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暗算”（民族商賈）胡雪岩的真凶？
為什麼“鴉片戰爭”只發生在中國？
為什麼中國的“銀本位”會敗在英國的“金本位”腳下？
為什麼中國的錢莊與票號沒能發展成世界金融帝國？
為什麼只有中國盛產“洋買辦”？

西方列強僅憑堅船利炮和工業革命是不可能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也不能窒息中國的經?濟潛力。“導致”清帝國衰落的真正原因在於“西方金融資本勢力”首先“攻破”了中國的金融高邊疆。" 鴉片貿易”的“首要戰略目標”是“顛覆”中國的貨幣體系，而這一戰略的制定和執行都源于倫敦金融城。“鴉片戰爭”實際上是英國的“金本位”與中國的“銀本位”之間的一場戰略決戰，戰爭的勝負將決定東西方未來數百年的盛衰興亡！

　　對於大英帝國的銀行家而言其最高戰略目標就是：以倫敦作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本位，大英帝國通過「英格蘭銀行」向全球“輸出”英鎊信用，將歐美主要國家變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員，將世界的邊緣國家變成英鎊的“附屬地區”，用戰爭與暴力來“維護”這一“體系”的運轉，以貨幣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調動全球資源，最終完成對世界財富和全人類的“控制”。

　　英國金融資本的突擊力量遠比船堅炮利的帝國海軍更具威力，他們將首先“打垮”中國的“銀本位”，“搶佔”「中央銀行」這一控制清帝國銀根的“戰略制高點”，“滲透”和“蠶食”中國的金融網路，“掌握”中國的資本與信用流動的管道，完成對中國金融高邊疆的“全面控制”。在喪失金融高邊疆控制權的情況下，中國的“貿易定價權”、工業自主發展的定位權、政府的財政稅收權、軍事與國防的開支權將“逐步淪喪”。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西方列強的“待宰羔羊”。

實際上，清帝國的敗亡，金融先於軍事。

第一章 金融高邊疆的陷落

? 獵殺胡雪岩
?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岩的幕後黑手
? 鴉片貿易：金、銀本位的大決戰
? 東印度公司：一個銀行家的帝國
? 沙遜家族：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 滙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 票號錢莊：為什麼沒能發展為國際金融帝國
?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美國人馬漢在19世紀末首先提出了“制海權”的概念，認為“控制海洋就是控制世界”。1921年，義大利人杜黑提出“制空權”的概念，提出“掌握制空權就是勝利”。時隔60年，美國陸軍中將格雷厄姆又提出了“制太空權”的“高邊疆”理論，堅信“控制外太空就可以稱霸世界”。

　　格雷厄姆有豐富的閱歷，曾任美國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和國防部情報局局長等職，1980年，擔任雷根總統競選的國防顧問。1981年，雷根政府上臺後不久，格雷厄姆在傳統基金會的資助下，組建了“高邊疆”研究小組。該小組由美國30餘位著名的科學家、經?濟學家、空間工程師和軍事戰略家組成。經?過7個多月的精心研究，於1982年3月3日以《高邊疆——新的國家戰略》為題拋出其研究報告。“高邊疆”戰略公諸於世後，立即受到美國政府、軍方和公眾的關注，並且對美國的經?濟、政治、軍事、高技術發展以及世界局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高邊疆”戰略的核心是指歷史上具有不斷開拓疆域傳統的美國，今後應該在地球的外太空進行新的開拓，把太空作為美國新的戰略疆域和控制範圍。

　　無論是制海權、制空權，還是“高邊疆”理論，歸根到底強調的是控制範圍和控制能力。從西方文明的視角看，有人類活動而沒有被控制的地區都是需要征服的“邊疆”。小小寰球，從大陸到海洋，從土地到天空，甚至包括太空，有人類活動的物理空間基本都已被大國嚴密地控制了。而金融領域正在日益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　國家的邊疆，不僅僅是陸疆、海疆、空疆所構成的三維物理空間，未來還需要包括新的一維：金融高邊疆。

( 買辦集團）獵殺（民族商人）胡雪岩

1883年11月初，胡雪岩經歷著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苦心經營一輩子的金融帝國即將土崩瓦解。這是一個用2000萬兩銀子打造出的超級神話，如果以糧食的購買力估算，一兩銀子大約相當於今天的20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胡雪岩的金融帝國大致擁有著40億元人民幣的總資產。可是，此時的胡雪岩卻面臨著一場致命的“完美”風暴。

　　11月初，他有一筆50萬兩的滙豐銀行債務必須償還，這筆債務讓他倍感焦慮。在正常情況下，以胡雪岩的財富規模，決不至於被區區50萬兩銀子難倒。不幸的是，他的對手們早已布下天羅地網，此時的胡雪岩已難逃被圍獵的命運。他隱隱有一種不祥之感：“市面太壞，洋人太厲害，我不曉得怎麼才能翻身？”

胡雪岩的正面敵人就是英國的「怡和洋行」，此時雙方正在圍繞生絲生意的霸主地位展開著激烈的較量。在整個19世紀70年代，“洋行”牢牢地控制著中國生絲出口的定價權，在洋行的壓迫下，生絲價格每況愈下，十年中已跌去一半，江浙一帶的絲農們苦不堪言，當地的絲商們慘淡經營，高額利潤盡被洋行鯨吞。胡雪岩開始介入生絲生意後，對洋行的高壓有了切膚之痛。眼看著絲農被洋行敲骨吸髓而陷入破產境地，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奪取生絲貿易的定價權，迫使洋行在價格上讓步。他開始仔細尋找洋行價格控制體系的破綻。洋行控制了生絲貿易融資、國際匯兌、外銷管道和航運保險，又有大英帝國的炮艦做後盾，似乎不可戰勝。然而胡雪岩還是敏銳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難以控制生絲的生產源頭。

胡雪岩決心佔據生絲源頭這一戰略制高點，一舉擊破洋行對生絲的定價霸權。機會終於在1882年到來了。初春，胡雪岩深入生絲產地進行仔細調查，同時在與當地生絲商人們的交流中發現，當年的生絲收成減少，將出現嚴重的供貨不足。他立刻抓住這一難得的時機，開始悄悄行動，在江?浙育蠶村鎮四處採購，廣發定金，控制貨源。果然，市場上5月份生絲收成估計可達8萬包，然而“在8月份，逐漸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萬包”。

　　早已完成生絲貨源控制的胡雪岩立刻部署總攻。他動員起自己龐大的金融帝國中的每一個銅?板，將上千萬兩白銀全部投入這場中國商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決戰中。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積了近2萬包生絲【1】，占全部貨源的1/3強。為徹底控制價格，他力邀絲業同行組成生絲價格同盟，堅持高價出售，試圖一舉拿下生絲的定價權。

