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stul de Coulanges和Harold Laski先後都說西方經歷了從身份到契約（from identity to contract）的轉變。就某個意義而言，我卻覺得「人」的觀念正好相反，是從契約轉變到身份。以死刑為例，目前歐美的趨勢是：人的身份是一切契約的前提，它本身卻在契約之外，由法權做無條件的強制保障，甚至連我們自己要放棄時，社會也不容我們放棄。所以再危險的人都不可以被視為到處暴走、製造死傷的危險動物來「撲殺」（當然，這種外在於契約締結的功能設定，我們可以說是從聖性轉型而來，也可以說是從主權決斷而來）。相反地，傳統觀念比較傾向於「人」的資格的獲得是需要透過道德努力來維持的，這是契約締結的基礎。一旦有人捨棄這種努力，尤其是不把別人當人看時，此視同為解除契約，他便喪失了人的資格。傳統的用語不外乎是「泯滅人性」、「禽獸」、「魔」來表述這類人，於是，死刑是被允許的。我比較感興趣的是，這兩種模式都有其陰影。在前人權的傳統時代，對魔鬼與畜生貼標籤的權力、暴力會遭濫用; 而在後魔鬼時代，我們不相信有披著人皮的惡魔，只有罪而沒有惡，有的只是必需讓他（她）活下去的病人，生命權似乎成為人權的唯一成就。面對惡，我們的理解和表述，不管是傳統的還是新近的，都很貧乏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