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的IT輝煌

“印度的明天是IT”—— 印度前總理阿.比.瓦傑帕伊。

印度是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軟件出口國，在國際軟件開發市場中，印度已占據了大約16%的份額，目前全球500強企業中有185家公司把部分業務外包給了印度的IT公司，有135家企業使用的是印度開發的軟件。

印度信息技術産業能夠在短短的10多年時間裏成功崛起，取決于多方面因素。一般而言，人們認為其主要經驗是：

1、中央政府層面的政策導向。印度政府將IT産業作為印度經濟騰飛的標志加以鼓勵。在涉及信息産業的投資、運營和管理方面，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較為靈活和寬松的政策，如免除軟件出口所得稅、取消設備進口的許可證制度，建立了一個專門針對IT産業的國家風險基金，對軟件産品的生産、出售及相關咨詢服務不征收流轉稅，對于軟件出口獲得的利潤免征企業所得稅，提供電信服務和寬帶網服務的公司可享受5年免稅期的優惠政策，等等。

2、地方政府的鼓勵和支持。其中包括：免除環境許可證；建設信息資源網絡；建立新的培訓中心；鼓勵私人投資IT教育與培訓；對經濟落後地區的IT教育提供補貼和培養高質量的IT人才等等。

3、信息技術教育。印度政府十分重視信息技術産業的人才培養和人力資源開發，並把它列為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印度的信息技術教育體制主要包括分布各地的大學、印度技術學院、印度管理學院、印度科學學院以及地區性的工程學院和專科學校，另外還有私人開辦的教育培訓學校和公司。

4、政府與企業的良好合作。在這方面，創建于1999年的印度信息技術協會(IIIT)是一個標志。絕大多數印度信息技術協會開始是由政府和企業聯合發起的，也有一些是由政府單獨撥款建設的。它的目標是既培養計算機軟件工程的學士、碩士和博士畢業生，同時也開設從六個星期到六個月的短期課程，以訓練專業技術人員。 　

而在這些政策背後的是人們認為的印度強大的IT自然禀賦與配合環境：

1. IT業需要的是人力資源，而對一般的基礎設施和金融資本的需求有限，所以印度可以憑借其大量的受英語教育的科技人才在這個領域獲得強大的比較優勢。印度人對于數學與英語的娴熟掌握使得印度相對中國這樣的漢藏語言體系的國家具備優勢。

2. 印度與西方良好的政治關系與大國思維推動了印度IT的發展。印度IT業的發展是和印度右翼勢力的上台、宗教民族主義的複興，以及逐漸親美的外交策略有關的。這是很重要的政治環境。

3. 西方新經濟的發展為印度IT提供了外部環境。上世紀末以來席卷世界的“新經濟”和“知識經濟”的全球化構成了印度IT大發展的有利環境。

依托于IT技術的發展與印度政府的戰略引導，印度正形成一條日益龐大的IT産業鏈與利益共生結構。這個結構主要貫通三個領域：

首先是商業領域。目前在世界範圍內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務正在迅速發展成為主流活動，它涵蓋的業務範圍包括商務信息交換、售前售後服務、廣告、銷售、電子支付、運輸及組建虛擬企業等等。隨著互聯網的迅速普及，電子商務在印度也已悄然崛起。

其次是政府部門。根據印度政府頒布的“印度信息技術行動計劃”，每個政府職能部門預算的1%到3%必須用于發展IT産業，其中包括IT産品的發展、購買、培訓和服務。政府采購極大地擴展了印度國內的軟件業市場空間。

其三是教育系統。各個邦政府幾乎都有自己的IT人力資源開發和培訓計劃與相關措施。數以百計的私人計算機培訓機構遍布印度全國各地，僅一家名為Aptech的計算機教育公司在印度國內就有1030個培訓基地。這些學校和培訓機構對相關師資和服務的需求是非常龐大的。

印度IT業的大發展使得印度經濟成為世界上非常快速的增長體，為印度帶來了大量的財富。可以說，除了大量的外資注入印度投機市場帶來的現金流量外，印度IT成為印度少數幾個有世界競爭力的産業。印度人自豪的把自己的國家稱為“世界辦公室”。　
　　
二．對印度IT業發展戰略的提問

雖然印度IT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一個主要的戰略思考卻不能消除。印度作為一個後進的第三世界大國，為何卻將服務性的第三産業作為國家戰略崛起的主要支柱？！

