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當年的眷村,一般都是按官階分配, 官階愈低, 眷舍愈簡陋,其實校級軍官眷舍也沒多好,墻是泥巴夾竹片報紙堆的,十戶人家共一根大樑,廾戶人家共一排公廁. 台北南機場都是士官眷舍,一排房舍共用一個水瀧頭,後來南機場一把大火燒光了.

還有一些比南機場更簡陋的,連眷村都稱不上,就如師大附中後門對面的一片違建,建國南路,信義路口的另一大違建,裡頭住的許多退伍老兵,也間雜著不少打粗活的台灣籍工人.

我家住的大安新村裡面也夾雜了三十來戶的違建,對門的兩戶違建記憶最深,頭一戶是四川人,自己帶一個兒子,娶了一位台灣太太,她自己還有個兒子,又共同生了一女一兒; 老大老二是我最好的玩伴,一個比我大一歲,另一個小我一歲. 這位四川老兵來台就退伍了,在餐廳廚房打雜,每天半夜才回來,用四川話叫”開門”! 老大初中去三重唸職業中學,老二小學沒唸完,就隨父親去餐廳當學徒.

另一戶是山東來的退伍老兵,以拉三輪車為生,有三個女兒(其中一個唸景美女中),最小的是兒子,小我兩三歲,也是兒時玩伴之一,他們家的饅頭夾大蔥沾麵醬吃真香. 這片違建的用水是靠一口井,電是自己從電桿拉的線,每家只能有一盞燈. 初三搬出了大安新村,就沒再見過這三個玩伴. 1990年重返大安新村, 當年的違建己成了福華飯店, 玩伴也不知去向. 1996年再次重返老家, 大安新村也沒了,成了福華飯店停車場.

後記: 1996 在香港啟德機場過境去大陸,遇見六七個返鄉老兵,排成一串,後面的拉著前一個的褲帶(只因為帶頭的比較年輕),不知道如何換機門,被啟德機場的香港職員很不客氣地吆喝著. 我一一替他們轉機. 當時真希望我家對面的四川,山東的兩位退伍老兵在其中. 或許他們在另一批的返鄉老兵之中,正期待著有人帶他們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