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第一章 从美国立国看中国宪政转型之困境（2014.10.20 原创）

声明：本文主要基于历史学和法律学的知识，从客观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其路径依赖的规律。本文所陈述的仅是客观事实，并无对任何政府或政党有任何指责、诋毁、颠覆或者其它任何不良之意图。如有疏忽之陈述，也仅属于善意之行为。
         前言：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段话正是对中国现实的写照，同样也是对现阶段所谓成功人士的最好评价。凭心而论，在这个染缸之中，谁也不是圣人，谁也不能貌似高尚。假如某天身败名裂的时候，谁也不要埋怨社会的不公【1】。未来的政治学者，或者能从本文中看到历史的教训；当前的经济学者，也许能从本文中看到经济的趋势；而价值投资者，或者能从其中看到即将到来的风险。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大多数的创新都是失败的创新，共产主义公有制也是一种失败的制度创新。

       在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时候，就已经体会到几个已为人知的规律。
       首先，知识经济下社会的发展由创新推动的，由创新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是指数级的，这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认识完全不同，那些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农业社会和初级资本主义社会，其社会生产值的增长更接近于线性级别【2】。
       其次，虽然这些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然而，绝大多数的创新都属于无效创新，会因或多或少的原因而最终被淘汰。比如，在特定的专利技术领域，每申请一千个专利，最终成为核心专利的也就几个而已。然而，仅仅这几个核心专利，对生产力的促进又是极其辉煌和持久的【3】。
        第三、制度和管理创新是所有人类社会创新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就好比生产模式的创新往往比产品的创新更具有效力。然而，大多数的制度和管理的创新都是失败的，这其实是一种必然。世界上的偶然往往是大量必然统计中的单个样本【4】。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关的管理和制度创新其实非常多。从中国上古时代的部落联盟制、井田制、王莽的新政、王安石的变法、商鞅的变法，相对于那个时代，都是一种制度和管理上的创新。在漫长的历史波涛中，它们或者暂兴于市，或者匆匆消亡，就好比书架上西方的管理理论，隔几年就换了一茬。真正能够像政教分离或者文官选拔制度【5】这样长久存在的制度总是寥若晨星。
      最后，可以肯定的是，上百年的实践证明，共产主义公有制就是一种失败的制度创新。

 二、西方现代宪政管理模式是人类成功的制度创新，由于任何国家的宪政转型必须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担保，美国成为这次创新的最佳实施例。

      现代法制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创新，其功当推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理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提出的现代法制国家可以通过三权分立（Executive, Legislature , Judiciary)来进行制衡，防止独裁之恶和国家之恶。而卢梭提出《社会契约论》论证人民可以通过和政府订立契约进行合理和稳定的国家运行。然而，在最初的立国初始点，他们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当一个尚未建立三权分立结构的初始国家雏形（初始宪政国家并没有财力和能力迅速的建立起成熟、公平、有效的三权分立系统），如果某人或者某些人撕毁承诺，即使所有的立国者已经订立的立国条约，那又如何来保证立国条约的执行，并对恶者进行惩罚呢？换句话说，也就是谁来担保立国条约的执行呢？【6】
       从传统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型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转型，这里的确有人性之恶的阻碍，尤其对于立国者而言。而“人性之恶”恰恰是最基本的人性【7】，寄托于立国者个人品性无异于天方夜谭。这种国家的转型方式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偏重于自发转型【8】，一种偏重于外压转型。即使对于两位先贤所言，法国当时是一个独立大国，也无法进行更为简单有效的外压转型。法国的转型是异常痛苦而残酷的，看看法国大革命就知道了。而对于类似于日本、韩国、台湾，都是非常典型的外压转型，其成功概率比自发转型高得多。
      两位先贤给出了人类历史上当之无愧最伟大的梦想和创新，然而，他们却无法在祖国实现。幸运的是，在北美洲的一个遥远的异国他乡，一批批的与英国抗争的的清教徒通过上帝的担保，实现了自发立国和自治的成功。
      清教徒与天主教徒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坚定的信仰基督，严格按照圣经来行事，相信”因信生义“，并不特别在意在乎严格正统的宗教形式，而真正的相信基督的存在和唯一才是他们宗教的核心。他们最初的订立了《五月花公约》，并以上帝作为担保来执行合约，建立自治领地，并逐渐在北美建立起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雏形。而根据他们的教义，他们在政府的组织上又很容易实现了政教分离（清教徒的教义中是遵守政教分离的原则，这点和天主教完全不同，清教徒的教义更为适合作为宪政转型的担保信仰）。这个国家逐渐强大，又成为其它国家转型的担保，比如日本和德国。
       不幸的是，远东的两个帝国，中国和苏联，都是非常巨大的国家，有着极其辉煌的历史。他们如此强壮和庞大，并且拥有骇人的武器，任何国家都很难担保他们向法治转型，他们的担保成本或者说担保势能如此之大。然而，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宪政转型的必要性，但除了自发转型的方式，他们别无选择。
       俄罗斯从解体的苏联分离之后，也曾经向法治国家靠近。那些立国者也曾经订立合约。可是，仅仅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个人的作恶就毁掉了这个合约。       同样，中国从晚清之后制定了无数次立国条约，然而，这种没有担保的条约，无数次被个人或某些集体粉碎。无论晚清立宪、袁世凯、孙中山、国民党、***，一次次立国，除了无数次的打破承诺和欺骗，其实没有留下任何历史的教训-----因为中国太过巨大，无国能够担保条约的实施。单纯的指责个人或者某些人是毫无意义的，这是普通人性的正常反映。而美国的案例仅仅是一个特例，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清教徒能够找到一个可以生存的异邦（他们也曾在荷兰暂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个特例仅仅是无数个失败案例中的统计规律的偶然。哪么，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三、古代中国成功的制度基础和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原因。