事實上我們知道，正常的一個經濟體系完整的國家一定是有非常強勁而完整的一二三産業布局與曆史路徑。西方強國的曆史就是典型代表。一個沒有強大制造業的國家經濟體系是不能抵抗風險的，也是難以保障國家戰略安全的。

我們知道，服務業發展的一個主要作用與基礎應該是為工業與農業提供服務與提供流動性。金融業作為服務業的典範就是典型的例子，軟件業更是如此。一個強大的服務業必須依托一個強大的制造業才有其不斷發展與落地生根的基礎。像印度這樣的大國，唯一應該發展的就是制造業，只有發達的制造業才能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並轉移價值到第三産業，進一步吸收就業。印度在現在這樣制造業非常落後的情況下，第三産業已經占到了50％的比例，這樣的就業結構實在是很奇怪。

畢竟服務業不能當飯吃，IT也不能當衣服。究竟IT對印度社會在長期會有什麽作用，這絕非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問題。

我們回顧印度獨立後60年的發展，與中國進行比較有一個巨大的差異凸現出來——印度的戰略實際上是放棄了讓國家整體進入工業化——印度試圖越過工業化而實現其“大國夢想”。

這種思維方式顯然不能在經濟學理性上得到解釋。這必然根源于印度獨特的社會文化與社會基礎。

實際上，比較中印工業化基礎的時候，很多人只是單純的比較了工業基礎與經濟政策。事實上，印度在獨立時的工業化基礎是顯著好于中國的，並且印度與中國采取了非常類似的“五年計劃”模式發展自身的制造業。

但是中國堅持下來到現在成為了“世界工廠”，而印度卻是“世界辦公室”——這其中的區別難道僅僅是政府的戰略選擇的不同導致的嗎？

顯然，我們考察中印之間相似性背後卻發現了巨大的社會文化與社會基礎上的不同——中國是經曆過了完整的近代革命的——這是毛澤東與甘地的不同！

印度的獨立是一個“黏合”的産物——印度獨立後，幾乎保留了舊印度幾乎所有的社會結構與基礎——雖然印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試圖改革這些，但是效果卻是緩慢而漸進的。直到80年代印度大量的邦還存在“國王制度”（印度是聯邦制度的國家），並且直到今天印度農村還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度。農民的負擔一度高達收成的六成以上。

印度獨特的宗教文化與種姓制度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與經濟基礎上得以非常完整的保留下來，並且在社會心理與社會基礎上起到了強大的作用——“黏合印度”與“反工業化”。這二者是合二為一的，不可或缺的。這也是印度是“印度”的原因，也是印度選擇非工業化道路的底層原因。

可以說，印度存在強大的舊“食利集團”，也未能對龐大的人力資源進行有效的組織與動員——這種“組織與動員”將會摧毀現在印度的階級固化而帶來印度既有精英階級的消失，並將帶來印度解體的風險。一言以弊之：印度未能為全面而快速的工業化做好社會准備。

而這種社會必要准備不足本身將使得印度在推動工業化的過程中必須先承擔經濟社會發展出現大衰退與大動蕩的風險。

三．印度IT業的矛盾現象

事實上，回頭檢視一般意義上的印度IT業的種種優勢，兩個矛盾將非常突出：

1. 宏觀上，印度這種一般意義上的比較優勢是非特殊的。無論是政府的政策支撐還是世界知識經濟的全球化——這些或是可以被很快模仿的，或是帶有普遍性的。中印間的主要差異只是在語言上中國處于弱勢——而政府組織能力，國內市場支撐，基礎教育與承接西方經濟轉移等等中國都遠遠超過了目前的印度。如果語言與國際關系不構成對于承接西方工業轉移的主要障礙，那麽沒有理由認為印度在IT上對于中國有什麽特殊的，不可跨越的優勢。

2. 微觀上，印度IT産業在人力資源上呈現出奇特的“IT越發展，IT人力資源越持續外流”現象。IT是一個知識密集與人力密集型産業。在這個行業裏如果積累起市場地位與持續發展的能力，那麽合理的經濟學邏輯將會帶來人力資源的窪地，並且將不斷有智力壟斷性的主要産品不斷被創造出來。印度IT業的特殊之處是——印度IT業空前發展的時期，也是其IT人才以空前的數量和速度外流的時期，也是印度IT教育業與印度政府産業政策支持最有利的時期。美國的技術工作簽證H-1B簽證因此獲得“印度人簽證”的綽號。而印度IT業整體上卻未能實現産業升級，也未能為世界提供主要的智力壟斷性産品。

