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史達林支持蔣介石「安內攘外」，事變解決後，史達林立即派王明歸國，促成國共合作，鼓吹「一切通過統一戰線」，要求中共聽命於仇敵蔣介石。對中共來講，這不啻是驚天之變，卻也是命運轉折的關鍵。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面對國家危亡，先前猛烈抨擊蔣介石獨裁專制的「新月派」自由知識分​​子，立即停止了活動，因為「救亡壓倒了啟蒙」，「不願再以人權與當局叫板」。如蔣方震就自覺放棄反蔣立場，成了蔣介石的戰略高參。胡適也放棄不從政的誓言，加入政府當了駐美國大使，為抗日爭取外援。蔣廷黻則在1932年中蘇復交後出任駐蘇聯大使，爭取蘇聯抗日。

翁文灝也為國民政府所延攬，出任軍事委員會國防計劃委員會（後改為資源委員會）秘書長，為抗戰籌集國防資源。 30年代出現了一股「學者從政」潮，國家危亡之際，知識精英紛紛走出書齋，報效祖國。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啊，這就是中國士人知識分子！還有一些海歸洋博士，如錢端升、丁文江等，不但不再批蔣介石專制，反而撰文鼓吹「國家能力」，希望蔣集權調動國家一切資源抗日，當然胡適對此是不贊同的。

而中國共產黨則趁國難當頭，於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完全照搬蘇聯模式，在落後農村另立聽命於外國的政府。

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卻不打日本人而打同胞，形同滑稽劇。以「北上抗日」為名的紅軍長征，其實是西竄逃跑，甚至組織了「西路軍」，想進入蘇共黨員盛世才統治的新疆，這難道能說是抗日？西面可沒有日本人啊，當時中共的一切舉措都是聽命於共產國際，並通過牛蘭夫婦領取少許盧布。

而蘇聯自己呢？他們對日本侵略中國是什麼態度？九一八後一個月，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即向日本駐蘇聯大使廣田弘毅聲明，對中日沖突採取不干涉主義，這是支援中國抗日嗎？共產國際及其支部不但不抗日，反而對中國政府的抗日方略，產生了嚴重干擾。

當時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竟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口號，這些顯然都是史達林讓幹的，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對此是公開批評的，聽命的只是王明、博古、洛甫、李特、黃超等留蘇布爾什維克，反映了中共還極不成熟。

中共完全聽命於共產國際，成了蘇聯的「別動隊」、「帶路黨」，毛澤東對此是有保留的。 1939年日蘇間暴發諾門坎、張鼓峰之戰，史達林下令延安組織正規軍向東北挺進，這是不顧中共生死形同自殺，毛澤東則陽奉陰違敷衍了事。毛不但敷衍史達林，也敷衍蔣介石，這是中共成熟的表現。

因為中共是共產國際一個支部，一切聽蘇聯支配，所以蔣介石知道，只有找史達林才能真正解決中共問題。果然，史達林讓王明代中共中央起草並發布《八一宣言》，鼓吹團結抗日，而長征路上的毛、周、洛甫等尚一無所知。為抗日蔣不計前嫌再次主動「聯俄、容共」，應該說是下了很大決心的，怎麼能說蔣介石不抗日呢？其實他早就在謀劃抗日，而且是全方位全面謀劃，並有實際行動。

但蔣介石要抗日並不容易，因為沒有多少人聽命於他，作為國府委員長，不但共產黨反對他，遍布中國的各地軍閥如馮玉祥、張學良、盛世才、閻錫山及雲貴川各路大小軍閥，沒有一個承認蔣的中國抗日統帥地位。