　　這一招果然奏效，怡和洋行們突然發現不出更高的價錢就難以買到生絲，他們試圖各個擊破，但胡雪岩籬笆紮得很緊，稍微有些規模的絲商都被知會要遵守大家約定好的報價。“上等生絲在倫敦每包售價僅僅16先令6便士，但上海的絲價，由於胡雪岩的收購和操縱，折合英鎊竟達17先令4便士。”【2】洋行的邏??是，自己對生絲價格有組織的打壓不算操縱，而中國有組織的反抗卻算操縱。這樣的邏輯直到今天仍在大行其道，美國狂印美元不算操縱匯率，而中國的反制應對卻被判定是操縱匯率。

「怡和洋行」無奈之下，只能請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出面斡旋。對，大家沒有看錯，是英國人當著中國海關的一把手。倒不是清政府為了吸引外國人才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而是英國人打敗清政府後，強迫清政府割地賠款，為確保中國準時付錢，直接任命了英國人看管著中國海關，所有海關關稅收入都直接被英國人拿走沖抵賠款。

　　赫德28歲就執掌了大清海關，屬於典型的少年得志，但與胡雪岩比起來還稚嫩得多。他以邀請胡雪岩合夥辦絲廠為誘餌，以“市價以外，另送傭金”為條件，企圖說動胡雪岩做出價格讓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門求購，開出的價格是，按照當時的市價，再加800萬兩白銀，經?談判後，同意加到1000萬兩白銀。只要胡雪岩點頭，相當於今天20億人民幣的毛利就到手了。形勢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絕了，他要更高的價格。

　　就在這時，“歐洲的蠶絲卻見豐收，倫敦和歐洲大陸市場能夠不顧中國的歉收”【3】。洋行轉而尋求收購歐洲本土生絲。到1883年年關時，絲價大跌，一半絲商推遲結算，幾家大的絲行破產。胡雪岩試圖邀集絲商將來年的新絲再次收盡，以迫使洋行屈服，結果無人響應。上海市場生絲成交清淡，買賣雙方僵持了整整3個月。此時，雙方較量的就是資金的實力了。「怡和洋行」可不是一般的洋行，它的後臺大老闆乃是17大國際銀行家族中起家最早、勢力最大的英國“巴林銀行”。在19世紀，“巴林家族”號稱是“歐洲第六大強權”，其發跡比羅斯柴爾德家族更早，在國際金融領域曾是無可爭議的老大。有此強援，「怡和洋行」在與胡雪岩的對峙中，始終處於不敗之地。

而胡雪岩的處境卻開始不妙了。要知道，維持價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對加盟絲商的利益補償、高價收購生絲、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貨棧費用、巨大的融資成本、運輸、保險、人工全都要錢。驚人的資金佔用使得胡雪岩的現金流處於日益脆弱的危險之中。早已將這一切看在眼裏的北洋派幹將盛宣懷開始行動了。他正在密謀“廢掉”胡雪岩。

胡雪岩與盛宣懷並無太深的個人恩怨，只是各為其主罷了。胡雪岩的後臺是當時的兩江總督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叛亂的過程中，胡雪岩作為其總後勤，運用自己阜康錢莊的信用和金融網路，於1867年首創以海關關稅為抵押向洋行和外資銀行舉債，14年中，為左宗棠的軍事行動融資1600萬兩白銀，為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歷史殊勳立下了汗馬功勞。1883年讓他陷入絕境的50萬兩滙豐銀行債務，正是他以自身信用為收復新疆的戰爭債務所做的擔保，如果政府的錢不能準時到位，他將不得不自己掏錢墊付給「滙豐銀行」。

　　盛宣懷的後臺自然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李鴻章與左宗棠的矛盾天下皆知。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邊疆危機。中國的西北方向，中亞的阿古柏利用當時中國西北地方的民族與宗教矛盾，在英、俄等列強的支持下，侵入新疆，成立了所謂的“浩罕國”。不久，俄國軍隊佔領邊防重鎮伊犁，西北塞防形勢危如累卵。同時，在中國的東南方向，日本又挑起了侵略臺灣地區的嚴重事端，中日之間戰事一觸即發。“太平天國”十四年戰爭之後，清朝府庫一貧如洗，國家財政已無力同時打贏兩場戰爭。可是，李鴻章所代表的“海防派”主張強化海軍為優先要務，為此不惜放棄新疆；而左宗棠堅持“塞防”絕不可廢，應該毫不猶豫地對新疆叛亂進行武力征伐。雙方矛盾的焦點就是“籌餉”問題，如果朝廷決定“海防”優先，則巨額的資金將流進北洋派的勢力範圍，而確立“塞防”國策，則左宗棠必然實力大漲。這是一場關乎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尖銳較量。

　　最終，左宗棠勝利收復新疆全境，其聲望與地位一時壓倒了李鴻章。此時，中法戰爭又烏雲密佈，左宗棠再次主戰，李鴻章再度主和。李鴻章生怕大筆資金再度流入主戰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經費來源不足，因此決定發動“倒左”攻勢。打仗打的是錢糧，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廢掉左宗棠的“錢袋子”胡雪岩。

　　盛宣懷要徹底搞垮胡雪岩並不是件簡單的事，他的能量也僅限於截斷北洋系控制下的上海道應付給胡雪岩的50萬兩協餉，這筆錢正是朝廷償還「滙豐銀行」的欠款。而胡雪岩由於用阜康錢莊的信用為朝廷向滙豐借款，如果朝廷遲付，他就必須墊支。不過胡雪岩畢竟是玩金融的，身在上海的資本市場中心，無論是向「滙豐銀行」提出貸款展期，還是向其他外國銀行拆票，或者向上海錢莊票號同業拆借，亦或將價值近千萬的生絲進行抵押貸款，更何況，他還有上萬畝的土地、莊園等不動產，以及20多家典當鋪、連鎖票號和胡慶餘堂藥店等龐大經營性資產，籌措50萬兩銀子並不是件太難的事。

　　因此，盛宣懷不僅需要掐斷胡雪岩的官府資金來源，更需要斬斷胡雪岩在資本市場上的一切融資通道，而這絕不是盛宣懷能搞定的。他必須聯合上海金融市場上真正的大腕，才能向胡雪岩的背後捅上這致命的一刀。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岩的幕後黑手在上海，胡雪岩的信譽不錯，又有主管上海的兩江總督左宗棠為靠山，平時也廣交商圈的朋友，不然他也不可能組成強大的絲商聯盟同洋行叫板。??能夠左右所有外國銀行的決定，同時還能控制上海全部錢莊票號、典當鋪的命運，讓大家一起拒絕給胡雪岩融資呢？