于是我們可以問這樣兩個問題：1.宏觀上中國有比印度更好的條件，為何中國的IT外包産業無法取得如印度一樣的成就？印度的識字率不到65%，中國是93%；不到2%的印度人口擁有電腦，這只相當于中國的五分之一；中國已經發展到重型工業化的中後期，印度還未能在整體上實現基礎工業化；中國國內市場與對外開放水平遠高于印度；中國政府對于IT産業的政策支持完全不亞于印度。但是印度IT業在世界上的地位卻高于中國。2. 與印度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的海外人才回歸在2000年以來速度迅猛遞增，以至于“海歸”變成“海帶”。中國海歸中IT人才是主要的一部分，而中國IT業的發展卻無法和印度相比。為什麽印度在IT人才存量上迅速外流的情況下外包業還能迅速增長，而中國在IT人才數量高速增加的條件下卻比之不如？

這兩個主要矛盾如何去解釋呢？！

四．印度文化背景下的印度IT業

由二與三兩個部分提出的問題，我們回頭再來檢視印度IT業發展的戰略與印度IT的比較優勢，我們不難換個新的視角——印度的IT戰略與非工業化戰略是有印度深刻社會與文化原因的，是印度精英階層基于自身利益與印度特殊文化而理性選擇的結果。印度IT業的優勢是印度獨特社會結構的産物！

而這種特殊的“印度特色”與矛盾，當然也將帶來在印度IT業的特殊繁榮——這大概是“印度版本的民國黃金十年”吧。我們可以說，印度IT業的發展，靠的正是大量的人力外流而不是回流（印度的全國軟件服務業協會在每年的經濟預測中，都要把美國的簽證政策當作一個影響）。而印度的IT業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其社會結構的失衡和基礎教育方面的失敗而造成的意外結果——這是印度特殊社會結構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下的特殊對接的産物。

1.印度IT的經營方式

印度IT業的發展當然也是人力密集型的。但是政府支持在這裏只是一個重要的媒介，而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印度IT的資源秉賦是在印度特定的結構條件下才被動員和利用起來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種姓文化與印度非工業化道路的結果。

把印度的內在社會結構和當前的國際資本主義直接聯系起來的，是一個以印度為中心的全球化勞動力配置和管理的體系。業內稱這一作法為“獵身”（“獵身”是相對人力資源産業裏的“獵頭”而來的。“獵頭”被認為是高端的，知識經濟的，精英的一種人力資源市場交易。“獵身”正好相反，這是個低級的，勞動力的，數量密集型的人力資源交易）。

印度外包的基本操作程序是：印度人在世界各地開辦咨詢公司（bodyshops），從印度招收IT工人，然後根據客戶企業的項目需要把這些勞動力提供給客戶。不同于獵頭機構的經營模式，印度IT咨詢公司完成勞動力與雇主的信息匹配後，並不是以此收取服務費而滿足。印度IT咨詢公司實際上是直接獲得雇主給予的office，然後直接代表雇主管理工人，包括為工人提供擔保、辦理臨時工作簽證、支付工資、安排食宿等等。

因此，在典型的印度外包模式中，工人們與他們的真正雇主不發生任何直接的法律關系，從而雇主隨時可以減裁他們；如果雇主不再需要這些工人，印度IT咨詢公司可以將他們派給另一個客戶，或者讓他們“坐板凳”——等待下一個office。在不同地區和不同國家的印度IT咨詢公司之間會互通有無——如果你有工人而我有office，他們就采取聯合行動，隨時將 IT工人送往有需求的地方。

這是一個真正的勞動力自由市場的交易模式。這個模式下，基本上所有雇主應該承擔的本地或者本國的勞動力法規與福利制度都將消失在“交易”裏——基本上，這些部分都被合理的轉移到了“外國”或者“外國公司”。這在産業上被稱為“外包”——而“外包”之所以成本低廉並非僅僅來源于人力資本的低廉，更多是來源于産業鏈的工業標准化與附加隱形成本的大量剝離。這就是印度IT業的主要經營模式與市場地位。正因為軟件開發和軟件服務是高度勞動力密集型的産業，同時又是一個高度標准化的行業，這兩點在編程、測試和抓蟲的階段尤其如此；同時IT發展本身要求的“去地域化”， “客戶化” 與“即時響應”使得整個IT産業對于人力密集與産業彈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印度IT産業才得以構建其商業模式與利益鏈條。

