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以唐朝大尺作為計算佛一磔手長度之基準

    考證佛一磔手之尺度，理當以魏 晉南北朝劉宋之尺，即北周鐵尺，而長度近同之唐朝小尺，也就是唐朝初期時所謂的姬 周尺，以作為尺度考證及計算基準，然而就歷史文獻資料考證所得，並不很能精確考定劉宋時期用尺之長。原因如左：

第一﹑【《中國度量衡史》一八九頁】，十二﹑第十二等尺有三：(一)宋《南朝劉宋》氏尺，齊 梁 陳三代因之，以制樂律，及錢樂之渾天儀尺，(二)北周鐵尺，(三)隋 開皇初調鍾律尺，又平陳後調鍾律水尺。《隋志》說明：此宋代人間所用尺，傳入齊 梁 陳，以制樂律。周[北周]建德六年平齊後，即以此同律度量，頒於天下。其後宣帝時，達溪震及牛宏等議曰：『今之鐵尺，是太祖遣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為前周[指姬 周]。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鍾律，並用均田度地。今勘周 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每舛。』既平陳，上以江東樂為善，曰：『此華夏舊聲，雖隨俗變改，大體猶是古法。』祖孝孫云：『平陳後，廢周玉尺律，便用此鐵尺律，以一尺二寸即為市尺。』【《中國度量衡史》二○七頁】，鐵尺之度，亦由考定者。《隋書律歷志》曰：『宣帝時，達溪震及牛宏等議曰：「今之鐵尺，是太祖遣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為前周。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鍾律，並用均田度地，……』是蓋鐵尺之度，定於周[北周]初，用於調鍾律，並用均田度地，皆朝廷行用者。至建德六年，始以之頒於天下。北周鐵尺與宋尺符同，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鐵尺一尺二寸為市尺之一尺。

    此僅能證明宋尺與北周鐵尺符同，而《隋書律歷志》只是用北周鐵尺與晉前尺較量，得出：宋氏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而且此一尺六分四釐合現代二四．五六六三一二九六公分，亦略為不符合，小尺一尺二寸合大尺一尺的比例，應當是一尺六分七釐五毫合現代二四．六四七一二三二公分，方為精確符合比例。而劉宋時期實用之尺，也有可能較北周鐵尺略長，更精確符合大小尺之比例。

第二﹑【《中國度量衡史》一九九頁】，梁代承宋之尺，祇為制驗樂律之用，梁武帝則能考定新制。……隋志名之曰梁法尺，稱謂亦當。梁朝未定法尺以前，民間用尺，較之由宋 齊傳入之尺，有增益，此即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之俗間尺。……梁朝定法尺之外，又定影表尺，專用於測影，非通用之尺，其尺度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中國度量衡史》二○九頁】，《隋書律歷志》曰：『梁表尺經陳，滅入朝，大業中議以合古，乃用之調律以制鐘磬等八音樂器。』，【《中國度量衡史》二二○頁】，大制為隋 大業議以合古之小制。隋 開皇官尺，即北周市尺，乃後魏之後尺。此種尺度，官民公私用之以為然。又隋 開皇官斗，以古斗三斗為一斗，官秤，以古秤三斤為一斤，唐承隋之後，以開皇官制，官民已通行，故頒之為大制。而唐代政事，亦每求合於古制，隋 大業中已改用小制，尺用梁表尺，斗秤依古，廢三倍之大制，故唐又以頒之為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此唐制之大概。【《中國度量衡史》二二三頁】，研究唐代大小二制，必須明於唐因隋朝前後二代之定制。故唐黍尺所謂小尺者，乃出自大業之表尺，[此即為宣祖所謂之：隋 煬帝。立斗尺秤，準古立樣。]非北周遺制之鐵尺。不過大業之表尺，傳入於唐，後世又有增訛，故唐朝小尺之長度，實較大業之尺度為長，而與北周之鐵尺，長短近同。但唐小尺之制非導出於鐵尺。