       古代的中国，由于是传统农业社会，缺乏社会分工，劳动产出低下，个人不依靠家族或者集体很难生活或者获得教育。正是在这种社会基础上，产生了适合农业社会的儒家法统制度，需要依靠血缘关系作为回报保证的家庭及社会制度。【9】但中国相对于欧洲的农业社会，具有两大制度优势：政教分离制度和文官选拔制度【10】，使中国的农业社会遥遥领先欧洲，并且在宋朝达到顶点。然而在四九年之后，中国的制度设计属于极权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结合，并且实行了政教合一，以血统论替代了文官选拔制度，这使中国的经济一直处在崩溃的边缘，仅仅是维持人口的生存。七十年代末开始恢复资本主义经济【11】，导致经济迅速腾飞。
      其主要原因在以下几点  1、中国人的性格自利而勤劳，一旦开始拥有私有产权，必然产生极大的积极性。2、通过直接引进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直接通过投资或者贸易搭便车进入先进生产力水平。这种面对美国的太平洋贸易发展案例在日本、韩国和台湾身上都发生过，而且进入工业化的时间越来越短。【12】3、巨大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中国最大的资源，统一的国家能形成一个极为广阔的市场，促进分工的产生。【13】
       改革之初，为政者由于深受其害，也曾经考虑过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如果不是具有这种真诚的想法，颇具改革意识的***和***根本就不可能成在某党体制下成为仅次于邓小平的政治强人【14】。但是，这种改革在没有强力担保的情况下，一旦与某些根本的利益发生冲突（比如**事件），必然会违背当初的政治协定。作为旁观者，不能单纯以为政者不守承诺或者当权者性格保守来对他们进行道德围攻，其实这是人性的体现【15】。而作为这种事件受害者一方的学生，仅仅在短短的二十多天的领地生涯中，也同样深深体会到无担保政治下人性的黑暗面【16】。不过，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繁荣，必然会进入勃衰其乎的宿命，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未来发展预测的基础。