印度IT外包業的規模是巨大的。外包在印度軟件出口中占80%以上，占軟件出口的1/4。據印度軟件及服務協會（NASSCOM）統計，印度占全球軟件外包的65%、全球服務外包的46%；世界銀行的調查認為，印度軟件出口的規模、質量和成本等綜合指數均排名世界第一。外包同時帶動了印度就業以30%的高速增長，從1999年的28.4萬增加到2005年的128.7萬人，間接就業達300萬人。信息産業占GDP比重從1999年的1.9%提高到2005年的4.8%。Forrester估計，2015年美國將轉移340萬個軟件、金融等服務崗位，印度將是最大的目的地；NASSCOM和麥肯錫的研究報告顯示，2010年全球軟件離岸外包的規模將達到1100億美元，印度占據主要份額。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的IT外包業中，印度官方所鼓勵IT咨詢公司經營模式是有較好的就業保障與白領形象的。比如，在印度官方鼓勵的外包模式中，公司將他們工人派到海外為客戶提供服務時，外派雇員在印度也會保留他們的常規工資，同時領取海外津貼。在海外項目完成之後他們將回到原來的公司，同樣有基本的工資保障。這其中是有非常規範的合同與明確的雇傭關系的，也是受到法規與基本勞動保障所庇護的。

但是正如任何一個自由市場一樣，在不存在政府幹涉與付出足夠管理成本的前提下，劣幣總是驅逐良幣。無論是雇主還是咨詢公司本身都天然傾向于擺脫這種政府的束縛與“壓迫”。實際上，大量的印度外包咨詢公司本身並不把自己注冊在印度。在2000年之後，誇張點說世界任何地方即使你走錯路也會碰上“印度咨詢公司”——僅僅在美國就有上千家之多。

印度IT業真正高速發展是在1990年後，這恰恰是印度官方模式的外包業萎縮而印度“布局全球”的“資本原教旨主義外包模式”大行其道的反映。

在“資本原教旨主義外包模式”下，相比印度政府“規範中的外包”，其在成本與經營靈活性上占據了決定性的優勢。但是這是以犧牲工人的福利與權益，並殘酷壓榨其剩余價值為前提的。這不是一種人類一般勞動時間的降低，而是一種“人的異化”。

首先，在“資本原教旨主義外包模式”下，行話講的“板凳工人”是它的一個經營常態。簡單地說，印度IT咨詢公司在印度幹的事情恰恰是“人力資源市場上的圈地運動”。印度公司彼此競爭的不是技術與管理水平的提高，而是公司掌握的“工人數量”的多少。公司在任何時候都是招人的，哪怕公司目前沒有任何項目在手。沒有項目的時候，工人只有象征性的基本生活費（“板凳費”）而沒有工資。在有項目的時候，公司就在這些隨時可以帶走的工人裏挑選“聽話的”去完成項目。項目完成後，工人繼續回歸“板凳狀態”。

第二，印度IT咨詢公司在經營中很少單獨行動，而總是和不同規模的的職業代理公司合作，從而形成“中介鏈”。這是因為西方大公司客戶出于風險控制與競價，也是為了便于控制整個人力資源市場的食物鏈頂端，他們常常將他們的人力資源管理與業務外包給一個或少數幾個大規模的職業中介公司。印度人是非常難直接與西方大公司建立業務關系的：無論是人際關系與資本實力，包括償付風險的能力都無法與那些人力資本寡頭相抗衡。印度IT咨詢公司的經營者們都是清一色的小老板，他們不得不通過與大型職業中介公司、甚至和與這些中介公司有關的小型公司合作來獲得項目機會。這使得整個外包産業鏈的鏈條顯著延長，而每轉包一個環節就會最終剝奪工人每月工資的一部分作為利潤。

第三，西方主要産業的“金融化”也為IT業外包提供了很好的會計理由與市場需要。在“金融”格局下，産業的實際情況不完全反映到其真實的價值上，而是很大程度上被金融市場的投機者所炒作定價。董事會與股東對于利潤的無盡渴求，使得公司不得不竭力降低成本與“同時照顧好股市信心”。這樣，大量壓縮管理與人力資本支出，同時又不用負擔法律風險與福利成本的外包價值就非常突出了。外包最能夠滿足西方大公司的一項功能是精簡組織的同時，可以幾乎無成本的大規模雇傭或者解雇人員。因此，外包不但是廉價勞動力的來源，也是改善公司會計報表，適應市場波動的風險控制工具。