    此明南朝梁代已不用宋尺，小尺傳承已然中斷；隋 開皇雖用鐵尺，但隋 大業三年官方改用梁表尺，只有民間私用鐵尺。

第三﹑【《中國度量衡史》二一八頁】，王國維曰：『宋[唐朝以後之宋]史《律歷志》載：「丁度議，今司天監表尺，和硯所謂西京望臬者，蓋以為洛都故物，今以貨泉、錯刀、貨布、大泉等校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略合宋[劉宋 ] 周[北周] 隋之尺，……」……故丁度等謂唐尺略合周 隋之尺。』考唐用小尺測晷景，今此所謂景表尺為唐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有奇，正與鐵尺律度相符合，此一證。據朱載堉之論，唐小尺與新莽尺之比，……則唐小尺應合新莽尺一尺八分，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相差一分六釐。……(如云：「開皇官尺，即鐵尺一尺二寸」，官尺長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則鐵尺比晉前尺應為一尺六分七釐五毫，而隋志載為一尺六分四釐，此即推算之差。)

    劉宋為西元四二○年在南方建國，北周為西元五五七年在北方建國，在一百三十七年間，歷經南朝的齊、梁、陳；北朝的北後魏、東後魏、西後魏、北齊，真正是戰亂紛起、朝政更迭頻繁，度量權衡制度亦數次改張，而中國地域廣大，就實務而言，度量權衡標準器在輾轉複製中，因工藝技術程度，即難免產生誤差；又其間，南朝梁代已不用宋尺，北朝則用大尺之系統，北周作出的鐵尺不知與宋尺相符合到何種程度。

第四﹑唐朝初期之時會將小尺，亦即南北朝、隋朝時期的小尺，認定為是古姬 周尺，肇因於王莽變制，【《中國度量衡史》一五六頁】，周末度量衡紊亂已久，真制失傳，而秦變之。漢中度量衡未聞有統一之舉，其不劃一，自為意中事，而莽變之。……莽變制，乃變漢之制，亦即變秦之制，但又非為復周制。而度量衡之法，則不變於漢，漢志出於莽師劉歆之五法，而五法蓋本秦 漢之法制，是故秦漢之法制，莽未嘗改變，所變者器之量也。新莽變制影響，至為重大。『自漢平帝時，命劉歆同律度量衡，變漢制，王莽因之，以鑄錢貨銅斛望臬；晉 武帝時，荀勖因泉貨銅斛望臬製尺。』『荀勖所取法之西京望臬，建武銅尺，亦仍莽制，荀勖之尺，為晉前尺，歷代尚之，《隋書律歷志》開載十五種尺，以此尺為主。』『後周[北周]世宗時，王朴造樂，用此尺，而略有所增。宋 太祖嫌其尺短，音哀，命和硯更增之。仁宗時丁度 高若訥據莽之錢貨定尺以獻，而司馬光刻之於石，蔡元定著之於書』(以上據莽制流布影響之事實，乃雜錄各家之言。)……既改制後，復毀滅前代之制，制頒標準器，使天下所用者，莽之器，使後世所傳者，亦莽之制。而所採據以為較量之準者，無非莽制莽物。【《中國度量衡史》一八四頁】，但荀勖造尺依周禮之制，並非有周尺為實驗之證。而魏 襄王在周末戰國之時，其時法制已亂，非復周初之制，認為周末紊亂尺度之一可也。（《山堂考索》曰：『汲冢玉律乃魏 襄王所制，未能盡合古制，不然，春秋以來，權度以正，夫子不必發「謹權量」之語矣』。朱載堉曰：『漢 平帝時劉歆所造，《隋志》謂之晉前尺，蓋以晉 荀勖所定，不可直認為周尺，魏 襄王冢中所獲玉律，乃晚周之物，不可便謂成周之律度，魏自文侯已耽鄭 衛，而厭古樂，降至襄王則其時又可知也』。【《中國度量衡史》二一○頁】，《隋書律歷志》每言及「古制，」但並未說明係何代之制。……後漢至魏長於「古，」則其所謂「古，」者，為自新莽為始，……此其一。而所謂依「古，」者，倍「古，」者，又必依實器校驗，則其所用以校驗之古器，自必為莽制，此其二。又新莽改制，號稱依古，後世亦多以實依古目之，故所謂古，即指新莽之制。

