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化後的長期照護政策，是台灣再也不能等的重大課題。家裡有個人倒下，照顧重擔常拖垮整個家庭；當國家袖手，人民只能痛苦承擔。

長期以來，台灣的長期照護工作高度依賴外勞，與先進國家的制度設計背道而馳，未來行政院推動的長照保險，如何兼顧外勞的服務品質，又培植本土照護人力，將是成敗關鍵。 

廉價 無休… 十多萬家庭 靠外勞盡孝道 

【本報記者程嘉文、張耀懋、梁玉芳】 

不論是台灣頭的台北大安森林公園，還是台灣尾的屏東中山公園，或是哪個鄉鎮不知名的小公園裡，天氣好的日子，總會出現這樣的場景：來自印尼、越南的女孩家，推著插著鼻胃管、半閉著眼的台灣阿公、阿嬤，在樹蔭下、花叢旁排排坐。  

女孩用家鄉話聊著，交換剛看完的小說，傳簡訊給今天缺席的同鄉；病著的老人多半沈默。她們是老人家屬請來的「外籍看護」，跨海成為台灣約十六萬七千個家庭失能老人的照顧者；再精確點說，她們是台灣人「孝道外包」的代理者。 

長照保險制度 是否排「外」  

在日復一日的看護工作中，這數十分鐘的小憩，是女孩們壓力的出口。 

這正是台灣喊了廿年要發展「長期照顧體系」後的現況，「俗擱大碗、便宜又好用」的外勞大軍，支撐起長期照顧的主力；長照保險如何處理外勞、如何兼顧服務又培植本土照護人力，更是未來長照保險成敗的關鍵。  

外勞決定社福 政策畸形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副教授王增勇指出，因為缺乏足夠的長照支持系統，人民一直被迫在市場上尋找廉價、可負擔的家庭照顧服務，包括早期的未立案安養中心，及現在的外籍監護工，都是人民最常購買的「照顧替代服務商品」。  

長照體系發育不良，自從一九九二年政府開放外勞，市場愈來愈大，終至今日台灣倚賴外勞的長照畸形；「更衍生國家照顧政策『表面由社會福利行政制定，實質則由外勞政策決定』的矛盾現象」，王增勇如此形容。 

印尼Amy來了 全家解脫 

陳榮福廿五歲那年，開刀矯治小兒麻痺帶來的嚴重脊椎側彎，卻因術後感染導致肺功能大損，從此隨時都要含著氧氣管。過去廿多年靠母親照顧，但母親日漸老邁，四年前看護Amy來到陳家，全家人才由照護困境中解脫。  

陳榮福和Amy的感情很好，「等於我多了一個女兒，我媽多了一個孫女」。他常和Amy結伴爭取身障者權利的活動，也一起參加印尼姊妹聯誼、甚至去PUB喝酒，「她陪我出去玩，或是我陪她出去玩」。  

魏國明服兵役時受傷癱瘓，終生只能坐在輪椅上。他也鼓勵印尼看護Irene多和同鄉交朋友，魏國明說：「真的要學壞，不讓她出門也會學壞。」 

不適用勞基法 沒得「喘息」  

Amy與Irene只是國內十八萬名家事外勞中的兩個例子：她們來台替十幾萬個家庭承擔照顧重責，但是至今她們不適用勞基法，雇主也不能享用「喘息服務」，她們在台灣的每一天幾乎都必須工作。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顧玉玲指出，國內民眾大量聘請外勞擔任看護，其實也是不得已，「本國勞工當然在語言溝通等方面比較方便，工作表現一定更好；問題是一個外勞每月都要兩萬元以上的開銷，很多重症病患家庭已經付得很辛苦，本國看護的薪水是兩三倍，有幾個家庭請得起？」 

顧玉玲強調，不少老人或身心障礙人士是獨居狀態，靠外勞才能讓他們繼續活下去。即使是有家人同住的家庭，外勞也大量分攤了家人在體力和情緒上的負擔。  

社福外勞互斥 為難雇主 

目前國內長照十年的發展計畫中，若聘了外籍看護，本國的居服員等長照人力會立即退出，等於是政府的福利與外勞服務互斥。 

顧玉玲批評此舉根本是「逼雇主對外勞不人道」：很多雇主對外勞不能放假其實也不忍心，但是迫於現實也沒辦法，比如說，要定時抽痰的老人，若無替手，外勞等於是臥床者的生命依靠。  

顧玉玲質疑：「現在的喘息服務，政府都強調資源不足，所以不能讓外勞放假；那麼過幾年就要推動全面長照保險，規模比喘息服務大太多，政府真的已經準備好了，還是又拿外勞當補充品？」 

