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儒學的學者，更不是四書的專家，寫這篇小文只是基於個人身為現代孔門志行人之一份子的一丁點兒經驗和感想而已。 

在為人導覽孔廟或偶而談起孔子的思想時，有時總會聽到一種說法，那就是：「孔學只是迂腐而過時之玩意兒而已，不足一提！」聽其理由，無非是把孔學與官僚文化及科場文化掛勾而已，不錯！中國的官僚文化與科場文化雖然為世界文明建立了無以倫比的文官制度與考詮制度，但不可否認地也為中國帶來了數千年的鬥爭文化與精神桎棝，然而碰到這種情形通常我只要輕輕地提了一下：「不過，試想想，官僚文化和科場文化是什麼時候才發生的？」不錯！不但在春秋孔門亦或是先秦儒家，可從未提及官僚和科場，官僚頂早也不過是在漢武帝用董仲舒獨尊儒術之後，若要再提前一點說，或者是在秦始皇用李斯之議建立中央集權體制開始；科場則還要更晚到唐朝以後。試回歸四書，孔門乃至宋明儒家，何曾有儒門志行人談過科場﹑說起官僚？ 講得更明白些，現在許多人挑剔儒家的說詞竟然都不是儒家原有的精神，更不是孔子宣揚儒道時的本懷，舉例來說： 

一﹑說孔教迂腐，不能與時俱進。「迂腐，不能與時俱進」是科場文化所帶來的副作用，這是唐朝以後的事，可與孔子一點關係也沒有，試看《大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的主張。 

二﹑說孔教官僚﹑權術。「官僚﹑權術」之始作甬者是韓非子﹑李斯，而他們根據的則是老子的道德經，簡單的講就是法家一脈，當然作為儒﹑法界面的荀子也不能完全撇清關係；至於，將「官僚﹑權術」體制化則是秦﹑漢以後的事。 

三﹑說孔教帶來中國重文﹑輕武，不重科學的禍害。然而，孔教的內容是「禮﹑樂﹑射﹑數﹑書﹑御」，其中「射﹑御」與武有關，「數」與科學有關，「禮﹑樂」與生活教育有關；「重文﹑輕武，不重科學」是科場文化帶來的結果，與孔教無關；更何況「重文﹑輕武」也是在宋朝以後的事。 

四﹑說孔教不及於精神層次的修養。這是以老莊思想為基礎所作的指摘；所謂老莊思想正確地講其實是莊子思想，老莊思想是後人以莊子思想為版本而與道德經相附會的結果。莊子一方面挾孔說以自重，一方面又不斷以寓言批判孔說，無非是在強調他自己放任自然的學說而已，本無可厚非，然而孔子並非是所謂的義無「反顧」，如《論語．先進》「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之所述，他不但重視自然；又如《論語．述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他亦主張知所進退。即，孔教絕不乏莊子思想優點之所在，不同的只是：孔教以天下為己任，莊子則以個人為本務。至於精神層次的修養，我們則可由四書來看：四書是南宋朱熹對儒學的集要，其中《論語》是孔子與其弟子間或弟子與弟子間日常的如實對話，並無系統性；《孟子》是孟子之言行錄；《大學》是曾子所作，原錄於禮記，主要是在闡述孔子的治國理念；《中庸》則是子思子所作，原錄於禮記，目的是在系統化地闡明孔教的中心思想。即，孔教的精神層次可見於《中庸》，《中庸》固較《道德經》淺顯明白，但這也正是孔教特徵之所在，既不怪力亂神，也不在形而上上無限上綱，不像《道德經》般語意含糊，致後人無從知解而各說各話，甚至被道教引為義書。進而，四書亦不過是孔教「禮﹑樂﹑射﹑數﹑書﹑御」中的「書」部而已。 

在此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宋明理學又稱新儒學，正是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開端的學說。既言「新」儒學，那就是有「舊」儒學，必然是「舊」儒學的發展已出了一些問題才要重新闡述使成為「新」儒學，要點正是儒學的官僚化﹑科場化，遭到官場與科場的污染。 

今天我們要宣揚的是原始的孔教，可不是經官場與科場污染過後的儒學，而現今一般所垢病的卻在科場化與官僚化上，與原始孔教毫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