　　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強大的“金融買辦帝國”的締造者：來自洞庭東山的席正甫，他們這一圈人號稱“洞庭山幫”。與國際銀行家的打法一樣，席家可謂相當低調，除了少數史學界人士，大多數中國人對這個名字都極為陌生。大道無形正是他們的特點！外國“洋行”剛進入中國做生意時，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業環境和政府關係兩眼一抹黑，欲擴大業務必借重當地華人，這就是人們熟知的“洋買辦”。“洋買辦”往往是以獨立商人的“身份”與外國洋行“合作”，他們要向洋人繳納高昂的“保證金”，擔保生意虧損時，以保證金賠償。同時，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為“洋行”的業務拓展殫精竭慮。除了結交官府掌握政府資源，也需要廣交商業圈的關係，將觸角伸向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編織著層層關係與金錢的網路，疏通著種種富貴與利益的管道，他們的前臺是商場，“後臺”是洋場，舞臺是官場。正是“通過”他們，外國的資本“滲透”進中國的經濟血脈，外國的商品湧向了中國的大城小鎮，外國的精神“顛覆”著中國的意識，外國的利益“捆綁”了中國的權貴精英。可以說，沒有“洋買辦”，洋人的業務在中國將寸步難行，洋人的勢力在中國也會一事無成。

當胡雪岩領導本土的金融和商貿力量開始向“洋行”發起“挑戰”時，他不僅直“威脅”到了“洋行”的商業利益，更威脅到了“洋買辦階層”的切身利益。1874年，席正甫當上了「滙豐銀行」的“洋買辦”，交了2萬兩銀子的保證金後，他買到了一張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場的“快車票”。席正甫的能力當然沒有讓「滙豐銀行」失望，剛到「滙豐」，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鹽稅做抵押，向「滙豐」進行政治借款200萬兩白銀的大單，年息8%，分10年償還。席正甫一炮打響，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席家的運作下，「滙豐」先後經理了滬寧、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鐵路貸款，從中獲取了高額分成。

　　在發行紙幣方面，也成效卓著，「滙豐」的紙幣流通堪稱外國銀行之最，流通範圍遍及長江、珠江流域，在華南，“滙豐紙幣”幾乎“代替”了清政府貨幣的地位，成為計價流通的工具。1893年，洋務派知識份子鄭觀應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
“若今之洋商所用銀票(紙幣)，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瞧虛實，不論多少，為所欲為。聞英商滙豐銀行在奧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已獲利二百萬之譜。”席家為「滙豐」以“白條”“佔有”中國實體財富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中國的“達官貴人”紛紛將資本存放在政府“難以管轄”的「滙豐」帳戶上，寧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願意圖個“安全保險”。據統計，長期在「滙豐」開戶的客戶中，定期存款在2000萬兩以上的有5人，1500萬兩以上的20人，1000萬兩以上的130人，百萬兩和數十萬兩級別的更難以估算。【4】
席家從中獲取的傭金更是天文數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滙豐」在上海的業務總量大大高於香港總行，英國人自己也承認，“「滙豐銀行」的總行雖在香港，但一般說來，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
當席正甫與英國方面的大班(舊時對外國公司、洋行經理的稱呼，指當時中外通商的經?紀人。——編者注)發生意見衝突時，總部最終都以席正甫的意見為最終決定，為此，不惜撤換英國大班。

席正甫不僅在「滙豐」一言九鼎，對上海的錢莊票號也是說一不二。當時，在上海的錢莊票號由於自有資金不過幾萬兩銀子，難以將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開展了拆票業務，向錢莊和票號提供了無需抵押品的信用貸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這些有實力的錢莊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遠期匯票，在5～20天的時間裏，向「滙豐」或其他外國銀行進行以莊票抵押的短期融資。這樣一來，僅有七、八萬兩銀子的錢莊，可以用莊票抵押給「滙豐」，從而借出大量資本進行商業貿易放貸，其規模可高達七、八十萬兩。由於「滙豐」的存款數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錢莊拆票的過程中可以收取“高額利息”，從而美美地“享受”著存貸“利差”的美餐。
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報》報導上海錢莊“用外國銀行資本做生意，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近300萬兩的放款，竟為維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轉所必需的數量”【5】。當銀根低於這個數字時，整個商業活動將立刻受到明顯影響。

通過拆票業務，「滙豐」實際上“控制”了上海錢莊和票號的資金來源。「滙豐」的手鬆一鬆，市面的銀根就寬裕，反之，銀根就趨緊。「滙豐銀行」所獲得的中國巨額廉價儲蓄，極大地增強了它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並事實上成為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正是由於「滙豐」“控制”著整個上海乃至全國的銀根鬆緊，而席正甫又擁有著「滙豐銀行」的貸款簽字權，所以上海的錢莊業爭相拉他“入股”，實現“利益捆綁”。席正甫對上海的本土金融機構具備了絕對的影響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為左宗棠辦理的350萬兩「滙豐銀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僅自家獨攬了「滙豐」的“買辦”職位長達三代人，還利用他的影響力，將席家的其他“子弟”陸續安排進了外國銀行體系。無論是英國系的「麥加利（渣打）」 、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系的「東方匯理」、「中法工商銀行」(4.24,0.00,0.00%)，德國系的「德華銀行」，俄國系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系的「華比銀行」，美國系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系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據不完全統計，1874～1949年的75年間，在上海先後開設的外資銀行有20餘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13家的“買辦”席位。

隨著席正甫的勢力膨脹，連李鴻章和左宗棠都要爭相籠絡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見席正甫，畢竟是大財神，無論是“海防”還是“塞防”，離開錢都是瞎扯。二人對席正甫的“拉攏”都很盡心，他們同時保舉席正甫擔任政府官員，但席並無絲毫興趣。後來在李鴻章的再三推薦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頂戴。這與他的刻意低調很不協調。近乎隱居的席正甫連洞庭東山的商圈聯誼活動都從不參加，上海的媒體報導中極少出現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後運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與盛宣懷的關係就“更密切”了。盛宣懷在打垮胡雪岩後成立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時，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後支持者，兩人在生意上是“鐵關係”，在盛宣懷的帳單上，令人矚目地存在著與席正甫相關的“滙豐銀行英鎊與銀賬”【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懷無不滿足，席家的大量“親友”紛紛“被安排”進盛宣懷的體系內任職。雙方實現了徹底的“利益互鎖”。