至於未來長照保險該不該排除外勞？顧玉玲表示，外勞人權團體對此沒有任何意見，人權團體關心的是，外勞得到的待遇是不是符合人道？ 

政府統一雇用 輸出勞力  

「最好不管本勞、外勞，都由政府雇用、再輸送服務給人民。」顧玉玲說。王增勇也贊成，長照服務的提供，不應分膚色與國籍。 

長期照護規劃小組成員暨亞洲大學副校長楊志良說，台灣既然已有高達十餘萬的外籍看護工，新制度不可能將他們排除在外或漠視聘外勞的家庭，未來長照保險當然應將外勞納入保險體系。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李玉春說，現在談外勞要如何納入長照保險還太早，長照規模、費率等都未定案；不過，長照保險包括現金與實務給付，就可以現金補助的方式，貼補聘外勞的家庭。 

【2009-05-31/聯合報/A3版/迢迢長照路系列報導】 

一周五天 一天兩小時
尿袋滿了 居服員下午才來… 

【本報記者梁玉芳】

他要大家稱他「令狐沖」就好，即使他從廿五歲那年車禍後，就癱瘓了；別提要像金庸小說裡的令狐沖高來高去、笑傲江湖，他連挪動自己、接聽電話都得靠別人。今年是他癱後紀元第廿九年。 

在為外勞爭取權益的場合，常有令狐沖坐在電動車上的斯文身影，他為他的外籍看護發言。「我們脊髓損傷傷友是弱勢，外勞也是弱勢；我們是命運共同體啊。」 

近卅年的癱瘓生涯裡，令狐沖歷經多種照顧形式：母親的家庭照顧、安養院的機構照顧、居服員的居家照顧，還有外勞。 

在他倒下的前廿年，是母親每天幫他盥洗、餵食，每三個小時翻身、按摩；再抱著他搬到電動車上，讓他出門探索這個世界。但母親終於也老了，病了，需要別人照顧了。政府開放外籍看護工，來自越南的「阿草」成了救星，照顧一老一殘，那是令狐沖最懷念的時光。  

因為有了阿草，令狐沖才覺得「恢復作為一個人，有尊嚴的生活」，再也不用低聲下氣拜託親友來照看；他可以每兩天洗一次澡，維持清爽，作為障礙者，他早發展出「自律」：兩天才大解一次，讓照顧者能一次為他清理。  

過去，政府提供的「居家照護」，每周五天、每次只有兩小時，時數少到讓他提心吊膽，「尿袋就快滿了，可是居家服務員下午才會來，只好憋著不敢喝水」，這樣的噩夢如今還是會出現。  

母親過世後，令狐沖曾經住過安養院。他說，殘障者和老人的需求很不一樣，安養院的多是失智、失憶、自言自語或不言不語的老人，夜裡常有尖叫。「住久了，我也死氣沈沈。」人活著，不只是吃喝拉撒而已。 

政府在他漫長的癱瘓歲月裡，除了重殘津貼外，給的福利就是「居家服務」，但是每天只有兩小時，兩小時裡，居服員只能幫他洗澡、如廁、餵食一餐，但晚餐呢？家事呢？晚上誰為他翻身？褥瘡怎麼辦？這些需求，居服員愛莫能助，付不起全天候本勞的失能者，也不得不尋求外勞的照顧了。 

對於歷任貼身照護作息的外勞，令狐沖是滿心感激的，他以平等相待；當阿草期滿回國，還常傳簡訊為令狐沖打氣，阿草用中文寫著：高興點，身體的苦就夠苦了，別再增加心裡的苦。最近她生寶寶了，用電腦視訊秀給令狐沖看。  

「脊損者最依賴外勞，對我們來說，居家服務和外勞都很重要啊。」但是，政府的設計是：外勞和居家服務只得二選一。令狐沖嘆氣：「為什麼申請了外勞，政府就認定她們是鐵打的，不用休假、不用喘息服務？」他期待，長照險能讓被照顧者得到應有的照顧，給照顧提供者更多的工作尊嚴。 

【2009-05-31/聯合報/A3版/迢迢長照路系列報導】 

本土量能夠不夠
長照 難不成也靠外勞撐？ 

【本報記者張耀懋、鄭朝陽、梁玉芳】 

日本第卅六屆的國際輔具展上，各式高科技福祉車、協助照護機器人吸引十多萬人參觀，期待科技終能讓老者、殘者自立，恢復人的尊嚴。參觀後的台灣社福工作者自嘲：「台灣最厲害，都不用這些，我們有個萬能輔具，叫做『外勞』。」  

