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縣少年王榕笙遭撕票案，基層員警因誤判，隨即遭議處，其實他們只是警界長期以來選擇性辦案下的犧牲品、代罪羔羊。

王榕笙的不幸，幾乎是去年九月發生在中壢市一件女童撕票案的翻版；才剛上小學沒幾天的鄒姓女童，被乾爹擄走後勒贖一百萬元，家屬接獲歹徒電話之初，誤以為是詐財電話，直到匯了錢後仍不見女童音訊，驚覺可能真的是綁架案後再報警，己經錯失救人的黃金時間。

一般人接到詐財電話，幾乎不會報警，某種程度是認為「報案也沒用」，但這並不適用於達官貴族；讓王榕笙家屬不能接受的是，明明在失蹤及接獲勒贖電話後，都很清楚的告訴警方，得到的答案卻是，「失蹤要滿廿四小時才成案」，以及「可能是詐財電話」的答案。

若根據法醫相驗王榕笙的死亡時間，正是家屬報案、但警方未認真受理之後，反過來推算，如果警方能當成重大刑案立即動員，王榕笙或許就不會走上與中壢市鄒姓女童相同的命運，只是這回誤判者換了人。

即使警方後來說明成立專案小組，但又怎樣呢？警方的專案可大可小，姑不論緝拿要犯張錫銘的「獵龍專案」由署長任召集人，閣員家屬的車子丟了、立委在深山裡遇劫，警方成立專案速度之快、層級之高、動員之廣，從這類案件大多迅速偵破即可知。

相對地，王榕笙失蹤後的專案，是小隊長、偵查員層級即可運作。不是不相信基層員警的辦案能力，而在於這種「小」專案的規格，諸如監聽票專案成立後第二天才向檢方聲請等。

治安敗壞，綁架案層出不出，警方非並沒有對策，在白曉燕遭撕案後成立的反綁架小組，屢次在重大綁架案發生後建功，但這回似乎沒派上用場。如果有專業的談判組成員代替家屬與歹徒對話，怎會在雙方接觸了四通電話並且談到贖金降為一百萬元後，還讓歹徒下狠心撕票？

錯誤是由接獲報案第一線處理的員警開始，一個誤判壞了全局，處分他們，也救不回王榕笙，即使議處層級再升高，員警不改掉辦案大小眼的陋習，再多處分也於事無補。

警政當局或許還沈浸在搬走「拚治安」路上的那塊大石頭─「活捉張錫銘」的興奮狀態，一條爛命如張錫銘之流，警方且都還日日以重兵保護，反觀王榕笙的例子，更可以讓王家人以致於更多老百姓相信，我們的人民保母是這樣地大小眼。

雖說王榕笙的命是死於兇狠歹徒之手，警方應救而未能救，只對員警處分，不足以對社會交代，期盼人民保母能牢記在心。案件可以有大有小，人命則都是無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