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般還在說「出版文化事業」，我也喜歡這樣說，但近幾年來出版品的市場迎合化，大部份出書幾成了娛樂業的參與，繼文化電影之後擺明大眾市場淪陷了，也許和報紙文化媒體同步吧？文化智識成了小眾或分眾的興趣，大眾要得都是娛樂，真得就是這樣了？那知，不過udn網誌的簡介職業欄出版/娛樂擺在一起，個人看得有點刺眼，出版文化不能全被娛樂化了，娛樂的取向和作用應不該大過於智識的求取。

    以下紅字為在1999年7月1日在雪梨閒住寫得讀書心得「出版業的可貴」，刊登在《自立快報》上，因為那時沒有Google可以豐富資料貼文，還真只能寫心得：

    現任的台灣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郝明義先生，曾在報紙上的專欄寫到:「如果不是書籍，韓非子的思想，怎麼穿過時空，和二千三百年後一個冬天早上台北市八德路一棟十樓上一個被凍醒的人產生交流呢? 」那是在一個冬天的早上，被凍醒的郝先生隨手抽了本《韓非子集釋》來讀，在對韓非子的思想內容讀得擊節讚嘆之餘，體悟到出版的可貴而發的醒思之語。

       這段文字用親身的體驗寫出來，真是對出版業之所以可貴的重要性，做了很好的闡釋。

       前些天經過雪梨中國城的寶康書店，看到門面櫥窗裡竟醒目的擺了本《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真有些訝異與驚喜，訝異這種出版資料性的冷門書有機會可以如此醒目的向過往行人展示介紹，驚喜的是很高興在逛街瀏覽書店櫥窗時再一次和這本好書相會。

       張元濟先生正是中國第一家現代企業化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和經營者，這本《從翰林到出版家》是記錄張先生一生偉大志業的一本傳記，同時更是記載商務印書館偉大歷史的傳記。張先生的偉大在於他原是讀中國古書學術有成的翰林，卻能在清末那中國動亂頹敗的時代，能體會、接受、宣揚「現代的知識與技能」，展現真正讀書人的風骨與勇氣，敢於對清朝政府霸權提出建言，而他真正明白「出版業的可貴」，用心努力經營商務印書館的出版事業，不斷的以出版好書來教化當時廣大的中國人民，期望提升人民的現代智識與技能，好好的建設國家，希望因此對國家起到振衰起敝的最大功效。

       這本書可以說是印證「出版業的可貴」最好的書了，因為有出版的記述，我這後生數十年的小子，才有機會了解到這堪稱中國現代化出版第一位出版人和他經營的事業對中國的貢獻及其歷史，而整本書的內容，更是將出版業的可貴做了最好的事實說明，可以讓你深刻體會到為什麼有人會說，出版事業可以興盛一個國家的國力，因為出版傳播智識與技能，可以讓一國之人得以好好建設發展國家。

       因時代動蕩變因，造成如今分隔五地的商務印書館，在講求跨國跨區合作以求國際競爭力的現在，應該是有機會去重振當初在二、三O年代時，就已展現出來的中國第一個現代出版集團的實力，發揚張元濟先的偉大志業，至少我知道在台灣有優秀用心的出版人，的確是前景大有可為。