   四 、中国未来发展之预测

 1、财政的崩溃将重创中国的稳定。

    由于巨大的人口红利是中国的基础性资源【17】，人口优势的失去必然会使中国财政出现危机。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是实行的低汇率政策，从而导致包含在商品中极为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种廉价的商品带来了相当强大的竞争力，抵消了产品质量不佳的弱点，这种策略对于任何发展实体的初期都是正确的选择。通常情况下，源源不断的外汇必然会使人民币的价值升高【18】。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在没有外汇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同时保持人民币的稳健发行政策，人民币会由早期的低汇率得到大幅升值【19】。普通人民也会因此致富，可以购买更有竞争优势的进口产品，实现良性贸易平衡。然而，尽可能掌握一切资源是极权帝国的统治法宝，中国的财政部门从早期的外汇管制和钞票发行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同样在路径依赖下仍然会继续进行下去，唯一得到巨大损失其实是人口的劳动力价值。这种偷印钞票的利润作为红利赋予财政或者当权者私人，很多又用来维稳，毕竟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会导致社会的不稳。一旦当劳动力供给拐点来临，中国会发现想尽一切办法获得的利润会突然下降，无论通过房产、税收或者其他更加隐形的方式，而庞大的维稳经费在极端的贫富差距下只增不减，这一定导致一场真正的灾难。同样廉价的商品也严重伤害了贸易对等国的就业，如果不通过政治改革来改善内需【20】，中国除了廉价的出口还真没有别的方法。这也最终会导致贸易国的反制措施，发生贸易战，使中国的财政收入雪上加霜。

       2、人民币币值最终毁于庞大的债务危机和出口企业的倒闭。

  币值的估值并不能简单的按照实际购买价值，这是一个静态的指标。就好比股票的价格并不能按照净资产来折算一样。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企业，那么货币就是这个国家的股票，只是这个股票每年总是免不了增发，而货币总值就相当于这个国家的股票总值，它是由这个国家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短期的汇率波动变化多端，长期的汇率还是取决于平均分配到每张货币之上的国家的真正内在价值。美国如果作为一个企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国家的留存收益最高，自由现金流比较充分，这是由美国的自由制度所决定。同时，在类似的民主国家，由于权力受到制衡，长期来看，货币每年的增发量相差不大。

总而言之，如果按平均购买力水平，好像现阶段人民币仍然低估【21】。由于中国发展极不均衡，并且货币发行进入普通消费者手中的迟滞效应，导致在穷人之间，人民币购买力仍然很高。然而在富人周围，高端商品价格(尤其是资产价格，比如房产和股票）早已超过美国多倍。从上可以看出，主要针对普罗大众的平均购买力方法对人民币的汇率估计短期比较有效，这是西方仍然认为人民币低估的主要原因【22】。然而，当我们放在宏观和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会发现人民币币值必然毁于庞大的债务危机。中国的发展主要源于固定投资，除了少数互联网企业【23】，企业普遍盈利能力不佳。如果把中国看做一个企业，这个企业资产庞大，利润不高，远期负债很多【24】，严重缺乏自由现金流，内在价值极低【25】。

直接的货币兑换，仍然取决于出口企业的产品，出口换取美元就是人民币币值的现金流游戏【26】。只要能持续出口，中国的币值危机总能延后。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经营环境的恶化【27】，中国的出口企业将会逐渐倒闭，这才是最后币值崩溃的直接原因。如果出口企业总能维持运行，中国的币值也能长期保持一个较好的范围。按现在每年企业倒闭率的情况，以二零一五到二零一九年为准。

 3、中国有可能出现节点性事件导致制裁，从而快速引发全面经济危机。

   每一个朝代的反抗和镇压，都有其统计学的规律，并非简单的偶然因素。晚清最早的民间反抗危机源于白莲教，其时八旗已经相当腐败，而平定西南的绿营也早已威风不再。结果全靠各地团练左杀右挡，平定了这场危机。后来到了太平天国，团练也是腐败之极【28】。如果不是曾国藩假借团练之名练就湘军，太平天国就早已灭了清朝。然而，历史发展并非总是偶然或者简单的重复，类似的太平天国运动总会在合适的时机以更成熟的方式再次出现，并取得成功。一九四九年，又一次的洋教理论下的农民革命总算成功了，这就是中国的宿命。而同样的洋教更早在日本传播却完全没有引起波澜，这实际上是中国的土壤早已造就了这种农民的革命环境，这就是从历史统计中可以看到未来的偶然样本。同样，**的抗争对于帝国来说，也是个极大的危机。然后，再次的**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只会在危机中采用的压制对抗【29】的解决方式，其实并没有解决任何深层次的问题。“香港占中”几乎又是一个翻版，中国仍然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危机。如果不采用开诚布公的合作方式来解决冲突【30】，中国的未来几乎就是上代清国的翻版。然而，采用解决冲突首先就面临双方的信任问题，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担保力量。新疆、西藏也是同样的情况【31】，而一旦为政者在某一节点上出现处理失误，导致经济制裁，从而会快速引发全面经济危机，进而导致全面政治危机。

