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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2/28 11:23:00瀏覽56|回應2|推薦0 | |
最近看到一段短視頻,其中提到一句頗具挑釁意味的話:「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依然活成了魯迅筆下的樣子。」https://www.youtube.com/shorts/1FdDsktLzJ4 我把這段視頻轉貼到部落格上,有人回應問我,如果我在講台上講課時,也擺出像視頻博主的那副姿態,有多少學生會聽我的。 我回應他,表示我們應該更關注當今中國社會究竟是不是如該視頻博主的說法。博主其實並沒有把話說得太明白。不過,他的意思應該是說:在當今的中國社會裡,阿Q、祥林嫂、孔乙己...都還是在他們百年前的階級位置上。我相信,博主也暗示:整體來說,當今的中國還是一個貧窮的、壓抑的、苦悶的國度。 說中國百年未變,這樣的說法當然過於誇張,與實際景象有很大的出入。也一直有網友勸我,應該去中國大陸看看。意思當然是說,去了我會對中國大陸的看法改觀(會對中國大陸有更正面的評價),因為中國大陸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 其實,從某些角度看,中國大陸已經有很大的改變,這一點我也並不否認。但是,整體來看,中國大陸究竟有了什麼樣的改變?又有哪些是沒有改變或大體維持舊貌的?這終究還是個重要而嚴肅的話題。 過去一百年,中國社會在物質、技術與制度層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無論城市化、工業化還是科技能力,都與魯迅時代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說百年未變這句話之所以仍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鳴,也並非完全沒有原因。 問題不在於中國是否「沒有改變」,而在於:為什麼魯迅筆下的人物隱喻,至今仍然能被人反覆引用?這其實值得深思。 一、魯迅並不是在描寫某一個時代 許多人以為魯迅只是描寫晚清與民國初年的社會。但事實上,魯迅關心的並不只是特定時期的具體制度,而還及於某些更深層、更具跨時間性的人性與社會心理結構。 例如:阿Q象徵的是一種透過「精神勝利法」來維持自尊的心理機制。孔乙己象徵的是知識與尊嚴在社會結構中的尷尬位置。祥林嫂象徵的是弱者在社會規範與輿論壓力中的困境。這些人物之所以具有穿透力,是因為它們並不只屬於某一個歷史時期,而是指向某些長期存在的社會心理模式。 二、制度變化未必立即改變心理結構 過去一百年,中國的制度經歷了劇烈變動:帝制瓦解、民國建立、共產革命政權成立、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在制度層面上,這是一段非常劇烈的歷史。 但社會心理與文化習性,往往具有更長的時間尺度。制度可以在幾十年內改變,但文化與心理結構往往需要更長時間才能轉化。 因此,一些魯迅所觀察到的心理模式,仍然可能在新的社會環境中以不同形式出現。 當然,進一步說,在制度層面上說,當今中共的專制體制和傳統中國的君主專制體制也還是有某種程度的延續性。如果中國不是有幾千年的專制體制傳統,現在的中國也許也不是這個樣子。 制度的延續性與心理模式的延續性,顯然存在互為因果的關係,也可以說是互相強化。從而,今天的中國大陸,仍然存在某種程度的階級不平等與階級剝奪的問題。也許在毛澤東的時代,他可能想要推翻階級差異。但是,一則共產黨的專政,導致共產黨成為特權階級。從而,階級的差異與階級剝削也仍然存在,甚至藉著專政名義,剝削更甚。問題可能不只如此。當中共的統治權趨於穩固以後,中國社會明顯有走回傳統階級社會的老路。曾經強調要提升工農兵地位的社會主義中國,再度回到工農地位低下的狀態(軍人中,除了高階將領,一般軍人地位也不高)。 我甚至覺得,可能由於中國大陸的普遍匱乏狀態,使地位差距的意義更為顯著。在人們意識裡,階級差距的意義佔據重要分量。至少相比於台灣社會而言是如此。 三、魯迅的力量,首先是在於揭示心理機制 魯迅作品之所以具有長久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觸及了一些普遍的人類心理機制。 例如:在壓力與不確定中,人們往往會:透過自我安慰維持心理平衡、透過嘲笑弱者減輕自身焦慮、透過道德評價來掩飾制度問題。這些現象並非只存在於中國社會。但在某些歷史與制度條件下,它們可能被放大。 魯迅的洞察力,正是在於他能夠把這些心理機制具體化為生動的人物形象。當然,透過這些人物形象,讀者終究也還是能夠更立體地體會到傳統專制制度的問題。即使不是那麼系統、鮮明,終究是有制度連結。 四、隱喻的持續生命,其實是一種警訊 當一個社會反覆引用某些文學隱喻時,往往意味著這些隱喻仍然觸及某些現實經驗,某種制度性問題。 因此,問題不應該簡化為籠統地提問:「中國是否仍然像魯迅時代?」 更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魯迅所揭示的某些心理與社會模式,至今仍然能引發共鳴? 這或許正是魯迅作品長久生命力的來源。 五、理解魯迅,不是為了否定未來 最後也需要說明一點。討論魯迅的社會隱喻,並不意味著否定中國社會的進步,也不意味著認為中國沒有希望。 恰恰相反。魯迅之所以寫下那些尖銳文字,本身就包含一種期待:希望人們能夠看見問題,並逐漸超越它。 如果一個社會願意持續閱讀魯迅、討論魯迅,那其實已經說明:對自身處境的反思,仍然沒有消失。而反思本身,正是改變的起點。當然,要改變的事物可能至少包括兩個不同層面,一個是專制體制,一個是人的觀念、習性、心態。就像上面所說,兩個層面應該是互為因果的,所以,改變也應該是對兩個層面同時採取行動。 這裡順便討論一下可能存在的一些與上述議題相關的想法。近期有些人認為,社會(科)學無用,甚至有害(專門沒事找茬)。另外一些人說,你呼籲改革,卻從不行動起來,專寫些無聊文字。 文字是否無聊、無用,看看魯迅的影響力就可以有答案。而魯迅會棄醫從文,就是認為,中國人最需要的不是身體疾病的治療,而是精神狀態的改變。當然,他顯然認為,文字可以幫助改變人的精神狀態。所以,撰文不是不行動,撰文可能就是改革行動的一環。其中所展現的思想、所傳揚的觀念,對是否改革與改革方向的抉擇都有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 魯迅的文章大體不是出於社會科學訓練,但是,社會科學其實不外是把關於社會的各種思想予以系統化。魯迅的思想中其實也有汲取自社會科學的養分,而他的思想也可以成為社會科學開展的部分內容。社會科學固然有其局限性,但是,要檢討社會制度與文化,卻終究不能直接越過社會科學。 問題是,中共似乎長期壓抑社會科學的發展,包括拒斥社會科學對當今中國大陸社會階級問題的檢討。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究竟能不能突破政治權力帶來的壓抑而成功突圍,讓階級問題的解決得以露出曙光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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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