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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06 11:29:21瀏覽1184|回應0|推薦0 | |
《阿罩霧風雲》忘了謝琯樵
賺人熱淚的楊家將、岳飛精忠故事,選材常見各類劇型,扣人心弦,鑑古知今。幾年前,大陸歷史劇《滄海百年》,以及近日李崗監製紀錄片《阿罩霧風雲》,揭開台灣霧峰林家忠烈事蹟,使得林獻堂年代以前,鮮為國人知曉的台灣歷史,在林家後代發掘史料與各界努力下日漸明朗。 拓墾抗擊的霧峰林家,宅邸重創於九二一大地震無情摧殘後,血淚家風如史詩般再度被召喚,馬英九總統給霧峰林家的題字:「三代民族英雄,百年台灣世家。」在台灣五大家族中,霧峰林家最具歷史強度與戲劇張力。 150年前,清代台灣失去一位從體制外的鄉勇首領,一路軍功升至福建陸路兼水師提督的霧峰子弟林文察,他曾團練台勇,奉剿台灣小刀會、戴潮春之亂,並渡海內地平戡平天國之亂,在太平軍餘部逃至漳州的最後一役,因援兵不至,遭太平軍將領李世賢誘殺。 閩、浙、台間往返戡亂的台灣子弟兵,戰功彪炳,竟成為清代官場內鬥的犧牲者,不過也因此開啟霧峰林家於清代至國民革命軍期間,三代均為閩台最高軍事將領的民族英雄之門。 林文察子林朝棟自練棟軍,力退法軍於基隆獅球嶺,獲御賜黃馬褂,開山撫民;林文察孫林祖密將軍受孫中山委任為閩南軍司令,在台開煤礦、築鐵路,興水利。林家數代,閩台間開墾拓荒、練勇平亂、興文教,日據之前近百年,台灣史大半可說由林家演出。 清代台灣畫壇一代宗師謝琯樵,堪稱「台灣文人書畫導師」,福建藝壇稱頌「台灣美術開山祖」,主要以兵備道幕府身分遊歷台灣南北,於台南磚仔橋吳尚霑宜秋山館、海東書院作客講學,並受板橋林家之聘擔任西席,與金石學家呂世宜、書畫家葉化成並稱「板橋林家三先生」。 謝琯樵遊台4至6年間,對台灣書畫藝術貢獻深遠,尤其身為福建詔安畫派的領袖畫家,將揚州八怪及歷代文人書畫藝術引進台灣,詩、書、畫、印四絕之藝,精湛高超,在台灣早期書畫史中被視為最重要的藝術家。 出身文人世家的謝琯樵,亦善技擊、兵法與養馬,文武兼備,名冠閩台,福建巡撫徐宗幹讚曰:「上馬作軍機,下馬作露布。」謝琯樵身為福建知名畫家,又有幕府本務在身,來台除講學獻藝外,佐理肅清小刀會等亂事,與當時剿匪有功的鄉勇統領林文察,結下忠肝義膽兄弟情。 短短幾年內,林文察升至福建陸路堤督,招募之台勇,奔波閩、浙,進剿太平天國軍,更兼水師提督回台,平定戴潮春之亂於彰化北斗。 討伐太平軍期間,林文察力邀謝琯樵入戎幕,四處征戰,與敵將李世賢決戰於漳州萬松關時,卻因輝煌功績,招致官場忌恨眼紅,文察未獲兵卒援軍,又急於結束戰事好帶領遠征台勇回鄉,貿然出兵卻中伏遭擄,參軍謝琯樵聞報,單槍匹馬,直闖敵陣營救林提督,雙雙遭擒,被捆於棉絮澆油點火,謂之點大燭酷刑,兩人仍正氣凜然,斥賊至歿,父老親見,無不涕淚,慷慨赴義,古烈士風,事蹟傳頌福泉漳州。霧峰林文察風起雲湧到成仁取義,一代宗師謝琯樵一路情義相挺。 林文察欽賜太子少保,諡剛愍,得年37,子孫兩人傳承其業。謝琯樵賜騎都尉兼一雲騎尉,葬於漳州昭忠祠,閩台一代書畫宗師藝事未畢,為太平軍亂因軍務殉難的藝術家,享年54歲,引領的詔安畫派失去掌舵者,轉吸收海上畫派,更無法再度來台推廣書畫藝術,為閩台藝壇損失。 早期台灣最重要的藝術家和軍功武將,共寫一篇風雲!福建文史提到謝琯樵為林文察殉難,有更多可歌可泣的不同版本,文獻史實也有謝琯樵奉林文察之命,於浙江統領一支台勇部隊殺敵,可見謝、林二人在人生的最後10年,是如此肝膽相照,惺惺相惜,一代藝術家為霧峰林家成仁,如今日開始公映的《阿罩霧風雲》能以此為林文察事蹟下一總結或更能扣人心弦。 (作者為台藝大書畫藝術系博士生)