當然，成本是轉嫁給了印度老板，確切的說是“印度板凳們”——印度IT咨詢公司把自己假裝成雇主，在沒有實際工作的情況下宣稱自己將雇用工人，實際上是讓他們“坐板凳”。這一做法使得客戶公司可以在任意時間挑選和辭退工人！在這種“灰色操作”中，西方大公司和職業中介代理因此避開勞動法規的制約，實現了“市場看不見的手”的完全調節。

顯然，一個高度自由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必然是高度外部化的市場——公司不直接雇用勞動力，而依賴于數目巨大的工人個體與衆多的大小中介的隨時撮合來滿足用工需要。“印度IT咨詢公司”的安排使得這樣高度外化的市場從任何經濟學的角度看都變得有序和容易控制。由于工人自己承擔了流動和勞動力市場不穩定而帶來的經濟與社會成本，這項交易對勞動力接收國的國家和公衆利益基本不構成很大的損害（但是可能會侵蝕掉相當多的低端工作崗位，但是發達的制造業與服務業高端地位可以帶來社會福利的高水平。整體上看，這些崗位的損失並不是沒有對衝的）。

這樣，印度IT咨詢公司不僅可以將工人從印度帶到另一個國家，還可以通過中間地區將他們送到第三國或者第四國。對于印度IT咨詢公司來說，人力資源的流動性與流動周期就是利潤。這相當于企業對于資金的運作是一樣的。單位時間裏，工人流動效率越高，企業的利潤就越高。這使得印度IT外包業高度的網絡化，人際關系壁壘化。基本上，在這個市場裏，任何其他國家的外包公司與工人都將被印度公司所排擠與扼殺——這是印度公司必須的市場保護行為，也是印度公司市場份額的權力反映。世界任何其他國家試圖模仿這個經營模式的時候，都將面對這個巨大的挑戰——這是一個種族小圈子。

所以，印度IT流動的勞動力與流動的資本相匹配，印度IT業也因此深刻的整合進入了全球化的經濟生産貿易循環中。這樣，印度IT行業可以越滾越大。同時，印度IT外包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員外流、勞動力輸出過程，而是以一項技術服務項目的面貌出現。因此，每個人的外流在統計上就直接體現為印度IT服務業的産值。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生意所需要的初始投入很低，只要有人，有信息就可以。基本上，一兩個人加上一台電腦，傳真機和電話就可以幹了！前提是你必須是印度人，然後進入這個圈子贏得同行與上家的信任。這基本上需要的是之前的同學關系，老板關系與“過去身為板凳的關系”。

當然，印度IT人也渴望成為完全意義上的技術公司。但是投資新軟件開發不但需要巨大的資本，還需要成熟的銷售渠道。其中的系統性風險不是一般小老板可以承擔的。一般而言，要成功營銷一種軟件程序，其營銷投入可能要比開發這一程序高出四倍。一個新的企業很難跻身這個成熟市場。即使，公司把大量的成本轉嫁到工人身上，但是“中介鏈”的長度決定了大多數印度老板獲得的也非高額利潤。

並且，這種印度式外包型的IT生意對于很多企業來說是如吸毒一樣上瘾的——因為這個可以帶來源源不斷的現金流量，而無需自己付出過大的市場開拓成本。

有報道顯示，對于在印度的印度IT咨詢公司來說，其最主要，也是最穩定的現金流來源，並不是來自海外的傭金，而恰恰是直接向工人們收取的中介費。

基本上，印度IT工人支付給印度咨詢公司的價格表是這樣的：

1. 去美國，需要支付10～30萬印度盧比給公司（大約為1.75萬元人民幣之間）。
2. 去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則需要10～20萬盧比。
3. 去新加坡也要6～12萬盧比。
4. 每提供一次附加服務，比如一封證明信、推薦函、或者假證書，都需要1.5～2萬盧比。
5. 每獲得一個為期6個月的實習生崗位或者軟件開發師崗位需要支付給公司10萬盧比。而同期他們的工資只有2500到3000盧比。

