」效應下，勢必形成某種「學閥現象」，壟斷學術資源，也壟斷研究口徑，對學術尤其科技的發展絕對有害無益。試想，邊陲一點的大學、資淺或非主流的學者想自力更生，企圖力爭上游，恐怕連門都沒有！其結果勢必造成大者恆大、小者恆小，甚至被徹底邊緣化！
 
蘇所長建議的改革方向，基本可以參考。就是不讓少數人壟斷全部的資源，這不僅需在每一年度的資源分配上如此，尤其需在長期的資源配置上，劃定嚴格的界線，不使某些人、某些學術集團連續壟斷特定資源。這種學閥幫派壟斷現象，其實比政治的藍綠還可怕。政治藍綠容易被看見，也容易被揭露，而學閥幫派則容易被專業的面紗所遮掩。
 
我們希望，蘇益仁這一砲，是改善學界資源分配不公的第一槍，而非絕響。知識份子也應勇敢發聲，不要再沈默以對了！
【2011/11/15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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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文章 李國鼎錯了嗎? 2008/12/10

http://blog.udn.com/glee/2460252 

"報載三十年前，孫運璿、李國鼎等人堪稱台灣科技教父級的人物；他們親手規畫新竹科學園區、吸引外商進駐、派員赴海外吸收半導體經驗、最後再資助開創台灣的資訊產業，但是自己卻絕不與產業利益沾邊，不會介入人事權，均由專業經理人主導，以符公司治理。這樣的政商分際不但是國家扶持產業之所當為，也是政治人物操守與修為的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