當清政府準備成立“官商合辦”的中央銀行——「戶部銀行」時，洞悉私有中央銀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戶部銀行」共發行4萬股，其中官方認購一半，私人認購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幾個兒子紛紛入股「戶部銀行」。其中，僅席家長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擁有1320股。戶部銀行 改名「大清銀行」時，席家“安插”了四個兒子在其中擔任要職，「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3.23,0.01,0.31%)時，席家又成為其大股東，並掌管外匯業務，成為宋子文系的同盟。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成立時，席家更“直接變為”官股投資人，並“代表官股”參與「中央銀行」董事會決策，同時席家還“把持”著「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央造幣廠」廠長等要職，更“代表”國民政府參與籌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並成為國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脈系之龐大，涉及中國金融領域之廣泛，在外國銀行體系、官方銀行體系、上海錢莊票號體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門影響力之深，在中國近百年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由於席家所掌握的強大中外金融資源，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影響非常深遠，在後續章節將繼續介紹。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絲問題上挑戰“洋行（買辦）”的核心利益，席正甫與胡雪岩的關係應該可以維持得不錯。但是，「滙豐銀行」的股東們正是這些大“洋行”，成立「滙豐」的“初衷”就是為了“洋行”在“殖民地”擁有自己的“中央銀行”，胡雪岩挑戰了「滙豐」大股東的核心利益，搞得股東們鬧起事來，席正甫豈能容他！

事實上，“洋行”們打壓生絲價格，“壟斷”定價權的背後正是「滙豐」和席正甫對上海乃至全國銀根的“操縱”。 據1878年8月28日《申報》記載，到19世紀70年代，外國銀行對上海錢莊的拆票金額已達300萬兩左右。到19世紀90年代，七、八百萬兩的拆放額已習以為常。這使得錢莊在資金的周轉上對外國銀行的“依賴性”越來越嚴重。而一旦上海銀根緊縮，其效應會立刻波及全國。

奇怪但並不令人意外的是，從1878年以來，“每到”中國的生絲、茶葉上市的時候，“就會發生”銀根緊縮的“怪現象”。能夠“製造”貨幣供應短缺，並且有明顯意圖的就是「滙豐銀行」。維持上海正常貿易周轉大約需要300萬兩銀子，而「滙豐」“經常”在收購絲茶的季節猛收銀根到100萬兩以下，“導致”絲茶商人無法融到足夠的資金，絲農、茶農“不得不”賤價出售自己的產品，而「滙豐」的“洋行”股東們得以廉價抄底，獲取暴利！

“每一次貨幣恐慌都是以「滙豐銀行」為首的外國銀行有意收縮銀根而引起的。從1878年初開始，銀根就處於緊張狀態，以至於年底上海錢莊為壞賬所累不復交易者達二、三十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外商銀行收縮放款200萬兩巨數之故。1879年的貨幣恐慌發生在絲茶上市需款急切的5月，就在這時，經常需要300萬兩資金周轉的上海市面，卻被外國銀行收縮到只有90萬兩的奇缺狀態。這個數目全然不能適應本地貿易的正常需要。但是，外國銀行並不到此為止，它進一步把庫存銀塊增加到60萬兩，而使事態更加複雜化。”【7】

1883年，歷史再度重演。 正當胡雪岩與“怡和洋行”在生絲大戰中處於僵持不下的狀態時，上海的銀根一天天被收緊，大批絲商斬倉出局，絲價直線下跌。9月初，上等生絲每包價格尚能維持在427兩；10月，跌為385兩；11月初，更進一步下跌至375兩。此時，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購新絲，胡雪岩的資金鏈瀕於崩潰。到11月9日，公眾對胡雪岩的資金擔憂終於全面爆發。阜康錢莊在杭州和上海的分號遭到擠兌。欠滙豐的50萬兩白銀債務到期也無法延展，而上海道“恰巧”沒有協餉來償還「滙豐」的債務，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錢莊僅存的家底還債。不堪重負的金融帝國終於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了。胡雪岩所經營的京城、上海、鎮江、寧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號同時倒閉。【8】胡雪岩苦心經?營幾十年的金融帝國崩潰了。最終，生絲被「怡和洋行」抄了個大底。

胡雪岩無法忍受“洋行”的“壓價行徑”毅然起而反抗，但是定價權的爭奪背後其實是金融權力的爭奪。可惜胡雪岩至死也沒搞明白，在喪失中央銀行這一“金融制高點”的情況下，單單依靠囤積生絲試圖在貿易上與洋行一較高下是徒勞的，一旦銀根被收緊，他的資金鏈將立刻陷入崩潰邊緣。胡雪岩領導的這場中國本土金融力量對國際銀行家的反擊，最終以完全失敗而告終。他陷入的是國外金融資本勢力和“國內金融買辦勢力”的內外夾擊，其失敗在戰略上早已無可挽回。

胡雪岩的失敗與“洋行”的勝利都是基於同樣的原因，那就是誰能控制銀根，誰就能取得商戰的戰略主動權。無論是清政府，還是以胡雪岩為代表的南方錢莊和山西票號，都沒有清醒地“認識到”中央銀行的巨大威力。當「滙豐銀行」“佔據”了這一地位之時，整個清帝國的命運就完全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金融不獨立，則經濟不能獨立；經濟不獨立，則政治不能獨立。清政府金融高邊疆的“淪喪”，是中華民族陷入深重災難的“開端”！

清政府的“中央銀行”地位是如何失陷的呢？問題的“要害”是“本位貨幣－白銀”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一旦“本位貨幣”動搖，金融這一國家的血液循環系統必然癱瘓，然後就是各個經濟要害臟器的“衰竭”，國家政治與戰爭的免疫系統動員能力瓦解，從而“喪失”反抗侵略的能力，最後就只剩“任人宰割”的命運了。

國際銀行家要征服中國，必須首先“征服”中國的貨幣。“鴉片戰爭”的核心與其說是貿易戰爭，不如說是一場“白銀戰爭”！這就是為什麼“鴉片戰爭”沒有發生在印度、美洲、非洲，也沒有發生在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卻“僅僅”在中國爆發的“真正原因”！“鴉片貿”易打擊的“目標”正是中國的“本位貨幣”：白銀！鴉片貿易：金、銀本位的大決戰在英國開始對中國大規模開展“鴉片貿易”之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中處於明顯的優勢。中國的茶葉、瓷器和絲綢構成了突破世界市場壁壘無堅不摧的出口“鐵三角”。當時中國市場的真實景象是：福建沿海的茶葉出口為當地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由於在生產和加工方面處於市場壟斷地位，武夷山成為各國茶商競相朝拜的聖地；在長江中下游，絲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業產品，數十萬絲棉生產和紡織專業大軍創造出了品質優良和價格極具競爭力的商品，打遍世界市場無敵手；
在珠三角地區，形成了景德鎮—廣州產業鏈，將豪華瓷器源源不斷地送進歐洲王室貴族富麗的客廳。19世紀末，主管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在其《中國見聞錄》中說道：“中國有世界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他們無需從別處購買一文錢的東西。”