這些付費項目的價錢是不斷攀升的，特別是外包項目難找的行業蕭條時期。假定工人們超過規定時間仍不能夠付費，印度IT咨詢公司就會直接取消他們的簽證申請。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講——在印度IT咨詢公司的盈利模式中，出賣勞動力獲得的海外傭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蕭條時期甚至只是小部分。印度IT咨詢公司更多是向印度工人出售“在海外工作或生活的夢想”！這樣的模式下，我想任何印度之外的軟件外包業都是無力去進行價格競爭的——印度企業的報價極其低廉，並且可以不要預付款！

在上面這些因素的一體構成下，印度IT外包業擁有了無可比擬的系統戰優勢！這些綜合起來就是印度IT外包業繁榮與經營的情況。

2.印度IT外包模式背後的社會支撐結構

但是我們還有問題。在印度外包的華麗背後，這種極其原始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為何可以維持？為什麽印度的IT外包業可以這樣發展並且形成行業的正反饋呢？其實秘密就在前面第二部分提到的印度特殊文化與社會基礎——印度沒有經曆過毛澤東式的革命！印度還是一個種姓制度非常嚴重的國家。

基本上，印度從事這個外包行業的人都不是出身在婆羅門階層的這些高級種姓身上，也不是出身在北部的低級種姓身上，而是主要集中在南部不講印地語的傳統商業階層。

對于印度的很多中間以上種姓來說，他們忍受這樣的剝削與不平等條件是別無選擇。印度社會階層流動的通道其實過于微細，這其中既有經濟學的原因也有文化傳統的原因。

首先，很多生産資料是掌握在高級種姓的手上的。而印度的傳統認為，一個人能夠從事什麽工作，取決于他的出身。因此，很多印度人選擇就業的時候是沒有自由意志的。種姓制度在經濟學上表現為一種以宗教為中介的社会分工制度——這種制度是世襲的，雇主與雇員的關系也是世襲的。你假定是出身中高級種姓，那麽事實上你也就很大程度上無法從事農業，工業與服務業裏很多“動手”的工作。在印度的很多家庭，到現在還是仍不允許低種姓的女仆做飯、甚至不允許她們進廚房。因為他們認為低種姓者是不幹淨的，會“汙染”食品。而你要去競爭這樣的工作，實際上等于背叛了你的血統而去與低下種姓的人為伍。

其次，印度由于沒有大規模的進行整體工業化，因此社會能夠提供的工作崗位與多元化的服務業崗位相對稀缺。這也使得很多印度大學生與年輕人根本無法在IT之外獲得工作機會。這非常類似東南亞的情況——大量的東南亞女性都受過良好的大學教育或者初級教育，但是她們的工作很多是做保姆或者幹脆直接成為了家庭婦女。她們的教育投資完全不能反映在國民經濟産業的整體上升上。

由此，IT業在印度不但在文化上是“政治正確”的，也是適應印度經濟與就業需求的。同時，IT業還可以帶給印度人出國並改變命運的機會。如果你能運氣好的混到印度大公司當一般的IT工程師，你的月薪可以到一萬盧比。這相當于 “動手行業”頂級工程師們的工資。這種燈塔效應在印度非常強大——這類似于中國大陸改革之初的“萬元戶”與“留學潮”。

因此，印度大量的民間教育投資與輿論導向都向IT外包業集中。由于印度IT業的“過度教育”與“人力資源集中投資”，有關IT業的大學生的常年失業率都在40%以上。而印度官方的統計也是表明在畢業的半年裏，印度IT業失業率超過一半。同期，印度的全國失業率在8%到9%之間。

所以向印度IT咨詢公司“買工作”就成為一個理性的選擇：如果你沒有基本的工作經驗，又不能從事低級的工作，也沒有其它合適的産業吸收你，你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你的第一份工作！你不從事IT就更不可能出國或者去大公司拿“一萬盧比”了。正因為如此，花錢買工作這是“唯一能夠獲得第一個突破的辦法”。

那麽，為什麽這些IT人員能夠付這麽多錢？印度社會又從哪裏組織起這麽多資源培養這些IT人才呢？

這還是要回歸到印度特殊的社會結構與階級不平等上。統計表明，印度大學入學人口只占同齡人口的6%。而印度IT從業人員的80%出身于 “高級種姓”，只有9%來自所謂的“低級種姓”。這與“低級種姓”占印度總人口52%的基本事實顯然是極不相稱的。

