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本質的孤獨

儒家的群體文化避談死亡一如避談孤獨，一直影響到我母親那一代臘月不談「死」或諧音字的禁忌。

即使不是臘月，我們也會用各種字來代替「死」，而不直接說出這個字，我們太害怕這個字，它明明是真實的終結，

但我們還是會用其他的字代替：去世、過世、西歸、仙遊、升天……都是美化「死」的字辭。

死亡是生命本質的孤獨，無法克服的宿命。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說過，人從出生那一刻起，就開始走向死亡。

他有一篇很精采的小說〈牆〉，寫人在面對死亡時的反應。他一直在探討死亡，死亡是這麼真實。

莊子也談死亡，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凝視一個骷髏，最後他就枕著骷髏睡覺。睡著之後，骷髏就會對他說話，告訴他當年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

這是莊子迷人的地方，他會與死亡對話。

相反地，孔子好不容易有個特立獨行的學生，問他死亡是什麼？馬上就挨罵了：「未知生，焉知死」，

可是，怎麼可能不問死亡呢？

死亡是生命裡如此重要的事情，一個文化如果迴避了死亡，其實是蠻軟弱了。

儒家文化固然有樂觀、積極、奮進的一面，但是我覺得儒家文化最大的致命傷，就是始終不敢正視死亡。

儒家談死亡非得拉到一個很大的課題上，如「捨生取義」、「殺生成仁」，唯有如此死亡才有意義。

所以我們自小接受的訓練就是要用這樣的方式死亡，可是人的一生有多少次這種機會？

　　小時候我總是認為，如果看到有人溺水，就要不加思索地跳下去救他，不管自己會不會游泳，如果不幸溺死了，人們會為我立一個銅像，題上「捨生取義」。

一個很偉大的哲學最後變成一個很荒謬的教條。

　　如果在生命最危急的情況下，對其感到不忍、悲憫而去救助，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絕對是人性價值中最驚人的部分。

但是，如果是為了要「成仁」而「殺生」，就變成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了。

就好比，如果我背上沒有「精忠報國」這四個字，我是不是就不用去報國了？

　　孤獨與倫理規範

　　忠、孝究竟是什麼？當我們在談孤獨感時，就必須重新思考這些我們以為已經很熟悉的倫理規範。

文化的成熟，來自於多面向的觀察，而不是單向的論斷；儒家文化有其偉大之處，孔子的哲學也非常了不起，但當一個思想獨大之後，缺乏牽制和平衡，就會發生許多問題。

檢視這些問題並非去否認問題，不能說「今日儒家文化已經式微了」，我們最底層的價值觀、倫理觀以及語言模式，在本質上都還是受儒家的影響，

而這裡所說的「儒家」早已跳脫哲學的範疇，而是一種生活態度，就像我習慣在校園發現問題時，立刻以系主任的職權去維護學生，這也是「儒家」，為什麼我不讓它成為一個議題，公開討論？

在我們的社會中缺乏議題，包括情慾都可以成為一個議題。

　　從法國回來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學任職，是校內十三位一級主管之一，當時學生如果要記大過，就必須開會，由十三位主管都同意簽字後才能通過。

這件事通常是由訓導單位決定，到會議上只是做最後的確認，不會有太大的爭議。

我第一年參加時看到一個案例，那是一九七七年發生的事，一個南部學生到北部讀書，在外租屋；房東寫了一封信給學校，說這個學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時勾引他的老婆，學校就以此為罪狀，要學生退學。

我覺得應該要了解背後的因由，當下不願意簽字，當我提出看法時，聽到旁邊有個聲音說：「蔣先生畢竟是從法國回來的，性觀念比較開放。」

聽了，我嚇一跳，我還沒來得及說明，就已經被判定了。

　　不管是這個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實都是不自覺地受到群體文化的影響，許多事情都變成了「想當然耳」，即使事後發現不是如此，也不會有人去回想為什麼當初會「想當然耳」？

孤獨感的探討一定要回到自身，因為孤獨感是一種道德意識，非得以檢察自身為起點。

群體的道德意識往往會變成對他人的指責，在西方，道德觀已經回歸到個體的自我檢視，對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對自己行為的反省才是。

　　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時，學生要他逃走，他在服刑和逃跑之間，選擇了飲下毒堇汁而死，因為他認為他的死刑是經過民主的投票，他必須遵守這樣子的道德意識，接受這樣子的結局。這才是道德，非如今日社會中，從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辭地指著別人罵：不道德！

　　我相信，有一天，孤獨感會幫助我們重新回過頭來檢視道德意識，當其時道德情操才會萌芽。

就像阮籍不在母親喪禮上哭，讓所有的人說他不孝，而看到他吐血的只有一個朋友，便把這件事寫在《世說新語》。

他不是沒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讓道德情操變成一種表演。

　　當道德變成一種表演，就是作假，就會變成各種形態的演出，就會讓最沒有道德的人變成最有道德的人，語言和行為開始分離。

　　對生命的懷疑

　　我出版過一些書，談了美學、談過詩，寫了一些小說和散文，我想我最終的著作應該是一本懺悔錄。

我相信，最好的文學是一本最誠實的自傳，目前我還沒有勇氣把它寫出來，但已經在醞釀，我也知道這會是我最重要的功課。

我是要跳回去做一個和稀泥的人，去掩飾跳牆、記過的事件，還是要做阮籍或嵇康？

　　這就是我的選擇了。

　　我想，台灣應該是一個可以有距離的去對抗儒家文化傳統的地方，奈何我們既隔離在外，卻又以儒家正統文化自居，因為我們認為對岸破壞了儒家傳統，所以我們必須去承接，事實上我們所背負的包袱比對岸更重。

所以我到上海時便發現，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孤獨感一下子就跑出來了，特立獨行的個人也出現了……好像，台灣要發動在內心深層處的孤獨感革命更難了……

　　家庭、倫理的束縛之巨大，遠超於我們的想像。

包括我自己，儘管說得冠冕堂皇，只要在八十四歲的媽媽面前，我又變回了小孩子，哪敢談什麼自我？談什麼情慾孤獨？她照樣站在門口和鄰居聊我小時候尿床的糗事，講得我無地自容，她只是若無其事地說：「這有什麼不能說的？」

　　其實，我母親和許多母親一樣，手上一直握有一把剪刀，專門剪孩子的頭髮，比中學時代教官手中那一把更厲害，這一把看不見的剪刀叫做「愛」或是「關心」。因為這把剪刀，母親成為我走向孤獨的最後一道關卡。

　　在我們的文化中，以「愛」、「關心」或是「孝」之名，其所做的任何決定都是對的，不允許相對的討論、懷疑——而沒有懷疑就無法萌生孤獨感，因為孤獨感就是生命對生命本身採取懷疑的態度。

　　我們活著真的有價值嗎？我不敢說。

我也不敢說殺生一定成仁，捨身一定取義，魯迅寫的秋瑾殺生、捨身之後，其鮮血只是沾染了一顆饅頭，讓一個得肺癆的小孩食用，她甚至救不了他。這個了不起的文學家顛覆了儒家成仁、取義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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