    此明唐朝小尺亦即隋朝小尺或表尺、北周鐵尺、劉宋尺之尺度，只是源於姬 周再經歷代增量訛傳，致使歷代稱之為古姬 周尺。

第五﹑【《中國度量衡史》四七頁】，圭與璧皆玉之名，朝廷以玉印信，謂之玉璽。國有大事，執玉圭以為符信，通稱瑞玉。凡玉璽瑞玉均有一定之大小，註以尺寸所以示信。故以圭璧考度之制，足為更有力之證。……吳大澂藏有一璧，據其考證曰：『《周禮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是璧好三寸，兩肉各三寸，適合九寸，加一寸為一尺，故曰璧羨度尺。』……吳氏以圭璧考周代度制，除此璧而外，有考據足為證驗者，有六件，曰：鎮圭、桓圭、大琮、大琬、瑁與珽。六圭為度制之考證如左：(一)鎮圭長一尺二寸，《周禮》『玉人鎮圭，尺有二寸。』(二)桓圭長九寸，《周禮》『命圭九寸，謂之桓圭。』(三)大琮長一尺二寸，《周禮》『玉人大琮，十有二寸。』(四)大琬長一尺二寸，吳氏曰：『《書顧命》[尚書．顧命]鄭注，「大琬度尺二寸者。」』(五)瑁長五寸，吳氏曰：『《說文》「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黎+牛> [集韻，同於犂]冠；」段注云：「《爾雅》注作犂館，謂耜也；」《周禮》「匠人耜廣五寸，二耜之伐廣尺；」是玉五寸，與<黎+牛>冠之說合。』(六)珽長六寸，吳氏曰：『《周禮》鄭注，引《相玉書》曰，珽玉六寸。》以上六圭與璧，關於度制考證之處，均一一相符，足為周制璧羨度尺之驗證。惟實際測得之數，彼此亦微有出入，璧為起度之本，此六圭可為驗度之證，故應先求六圭為尺之平均數，依Σ法求之為一九八．五五七五公釐，再與璧平均，以求中數，作為璧羨度尺之長。璧徑九寸，實測之長為一七．七三公分。……璧羨度尺=(197+198.5575)/2=197．77875公釐=周尺之長。【《中國度量衡史》六四、一二八、一三○頁】，吳承洛則以理論推求周尺為一九．九一公分。

     如此，可以確定西周尺度絕不等同唐小尺、北周鐵尺、劉宋尺，亦不等同新莽尺、晉前尺或梁表尺。若非現代考古、訓詁之學發達，恐仍將新莽以來因循增訛之小尺，認定為古姬 周尺也。若依循唐朝小尺考證、計算佛一磔手之尺度，恐不能求得精確之數，且將治絲益棼，並困於姬 周尺度之考證。反觀唐朝大尺，西元五三五年西後魏建國以來，至西元六一八年傳入唐朝，僅八十三年之間，相續沿用無有間斷，因輾轉較量、複製產生之誤差應當較少；又唐 李淳風著[《隋書律歷志》]時，乃在唐朝初期，必有實物可考證較量，因此應以唐朝大尺推算出唐朝小尺之長，以作為佛一磔手尺度考證及計算基準，較為可靠及精準；因此，唐朝小尺應合二四‧六四七一二三二公分(以唐朝大尺除以一‧二)。於此，謹向，因筆者倡議以西周尺之二尺，計為佛一磔手之長，而於學戒、持戒受到窒礙、障難之長老、大德、法界有情，至誠懺悔，並乞求寬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