顯然，高級種姓家庭可以以血緣為紐帶動員很大的資源來培育後代（印度高種姓不代表肯定有很多財産，很多時候家道中敗也只能選擇保存自己的種姓不被玷汙）。如果一個年輕人要接受IT培訓或者要出國，在家族圈子借錢將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國外的親人或者IT前輩幫助自己的後輩是印度文化鼓勵的，也是天經地義的。這點與中國傳統的文化類似。同時，這種投入在印度特殊的文化下也是不錯的一筆生意——在南印度，婚姻和嫁妝又是一個特殊的資源動員方式。印度人的婚姻是女方需要給予男方大量的嫁妝，由此來保障女性在夫家的地位與自己家族的榮譽。按照報道，印度IT工程師的嫁妝通常是非IT業工程師的身價的兩倍還多。如果IT新郎在美國，他的嫁妝額可以飙升到12萬美元，比在澳大利亞的印僑新郎多一倍。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兩性的不平等使得女性很難獲得足夠教育的資源。IT工程師很少是有女性的身影，這在一定程度上算是為印度男性騰出了資源與就業空間。不平等的性別關系與階級關系實際上是把大量的社會必要勞動無償的轉嫁到了女性與低種姓身上，印度高種姓等于是免費的剝奪了大量人口的勞動力。這個如果貨幣化也是龐大的資源。高種姓享受了這樣的無償勞動，而不必支付更多的貨幣，這使得他們有更多的資源投入教育。同時，印度存在大量使用童工的現象，印度IT公司雇傭的服務生大量使用8到15歲的男孩，其月的工資大概在500到800盧比之間。這也是為印度IT業“節約了成本”。

從更宏觀的層面看，農業盈余是印度得以培養出這麽多IT技術人員的一個根本經濟基礎。資料表明，在印度南部沿海的村莊中，高等教育平均吸收了25%左右的農業盈余。同時，在南部的一個州，大概80%的投入私立學院的投資來自于農業盈余。大多數私立IT學院是由大地主、教育者（比如退休校長）和當地政要們聯合興辦的。

農業之所以可以産生大量盈余，而又可以平滑的把這些贏余轉移到IT産業的發展上，這顯然也是種姓不平等的産物。種姓不平等使得大量的農業勞動力的報酬大大低于他們付出的工作，從而積累了大量的剩余價值。這些人為地主（包括大量的居于城鎮的“不在地地主”）提供了高額租金，使得印度能夠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生産出大量的IT勞動力。

可以說，與其講印度IT業強大的競爭力是來源于印度IT從業人員的勤奮與才智，還不如說是通過不平等的社會階級剪刀差剝削數億低種姓印度人的産物。沒有低種姓的印度人幾乎無償的付出，印度IT業肯定將無力維持目前的比較優勢，也無力動員這麽大規模的社會資源進行實際上的高額補貼！

這是高種姓的印度精英階層不斷轉移印度資源到本階級，並最終轉移到國外的一個單向過程。這是全印度無償補貼西方産業外包的一個不對等的“鴉片貿易”！

五．印度的“IT外包業”對中國的意義

統籌觀察印度的IT外包業的繁榮，如果我們把目光集中在印度本身的經濟循環下去考察印度IT業的價值，我們可以把這個經營模式比喻成一個從地下井裏汲水的遊戲。構成這個系統的是三方力量：其一是在印度國內，由以Infosys、Wipro和Satyam等大型公司為代表的IT工業與印度政府；其二是在海外，印度僑民經營的中小IT企業。其三是連接這兩者的勞動力剩余價值轉移支付渠道——印度IT業真正繁榮的秘密——印度IT咨詢企業！

正是印度IT咨詢企業通過“原教旨資本主義”的方式勾連前兩者構成了印度IT業整體的市場競爭力與原始資本的積累。

這種關系是非正式的，也不反應在任何一方的公司報表裏的。他們之間的聯絡是經過一個垮國路線與複雜的環流聯系起來。他們彼此之間互相區隔，而不發生直接的業務往來。

基本上，印度IT的資源配置與轉移是以以下的方式單向流通：

印度IT咨詢公司在印度國內整合IT人力資源（其中包含了與此相關的廣泛産業鏈，比如教育）——通過海外印僑公司安排承接項目外包與人員簽證把印度的IT勞動力組織起來推向全球市場——通過這種海外賺取傭金和在本國內部汲取當地社會剩余價值的方式獲得資本積累——資本積累向上流動到印度國內高端的大公司與有關政府部門——印度IT咨詢公司為了滿足對利潤的渴求與滿足整個産業鏈單向資本流的擴張性本能將不得不竭力擴大自身規模。不積極擴大規模與獲得更多IT勞動力，這個鏈條就將萎縮並最終死亡。