就是在國民黨內部，反蔣勢力也風起雲湧，如李宗仁、張發奎、陳銘樞、陳濟棠等兩廣軍閥，還有汪精衛、陳公博為首的「改組派」，更是掀起比中共暴動更大的「反蔣」狂瀾。

相比而言，流竄西南的中共紅軍已是強孥之末，蔣「攘外必先安內」，不光是劍指中共，而是放眼全國，要統一全國各路軍閥勢力，否則，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話。蔣軍追擊紅軍進入雲貴川，蔣的眼睛不光是盯著共產黨，還有不聽命的大小軍閥如王家烈之流，趁勢進入大西南，為抗日營造大後方。

蔣介石這時已不把流竄中的紅軍放在眼裡，同時史達林也不把中共紅軍看在眼裡。蔣派代表去莫斯科談判，必然要談到紅軍的處置，想不到史達林對早已失聯的紅軍很是不屑，他手中的工具是王明。

而這時蔣更多的精力是用於處置「兩廣事變」，粵系軍閥陳濟棠不但勾結江西紅軍，與紅軍做鎢砂生意，為蘇區提供最大財源，還勾結日本，請日本人訓練了一支空軍，卻也和西竄紅軍一樣，打起「北上抗日」旗號，企圖聯合桂系李宗仁，北伐推翻蔣介石。

但部下空軍及軍長余漢謀等痛恨日本，實在看不下去，倒戈趕走「南霸天」，歸順了中央。這是蔣「攘外必先安內」的一次大成功，下一步就是進剿陝北的紅軍了，卻突發了「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不但出乎蔣介石意外，也出乎史達林意外。史達林得知消息馬上公開指責張、楊是日本代理人，謀害抗日領袖，並向中共直接下令釋放蔣介石。而史達林的態度不僅令中共不解，也讓張學良意外，張、楊先是聽信中共蠱惑，原想依托蘇聯建立西北抗日聯合政府，此刻不啻是冷水澆背！

這時宋美齡托端納將丈夫的日記送給張學良看，張讀後獲悉蔣抗日規劃，加上同時被捕的蔣方震疏導，使張翻然醒悟，於是不顧一切親自送蔣回南京。

史達林為什麼放棄意識形態偏見，轉而支持「沾滿共產黨人鮮血」的蔣介石呢？那完全是出於維護蘇聯自身安全的考慮。因為偽滿洲國建立後日本在東北站穩腳跟，對蘇聯威脅越來越大，日俄是老對手，蘇聯一手操辦的東北抗日聯軍很快被剿滅，張學良、馮玉祥等既不是日本人對手，能領導中國抗日以阻遏日本進攻蘇聯的，只有老蔣。

六，東亞中、蘇、日博弈和蔣方震兵略倍受干擾

蘇聯垮台已二十多年，中國仍堅守蘇聯模式意識形態話語，確實已經毫無意義，仍就二戰為蘇聯爲史達林貼金，更是愚不可及。

因為俄自己早已公開檔案，將史達林在二戰中的罪惡公之於世，不光有「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及「秘密議定書」，瓜分波蘭吞併波羅的海三國及比薩拉比亞，成為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首，還有「卡廷森林事件」等。蘇共政治局開會決定槍斃幾萬名被俘波蘭愛國軍官，但當時蘇共宣傳部卻無恥反誣是納粹德國所為，直到蘇聯解體，葉爾辛才將檔案解密，交給波蘭政府。

中國與蘇俄、日本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很難簡單歸結日本是敵蘇俄為友，俄國侵略中國歷史最悠久，侵占中國領土最多，而沒有日本，中國東北或許早已變成「黃俄羅斯」。

1904年日俄戰爭日本犧牲十萬人，才把沙俄趕出滿洲，但日本自後將中國東北視為「自家物」。「九一八」後建立偽滿洲國，日蘇之間就侵略瓜分中國，是既爭奪又勾結，既打硬仗又使陰招，中國成了「唐僧肉」，成為戰場長久硝煙瀰漫，而日、蘇本土則是一派安祥。

中國因虛弱不堪，自清政府以來就玩「以夷制夷」把戲，蔣介石也想利用矛盾聯俄製日，加上與歐美列強合縱連橫，企圖以外交努力迫日本退出中國，卻毫無成效。大國博弈講的是實力，國力不支靠耍嘴皮子全然無用，