 4、中国已经面临巨大的环境灾难，需要未来几代人进行修复。

   中国有非常严重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其中以土壤污染为害最重，主要是土壤污染的复原耗费甚为巨大。同时，大量的水库建设造成严重的生态态问题，三峡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如果从本质上来讲，中国的环境污染实际上是一个制度本身所带来的污染，除了进行制度的转型，别无它法【32】。

  五、中国的解决方案。

    1、重建信仰。

清教徒的信仰是一种合适的宪政立国的担保信仰。单神论的信仰最后会把神的话语演化为书本上的教义【33】，历经千年的验证并保持其言语的稳定性，不具有人性的弱点，并且教义传播的往往是爱与信任，而信托责任是契约型社会中的本质精神。佛教属于多神论，多神论并不适合作为宪政立国的担保信仰【34】。而且由于长期受限的原因，中国现阶段跟本没有重建信仰的任何条件，中国也几乎不存在类似西方清教徒的基督教【35】。

  2、现阶段的反腐和互联网能够降低担保势能。

     反腐有助于现政府提高控制力和执行力，彰显公平和正义，而群体性公平和正义的性格本身就是可以传承的人性优点；因此，反腐同样也有利于提高未来政府的控制力和执行力。腐败虽然有利于原始政权的倒塌，但原始政权的突然崩塌更倾向于产生一个持续的或者更坏的制度。历史证明，腐败并未在中国的民主转型中承担正面的作用，一百年前清朝政府的倒塌就是如此。当整个中国面对共产主义革命输出的时候，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毫无抵抗之力。而同样社会结构的日本，社会控制力强于中国，虽然早于中国接触共产主义革命，却能从容的避免灾难性的感染。

      互联网是开启民智的工具，它的本质开放性的，是任何封锁也控制不了的。当互联网发展到一定程度，或许就越过临界点。

     3、海外移民同样也能降低担保势能。

海外移民是中国转型中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原生的二代或许对中国已无感情，但生长于斯的移民面临语言和文化的冲突时，则对于本土的情感愈加深切，正所谓“爱之深，恨之切”。台湾的经验证明了海外移民在转型时重要的担保作用，因为他们可以合法地通过移民国政府来施加压力，也可以通过各种关系来影响国内的亲戚和朋友。那种认为移民更类似逃兵，降低国内正面影响力的论调实在太过悲观，现代社会的通讯和交通都已经随时可将海外与中国紧密相连。如果纯粹留在中国做“黄花岗烈士”，其实并非好的选择。其一是从生命个体上降低了正面影响的力量；其二是留在国内所导致的激烈革命并非能产生好的结果，即使政府恐怕也乐见他们远离海外，避免矛盾激化【36】。中国的海外移民数量已经相当庞大，在越过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可能就是中国转型的真正担保力量。

    4、联邦制的局部区域可以通过外压转型来实现民主，或许这就是最终解决之道。

   5、担保势能的数学模拟。

    宪政转型成功率+第三方担保势能率=100%        F( 宪政转型成功率)=F 求积（互联网普及率，信仰率，反腐率，海外移民率/封锁率，财政比率，等等）

REFERENCE AND EXPLANATION

【1】：在极权社会中，由于缺乏法制保障，昨天身处高位之人，可能明天就身败名裂，而他所犯的关键性错误在一个法制社会可能根本不是一个罪名，比如官场上常说的“站错了队“。在这种社会中普通人也会因社会的不公缺乏同情心和正义感，对这种失败者往往用”认赌服输“来作为总结，而不会纠结于他失败或者被惩罚的具体细节，即使这种惩罚相当严重。

【2】：可以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由创新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长是一种指数级别的增长，这就是当前工业社会上百年所包含的智力成果就占人类几千年成果的90%以上的原因。

