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四月在台灣TVBS的談話性節目中，
某位先生一段慷慨激昂的談話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
「政治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差別只是運用不同的手段。」
在我看來，會發出這段話的那一顆心，
必定充滿了千纏百結、無法言喻的矛盾，
他有著無窮無盡的創造性的意念，可是永遠欠缺臨門一腳，
每當內心發出強大的呼聲：「你該行動了。」
同時就有無數的雜念在眼前織出錯綜複雜的網，
讓他開始猶豫不決，開使想：
「這是行動的時機嗎？」「這種做法有用嗎？」
就是這種狀況，使得慷慨激昂的這位先生，
最終也只能在談話節目中慷慨激昂。

如果一個人真正擁護「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信念，
他為什麼要考慮運用的手段？
他會考慮的只有兩件事。
一方面，我擁有多少的“牛肉”和“美酒”，
可以讓歸順我的人大塊吃肉、大杯喝酒，
真正的做到「順我者昌」；
另一方面，我擁有多大的權力，
可以讓忤逆我的人嘗到真正的苦果，
真正的做到「逆我者亡」。
所以，這種人真正在乎的是自己的能力限度，
他會根據自己有幾斤幾兩重去採取恰當的行為。

中國古代的皇帝就把這八個字運用到淋漓盡致，
以明代的燕王朱棣來說，
他起兵造反奪去侄子的江山，就位為明成祖，
當時的方孝儒是知識份子的領袖，
按照中國文化的傳統來說，他的立場必定是和朱棣敵對。
朱棣為了確切證明自身權力的正當性，
就把方孝儒找來幫他草擬登基大位的詔書，
這時，朱棣的左手握著無盡的榮華富貴，
就等方孝儒「順我者昌」、優美順暢的寫完詔書。
可是，周遭文武百官無數眼睛炯炯有神的瞪著方孝儒，
他心中暗暗想著：「寫下這封詔書，方孝儒就不是方孝儒了。」
於是，把筆重重擲在地上，
大聲罵說：「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朱棣聽到這種公然反叛的回答，臉色一沉，
根據「逆我者亡」的原則，
他伸出右手、憤怒的說：「把他的十族全都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