1941年避居昆明的「戰國策派」知識分子，以「戰國時代的重演」，來概括當時國際風雲，應當說是恰如其分。意識形態最不靠譜，所謂蘇聯主持公道，組織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共產黨解放全人類，完全是欺人之談。

世界大戰充滿血腥與罪惡，我們千萬不要被意識形態蒙住眼睛，把最狡詐的侵略者蘇聯當救星，如現今只要日本道歉，道歉了還要反復道歉，卻不敢要求侵蝕中國最多的俄國作一聲道歉。

「黨化史學」歪曲歷史，如所謂西安事變共產黨「逼蔣抗日」，使蔣介石改變「不抵抗」方針，根本就不靠譜。據已公開的檔案，早在西安事變前好幾年，蔣介石就因抗日需要，主動與蘇聯復交尋求奧援，並派鄧文儀至蘇聯見中共代表王明等，提出國共合作抗日。

「弱國無外交」。在盟國蘇、美、英等之間開展等距離外交，弱國統帥蔣介石做得應該說基本上是成功的，特別是宋美齡訪美開展第一夫人外交，在國會演講，爭取美援，做得非常漂亮。

宋美齡還隻身入新疆，說服因蘇德戰爭前期蘇潰敗而動搖的蘇共黨員盛世才回歸祖國，使新疆在祖國最危難的時刻復歸版圖。 1943年11月開羅會議，宋陪老蔣與羅斯福、邱吉爾會談，簽署《開羅宣言》，宣布東北、台灣歸復中國，並進一步廢除不平等條約，參與開創聯合國，使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

那張宋美齡穿插其間的「三巨頭」會晤照片，可謂「中國從此站起來了」的標誌，中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地位就此確定，蔣介石作為世界領袖、中國統帥的地位，也獲得世界公認。

蔣介石的中國統帥地位不僅得到國際承認，而且當時中共也是承認的，共軍改編為蔣的部下，國民政府領導全國抗戰，幾百萬正規國軍是抗日主力，堅持長期抗戰拖死日本是國民政府的既定戰略，重慶政府才是抗戰的堅強核心和中流砥柱，這是歷史常識。三軍不可奪帥！

試問，若蔣介石挺不住或有不測，當時的毛澤東有資格代表中國參加開羅會議嗎？長期盛行的歷史虛無主義，所謂共產黨抗日，蔣介石摘桃的愚民宣傳，根本經不起歷史拷問，是該加以糾正了。

然而現在要講真話也很難，先前「黨化教育」宣傳灌輸蔣介石「封建買辦法西斯」，賣國投降「不抵抗」，十惡不赦是「反動派」，是「人民公敵」，所以共產黨才要打倒他這個大壞蛋。

若現在說蔣介石不是「壞蛋」，不是「反動派」， 不是「人民公敵」，不是法西斯，而是「反法西斯」統帥，是與羅斯福、丘吉爾平起平坐的「三巨頭」，「堅持抗戰八年久」 ，「拖」垮日本使中國「從此站起來了」，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那麼，中共當年憑什麼推翻他呢？

如此，中共奪權的理由將完全站不住腳，這將嚴重「消解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但長期說假話不說真話也混不下去，林彪說：「槍桿子，筆桿子，幹革命靠的是這二桿子」，中共「筆桿子」陳伯達寫《人民公敵蔣介石》，當年被吹噓為「可以當幾個師」，現在已一文錢不值。文革前大量發行的「淫穢小說」《金陵春夢》、《侍衛官雜記》等，對蔣介石極盡造謠污衊之能事，現在再也不可能有市場。