【3】如果从广义来讲，物种的进化也是一种基因突变的创新。 但不可否认的是，绝大所属的基因突变都是无效和有缺陷的。而且，从宏观的历史发展而言，成功的基因突变创新所带来的进化效果也是指数级的增加而不是算术级的增加。

【4】按弦论和多重宇宙理论认为，我们所处的宇宙如此神奇，比如四维时空，各种极端精确的宇宙常数，其实也是无穷个多重宇宙中的单个幸运样本。因为，在不确定的量子涨落中，产生的大多数宇宙都是无效宇宙，而我们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偶然样本。这种偶然和必然的联系其实一个哲学范畴的规律。

【5】中国古代基本上是政教分离制度，宗教的教主在中国几乎从来没有成为行政的首脑，这和欧洲的教皇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的古代政权较为类似于世俗的政权，虽然也通过一些史书的记载参杂一些神权。古代中国政权几乎从来没有禁止红灯区的存在而承认人的性需求就是一个世俗政权的佐证，而这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中几乎都是严格禁止合法红灯区的存在。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西方文官选拔制度的雏形，虽然科举考试的方式和内容为害甚巨，但在社会阶层的流动方面相对于举荐制度算是非常公平的。西方传教士在明朝后期将此制度传播到西方，并加以根本性改良，成为现代文官选拔制度。

【6】这里的意思就是：任何国家的宪政转型必须存在一个足够有效的第三方担保，这种担保可以是一种形式或者多种形式，可以是宗教信仰、民族文化、舆论力量或者国际压力等等。

【7】对于立国而言，立国者信守承诺是一个重要品性。然而对于个人而言，因为个人地位、收入、对家人的爱护，可能导致违反承诺。虽然称之为人性之恶，但其实相对于家人而言，又可谓人性之善。这里不能简单按字面意思理解。

【8】引自何清涟相关文章。

【9】具体参见陈志武相关文章。

【10】参见杨小凯相关文章。

【11】张五常因成功预测中国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名声大噪，因而称其经济分析的手段类似水晶球，而同样又开始预测朝鲜的改革，但失败至今。其实中国的分析往往要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手段，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并非纯经济学的原因，而是政治的原因。政变之后到78年上台的政治主导者们（并非这些主导者发动的政变，但他们是这次政变的受益者）在文革中同样吃尽苦头，甚至游走于生死之间，所以具有很强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动机。而朝鲜仍然是金家执政，何来改革动力。而张维迎认为适度腐败消解了的制度壁垒，因而改革获得较快发展。这更是一种奇快的论调，那些制度壁垒本来就是当权者已经要取消或者出售的，只不过通过腐败寻租的方式获得更好的价格而已，何来腐败消解制度壁垒。而当权者无意出售的制度壁垒，比如电信、军工、金融、石油等等，任何腐败也消解不了。

【12】引自何清涟、杨小凯相关文章。

【13】张五常认为中国超常发展的原因是县际竞争，或许各个县在招商中不计成本的竞争使其产生这种较为奇怪的想法。其实，这些带有政府主导的运动式发展恰恰是中国发展的隐忧，是中国企业过度投资和利润不佳的主要原因，比如在太阳能产业的案例。

【14】从党史的经验来讲，某党体制基本上属于丛林机制。如果以人性作为参考，是一种典型的人性逆淘汰。

【15】“据说”邓在89年面对政治冲突之时，担心其子会再次遭受文革之罪，这恐怕也是其强力镇压的一个可能原因。这是典型的在无担保政治改革中人性的决定作用。

【16】封从德说，在短短的天安门占领时期，由于缺乏规则和担保，权力斗争混乱，天安门总指挥部每天都要镇压多起夺权事件。参见卡玛的天安门录影。

【17】俄罗斯的价值基础是石油等资源产品，这是前苏联崩溃之后俄罗斯能迅速恢复交换价值，也就是币值的主因。中国的价值基础是人口的劳动力价格，以低汇率的方式隐藏在商品之中，使中国商品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够对外交换来体现币值。假如中国所有同样竞争力的劳动力瞬间与美国劳动力价格持平，中国现阶段的出口立刻崩溃。因为中国整体软环境比美国相差太远，除劳动力价格之外的附加成本太多，而且价格高昂。