從16世紀到19世紀初，中國近400年的市場化程度和貨幣經濟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了歐洲。其“結果”就是，歐洲從美洲“發現”的１３.3萬噸白銀，最終有４.8萬噸被歐洲人運到了中國。（當時）國際貿易的“基本構架”就是，中國創造了世界貿易商品的主要部分，西方掠奪了世界資源的主要部分，在白銀從西方源源不斷“流向”東方的過程中，也伴隨著中國商品的滾滾西去。白銀不斷“流向”東方，造成了世界金融天平的嚴重失衡。由於長期向中國淨輸出白銀，到17世紀末，歐洲白銀短缺，出現了價格普遍下降的現象，同時貿易開始萎縮。1649～1694年，歐洲年均流通白銀數量急劇減少，比1558～1649年的年均流通量減少了50%還多，而黃金流通量卻增加了接近50%。

白銀減少是順理成章的事，可黃金怎麼會增加呢？原來，17世紀初，中國廣州的金、銀價格比為１﹕５.5～１﹕７，而英國的比價為１﹕１６，輸送白銀到中國不僅可以換得大量高利潤的商品，還可以利用金、銀比價1倍以上的價格差，用便宜的白銀在中國、日本和印度換回昂貴的黃金。連約翰洛克都曾抱怨過：“我被告知他們（「東印度公司」）從印度某些地方進口(黃金)，至少可獲得50 %以上的利潤……？但是，英國的真正財富被葬送在了印度洋，現在是人們坦率說出真相的時候了，究竟為什麼我們面臨著這個時代聞所未聞的白銀短缺。”【9】

　　當黃金大量湧入英國後，銀行家通過巨額行賄的手段，“買通”了《1666年自由鑄幣法案》的“准生證”。這個“法案”實質上是貨幣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它“改變了世界的貨幣體系，其具體效果就是廢除了國王對貨幣發行的壟斷權”【10】。該法案規定，任何人都有權力將金錠拿到鑄幣廠，要求免費鑄造合法的金幣。這一“法案”從根本上有利於金錠銀行家和商業資本家的利益，他們將“擁有”對“貨幣供應”的實際控制權。由於掌握著大量實物黃金的籌碼，他們將能夠“根據”自己的利益“決定”貨幣供應量。當他們是“債權人”時，就“減少”貨幣鑄造，“製造”通貨緊縮效應，使得自己的債權含金量提升；當他們是“債務人”時，就“加大”貨幣供應（注：如當前美國信用債務帝國政府2008年爾來以驚人倍數增發貨幣供給總額的所謂貨幣寬鬆政策），以“通貨膨脹”沖銷所負的債務。這是西方“第一次”在實質上將本屬於政府的“貨幣發行權”轉讓給了“私人”。自此，“私有中央銀行”貨幣發行權的“法律基礎”得以“奠定”，並“打開”了通過“控制”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貨幣供應量”來“控制”財富分配的大門。

　　此時，我的耳邊突然響起了羅斯柴爾德的那句名言：“只要讓我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制定法律。”【11】在銀行家們“看來”，“控制貨幣”是一場偉大的鬥爭，控制貨幣的“發行”和分配就是為了控制財富、資源和全人類。欲控制世界，必先征服貨幣；欲征服貨幣，必先征服黃金；而欲征服黃金，則必先“征服”白銀。就在歐洲白銀東來的過程中，同時伴隨著亞洲的黃金西去。此消彼長，最後的結果是，英國在囤積黃金，而中國在吸納白銀。問題的關鍵是，究竟是黃金、還是白銀將最終成為世界貨幣的霸主，這將是關係到東、西方未來數百年興衰的重大分水嶺！

工業革命以來，大英帝國國力空前提高，建立以黃金為“本位貨幣”的條件已經在1717年完全具備。儘管在1816年，英國才從法律上完成“金本位”的最終確立，但此前的一百年中，英國已處在事實的“金本位”之下了。對於大英帝國的銀行家而言，其最高戰略目標就是：以倫敦作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本位，大英帝國通過「英格蘭銀行」向全球輸出英鎊信用，將歐美主要國家變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員，將世界的邊緣國家變成英鎊的附屬地區，用戰爭與暴力來維護這一體系的運轉，以貨幣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調動全球資源，最終完成對世界財富和全人類的控制！

要“確立”黃金英鎊的世界貨幣霸權地位，必須首先“打垮”“白銀貨幣”的國家。其中最大的，也最難搞定的就是中國。經過多年嘗試，國際銀行家最終選擇了“鴉片”作為“打擊”中國“白銀本位”的“武器”。而具體負責“執行”這一戰略的機構就是「東印度公司」。「東印度公司」：一個銀行家的帝國一般人“很難想像”一家（私有）公司能夠“招募軍隊（注：類似為了漂白目前已改名為Xe的美帝私人公司雇傭兵「黑水公司」）”、掠地鑄幣、行政司法、宣佈戰爭和締結和約，但是，「東印度公司」“居然”做到了。“誰”能有這麼巨大的能量成立如此強大的公司呢？
答案就是倫敦金融城的“國際銀行家”！

由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合股建立、英國王室參股的「東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帝國”。根據英國國會的授權，「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之間的一切貿易，並有權在如此廣大的區域之內招募陸海軍、“佔領”領土、在“佔領區”域內“徵稅”、發行貨幣、進行立法和司法審判、宣戰和締結和約。在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戰爭”中，英國打敗法國獨霸印度次大陸以來，在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在內的英屬印度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治理和“掠奪機制”。1750年以後的50年間，「東印度公司」從英屬印度一共榨取了1億～1.5億英鎊，而1750年英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才920萬英鎊。【12】這還不包括壟斷印度貿易帶來的巨額國際貿易收益。
驚人的財富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斷地“流入”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和英國王室的錢袋裏。
18～19世紀，由於巨額的“殖民掠奪”和商業貿易“積累”，英國從來就不缺乏資本，這是18世紀英國“得以”開始工業革命的“重要前提”。