阿罩霧林家的百年孤寂 1993年6月7日下午,北京一位90高齡的老台胞主動領介我到王府井附近胡同裡一棟木屋,那兒曾是謝雪紅主持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二樓,聆聽記錄了林為民先生敘述他父親林正亨的生命史。後來,我應《新國會》雜誌之邀在9月號的「白色恐怖專題報導」發表《第一個刑死馬場町的台灣人─霧峰林家第21世林正亨傳奇》。 來台祖是第14世的林石(1729─1788),因牽連漳州平和族親林爽文之亂入獄。到第17世的林定邦與林奠國兄弟,林家首度成為地方土豪。林奠國這一支脈就是以其孫林獻堂而為人所知的所謂「頂厝」。林定邦則是所謂「下厝」之祖。 林定邦長子林文察(1828─1864)因隨左宗棠平定太平天國有功,死後被清廷追封世襲騎都尉。 林文察的長子林朝棟(1851─1903)因率鄉勇「棟軍」擊退侵台法軍而被封「二品官銜」。清廷割台後,奉清廷旨令不得不舉家內渡,但仍以個性剛強的三子林祖密(1878-1925)留台,一面治理龐大的產業,一面祕援抗日義軍。 台灣淪陷後,林祖密毅然遷居鼓浪嶼。他熱烈擁護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成為辛亥革命後第一位恢復中國國籍的台胞,參加中華革命黨,資助並成立閩南的反袁護國軍,1918年更被孫中山大元帥任命為國民革命軍閩南軍司令…。 在台灣各地義軍失敗後林祖密仍不遺餘力支持台胞的抗日復土運動。1923年,北洋軍閥孫傳芳入閩,他辭歸走「實業救國,利國利民」的路;兩年後竟在視察疏河工程途中遇害。 據林祖密孫兒林光輝說,為徹底消除林祖密家族在台灣的影響力,日本殖民統治者也就從此開始刻意在稱謂上顛倒,把嫡長林定邦這房「貶低」為「下厝」。 林祖密遺有九子。長子林正熊繼承父志,帶兵與軍閥作戰,身受重傷,雙目失明。其後,實踐林朝棟復台遺囑的責任便落在老六林正亨(1915─1950)身上。 1995年,我認識了林祖密的孫子林光輝先生。他說,林正亨是他六伯,他看了我寫的報導以後就一直想要與我認識。因為他家的歷史從日據以來就被刻意湮滅、扭曲(我先前也只知林獻堂),從小就聽瞎眼的大伯父講述家族史的他於是有著宣揚家聲的使命感;因為這樣的使命感,他長期自費購回流失在外他家的原始史料;因為長達百年的孤寂,自謙不會寫文章的他就有了抓到機會就講的習慣;因為我能夠聆聽,而且聽得懂,愛說的他就與我一見如故。因為經常聽他講述有憑有據的歷史細節,我也打通了理解台灣抗日運動史的任督二脈。例如: 為什麼丘逢甲登高一呼就能四方響應,武裝抗日,尤其桃竹苗客家莊尤為激烈?難道真的只是因為客家人的民族意識較強嗎?這是沒有說服力的。具體的說,那是因為有棟軍的原來編制,還有林家與各地墾號的經濟基礎,作為林朝棟妹婿(娶神主牌)的丘逢甲才能有這樣的領袖條件。 為什麼華僑出身的羅福星可以在偏僻保守的苗栗大湖客家莊迅速聚集眾多幹部與群眾並發動反日起義?這應該還是通過林祖密而取得林朝棟的舊勢力支持。因為,1886年,林朝棟奉劉銘傳之命以「中路統領」進駐大湖撫「蕃」,同時發起創建奉祀關聖帝君的萬聖宮(由金和成墾號捐地);兩年後,廟宇落成,當地民眾「同時恭奉統領林公長生祿位,以銘功德。」… 我喜歡聽微醺後的林光輝生動地講述書本上看不到的林文察家族的故事。我也能夠充分理解他的家族的百年孤寂與其述說的渴望,因此經常會把他介紹給一些文化界朋友。可許多人聽了他激情敘述那一般人很難理解的歷史後,總要懷疑這個人是不是腦子進水了?」 幾年前,李崗因為想拍「台共」題材的電影而找上我;我約了林光輝,很難想像,當時對台灣史還沒有入門的所謂「外省第二代」李崗,竟然就被林光輝述說的家族史吸引,逐日深陷,不可自拔,終於百年孤寂的歷史拍成紀實電影《阿罩霧風雲》了。(作者為作家)