【18】这就好比深山中的农产品，一旦道路修通，与外界产生交换，价格会迅速上升，而农民会迅速因交换致富。

【19】例如日本发展的历程。

【20】那些经济学家的减税呼吁都是缺乏政治头脑的南柯一梦。

【21】中国麦当劳价汉堡价格仍是美国一半，不过仍在上涨中。

【22】这也是许多学者短期内预测人民币币值失误的原因。

【23】互联网效应已经越来越弱，只要出现几个大的垄断性的公司就会证明互联网快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而且，互联网对整体社会效率的提高已经拯救了中国币值接近十几年了。伍晓鹰在《中国经济难题不可再依赖政府干预》指出“从进入WTO之后一直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前，即2001—2007年期间，是改革后第二个TFP表现最好的时期，并且在2008年之后TFP开始恶化”。前一期的TFP的增长估计和互联网等新技术革命非常有关系，而2008后中国又开出重回投资增长的老路。其中MPK的多年持续下架更是证明了这种观点。而伍所提出的交叉补贴假说在沿海的发达地区就是一个企业家人所共知的潜规则，极权主义通过控制经济来达到政治目的和利益格局，这并非经济学者简单的呼吁所能解决的问题。

【24】短期看来负债不多，如果忽略了远期负债，貌似净资产还算充足，也就是每张钞票上的购买力仍然比较充分。

【25】如果按价值投资的现金流折算方法，中国长期的内在价值非常低。1、过度投资导致的大量负债，包括银行滥发的各种钞票。由于是极权国家，人民币发行不受限制，中央及地方银行想尽一切办法制造了大量远期债务，只是由于手段复杂，迟滞效应导致这些债务未能集中爆发。这些债务的投资效率极低，并未产生相应净利润；长期来看，这些债务必将抵消中国的资产，使净资产下降。2、同时，中国的最大的长期资产其实是劳动力价值，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些长期资产将变为养老负债，也会引起严重的债务危机。养老的负债，几乎是无法统计的黑洞。3、各种生态环境的负债，也是无法统计的黑洞。