　　巴林家族作為世界17大國際銀行家族之一，早在19世紀初就已經稱霸世界金融江湖，號稱“歐洲第六強權”【13】。1779年，巴林王朝的創始人法蘭西斯。巴林就開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直到1810年去世，在位長達30年。從加盟「東印度公司」開始，他就成為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在「東印度公司」的主要代表人物，並被公認為公司的核心與靈魂。他從1792年開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執掌著整個「東印度公司」這個龐大的“殖民帝國”。正是在他的帶領下，「東印度公司」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取得了驚人的增長。1790～1838年，「東印度公司」鴉片走私進入中國的數量由每年數百箱暴增到數萬箱，輸入中國的鴉片總量高達40多萬箱，每箱平均價約750銀元，總價值高達２.3億兩白銀以上！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貿易‘遵循一套嚴密的體系：首先，「東印度公司」確立在英屬印度殖民地的“鴉片壟斷權”，對印度和孟加拉鴉片實行“統購統銷”，只開放加爾各答一地集中進行“鴉片拍賣”，並“授權”與公司有“代理關係”的散商進行“鴉片貿易”。同時，公司在廣州開設常駐管理委員會，其成員稱“大班”，對所有對華貿易進行統一管理。這個管理委員會又是全部對華貿易的“中央銀行”，一切對華貿易匯兌業務必須由它經手，並對散商進行信貸支持，後期也對與他們做生意的廣州十三行發放信貸。散商的對華貿易收入，包括出售鴉片所得款項，“必須”全部存到該委員會下設的銀庫，並由該委員會簽發倫敦、印度、孟加拉的匯票，散商可到當地兌換現銀。公司再用庫存白銀在中國“套購”黃金、絲茶等大宗商品銷往歐洲獲取“暴利”。

　　「東印度公司」的架構更像是一個金融傘形壟斷下的鴉片貿易連鎖店。如果說獨立經營的散商還要承擔一定的貿易風險，那麼提供壟斷性金融服務的公司則是“旱澇保收”。「東印度公司」因鴉片貿易的“金融服務”獲取的巨額利潤足以支付英國從中國進口茶葉和生絲、從美國和印度進口棉花、向印度出口英國工業製成品和英國殖民統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費用。在整個19世紀，英帝國的“鴉片壟斷”在國際貿易中的“戰略地位”可與今天美國的“石油霸權”相比肩。「東印度公司」帝國的基本國策是，從金融上控制鴉片貿易鏈條的一切環節，生產、銷售、倉儲、運輸和行銷管道都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東印度公司」旗下的散商中，形成了三大“洋行”割據的態勢，它們是：「怡和」、「寶順」和「旗昌」。「怡和洋行」由渣甸和馬地臣合夥建立於1832年7月，正是巴林家族為他們提供的融資。有了倫敦金融城最強大的銀行家族的支持，「怡和」迅速成為遠東的“洋行之王”。胡雪岩正是在與「怡和」爭奪生絲霸盤中慘敗，他恐怕並不知道「怡和」的“來頭”。馬地臣後來成為「英格蘭銀行」行長和英國第二大土地所有者。馬地臣家族的繼承人休。馬地臣則在1873年用家族“鴉片貿易”所得在西班牙收購錫礦，成立了一家礦業公司，將其命名為“Rio Tinto”，今天人們稱之為「力拓集團」。

「寶順洋行」的當家人正是著名的“鴉片販子”顛地，而他“背後”的東家正是巴林家族。後來因為直接從事鴉片生意有損巴林倫敦金融城頭號銀行家族的“名譽”而退居幕後，由顛地全面“代理”在華業務，成為僅次於「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鴉片貿易商。「旗昌洋行」則是美資公司，從事廣州與波士頓之間的鴉片、茶葉和生絲貿易。它的高級合夥人約翰。默里。福布斯，就是2004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約翰福布斯。克裏的曾外祖父，一直充當「巴林兄弟公司」在美國的代理人。業務主管小沃倫。德拉。諾，正是美國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的外祖父。洋行老闆的堂弟威廉。亨廷頓。羅素則在耶魯大學創建了著名的“骷髏會”。此外波士頓的幾大銀行家族也都通過「旗昌洋行」參與鴉片貿易。正是豐厚的鴉片紅利滋養著這些銀行家族，形成了日後的“波士頓財團”和羅斯福家族王朝。

這三家大“洋行”佔據了中國“鴉片貿易”的半壁江山，它們都與巴林家族“關係密切”，巴林在倫敦金融城“遙控”著這些“巨大的散商”，在鴉片戰爭前後幾十年裏，以鴉片“發起”了對清政府“白銀貨幣”的“攻擊”。倫敦金融城通過「東印度公司」在中國還建立了一套鮮為人知卻卓有成效的“地下行銷體系”，這個體系由四部分組成： 傳教士、 三合會、 行商和滿清官僚。這套“體系”日後“左右”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傳教士在中國一方面“通過”傳教結交權貴和三教九流，瞭解中國社會、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情報”，以“建立”近代“教會學校”、（教會）醫院、媒體為主，成為“塑造”“親西方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重要力量。“三合會”本是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中國民間秘密社團，後來很多會友“接受”了基督教。兩廣地區“三合會”的反清武裝行動同樣需要大規模“融資”支援，於是很多會友經教會“仲介”紛紛“加入”「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鴉片銷售”網路，成為廣東沿海“鴉片走私”的主力。以反清為宗旨的“三合會”等於間接得到倫敦金融城的“財政補貼”。“三合會”日後的發展，與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維新派的秘密結社以及「同盟會」淵源頗深。洪秀全身邊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左膀右臂馮雲山，早年即拜在基督教華福會門下；負責軍事鬥爭的楊秀清，也曾混跡于三合會在珠江流域的鴉片走私生意中；兩廣三合會更是直接參加了金田起義。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遇難，維新派中譚系幹將唐才常即發動湖廣三合會勢力舉行自立軍起義。同盟會早期各次反清起義，無不以“三合會”力量為依託。“三合會”一系的上海“青幫”更在蔣介石（１９２７年）發動“四一二（軍事）政變”上臺和鞏固權力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行商即“廣州十三行”，是朝廷授權負責對外貿易的專營機構，與外商直接打交道，既是貿易公司，又承擔某些外交功能，同時又必須為自己的國外商業夥伴作保。“十三行”在鴉片戰爭後多轉為“洋行買辦”，是中國近代“買辦階層”的源頭。「東印度公司」還通過“賄賂”和“毒癮”來“控制”與操縱一部分滿清官僚。從中國的上層建築著手，“（包毒）保護”和開拓鴉片貿易。公司“通過”以天津為中心的北方“鴉片貿易網路”，向北京朝廷“滲透”。到鴉片戰爭前，已經“控制”了相當一大批滿清高官“為其所用”。其中包括大學士穆彰阿、直隸總督琦善、宗人府主事耆英等。對此，馬克思有過一段精闢論述：“英國人收買中國當局，收買海關官吏和一般的官員，這就是中國人在法律上抵制鴉片的最近結果。賄賂行為和鴉片煙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破壞了宗法制度的柱石。”【14】“這一批人”構成後來清政府“洋務派”的源頭。