謊言治國難以長久，真相一定會被揭開。這一切，現在都已成了中共難以應對的難題，在「倒逼」著中共轉換話語。意識形態要轉型，否則，執政合法性的確會被消解。抗戰勝利都七十年了，還有必要摀住歷史真相說假話嗎？還有可能否認國民政府蔣介石的抗戰領導地位，把抗戰勝利說成是「毛主席領導」的嗎？所以我們說，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應該跳出意識形態窠臼，實事求是尊重史實，否則很難讓人信服。

打仗要死人，戰爭是殘酷的，所以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盡量避免戰爭，即使不得已參戰也要盡量使己方少死人。蔣介石為什麼不惜代價和百姓死傷，選擇在上海、南京這樣的大城市拼死抗擊日軍呢？這其實也是執行蔣方震方略，因中國雖可拖日本於泥潭，卻無力將其斃命，要戰胜日本，只能期望東西戰爭合流。

上海是國際都市，牽涉諸多列強利益，「八一三」蔣介石主動在上海開打，就是希望引發列強干涉。堅守南京則是希望獲得蘇聯援助，當時蘇聯也受日本直接威脅，希望中國能纏住日本。最高統帥為保國家安全，必須考慮世界風雲，所以縱橫捭闔、遠交近攻的外交也很重要，中國古代兵聖孫子道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道理，能不戰盡量不戰，三十六計走為上，拖也是一種戰略，伐謀伐交，以義止戰，外交更成為止戰和先勝工具。

面對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咄咄逼人的侵略，美國人奉行「孤立主義」，英法推行「綏靖政策」，都是為了避免自己流血，這其實無可厚非，誰願意打仗死人啊。但在道義上對侵略行為仍進行了譴責，美國對日本還實行「禁運」，實行經濟制裁，怎麼能說是慫恿侵略呢？正因為美國看重士兵生命，所以拒絕邱吉爾搶先進攻柏林的建議，讓蘇軍攻占柏林，為此蘇聯多死了50萬軍人，而美國在整個二戰中死亡軍人也就50萬。

美國為避免自己死人流血，竟出賣中國利益，要求蘇聯在德國投降後兩三個月出兵遠東，對日宣戰。所以，不要認為蘇聯打仗多死人多，就是盟軍主力、領導，美國雄厚的物質基礎才是盟國勝利的保證，美國還首先研製出原子彈，並用之於實戰，也是美國建議成立聯合國，戰後世界格局主要由美國主導。

但蘇聯也依靠武力，在其占領下的東歐建立了衛星國，並成為二戰中唯一擴張了領土的國家，把德國東普魯士和日本北方四島納入版圖，侵略擴張實現了其利益最大化。

蘇聯更在中國攝取了巨大利益，蔣經國去蘇聯交涉，史達林說：「尼古拉，現在是你來求我，不是我求你什麼，中國若能自己打敗日本，我沒話說，但你們要靠我們去打，還有什麼好說的？完全是一幅強盜嘴臉。」

毛本人的信条之一是不破不立，毛有他的乌托邦，任何他认为阻碍其乌托邦实现的都要破坏掉，而且不惜代价，如果说他一辈子大部分是在破，也差不多是事实。

湖南农运是理解毛的一个关键。所谓毛开创中共农运多少是神话，毛对北伐开始后不断传来的农运恐怖消息起初是深怀忧虑的，也因此陈独秀任命毛为代表去考察农运并提出报告。

毛的考察扭转的毛的看法，毛本来认为中国农村的宗法结构体系是难以撼动的，但是他看到湖南农运几个月就颠覆了这套体系，因此他放弃了农运过激的观点，反而认为农运好得很。对于农运的恐怖，毛则认为革命不是请客，不是写文章，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这些是湖南农运考察报告的基本点。毛因此被陈独秀赶走，毛也因此找到了他自己的一个法宝，文革也是如此。

袁刚这篇东西，就其主旨而言，和我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并不相违。我印象里就是在这里也提到过蒋百里对扭转战争轴线的意见。

