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在《更衣記》寫到：「回憶這東西若是有氣味的話，那就是樟腦的香，甜而穩妥，像記得分明的快樂，甜而悵惘，像忘卻了的憂愁。」在時裝設計師溫慶珠的回憶裡，童年的氣味是陪伴母親到洋裁店訂製一套套漂亮的旗袍，用剩餘的零碼布料做衣服給自己穿。嗅著母親旗袍上的香水味，耽溺在甜膩又快樂的幸福裡。旗袍，是溫慶珠與母親的花樣年華，想到從前是怎樣過日子的。

六十年代是旗袍的黃金時代，買布料上門找裁縫師量身訂製，是當時太太們最主要的服裝。短袖的、無袖的；高衩的、收腰的；這件下襬適合滾道邊，那道開襟可鑲金扣子；元寶領襯出一張秀麗的瓜子臉，花色太素的旗袍，袖子領子就要張揚些…時尚的翻雲覆雨手在女人的衣櫃裡掌控全局。

旗袍展現東方女性典雅溫婉的特質，在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將六十年代講究穿衣的玩美女人詮釋得淋漓盡致。除了風格化的懷舊影像，張曼玉那一身繽紛多姿的旗袍，更成了《花樣年華》鮮明的視覺符號。非僅它標示的時代意義，更是一種鄉愁。在王家衛童年的記憶裡，旗袍是上海女人的普遍服式，張愛玲在《更衣記》裡更記下了旗袍出現的時間：「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長袍。」而後四十年代因國共內戰，大批逃難的上海人攜家帶眷走避香港，王家衛也是其中之一。一些技藝超群的旗袍師傅也隨富商巨賈來港落腳。從「大上海」到「小香港」，不變的是對家鄉景物的緬懷。

旗袍象徵女性自覺與追求自由

隨著西方時尚風潮與女性意識的抬頭，女人的三圍自此從清教徒般的寬衫中解放，隨心所欲展現體態美。六十年代縫製旗袍的手藝發展到了高峰，由上海人在香港發揚光大，每個女人的衣櫥裡少說也有三五件最流行的花色。無論是在家悠閒讀報還是夜裡拎著小湯鍋出外買餛飩，愛面子更愛漂亮的上海女人從髮型、衣飾到高跟鞋，時刻打理的光鮮亮麗，步履風姿綽約，這，才是有形有款的阿拉上海人。

旗袍是一種身體語言與高明政治

女人藉由服裝尋求認同、表述自我，當剪裁俐落的套裝在穿衣鏡前扣上最後一顆鈕扣時，專業形象於是完成。一襲手工刺繡蕾絲、網紗，與印花爆破丹寧的衝突設計的長洋裝，舉手投足間散發的不羈和性感，輕鬆掠奪晚宴上的男人目光與在場女人的竊竊私語。衣服是手段，衣服是論述，衣服更是一場表演。當蘇麗珍和周慕雲在窄仄的走廊擦身而過，在昏暗的街梯上上下下時，那流動在兩人之間0.01公分距離的微氣候，都藉由一襲剪裁極合身的旗袍彰顯出彼此的緊張關係。一方面自信展現婀娜款擺的身體線條，牽引周慕雲的心神，一方面又把真實情感壓抑隱藏起來。女人的美德徘徊在攻與防之間進退兩難，禁錮在旗袍底下的肉身和慾望，讓她的快樂更快樂，因為覺得不應該。

旗袍有時是欲語還休的假面告白

蘇麗珍那一身高領、繃緊三圍的旗袍，猶如張愛玲筆下「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蚤子」。漂亮有禮、性格拘謹的少婦形同深閨怨婦，長期得不到丈夫的關愛，換來的卻是情感的背叛。她用一件件最豔麗的旗袍花衫自築高牆，掩飾她內心最蒼白貧血的一面。也不是沒想過報復性出軌，暗巷裡，她與他玩起「角色互換」的遊戲，虛擬彼此的配偶誰是主動挑逗的一方，揣想他們到底是怎麼開始的。兩人從擦身而過、同病相憐到互生情愫，在旗袍的一把道德尺下，一切顯得無能為力。大片的雲在心底飄掠而過，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

祖母衣櫃舊花裙裡日月長

王家衛的旗袍魅影是物質主義者的抒情，在乎曾經擁有，藉由老物件的復刻與過往重修舊好。張愛玲的衣戀性是生死相許的契闊，她在《更衣記》寫道：「有個西方作家曾經抱怨過，多數女人選擇丈夫遠不及選擇帽子一般的聚精會神，慎重考慮。再沒有心肝的女子說起她『去年那件織錦緞夾袍』的時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就連那回上街無緣買成的布料，也是念念不忘，像失戀般揪心哀怨的。《花樣年華》裡張曼玉穿的二十多套花花彩彩的旗袍，有部分布料是美術指導張叔平從外地買來的舊花裙，由香港銅鑼灣的裁縫師傅梁朗光將之改縫訂製，並根據三十年代老上海的款式所設計，因此與現代的旗袍有點不同。領子內藏一塊透明薄片，比一般高挺，腰身剪裁也更熨貼，凸顯女性的線條美。

「當一個女人粲然一笑時，她的衣服必須也一起微笑」

這是二十世紀法國傑出的服裝設計師薇歐內夫人（Madeleine Vionnet, 1876-1975）的名言。她的服飾設計以浪漫典雅的「希臘古典風」著稱，用最少的剪裁、最少的接縫以增加貼身性，一如身體與旗袍的戀人絮語。從一塊布料到一件花衫，不同的衣服賦予身體不同的表情，隨著女人的更衣記來來去去，每一件都是情深緣淺。

最美的回憶是in the mood for love，在下不停的雨中走進記憶深處的舊膠捲。旗袍也許會再捲土重來，可是陪母親上迪化街買布料、在款式設計上費盡心思、各找獨家巧手裁縫的局面，大概不會再出現了。如同電影《花樣年華》最後的字幕：「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那段消逝了的歲月，就像心口上的一顆珠砂痣，藏在各自的衣服裡。

*以上圖片來自網路

*原文刊載於溫慶珠流行事業集團 IW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