【26】短期的人民币币值估值可以按照以下模型来设计。假设中国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出口销售的产品的所获得产品的收入就是美元。这个企业的核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在市场上竞争模型中接近于垄断竞争模型。同样的竞争者还有东南亚、印度、印尼拉美国家等等。而按照此模型，美国属于完全垄断地位，因为美国有太多的全球垄断型的企业。德国和日本属于寡头地位。人民币相当于这个企业内部的饭票，其内部币值完全有企业本身决定。抛开内部因素，其对外的汇率控制能力取决于所销售产品所能持续不断换回的外币总值，而汇率本身相当于这个产品的价格，对于中国的决策者来说。在产业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尽量通过模型的优化找到一个价格优化点，在这个点上能够获取最大的销售收入（外币收入）。这个帝国好像对最终利润的关注不大，仅仅关注于最终顺差的销售额。假如人民币贬值，中国的产品竞争力就会增强吗，或者说能重新振兴吗？某些学者给出人民币币值应该28：1的结果，其实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实现，但估计实现的时候中国早就崩溃了（这的确是牛刀等分析汇率的致命缺陷，但并不妨碍其最终结果可实现性，因为人口老化问题决定中国这种模式早晚会崩溃）。举个例子，对于一个加工的电子产品，如高档碎纸机，出口美国20美元，美国市场销售50美金，其供应链是基本上是产品需求调研、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产品制造、国内仓储运输，国外仓储运输、国外销售系统等等。其中的劳工成本约5美金。假如人民币巨幅贬值至12：1，由于材料多是国外制造（优质化学材料基本上是国外垄断，因为国内的国营企业产品无竞争力；而其中的钢铁材料也会因为铁矿石上涨导致价格上涨，其实现在中国的钢铁加工附加值已经比白菜还低，当然，你逐渐也会发现中国采用低汇率的原因也有些是为了保护国企的很弱的竞争力），中国马上会迎来输入性通胀，最后这个企业发现能节省的成本仅仅是劳工成本变成了2.5美元。一个销售47.5美金的碎纸机和50美金的碎纸机其海外市场需求绝对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企业也不会为便宜的几美金而多采购一个碎纸机。但是，通过进口材料和出口成品获得净顺差却急剧下降。这对于熟悉中国汇率的央行管理者而言（其实他们的水平不差，只是屈服于政治不能随便发言而已），这就是自杀的政策，而且民众会因巨大的输入性通胀造反。假如人民币升值到3：1，碎纸机劳动力成本升为10美金，一个销售50美金的碎纸机和销售55美金碎纸机对于购买者来说，需求仅仅会有微小的下降，或许消费者会选择更加便宜的碎纸机。但即使如此，由于海外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和中国的差别太大，海外需求也不会因此发生严重波动，而中国的劳动力所带来的贸易增值却会大幅增长。如果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绝对垄断的情况下，人民币采用较高升值的方式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利好，只要加上远来中国代工的交易成本之后，中国劳动力成本仍然低于西方国家，这种升值就可以持续下去。然而，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的劳动力面对的是一个垄断竞争的模型，还有诸多便宜的劳动力制约者众多的代工企业。代工企业的真正销售额，和代工产品的价值没有多大关系，那是苹果公司的事情。这就好比房产中介的销售额仅仅是中介费一样。代工企业的销售额仅仅是加工费，其成本构成中劳动力是最大的成本。一旦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相比较于在印尼或者越南的企业，其竞争力完全丧失，只有关门倒闭。作为垄断竞争模型的中国劳动力产品，如果要获得更好的竞争力，不外乎就是增强细分市场，或者增加加工的产业链长度。而现实也是如此，中国在电子和五金的代工方面，就具有更强大的代工能力，并未像服装业一样迅速倒闭。总体而言，代工模式决定了中国的汇率上升的限度，除非中国的制造业真正打造产品需求调研、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产品制造、国内仓储运输，国外仓储运输、国外销售系统的全产业链，就好比华为或者联想这样的优秀学生。但受制于政治体制，上游的产业永远是少数国企，高端的服务业也是皇亲国戚，大量的民营小企业由于细分市场销售额度的限制，并不具备实力分出钱财进行中国式的政治游说来打破行政壁垒（比如吉利就算一个特例，这和汽车产业销售额巨大有关），这就是决定了中国模式的死结：人民币升值是慢慢死，贬值是迅速死，只有尽量维持与美元同步。

【27】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下，中国企业只会面对永远持续上升的税费。因为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感从来不能替代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同样也不能控制税费的持续上升。

【28】具体参见剑桥中国史中有关中英作战细节，清军当时已完全不具备作战能力，英国还未开战，清军已经因内部矛盾发生了局部的严重冲突。英国人从来不认为鸦片战争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29】压制对抗的模式：一种解决问题的模式，也就是常说的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其实是一种简单解决冲突模式。如果来处理复杂危机，往往缺乏创新，只能掩盖或者压制了危机，并不真正能解决问题。

【30】合作解决问题的模式是通过双方的互相信任，采用创新的模式来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31】新疆由于采用同样方式解决冲突，并且民族的隔阂已经形成，未来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车臣。而西藏相对于新疆，由于藏人信仰佛教，相对温和，还有和解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地方的维稳方式都需要耗费极大地财政支付。