如果沒有這些印度IT咨詢公司在整個鏈條中扮演“水泵”的角色，海外印僑公司將不能招到廉價的熟練勞動力從而失去競爭優勢；印度國內的高級公司與政府則不但要缺失人力資源，還將喪失印度外包IT業向上流動時所帶入的經濟資本。這個“水泵”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是維系整個經濟鏈條的核心紐帶。

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全球角度看，印度的IT外包業整體表現為以犧牲印度低種姓福利為代價，補貼西方資本來獲得自身增益。在這個鏈條裏，絕少有財富資源從全球市場流入地方基層社會；相反，基層的剩余價值被源源不斷地向上、向外抽取，並最終流向西方的發達世界。本質上，這是印度工人向資本家直接貢獻金融資本。總而言之，印度的IT工業高度依賴于國外市場，而且與國內市場的關聯性十分虛弱——這恰恰是因為印度選擇非工業化道路的必然結果。

這是一個金字塔形態的汲水系統——印度社會獨特的文化與社會結構成為了支撐這個金字塔汲水系統穩定的基礎。如果沒有那幾億賤民們的血淚與令人不可思議的忍耐，印度IT外包業的煌煌大廈將無以為繼。

印度的這種外向型經濟是獨特的，它不同于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中國的工業化道路雖然也包含了城鄉二元結構與工農業剪刀差問題，雖然也包含了産業升級，過度競爭與環境問題，但是中國的工業化與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是整體提升了全社會的福利水平，並形成了一個反哺結構的。這是一個生生不息創造價值與福利，並將全社會分工整合起來形成一個巨大的行為者參與全球經濟循環與競爭，並最終形成提升整個國家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正反饋鏈條。這種模式創造了相對廣泛的就業機會和發展機遇，它在保證較高就業率的同時，實現了速度比較快、覆蓋面比較大的經濟文化發展——從而最終保障了人的尊嚴與國家的尊嚴！這個之前很多文章進行過分析與探討。

對比印度，我們應該慶幸我們選擇道路的正確。印度式的道路正是通過固化階級、種姓和性別的嚴重不平等，從而吸取全社會的剩余價值，既而把這些剩余價值集中到一個人數有限的，世襲的精英群體中——以此來實現局部的繁榮與發展。

這不是中國應該羨慕與追求的未來——哪怕西方鼓吹印度的民主是多麽堂皇。

中國的IT産業必須依托中國本土龐大實體經濟與服務業的發展，以滿足自身需求作為産業立足點——而不是口水流三尺的嫉妒印度式的IT外包發展模式，最終便宜西方人。我們對比印度最大的優勢就是我們有龐大的國內實際需求與無限可能！我們無法按照他們的模式與之競爭，也不必要按照他們的模式與之競爭。我們應該學習印度發展IT業的種種成功經驗，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列舉的那些那樣。但是我們永遠要清醒的看到，印度式IT外包業背後包含了結構性矛盾與買辦式惡性資本主義的弊端！我們應該永遠不要使得我們的任何産業陷入印度式的陷阱，去與印度進行如此低現代性的競爭。

我們的IT産業在滿足自身實業要求的基礎上，必將有條件建立中國本土的大型軟件創新公司，占據産業食物鏈的上流位置。印度應該是我們利用的對象，是我們分散自身成本與金融風險的渠道，而非是我們學習的目標。

借用印度式的語言，中國的IT業應該立足做“高種姓”，而非去自甘“下流”。

六．結束語

中印之間的不同道路，在1949年就決定了；中印間的比較，在未來還將不斷被提及。中印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積最大，曆史經曆最相似的發展中大國，必將不斷給予世界更多驚奇與震撼。西方樂于比較中印之間的“龍象之爭”，中國也應該笑對任何這樣的比較與思辨。

獨立的思考與廣泛的借鑒，實事求是，不驕不躁不但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寶貴經驗，也將是中華民族邁向全面複興所必須要求的精神氣質！

在這裏祝願中印兩國人民都能獲得自己期待的生活。本文參考資料很多，特別是大量使用了《中國經濟》的有關新聞報道。在此不一一列舉了。

本文只是一個介紹性與思辨性的文章，不代表任何意義上的絕對化。特此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