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傳教士的盲點部分：

　　19世紀的傳教士持守的是西方改教運動（宗教革命）以後的基本價值觀念－－ 自由、平等，認為傳福音是任何政權都不能阻止的天賦使命。

　　但清政府頑固禁教，甚至不允許傳教士合法居留中國。傳教士認為戰爭雖然是壞事，卻轟開了中國大門，正好利用條約來得到傳福音的自由，和當地政府的公平保護，可以把壞事變好事。

　　然而他們沒有注意西方國家在自由平等口號下，那些不純正動機與不合理行為，也看不到這樣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族感情和自尊，因為以槍炮做後盾，在強權政治下的「自由傳教」，對傳教士的誘惑太大了。

　　當時西方的屬靈傳統，將非基督教的其他文化，都當做「敵基督」。傳教士本身不自覺秉承了西方文化優越感，忽略西方文明中，其實更多不合基督教真理的一面。

　　在當時西方不斷進步，同時向外擴張的時代，雖然傳教士不是所謂的「侵華先鋒」，卻難免不受帝國文化的思想影響。一些傳教士不瞭解也看不起華夏文明，專橫偏袒「二毛子」，以及本身種種不良的生活見證，已經引起有見識的西方外交官警告：

　　「基督教會在中國的最大敵人，就是傳教士自己和自稱『護教者』的西方列強。」(史式微：《江南傳教史》卷二，頁200-201)

　　可惜具有這種眼光和胸襟的西方人，在當時還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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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基督教真理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傳教士的基本立場是傳福音、救世、愛中國。例如，英法聯軍蹂躪北京時，內地會戴德生首先寫信給英國，發出強烈譴責：

　　「古都北京闖進了兩個強盜，燒殺搶掠，他們一個叫英格蘭，一個叫法蘭西......」

　　這句話被法國小說家雨果引進小說裡，後來馬克思的文章也引用了這段話。把基督教與帝國主義混為一談，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當然，傳教士不是完人，教會也會有錯誤。再良好的動機，在人的歷史、文化局限及罪性下，也會產生不良效果，而且事實上在中國也?生了最壞的後果。

　　傳教士的某些言行，確實不自覺地傷害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所以，傳教士及其事業在象徵意義上，與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關係，也就糾纏不清了。

　　這樣的說法若大家能接受，我再接著往下談戴德生在中國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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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紀末，內地會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來到中國，他所成立的內地會，傳教士不分宗派，一律穿中式服裝，深入內地傳教。他自己八個兒女，四個因瘟疫夭折在中國，但他依舊堅持和中國人一樣吃喝，不享外籍傳教士的特殊待遇。

　　義和團之亂，把綿延40年之久的反洋教風潮推到頂點，也延伸出這樣一種至今仍存在的論調：排外無罪，殺人有理。這種論調直到現在，還若隱若現在某些中國人的學術論著中。

　　庚子之亂時，戴德生已67歲。長期工作壓力使他出現精神崩潰的現象。這場暴動發生時，他在瑞士養病，當更多噩耗傳來時，戴德生一再受到打擊，身體衰弱之極，要人攙扶、脈搏的跳動一分鐘只40次。他說：

　　「我不能看書，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禱告，但是我能信靠。」他依然相信：「我們殉道者的血，在中國將是福音的種子。」

　　庚子之亂，按比率來說，內地會傳教士最孤立，遭殺害的人數也最高。有58人殉難，（超過三分之一）可憐的是還有他們的21個小孩遇害。房屋、衣物損失殆盡。

　　雖然處境孤立，但他們仍然苦苦堅持信仰的初衷，不放棄、不離開、不申訴。遍查受害者及其親友的書信，不見一句怨恨，報仇或要求賠償的話。戴德生自己和他的妻子，還有他們的4個孩子，至今也都還葬在江蘇的鎮江。

　　八國聯軍後，戴德生在美國登報公開聲明，內地會放棄對中國的索賠。這一聲明震撼了美國，因為內地會傳教士的傷亡最慘重，很多都是被暴民滅門。內地會的做法感動了美國的基督徒，更多的傳教士繼續深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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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德生更要內地會的傳教士，日後無論遇到什麼惡劣的對待，也不訴諸於本國政府。更值一提的是，各國紛紛要求中國政府賠償損失，但戴德生卻建議內地會傳教士，拒絕政府的賠償。

　　他沒想到，內地會的這一動作，很快由其他基督教傳教團體仿效，他們紛紛不接受賠款，或退作中國教育基金。最後的結果是，中國付給美國的第一期賠款，也全數被退還作為華人教育基金，以後各期的賠款也被豁免了。

　　戴德生堅持：「內地會公物，一概不作賠償之要求，即使中國官廳情願賠償，也准不接受。」看到這段文字，我才真相信他的名言：

　　「假使我有千鎊美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戴德生不僅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中國，也把他的愛妻和子女的生命，放在中國這個祭壇上。戴德生的不朽生命，強烈地震撼了我愚昧的心。在這位神聖的靈魂面前，我不得不低下高傲的頭顱，我也看見了歷史的另一部份真相：