1839年，當雄心萬丈的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來到廣東厲行“禁煙”時，這位偉大的民族英雄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組織嚴密”、財力雄厚、武裝強大、“裏應外合”的“鴉片帝國”。林則徐甫一上任，就嚴厲鎮壓“三合會”的“地下走私販毒網路”，勒令外商上繳鴉片，進行了震驚世界的虎門銷煙。但是林則徐萬萬不會想到他的對手有多強大，他挑戰的是整個大英帝國和攸關國際銀行家生死的核心金融戰略！　　“鴉片貿易”“導致”中國白銀大規模“外流”，在中國“引發”了嚴重的“銀貴錢賤”的“貨幣危機”。從清朝建立到19世紀初的100多年中，中國的銀銅雙貨幣機制運轉良好，比價基本穩定在1兩白銀折合銅錢1000文。到鴉片戰爭前夕，銀兩竟飛升至兌換銅錢1600文。農民、手工業者和普通百姓平時所得都是銅錢，但交付各種賦稅則需折成白銀，如此一來，經濟負擔大為加重。由於百姓生活困窘，交稅自然拖延，結果是各省拖欠賦稅日多，造成清政府的財政能力急劇衰退。鴉片貿易大規模開始之前，直到乾隆年間的1781年，國庫存銀高達７０００萬兩，至1789年約為６０００萬兩。隨著鴉片“氾濫”，到1850年時僅剩800餘萬兩，已不足以應付一場戰爭了。

　　正是鴉片“摧毀”了大清帝國金融高邊疆的基石——“白銀貨幣本位”，隨之而來的是貿易大幅逆差，財政收入下降，人民生活困苦，貧富嚴重分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而國際銀行家則手持鴉片“套購”出來的巨額白銀，建立起“中國的英格蘭銀行”，一舉奪取了清帝國金融高邊疆的制高點：中央銀行。「滙豐銀行」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近代史開啟了一個“金融殖民地”時代。在「滙豐」奪取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的過程中，一個新的沙遜帝國崛起了，它取代了「東印度公司」的地位，成為執行“鴉片金融戰略”的最新操盤手。　沙遜家族：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沙遜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屬於塞法迪“猶太人”，自古就生活在伊斯蘭化的伊比利亞半島上(今西班牙)，從事金匠和錢幣兌換的生意，並經常作為熱那亞銀行家族的代理人，從事信用調查、收放貸款等業務。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商業信用和金融網路。15世紀90年代，隨著伊比利亞基督徒將伊斯蘭教政權趕走，塞法迪猶太人也被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

羅斯柴爾德家族流亡德意志從事老本行，後來成為德意志王室的“宮廷銀行家”。另一支猶太金融家族逃往荷蘭、比利時，很快就憑藉多年積累下來的商業關係網東山再起，並“參與”了「阿姆斯特丹銀行」、「荷蘭銀行」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建立。正是在荷蘭猶太銀行家200萬荷蘭盾的資助下，英國威廉三世於1688年帶領1.5萬人，從荷蘭登陸英國，開始了“光榮革命”。沙遜家族則一路向東，搬遷至中東波斯灣地區的商貿中心巴格達。在那裏，沙遜家族憑藉猶太人獨有的金融觸覺和經?驗，利用伊斯蘭教義中禁止高利貸的教規，以猶太人不受伊斯蘭法規約束的便利條件，為中東地區商貿提供金融放貸，很快就成為波斯灣地區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長期擔任巴格達的首席財政官，並成為巴格達地區整個猶太社區的族長，被人稱為“納西”，即猶太人之王。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巴格達地區的反猶情緒高漲，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派駐巴格達的地方官，開始大規模驅趕猶太人，作為“猶太人之王”的沙遜家族首當其衝，不得不於1832年舉家遷往印度孟買。沙遜帝國的創始人大衛。沙遜在印度開始了一段新的傳奇。【15】由於沙遜家族到達印度的時間太晚，鴉片貿易的巨大蛋糕早已所剩無幾。「東印度公司」雖然解體了，但三大“洋行”巨頭卻在巴林家族的支持下繼續壟斷著中國鴉片進口和印度的鴉片供應鏈。在整個鴉片貿易鏈條中，生產、運輸、保險、銷售、融資、匯兌，幾乎全部掌握在「怡和」手中，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在巴林家族嚴密控制的鴉片帝國裏，新來的猶太人沙遜要想插足，勢比登天。

此時的倫敦金融城，新興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然壓倒了巴林，羅斯柴爾德家族也想從鴉片生意中切出自己的一塊蛋糕，苦於巴林對「東印度公司」散商的高度控制力，不得其門而入。沙遜的出現正好完美地符合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戰略發展規劃，同是塞法迪猶太人，祖上說不定還是通家之好，所以雙方一拍即合。有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強大金融後盾，沙遜準備甩開膀子大幹一場了。經過周密研究，沙遜發現「怡和」對印度的鴉片“控制”存在著一個明顯的漏洞，那就是「怡和」沒能控制印度腹地的罌粟種植園。沙遜抓住機會，利用強大的資本實力，向內陸的印度鴉片商人提供高達3／4的貸款。各地採購商聞風而至，沙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控制了鴉片種植的源頭，實現了對貨源的壟斷。其實，胡雪岩的思路與沙遜幾乎完全一致，“差別”在於，沙遜的背後是國際金融霸主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支持。