觀念平台-當年「台灣進士」33人… 在日益熱烈的台灣史研究領域裡,北京最近出版了《清代台灣進士碑帖圖鑒》一書,大開數、線裝本,古色古香又裝幀典雅的藍皮書裡,羅列清代領台212年中錄取的台灣進士33人,以存放在北京國子監的進士題名碑為準,將之拓搨,台灣名人如開台進士鄭用錫、台灣民主國副大統領丘逢甲、父子進士施瓊芳施士洁、許地山之父許南英、末代進士汪春源等人姓名赫然呈現書上,展卷閱讀,歷史的幽情油然而生。 台灣進士在歷史上呈現出什麼意義呢?首先是進士在帝制中國時代乃是入仕的進身之階,是學識與社會地位的象徵。其次當時台灣位居邊陲,文化條件落後於中國本土,在這種邊陲地帶的子弟,能夠中進士,與中土學子分庭抗禮,平起平坐,其意義重大,不言可喻。 學術界過去有一段爭論,亦即在台灣開發史的過程中,到底是中國大陸制度文化的延長較明顯,還是漢人在台因地制宜發展出台灣特色較顯著?前者稱「內地化」,後者稱「土著化」,學者如李國祈、陳其南等人均有所論述。 然則如果就歷史觀察,則所謂內地化或土著化,均不能含括史實。就以清代台灣科舉考試過程中產生的33位進士來說,他們從秀才開始,飽讀傳統經典,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往上到省城考上舉人,再上到北京入紫禁城參加殿試,最終考中進士,一路上努力的和追求的,完全是在中國文化的氛圍裡,這明顯是內地化的呈現。因此我們了解到要解釋清代台灣史,是不能偏重內地化或土著化任一方的。 目前台灣政治、經濟與文化等領域,重心在北部,人才也集中在北部,但是從清代台灣進士的人數比例分析,當時台灣卻是人才大都出現在南部,33位進士中,剔除前3位可能是福建冒籍者,從鄭用錫以下30人,共有25人是中南部人,而當中更有17人,是嘉義以南的子弟,這充分說明清代台灣的重心在南台灣,府城台南的地位由此可知,然則滄海桑田,自1887年台灣建省之後,台灣重心逐漸北移,以迄於今,現在不僅中央政府在台北,重要設施在北部,高級科研機構如中央研究院等,也都在北部,就連人口也集中於北部。 但是僅看表面不能理解歷史的底蘊,北部各種資源過度集中也不是好事,並且必須知道北部眾多人才,其原來是南部出生長大的,他們的父母親人家園根著南部,如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是嘉義人,前台大校長李嗣涔是南一中畢業。 身居往昔台灣重心的台南,一直以來就是人文薈萃之地,為彰台灣人才的培育以及台灣進士在歷史上的意義,成功大學特地於9月17日主辦「科舉制度在台灣及兩岸進士後人研討會」,同時與文化協會合辦「科舉制度在台灣:台灣進士專題展」,兩岸科舉後人濟濟一堂,共同探討。 從台灣進士的議題,且讓台灣人好好溫習先人的光榮紀錄,也好好規畫人才的培育,例如少子化了,大學何去何從?再者「進士」是科舉仕紳,它連結到台灣與中國大陸,而當下海峽兩岸的各種交流愈來愈密切,鑒往知來,由此為中心,值得思考。(作者為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殖民地台灣人的918情思
日本據台,兩岸隔絕36年後的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北郊製造柳條湖事件,突然襲擊北大營中國駐軍營房,並在南滿鐵路沿線全面攻擊中國軍隊。 從那個時起,一大片富饒的國土淪陷,千百萬的東北人不得不流浪他鄉,在寒冷的雪夜唱著「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的《流亡三部曲》。 流亡的東北人悲憤的呼聲緊緊揪住飽嘗故土淪陷之苦,前一年6月從北大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教的殖民地台灣青年宋斐如(1902─1947)(右圖,摘自網路)的心。在雪夜中,30歲不到的他想到,故鄉尚未光復,東北卻已陷入敵手…於是他因思鄉而失眠了。但是,他並沒有徒然感傷乃至於空喊愛國口號;他蒐集了各種相關材料,及時地寫了幾篇有關東北事件的評論文章。 