        出版業不僅是對個人來說可貴，對國家來說更是可貴，期待愈發強盛的中文出版事業，教化出優秀智能的廣大中華人民，讓中華民族在國際上能展現更優越的建設成果來。

    為文之後不久，郝明義先生就離開商務，專心用他的大塊出版了，日前出版了《歷史學家》後，就接著十周年慶。

    老實說，若不是中國大陸前50年的戰亂，又假設沒有文革破壞，商務印書館早就是全球頂尖的跨國傳媒，至少現在輪不到西方媒體來大錢壓境。商務印書館1897年由夏瑞芳等創設，張元濟1902年加入主其事，從清末到民初十年內都是出版教科書的第一大館，有自己的印刷廠，1912就開始做教具、地球模型和礦植物標本，出版字典、辭典，而從1903年創辦半月刊《繡像小說》，辛亥革命前還接續創辦《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小說月報》，革命後1949年前又創辦《少年雜誌》、《學生雜誌》、《婦女雜誌》、《英文雜誌》、《英語周刊》、《兒童世界》。1915年創辦了函授學校、1916年出版《辭源》、接著重印四部叢刊323種善本書。而民國後投入出版兒童叢書、自然科學各類叢書、各類學科的專業辭典、外國學術及名著翻譯等，其量化統計參考另一書李家駒著的《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為1902~1910出版書865種共2042冊、1911~1920出版書2656種共7087冊、1921~1930出版書4417種共9589冊、1931~1940出版書5377種共7221冊、1941~1950出版書1800種共2119冊，1923~1926每年出版300多種，1930和1931更高達477和453種。

    智慧藏公司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寫張元濟的生平：

【作　　者】汪家熔 (1867～1959)
        中國出版家。字筱齋﹐號菊生。原籍浙江海鹽﹐1867年10月25日生於廣東。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光緒壬辰(1892)進士。1896～1898年在北京和友人設立通藝學堂﹐講究英語﹑算術。曾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戊戌變法時光緒帝曾破格召見﹐政變後被革職。1898年冬任南洋公學管理譯書院事務兼總校﹐注意譯書的選題意義﹐改變原著重譯兵書為譯社科書籍。後任公學總理﹔1902年7月後辭職。1901年﹐“以輔助教育為己任”﹐投資商務印書館﹐並主持該館編譯工作。1903年任該館編譯所長﹐1916年任經理﹐1920～1926年改任監理。1926年任董事長直至逝世。他主持商務印書館期間﹐組織了大規模的編譯所和涵芬樓藏書﹐開創了私營出版社設專職專業編輯和圖書資料以保證出版物質量。他所參與規劃的《最新教科書》獲得很大成功﹐同業相率仿傚。從1915年開始籌備﹐1919～1937年動用國內外50餘家公私藏書影印出版《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3種叢書共610種近2萬卷。他選書注重實用﹑母本講究善本﹐以及傳真版石印的組織﹐開創了古籍叢書翻刻﹑影印的新階段。1949年被特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被選為全國委員會委員。後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除了出版，我也感興趣張元濟藏書家的角色，聯經出版的宋路霞《百年收藏》中有寫：「著名實業家、藏書家張元濟創辦的東方圖書館，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前，已是藏書五十萬冊和收藏圖片、照片五萬餘幅的東方第一大館，其中經鑒定和整理過的善本書就有三千七百四十五種，共計三千五百八十三冊，加上當時尚未整理的揚州何氏四萬冊藏書中的善本，善本書的總數已逾五萬冊，其中海內孤本和精品約五百種共五千餘冊，還有二千六百四十一種全國各地的地方誌二萬五千六百八十二冊。這些藏書是張元濟先生集幾十年的功力和心血而致，「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馳域外」(《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先後收購了紹興徐氏熔經鑄史齋的全部藏書、長洲蔣氏十印齋藏書、廣東豐順丁日昌持靜齋藏書、清宗室盛氏意園部分藏書，以及太倉顧氏諛聞齋的藏書……可是「一‧二八」戰事一起，日本人轟炸上海閘北，整個商務印書館廠區，連同東方圖書館藏書，即刻化為灰燼。幸虧在敵機轟炸之前，已有五百多種善本書搶先運到租界內的金城銀行保險庫，否則將是片紙不留！

　　在「一‧二八」戰火中遭受滅頂之災的還有吳興人周越然的言言齋。周氏曾任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副社長，兼英文科科長。言言齋是一幢西式二層樓房，藏有線裝書一百七十八箱，內中以宋元舊版、明清精鈔聞名於世，還有西書整整十大櫥。「一‧二八」戰火一起，周氏幾十年的心血即刻化為灰燼。」

    而商務印書館的重要性，還在參與其中的作者、譯者、編者，那都是民初中國的有識之士或者大部份是文人智士，這部份是民國史很重要的一環，而其中一些人也到了台灣，如接手張元濟的王雲五，後來在台灣民國47年~52年任行政院副院長、民國52年代理行政院院長，之後到民國68年是總統府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