　　雖然某些西方傳教士，是懷著民族優越感到中國來的；雖然也有人做了一些壞事，但是畢竟有許多傳教士像戴德生一樣，他們到中國是出於愛上帝、愛中國人。

　　雖然，他們的宗教知識和工作方法，免不了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但是，他們手中拿的那一本最寶貴的書是聖經，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他們不是中國人的敵人，而是朋友；他們不是帝國主義侵華的走狗、幫兇，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不得不承認：「我沒有他那麼愛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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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想從戴德生在中國的一段特殊經歷談起。

　　他在渡輪上發現有人落水，急得叫船老大停船救人，但船上數百人毫無所動，眼看周圍船隻無人施予援手，渡輪也越開越遠。戴德生索性脫了自己的衣褲，跳江救人。

　　船老大發現外國人跳江了，怕出事後官府追究，才回頭將戴德生與落水的中國人一起撈上。（死一個外國人可不得了，有可能引起戰爭或掉烏紗帽，甚至掉腦袋）後來的結局很多人可能也都聽過：

　　上船之後，戴德生的衣褲被偷了。

　　前段時間外電報導，上海又發生了類似事件，這次救人的主角換成了外籍記者。100多年了，中國（尤其是上海）實在不算太窮了，但為什麼還會出現一樣的故事？

　　在手機簡訊上，最近上海外籍記者救人的故事，是被歸類在「笑話」上的。真的很難過。

　　戴德生另一個故事，我直接引用他的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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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乘坐中國帆船出發，同行還有一個叫彼得的中國人。他尚未成為基督徒時，已在英國認識巴格爾醫生，和巴格爾同船返回中國，在船上教導巴格爾醫生學習中
文和兼司雜役。（他的名字就是在英國居住時取的。）彼得在上海寫信給巴格爾，請求到寧波為他工作，巴格爾答應了，他便隨著戴德生和祝恩賜南下。

　
　一天早上，戴德生在船艙裡整理福音單張和小冊，突然聽得「嘩啦」一聲，原來彼得掉在運河裡。彼得最喜歡在船艙兩旁窄窄的木板上來回走動，雖然多番警告，
他還是聽不進去。這次一頭掉進水裡，雙腳朝天，沒有浮上來，好像水中有什么東西絆著他，不能動彈，加上一陣大風把船吹向前，岸上又沒有任何指標，大家都不
知道彼得在什么地方墮海。船夫們只有對望，看是無能為力了！

　　戴德生很快把帆放下，然後跳入水中，遊來遊去，拼命搜索。之後，他看到一艘有拖網的捕魚艇。

　　「快來，」他大聲喊著。「在這個地方打撈一下，有人要淹死了？」
　　「這不大方便哪！」漁夫應道。
　　「不要說方便與否，人快淹死了」
　　「我們忙著打魚，不能來。」
　　「不要只想著打魚！我給你一天的魚錢，立刻過來救人吧！」
　　「你給我們多少錢？」

　　戴德生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們現在不要討論這個！快過來，不然太遲了。我給你們五塊錢。」
　　「我們才不撈呢。你給我們二十塊吧！」
　　「我沒有那么多的錢，快來吧！我將身上所有都給你們。」
　　「那究竟是多少？」
　　「我也不清楚，大概十四元左右吧！」

　　最後，漁夫才慢慢搖櫓過來，把網撒下。一分鐘後，彼得才撈了上來。在這陣討價還價中，彼得一直在水底下。如今撈上來，已全無氣息了。戴德生立即為他施行人工呼吸，但漁夫還在旁邊大聲責備，嚷著要立刻付錢。

　　經過戴德生一番努力搶救，彼得還是返魂乏術。

 

　　戴德生知道中國人對死人的忌諱，以及對亡魂的恐懼，他也知道事情並非就此完結。他帶著彼得的屍體乘船回上海，在炎熱的天氣下，屍體愈來愈臭。好不容易才抵達上海，他立刻尋找彼得的親屬。

　　但彼得的寡母拒絕領取屍體，硬想向戴德生詐索金錢。經過一番爭吵，他們終於把屍體領走了。戴德生給他們五塊錢作殮葬費。戴德生後來追述這事說：

　　「對我而言，這是極其悲慘的事，但也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在它背後，隱藏著一個更令人悲哀的事實。那些漁夫是否應該為這人的死負責呢？他們有拯救他的工具，可是他們不用！當然他們都是難辭其咎。
　
　然而，在我們定他們的罪之前，先想想先知拿單的回答：你就是那人！不願去拯救人的身體，是否就是硬心和惡毒呢？那麼，若不顧靈魂的滅亡，罪豈不更大了嗎？凡像該隱般說：『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麼？』他將受極重的刑罰。耶穌基督命令你，命令我，去到地極，把福音傳給萬民聽。」（拿單的故事出自聖經撒母耳紀，該隱的故事出自創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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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德生的這段話，也正是我堅持作「基督徒」（不是基督教徒）的一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