【32】笔者有幸接触到有关汽油添加剂的相关研究，从而了解到机动车污染问题的实质。一、大约2000之前，国内汽车仍然采用四乙基铅作为添加剂提高汽油辛烷值，然后，铅元素对于人体是剧毒，因此需要逐渐淘汰。国外在淘汰铅的过程中，对汽油的结构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传统汽油是采用直接精馏原油而出，取中间的一个沸点范围作为汽油，这个馏份如果不加入四乙基铅，辛烷值很难提高。然而，汽车发动机的趋势是压缩比越来越高，这需要高辛烷值的汽油。二、同时，由于对排放和燃油效率的要求增高，传统汽车化油器结构逐渐演变为电喷结构（现在多是直喷结构），这也对汽油的清净性要求提高。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的石油公司开始采用所谓的新配方汽油，也就是把直馏油用化学的方法进行各种合成，比如烷基化、异构化和醚化，产生符合要求的新物质，然后再加入其它物质例如醇类，汽油清净剂，抗氧化剂，抗磨剂等等调配成符合发动机要求的汽油。然而，国企是很难进行这些革新的。一是技术要求太高，二是花费太大，抬高了汽油成本，而炼油厂产业化改革之后，成本核算与成品油销售是分开的（地方各石油公司多权贵子弟)，炼油厂需要降低成本，无动力进行革新。但当时因汽车制造业的合资比较早，所以汽车发动机技术水平相对接近国际水平，这时矛盾就产生了：为了应付高辛烷值的要求，国内汽油中就多了很多烯烃类物质或者调和很多其它乱七八糟的合成物，这样好像连加氢反应也省了。但后果是在发动机的喷油嘴、进气阀和燃烧室沉积物过多，导致进口车辆频频出故障。而国外车合资车到了国内，也只能通过降低排放要求的结构改造（如放大喷油嘴，降低传感器的排放控制值）来应对。同样，炼油厂连加点汽油清净剂这种仅仅治标的东西的动力都不足，而这些标准的制定往往也直接由垄断企业控制，结果导致汽油中最低清净剂标准过低，消费者需要在加油站自购。后来，地方政府因为排放问题，开始在地方招标后期添加清净剂（炼油厂的油到了地方油库之后再添加，这本身就已经是非常不合理的方式），但是要通过垄断公司研发部门的清净剂模拟装置检测标准。“据说”某公司直接把国际著名添加剂公司产品拿去投标，结果未通过检测。是否国内垄断公司的研发部门从美国某研究院引进再开发的模拟装置的标准出了问题，就不可得知了。试想当清净剂的标准出了问题，汽油的标准又太低，发动机又进行了劣化改造以适合国情，最后的机动车尾气排放一定非常不乐观。由于离开行业太久，后面的情况不太清楚，只知道汽油中硫含量的标准总算要逐渐和国际接轨了。汽油已是这两个垄断企业相对较好的产品，柴油的肮脏程度可想而知。机动车的污染尚且如此，热电厂的问题估计也差不多，这就是中国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有时候你会觉得国企因为机制问题，研发部门不受重视，很多问题如果不合资或者引进，好像永远也解决不了，就好比中国人几十年的飞机发动机之梦。但如果国企的改革仅仅聚焦在垄断格局下自负盈亏的改革，必然会使国企对民众的损伤加大，因为任何企业都是追求在一定标准下成本最低，而这些标准却是由国企自家人的政府来决定的（按理政府是裁判员，绝对不能同时当运动员）。国企本身就是经济之癌，当年朱镕基的抓大放小的改革实际上是错误的方向下更错的改革，它使一个非盈利机构的危害，加剧为一个垄断性盈利机构的危害（通过管理效率的提高，提高了作恶的效率，前提是以损害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是在不受管控的情况下放大了国企的人性之恶。而真正的国企改革只有两个方法：1、通过民主转型让政府的监管机构能真正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而不是沦为部分集团的代表。2、通过取消管控让国企和民企公平竞争，用市场的方法来消灭国企。

【33】实际上单神论崇拜的是逝去的人，而神的话语演化为几千年固定不变的教义。往往写在书本经历多年不变的教义，在没有恶意篡改的情况下，不具有人性的弱点。

【34】多神论的缺陷在于：有能力的教徒会因为业绩被吹捧为另外一个真神，成为一个崇拜的偶像。多神论往往容易崇拜一个活着的人。崇拜活着的人，在尚未成熟的法治国家，或者在初始国家雏形，作为信仰具有极大的风险，这是人性所决定的---一个活着的人总有可能说出疯话。看看文革中人民崇拜的偶像毛泽东，就知道崇拜活人作为真神的风险。多神论的信仰不适合作为宪政转型的立国担保。

【35】中国的基督教由于长期在党的控制之下，关键点教义与清教徒的教义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的很多具有控制权的教徒只是形式的教徒。况且，中国信教人士所占人口比例太低，不能超过作为信仰担保的临界点，无法在关键时刻遏制人性之恶。

【36】清教徒离开英国，对于英国政府来说也是乐见其成的。但这个异教徒的国家在二次大战却拯救了英国，恐怕当年英国政府也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