但是对袁刚的文章还是有些失望，就是这代中国社科学人的治学态度，不少人都听说过北大“孟修斯”，清华“常凯申”，南大“诗人昆仑”一类的笑料。

袁刚作为一个社科学者，关于蒋百里的国防论种种，都是来自网文，此君大约是没读过国防论的，只看过网路传言。

“世界一流軍事戰略家蔣方震胸有成竹地告誡國人：「感謝我們的祖先，中國有地大與人眾的兩個優越條件，不戰則已，戰即不能不動用拖的哲學，拖到東西戰爭合流，我們轉弱為強，把敵人拖垮而後矣」。這就是中國轉弱為強的「國防論」！

蔣方震提出「拖」的方略，將日本「拖到東西戰爭合流」，即拖到世界大戰爆發，以「把敵人拖垮！」可以說他早在抗戰尚未全面爆發之前，就已天才地預示了結局”

国防论不是僻书，上面引的这些在国防论里都没有。是中国的网路写手们搞出来的，那些网络写手一腔热忱，写了很多有趣的文章，我还可以对他们有点敬意。而一个大学的文科教授参考网文还仿佛引经据典就搞笑了。

袁刚还说史迪威最看不起中国人，这也是假话。史迪威只是以一个美国职业军官的立场从美国利益出发，对老蒋的方略无法理解，看不上老蒋而已。史迪威本人对中国人民有美好的感情，对中国军队有良好的期待。

史迪威一直认为中国军队只要有良好的装备和训练，不劣于世界上任何军队。而且通过对远征军的整编和印缅战事，他证明了他对中国军队的预期是正确的。

史迪威和老蒋的破裂，是因为美国迫使老蒋交出中国战区指挥权给史，而史迪威也希望把中共军队纳入美援范围，因此蒋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史迪威离华，美国把给中国100个师装备的许诺，缩减到39个师，包括此前已经交付中国远征军和其他部队的约30个师的装备。

简单的说他不了解史迪威。

在「黨化教育」蒙蔽下，我們竟長期不知道規模比「平型關」大千百倍的淞滬抗戰，更不知慘烈的首都南京保衛戰。記得文革高潮時「憶苦思甜」，講「不忘階級苦，牢記民族恨」，提到了撫順煤礦萬人坑，全國報刊卻都沒有提「南京大屠殺」，不知為什麼？八十年代初才突然冒出「南京大屠殺」，至今炒得更熱。

人們不禁要問，同樣是首都的法國巴黎，納粹德國占領時沒有大屠殺，南京為什麼出現屠殺事件呢？答案現在一點就破，即當時法國宣布巴黎為「不設防城市」，放棄了抵抗，而南京在蔣介石部署下，進行了慘烈抗擊。

但是，我們現在為什麼只講大屠殺，卻不講南京保衛戰呢？這是對抗戰歷史的明顯歪曲，「黨化史學」才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把有說成無，把無說成有，愚弄老百姓。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國軍民在蔣介石統一指揮下，雖不對日公開宣戰，卻按蔣方震戰略有計劃地對日軍節節抵抗，為阻止沿京漢鐵路南下的日軍機械化師團，蔣介石還忍痛下令炸開黃河花園口大堤，用大水成功遏阻南下日軍，卻使河南百姓遭受了超過南京大屠殺的更大犧牲！

而這正是執行蔣方震由東而西的抗戰戰略，以空間換時間，以慘烈犧牲達成了戰略目的，是中國人民用犧牲換來的勝利。如果像法國貝當政府那樣投降不抵抗，中國也就不會有那麼慘烈的犧牲，但蔣介石不是貝當！

在台灣舉行的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大會上，馬英九陳述：國軍在八年抗戰中與日軍進行了對抗會戰22​​次，重要戰鬥1千多次​​，小型戰鬥3萬多次，官兵傷亡322萬人，其中268位將領。他申辯說：「面對歷史，真相只有一個，當年抗戰是中華民國主導，抗戰勝利是蔣委員長領導全國人民英勇奮鬥的結果，不容任何人篡改和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