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陸遷台的父母，無法讓生長在台灣的孩子有老家的記憶，面對無親戚在台的現實下，父母與緊鄰發展出牢不可破的親密關係，讓此情緣綿延至下一代，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以軍公為背景的四家，合居於同一屋簷下二十餘載；媽媽們共用一間廚房，各自的「領土」只有靠煤球爐之所在畫分界線。其中鄭家兩姊妹在我住休士頓時又成隔壁鄰居，她倆於我生產後幫我先後做了兩次月子，三人子女也如我仨幼時一般共度童年，堪稱佳話。

後來我們搬回加州，路途遙遠，難得見面，但聯繫未斷。我趁機請教鄭家么女如何把其女教得出類拔萃，她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將其引導女兒的路數傳授於我。自我舞文弄墨伊始，鄭家四位一直是我的忠實讀者，他們時時不忘鼓勵我更上一層樓。

在加州，我們住在一個以學區著稱的橡園小市。兩個孩子上初中後，我欲重返職場，便託一位近鄰老美在孩子放學後看管他們，等我下班後再接孩子回家。

被孩子尊稱為外婆瑪麗的長者已獨居多年，但六個孩子對她都非常孝順。當她住院做手術時，五個兒子聚集於醫院靜坐默禱多時，直到手術完後才散去，二媳尚自告奮勇看護出院後的瑪麗，數周後始由住在拉斯維加斯的女兒女婿前來接手。

某日，我按鈴造訪，開門的是瑪麗遠道而來的女兒，她見到黑髮棕眼的我站在門口，不假思索地說：「謝謝妳幫我照料我母親。」驚訝中，我靦腆地不知如何應對。瑪麗是我在美遇到的貴人之一，多年來她給予我的幫助遠勝於我到她家陪她聊天的小小回報。其女兒在初見時即對我深深致謝，可見這家人的善良厚道。

後來，瑪麗被她女兒接到賭城家同住，以便就近照顧，她曾打電話向我報平安，並留下女兒家的電話號碼。遺憾的是，回電前，我接到來自大兒子瑪麗仙逝之噩耗，這消息雖令我感到錯愕，但我也為瑪麗能安然離世感到欣慰。

搬到新家後，由於整理物件曠日廢時，接著大瘟疫來臨，我僅去過兩個鄰居家作客。

首次邂逅聖塔芭芭拉前市長希拉，是在她為一位市議員候選人在自家舉辦的政見發表會上。會中，我目睹了居民們對市政參與的熱情，而真正令我揮之不去的印象，乃是希拉近九十度彎曲的身影。

近日，我們被邀請至來自南非的鄰居家裡作客，先生是荷蘭後裔，太太是法裔，兩人和藹可親，雙方立即互生好感。

那次聚會在座的還有希拉；剛為新市長當選人輔選成功的她，顯得精神煥發。她談笑風生，分享了她過去熱中的登山活動，敘述中夾著「那時我八十九歲」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此直白於我是莫大的鼓勵，讓我認識到人們總能正向前進，即若身驅已漸漸老化。

當其他客人告別時，主人特別將我與夫婿留下。談話中，我了解到曾是骨科醫生的男主人，十年前因換肺而停止行醫。八十左右的他，整晚興致勃勃地接待客人，這又是一個激勵人心的例子。

那晚，我帶著備受鼓舞的心情走到家，整周我都神采奕奕，滿懷希望地過日子。我有諸多好鄰居作伴，度過人生不同的階段，福氣可真是不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