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事人委任律師代理出席調解會之調解成立事件偏低的可能成因

都會地區百業發達，商務交易熱絡，公司行號因商事履約衍生之爭議，往往聘請律師代理出席各種訴訟、仲裁、協商程序的場合，調解程序也不例外。

再就都會地區的人口結構觀察，職業屬性方面，都會地區公司商號、機關、學校林立，從事金融、商業、公、教之人口極多。教育程度方面，都會地區一般住民所受教育程度較高，對於權利保護意識亦較重視。經濟條件方面，以教育程度與職業屬性判斷，由於收入來源頗豐，所得相對較高，故有一定能力聘請律師處理各類私權糾紛。

由於調解會未有當事人委任律師參與調解的件數相關統計數據，然而調解實務上，調解委員與秘書咸認律師代理或陪同當事人出席調解的個案，通常個案調解的結案時程較長，而調解成立的結果也是相對偏低的，其背後成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授權有限，難以權變

制式的調解委任書寫得很清楚：「受委任的代理人，有代理為一切調解行為之權，並有同意調解條件、撤回、捨棄、領取所爭物或選任代理人等特別代理權」；然而調解實務上的運作，並不盡然如此。

試想律師接受當事人委任之事件，一般情形是先先收取全部或一部律師費（或稱酬勞、酬金），本於律師應為當事人盡力辯護，以爭取合法應有權益的天職，律師在調解程序上，其實是無法就未經委任人授權的事項，為前述委任書所載的一切權限。

所以調解會上，每每可以看見律師以手機與當事人保持密切通聯的畫面；或是陪同到場的律師與其當事人在會場一角竊竊私語的場景。

律師專業的建議與維護其當事人應有的權益，誠理所當然爾。只是兩造一旦未能達成共識，通常調解的結果，不是雙方意見不一致，以調解不成立而收場；便是擇期再議，且這裡所謂的擇期再議，有可能是時間拉長到一個月以後再開調解的情形，也可能是從此沒有下文的結果。

   私下解決，不必調解

律師代理當事人在調解會上沒有達成調解共識，或者雙方律師同意擇期再議，事後卻又沒有下文的情形，並不表示這個案子就一定會將「戰場」轉移到法院去。實務上，反而是兩造律師另闢蹊徑，透過私下協商的方式，讓案子獲得圓滿的解決。

具有法律專業的律師，除非解決問題的方式必須以取得「執行名義」為前提，否則業務繁忙的律師，通常是沒有時間再配合回到調解會上來製作調解筆錄與調解書的。

正因為律師這樣的專業背景，讓不少曾經雙方出席過調解程序的個案，由於未能進展到調解成立並經法院核定的程序，以致無法增加調解成立的件數。

   委員素質，有待加強

另有一種情形，則可能是存在於調解委員與受當事人委任的律師間，姑且稱之為「不能說的秘密」。此話何解？說來要分兩方面解釋：

一方面，調解會的調解程序，基於制度設計的特性使然，調解委員對於民眾私權紛爭的調解思維，多從動之以「情」、說之以「理」，不得已才祭之以「法」的模式，循情→理→法的順序，為民排難解紛。但對於擅長法庭訴訟攻防程序的大多數律師而言，法律的思維卻是法→理→情的順序。

再者，調解程序只是解決紛爭的手段之一，並非法律救濟的最終途徑，萬一調解不成立，還可另循訴訟等其他途徑解決。雙方思維的差異性，且不論其調解結果如何，然光是律師與調解委員間在溝通協調的思維模式上，就有可能讓調解的過程一波三折，橫生枝節。

另一方面，調解委員中雖亦不乏執業律師出身，甚至是退休的法官或檢察官；然而大多數鄉、鎮、市公所的調解委員並不具有這樣的法律專業背景。

雖說資深的調解委員，大多具備相當程度上的法律素養，但有句話說：「法與時進」，若委員未能溫故知新，隨時自我充實，很容易就讓律師一眼看穿。

好一點的情況，是調解會事前已先行瞭解個案情節，預為指定具有相關專業背景的委員進行調解；比較尷尬的結果，則可能是等到律師向調解會反映後，才被動地另行分派其他委員進行調解。所以委員在面對有律師出席調解的個案時，難免會有一些心理上的壓力。

   小 結

綜合以上各節所作的分析，較易在都會地區發生之特定類型的調解事件，調解功能較難發揮的態樣，有可能是事件本身的特殊性，例如房屋漏水事件，即為適例；也有可能是與事件無關，純粹是「人」的問題，例如律師代理的調解事件，即為適例。

充實調解委員的法律專業與加強調解技巧的重要性，從本文的分析中，再一次獲得了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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