1930年7月,作為「新東方學社」主要成員之一的宋斐如在《新東方》月刊「殖民問題專號」發表的《日本帝國在遠東的情勢及其前途》,極力呼籲日本與中國民眾,「為著東方全體被壓迫民眾的解放」團結起來! 宋斐如接著在1931年12月《新東方》的「最近遠東問題專號」,發表了〈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日本經濟的衰落與東北事件〉、〈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與〈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等3篇針對918事變的專論。 宋斐如認為,日本雖然是與英、美鼎足稱雄的三大強國之一,卻是個「外強而中乾」的帝國主義「大怪物」;因為日本帝國的經濟危機已由工商業蔓延於農業而日益急迫,具有豐富資源的東三省可以充當日本的「食料及原料供應地,資本及商品的銷納場所,所謂『大陸經營』的媒介物。於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手伸向肥嫩而柔軟的東三省,乃有十二萬分的必然性。」 當時中國社會主流大都寄望國聯干涉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致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對日本加以有效的武力或變形的經濟制裁,從而阻止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略中國。但是,宋斐如清醒地批判這種論調無異於「空中樓閣」。他指出,處於經濟恐慌的帝國主義列強基於在東北的利害關係,在當時不可能發生帝國主義戰爭。 1932年4月,宋斐如還發表了〈日本侵略下東省的農業生產〉。然而,國難當頭,他深刻體悟到光是寫文章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呼籲中日兩國民眾團結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依然拯救不了多難的祖國與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於是毅然辭去北大教職,投奔主張抗日救國的馮玉祥將軍,其後並發表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 1937年抗戰爆發,宋斐如懷抱著喚醒同胞要有新的覺悟的心情,發表了〈9.18六周年〉和〈日本鐵蹄下東北同胞的生活慘狀─為紀念9.18而作〉兩篇文章。他指出,為了贏得長期抗戰的最後勝利,就必須擴大統一戰線,切實聯絡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特別要設法提攜可以和中國協作,共滅日本軍國主義的台灣民眾。 1938年1月,宋斐如再發表〈日寇在東北的殘殺與暴行〉,同時出版《日本鐵蹄下的東北》一書。為了紀念918七周年,又在主編的《戰時日本》半月刊製作「東北的現狀」專題,發表〈日寇七年來在東北的經濟掠奪〉和〈東北義勇軍的母親─趙老太太〉。 宋斐如有關918事變的專論與報導,不但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剖析了事件的本質,以及被壓迫者反侵略的道路;同時也表現了一個殖民地台灣人對流亡的東北民眾感同身受的情思,從而為兩岸分斷的歷史留下一頁珍貴的見證。(作者為自由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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