老人福利聯盟吳玉琴感嘆，便宜又好用的外勞讓政府怠惰，讓人民不再要求，「外勞取代了所有的福利服務」；但長期照護保險就要開辦，「服務量能不足、繳了保費卻買不到服務」成了最高聲的質疑，總不能長照保險也靠「萬能輔具」吧？ 

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反對長照保險將雇用外勞納入給付。他反問：先撇開照護品質不談，不是說國內失業率節節高嗎？政府不思考如何培植本土照護大軍，政策間接排擠本國勞工、引進外勞，「不是跟本國勞工作對嗎？」 

前台大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所長吳淑瓊說，研究發現，外勞照護的老人，就醫率遠高於一般老人，到底是外勞更細心，一有病就就醫？還是因為各種隔閡，導致老人須常就醫？原因尚待細究，不過，這個結果是推動長期照護時需正視的問題。 

對外勞可能納入長照保險給付，林萬億十分不解，「健保體系中，密醫可以申請給付嗎？」他抨擊，台灣的居家服務員都是經一定訓練認證，才可接案，請領給付；為何未經本國一定訓練程序的外籍看護工卻可以請領現金補貼呢？ 

【2009-05-31/聯合報/A3版/迢迢長照路系列報導】 

生活取代照顧
團體家屋 失智老人活出自己

【本報記者梁玉芳】 

十六名失智老人家組成的家庭，會是什麼樣子？「你我的家是什麼樣子，它就是那個樣子。」老人福利聯盟秘書長吳玉琴如此形容台灣第一個老人「團體家屋」。這是在安養機構、雇用外勞之外，失智老人更多元的照護選擇。 

在台北士林一處靜謐巷弄裡，兩百坪的庭園和一百坪的平房住家，是十六名老人的新家。午後微風裡，老人家種菜、散步、晾衣服或是掐著晚上要吃的豆芽菜，各做各的。這裡沒有非照表操課不可的「行程表」；更不會時間到了，老人家集體餵食或推到浴室裡，一字排開沖澡。  

「集體家屋的概念是用『生活』代替『照顧』，讓老人活得像自己。」規劃家屋的士林老人服務中心主任簡月娥說。 

屋後的泳池填平成了菜圃，顧媽媽剛種了川七；女兒女婿來探望，顧媽媽展示衣櫃裡的皮卡丘，那是她最好的朋友，她的心智回到童年。灰白頭髮夾得整整齊齊的高奶奶，拉著人說著家鄉話，意思是：「你是我兒子嗎？」她的記憶早已混亂，不認得家人，也不記得剛起床的房間位置。 

簡月娥說，失智老人常做出不可思議的事，啃香皂、忘了怎麼如廁，異常情緒也耗去家人心力，所以失智症過程像是磨人的「漫長告別」；「家人是潛在的病人，陪著生病老人飽受折磨」。  

胡奶奶發病之後，除了三名兒女之外再也不認其他親人，連媳婦、女婿、孫子都當外人，她的記憶回到初當母親的時空，堅持家裡不能有「外人」，鬧得天下大亂。兒女只好為母親單獨租了套房，三人輪流到套房陪媽媽睡。三個家庭精疲力竭，直到胡奶奶入住集體家屋。 

簡月娥說，失智老人的家屬需要喘息；老人對熟悉的家人會任性、耍賴，但到集體家屋，有了社交關係，也較能控制情緒，能逐漸修補和家人的關係。  

失智老人有奇妙的友誼。「他們記不住彼此的名字，卻記得誰對我好。」簡月娥舉例，失語的林阿嬤不會說國語，但她對外省婆婆洪奶奶特別好，「常拉著洪奶奶坐一起」，其實兩人並不能交談，「老人在乎的，是那種被需要被喜歡的感覺」。  

「人老了，體力、認知退化了，但是尊嚴還在。機構的集體管理、外勞語言不通，對失智老人家是照顧不來的。」吳玉琴說，台灣對中風等「失能」照顧已發展成熟，但對行動自如卻認知混亂的「失智」，照顧系統還在摸索本土經驗。 

起源於瑞典、盛行於日本的「團體家屋」是個新起點。老盟計畫發展更多「團體家屋」，以及像是「托老所」的「日托中心」，或是可臨時住宿數天的「老人臨時家庭」，以滿足多元需求；未來的長照保險應提供更多類型的照顧服務，可別讓人民「繳了保費，什麼都吃不到」呀。 

【2009-05-31/聯合報/A3版/迢迢長照路系列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