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本質的孤獨     蔣勳   ~  文章欣賞 

生命的意義

生命真的有意義嗎？

儒家文化一定強調生命是有意義的，但對存在主義而言，存在是一種狀態，本質是存在以後慢慢找到的，沒有人可以決定你的本質，除了你自己。

所以存在主義說「存在先於本質」，必須先意識到存在的孤獨感，才能找到生命的本質。

在七○年代，我上大學的時候，存在主義是台灣非常風行的哲學，不管是透過戲劇、透過文學。

例如當時有一部戲劇是貝克特的《等待果陀》，兩個人坐在荒原上，等待著一個叫做Godot（中文譯為果陀，Godot是從God演變而來，意指救世主）的人，等著等著，到戲劇結束都沒有等到。

生命就是在荒蕪之中度過，神不會來，救世主不會來，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也沒有來。我們當時看了，都感動得不得了。

從小到大，我們都以為生命是有意義的，父母、老師等所有的大人都在告訴我們這件事，包括我自己在當了老師之後，都必須傳遞這個訊息，

我不能反問學生說：「如果生命沒有意義，值得活嗎？」但我相信，我如果這麼問，我和這個學生的關係就不會是師生，而是朋友，我們會有很多話可以講。

如果你問我：「生命沒有意義，你還要活嗎？」我不敢回答。

文學裡常常會呈現一個無意義的人，但是他活著；卡夫卡的《蛻變》用一個變成甲蟲的人，反問我們：如果有一天我們變成一隻昆蟲，或是如魯迅〈狂人日記〉所說人就是昆蟲，那麼這個生命有沒有意義？

我想，有沒有可能生命的意義就是在尋找意義的過程，你以為找到了反而失去意義，當你開始尋找時，那個狀態才是意義。

現代的文學顛覆了過去「生下來就有意義」的想法，開始無止盡地尋找，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都不是最終的答案，直到現在人們還是沒有找到真正的答案。

陳凱歌的《黃土地》裡，那群生活在一個荒涼的土地上，像土一樣，甚至一輩子連名字都沒有的人，他們努力地活著，努力地相信活著是有意義的，或許就是另一種形式的生命意義。

然而，不管生命的意義為何，如果強把自己的意義加在別人身上，那是非常恐怖的事。

我相信，意義一定要自己去尋找。

如果嬰兒出世後，尚未接觸到母親前，就被注射一支針，結束了生命。那麼，他的生命有意義嗎？

存在主義的小說家卡繆（Albert Camus）有過同樣的疑惑，他在小說裡提出，如果嬰兒立刻死掉，他會上天堂還是下地獄？他問的是生命非常底層的問題。

那個年代我們讀到這些書時，感到非常震撼，群體文化不會問出這樣的問題，因為會很痛，你看到所有的報導都是那麼荒謬，是誰惡意為之的嗎？不是，所以群體文化無法討論「荒謬」這個問題，而存在主義則把它視為重要的命題。

　　拋開結局的束縛

　　卡繆的《異鄉人》（L'Étranger）中，講述的是在法國發生的真實事件，L'Étranger這個字中文譯為「異鄉人」，其實就是孤獨者的意思。故事敘述法國青年對一個阿拉伯人開了六槍，被當成謀殺犯送進監牢，但所有的審判都與他開這六槍無關，而是舉證他在為母親守喪時沒有掉淚，在母親的喪禮上，他未依禮俗反而打了一個花俏的領帶，以及在母親喪禮後，他便帶女朋友到海邊度假，並發生性關係。諸此種種便成為他獲判死刑的罪證。

　　行刑前，神父來了，告訴他要做最後的禱告和懺悔，靈魂還有機會上天堂。這個青年罵了一句粗話，說：「我就是開了這六槍，不要說那麼多了！」

　　如果大家有機會再去翻這本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就會發現最後一章寫得真是漂亮。青年的囚車在黎明時出發，看見天上的星辰，他說他從未感覺到生命是如此飽滿，他忽然變成整部小說歌頌的英雄——從儒家和群體文化的角度來看，實在很難去認同殺人犯變成英雄的故事，這部小說在國外會得獎，但若是在國內，可能直至今日都無法獲得肯定，因為它的內容違背世俗的標準。

　　在國內不會有人以陳進興為主角，最後還把他寫成英雄，然而，小說的好或壞，不是結局的問題，而是生命形式的問題。這個形式裡的孤獨感、所有特立獨行的部分，會讓人性感到驚恐，應該有個小說家用文字去呈現他生命裡的點點滴滴。然而，我們不敢面對，我們甚至覺得知道太多生命的孤獨面，人會變壞。

有沒有這樣的印象？大人會說：「這本小說不能看，看了會變壞。」

我認為，對人性的無知才是使人變壞的肇因，因為他不懂得悲憫。

在陳進興這則新聞裡，我印象最深的畫面，是他被槍斃後屍體送去摘取器官的過程，如果我要寫小說，大概會從這一段寫起。

他對我而言，還是一個生命，而他在死亡，是生命與死亡的關係。我也要反駁群體文化中不知不覺的約束，使這些特立獨行的議題無疾而終。

　　我用「議題」而不是用「主角」，因為我們總認為「主角」一定是個好人。記不記得小時候看的電影，常常會在最後結局時，出現一行字：這個人作惡多端，終難逃法網恢恢。

後來我再去看這些電影，發現那個主角已經逃走了，只是在當時的觀念裡，不加上這一句結尾，觀眾不能接受，因為惡人要有惡報，好人要有好報。

如果我們用先入為主的善惡觀去要求文學作品要「文以載道」時，文學就會失去過程的描述，只剩下結局。

我從小受的作文訓練就是如此，先有結局，而且都是制式的結局，例如過去連寫郊遊的文章，最後還是要想起中國大陸幾億個受苦受難、水深火熱的同胞。

先有結局，就不會有思考、推論的過程。當我自己在寫小說時，我便得對抗自己從小訓練出來「先有結局」的觀念，而是假設自己就是小說裡的人物。

這是往後我寫作的一條道路，我也希望不只是我個人，而是整個台灣在經歷這麼多事件後，足以成熟地讓人民思考，而不是用結局決定一切。

或許有人會說，現在小學生寫作文，已經不寫拯救大陸同胞的八股教條了，但是不是就有思考了呢？我很懷疑。

事實上，今日社會事件的報導，甚至在餐廳裡聽到的對話，都還是先有結局。

一到選舉時更明顯，都是先有結局再搜羅證據，如果真是這樣，人民的思考在哪裡？從過去到現在，人民的思考在原地踏步，好像他忽然從一個權威的體制裡跳出來，覺得過去都是很愚昧的，他氣得跳腳，以為跳向另一個極端。

可是你仔細看，他跳腳的方式和當年某個偉人去世時跳腳的姿態是一樣的，並沒有改變。他還是用同樣的情緒在跳腳、在哭，只是偶像換了另外一個東西而已。如果這樣的話，人民的思考在哪裡？

個體的獨立性應該表現在敢於跳脫大眾的語言、說出懷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結局或結論。

我相信，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多的孤獨者，更多的叛逆者，更多的阮籍和嵇康，勇於說出不一樣的話，但要注意的是，這不是結局；

如果你認為這是結局，就會以為「他只是在作怪」，當你拋開結局的想法時，才能理解對方是在提出不同的想法。

邏輯（logic）一詞源於希臘文logos，就是「不同」的意思。你從正面，我從反面，以後才能「合」，才有思考可言。

而如果只有一面倒的意見，思考便無由產生。我相信，好的文學要提供的就是一種「觸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