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實主管權責　應以單位為對象　考評公務執行度

民意代表自律不關說人事　是改革成敗主要原因

　　考試院針對社會上對政府單位行政效率不彰，提出改革公務員考績評等方案。

　　因為現行的公務員即使被撤職，依然保有公務員任用資格。因此，考試院擬議全國各級政府的每個單位，均必須有３％的公務員考績為丙等，如果連續３年考績被評為「丙等」，在經過二次救濟途徑仍不能改變考績評等後，將失去公務員任用資格，藉以淘汰不適任的公務員，建立公務員除了退休或遭司法判决之外新的退場機制。

　　這項議案，雖然可以彰顯馬英九總統推動政治改革的决心，但方案不佳，甚至方向也不對，所以行政院認為：這項方案，不公允也難執行！

　　行政院認為：因為政府組織龐大，各級單位編制不同，功能互異，職責並皆相輔相成，推動政令自上而下，橫向分工，即使發生重大暇疵，也必須由相關單位主管負責，如果採用齊頭式每一個單位每年均須有３％的人員，被評為考績丙等，則在人少事繁的單位與人多事簡的單位服務的公務員之間，又多了一項「不公平」！

　　考試院是取用人才、賦予公務員任用資格的最高機關，行政院則是任用公務員，賦予職責的最高機關，現在因為改革公務員考評制度，各抒所見，坊間媒體抄新聞，又以「吳敦義槓上關中」為題見鏠插針，而不深入探討公務員為什麼怠惰？怎麼會效率不彰？

　　公務員是常任文官，就是官吏之「吏」，是代表政府最貼近民間，為民服務的「公僕」，他們承「官」命行事，推行政務，在今日「台灣化民主」社會特色的「病態」中，求存於「病態的議會、病態的媒體、病態的民意」之間的夾縫之中，如履簿冰、如臨深淵！因此，事事以「不必担負責任」為原則，所以事事以組織任務性的「委員會」、「小組」等集體負責方式處理公務。既然是集體負責，把責任歸咎於某一單位的某一公務員，把他的考評打丙等，怎麼打？所以，「改革吏治」這個大工程，不能只用打小算盤點鈔票這種百分比的方式着手作規劃！

　　出身行政院主計處，又長期担任中國國民黨財務大掌櫃的詮敍部長張哲琛，用賣黨產付佣百分比的套路，套在為全國公務員評比考績的規劃基礎，可謂「錯把馮京作馬凉」，而且錯到離譜！

　　試想：狹義的公務員，現已有３０多萬人，廣義的公務員人數，則在百萬之譜，齊頭式的３％丙等考績，連帶造成的問題有多少？即使有配套的申訴救濟措施，日久生頑，何濟於事！

　　公務員的效能不彰，甚至牛步化，並不是僅僅因為有多少公務員工作不力造成的，原因很多。

　　譬如：政府機關架床疊屋，事權重複，以致職責劃分不清，產生爭功諉過的空間；又如各級民意代表挾「代表民意」之名，干涉公務員執行公務，甚至關說人事，以致在各單位內部，造成派系鬥爭；又如因為藍綠政爭，公務員被貼上標誌，甚至對立，這些都是公務員無能為力的不可承受之重！試問：管詮敍的考試院內，難道沒有這種情况麼？不改變以上的弊端，要公務員全體的３％作為代罪羔羊，是否更不公平？

　　民間較具規模的大企業，多實施「利潤中心制」，考評以單位為對象，由單位主管承担責任，可以借鏡。

　　例如：各個政府機構，以所轄單位為基礎，先丈量各該單位使用的辦公室面積是多少平方公尺，配置的人力薪給總金額是多少？公務用的公共財總值若干，作為該單位執行公務的成本，再以年度完成預算執行量及工作任務，規劃執行量比重換算值，是否達到要求…等，作為考評基礎。而後，再加上如：民衆滿意度、與相關單位工作配合度，以及政風報告、人評會決議等等有關的規定，評定該單位、機構的考績，由下而上，由逐級主管担負主要責任，全單位人員負連帶責任。

　　如此，單位主管既須承担主要責任，也須被賦予調整所屬不適任人員的權力！有了必須負担的責任，主管才會影響到公務員的升遷及年終獎金，才能使各個政府單位的公務員動起來，才不敢怠忽職守！

　　馬英九在參選總統時，就以改革為號召，只是在當選後，一直沒有表現推動改革的魄力，直到劉兆玄為「八八水災」的失誤，扛起政治責任，內閣總辭後，才啟動了改革的脚步，跨出的第一步就是由吳敦義宣示施行「庶民政治」，推動「庶民經濟」，此舉對中國國民黨內傳統的「菁英治國論」的既得利益者，當然不樂見，只是碍於馬英九現在的低民調數據，不敢反對。但是，吳敦義不可避免的成了箭靶，且看最近政壇藍營大事，從金溥聰要把吳敦義也列入提名五都參選人民調、楊志良未告知即公開宣佈辭職、王清峰發簡訊反對執行死刑，ＮＣＣ主委彭芸在立院先爆６月底走人的談話，接着就是張哲琛先到總統府向馬英九簡報「３％丙等考績條款」，最後「老」立法委員丁守中還補射一箭，直指政府無能！

　　有了這麼多不尊重政府體制，視行政院院會為無物，事無大小直接找總統兼執政黨主席的大小官員，民意代表，政府怎能「有能」？楊志良公開說：「政務官沒有尊嚴」，沒有被他尊重的行政院長吳敦義，在政務官中位階最高，宜乎最沒有尊嚴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