到了1871年，局勢已經很明朗了，「怡和」在與沙遜爭奪鴉片源頭的拼殺中敗下陣來，沙遜被公認為印度和中國全部鴉片庫存的主要持有者，控制著各類鴉片總量的70%！1840～1914年，沙遜家族在壟斷鴉片的生意中獲利高達１.4億兩白銀！這就是壟斷的力量！有這樣的實力做後盾，羅斯柴爾德的女兒嫁到了沙遜家，從此商業聯盟關係得到猶太人傳統的宗法力量的鞏固和維護。沙遜帝國威震遠東。從此，遠東的“洋行”進入了沙遜時代。猶太人對金錢的超級敏感性在沙遜家族身上也不例外。當沙遜家族完成了鴉片壟斷大業之後，資本實力超級雄厚，於是開始琢磨也搞一家中央銀行，享受一把控制“貨幣發行”的超級快感。此時的遠東並沒有中央銀行，這個“機會”再次被沙遜抓住了。「滙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在所有政治經濟的“要素”中，貨幣“最為關鍵”；在貨幣的全部制度裏，創造貨幣的權力“最為核心”。但是，在這一國家的神聖權力問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經濟學家們的“隻言片語”。——美國貨幣史學家 德瑪爾 .　1864年初，兩份在中國成立銀行的商業計畫書擺在了老沙遜的辦公桌上。一份是孟買本地的英國商人開始籌建面向中國金融市場的“中國皇家銀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輕的蘇格蘭航運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銀行”計畫書。最終打動老沙遜的恰恰是那位毫無銀行業經驗的年輕人的計畫。這個蘇格蘭小夥子名叫湯瑪斯。蘇石蘭，年方三十卻已經是著名的大英輪船公司駐香港的業務總監和香港黃埔船塢公司主席了。

老沙遜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主意。作為一家總部設在香港和上海的銀行，與那些僅僅在香港和上海設立分行的外國銀行相比，在資訊聯繫方面會更加便利，這一點在交通與通訊還不發達的19世紀顯得尤為重要。市場時機轉瞬即逝，那些需要向遠隔重洋的總行請示的銀行，在未來與「滙豐銀行」的競爭中只能居於下風。老沙遜立刻批准了這個專案。在「滙豐銀行」的主要股東中，除了沙遜，還有「寶順」和「旗昌洋行」。然而「寶順洋行」在1866年席捲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機中破產，「旗昌洋行」也在危機的打擊下，於19世紀70年代初退出中國市場。於是已經成為鴉片新霸主的沙遜洋行，就成為「滙豐銀行」的主要支柱。「滙豐銀行」實際上成為羅斯柴爾德－沙遜同盟在遠東金融佈局中的一枚關鍵棋子。

這樣一家銀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堅決抵制，這既是基於倫敦金融城巴林與羅斯柴爾德勢力的爭霸，也源於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滙豐銀行」剛一誕生，就趕上了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帶來的金融危機。當時世界工業體系的核心戰略產業是紡織業，紡織業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產區在印度和美國南方各州。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後，掌握制海權的北方即對南方實施海上封鎖，南方對世界市場的原棉供應立刻中斷。英國棉紡織業轉向印度的棉花，印棉價格隨即暴漲。孟買和加爾各答的棉花市場，立刻成為大小投機商人的賭場。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國本土，大量資本金嚴重不足的各類金融機構紛紛成立，英國殖民地銀行數量也急速膨脹。1862～1865年，先後誕生了19家銀行。單是1864年登記的殖民地銀行就多達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資銀行數量也大幅增加，這些空殼銀行的金庫裏遠沒有它們在招股書上所聲稱的金額。

就在這時，“噩耗”傳來，美國內戰結束了！震撼全球金融業的棉花危機開始了。倫敦金融城首當其衝，1866年一年之內，接連倒閉了17家銀行。金融海嘯的衝擊波迅速波及遠東。1866年，香港、上海出現開埠20多年來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資銀行和本土錢莊倒閉。當金融海嘯的巨浪退去，沙灘上還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麗如銀行」、「有利銀行」、「渣打銀行」、「法蘭西銀行」和「滙豐銀行」。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嘯的第二年，「滙豐銀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寶順洋行」竟然被“淹死”了，這時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機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雙重打擊下已經自身難保，無力顧及遠東的小兄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寶順洋行」被棉花危機拖下水。「寶順」的垮臺嚴重打擊了羽翼未豐的「滙豐銀行」。這時站出來力撐危局的正是「沙遜洋行」。從1866年起，沙遜家族將所有在華鴉片貿易所得利潤全部通過「滙豐銀行」進行匯兌。在世界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唯一”還有超額利潤的生意就是“鴉片貿易”了。這個“維持”倫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國經濟生命線的“通貨”再一次用中國老百姓身上的經濟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國遠東的金融循環系統，並成為國際銀行家們完成遠東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籌碼。就在各大銀行苦撐危局之時，「滙豐銀行」在沙遜巨大的鴉片利潤支撐下抓住大好戰機，開始橫掃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1866年6月，遠東銀行業的大哥大「麗如銀行」召集「渣打銀行」、「有利銀行」和「法蘭西銀行」等外資銀行，商量“後危機時代”的金融風險問題，最後決定將通常使用的6個月到期的商業承兌匯票縮短為4個月。一是減少銀行自身的風險，二是適應新的商業貿易環境。從1867年1月起，在中國的分支機搆不再買賣超過4個月到期的匯票。

　　商業承兌匯票的歷史可追溯到西元13世紀前後。隨著“十字軍東征”和航海貿易的發展，在地中海的義大利地區迅速形成貿易和貨物航運的巨大市場，義大利基於航海貿易的需求首創了商業承兌匯票。大宗航海貿易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遠距離和長時間，同時還伴有一定的風險，所以買賣雙方在付款和發貨兩方面都很猶豫。買家馬上付現金會擔心萬一遠方的賣家不發貨，或者貨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麼辦；而賣方則想如果先發貨，最後收不到款麻煩就大了。打破這個僵局只有兩種辦法，一是買家信譽卓著，從不拖欠貨款；二是有個信譽很好的擔保人對交易成功進行擔保。由於大家都在義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業的本地人自然成為擔保方的最佳人選。於是，義大利的商人銀行家大量湧現出來，對買家付款進行擔保，買家只需開出一張欠條，寫明未來什麼時間，支付多少金額，並由義大利人簽字畫押即可。如果買方逾期不付款，義大利人將代為支付全款，回頭義大利人再找買家理論。賣方拿到這張欠條於是興高采烈地發貨了。這張欠條就是早期的商業承兌匯票。義大利人坐收一筆擔保費用。當賣家急需現金而匯票期限未到時，他可以把匯票拿到商人銀行家那裏去打折出售，這就是匯票貼現。商人銀行家以折扣價吃進匯票，然後坐等匯票到期收取全款，從而獲利。這個折扣價其實就是隱性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當時的天主教嚴禁“放高利貸”，所以“匯票貼現”成了“放高利貸”的變通辦法。當票據交易非常活躍時，匯票基本上可以隨時變現，其功能幾乎等同于現金。在18～19世紀的英國，在銀行券、支票和信用額度等新工具開始大規模流通之前，匯票實際上成了貨幣供應的重要組成部分。

　　商業匯票的期限往往和貨物運輸的時間相匹配，如果貨到了很久而匯票期限仍未到，就相當於買家賒賬時間過長，佔用了賣方資金，同時，承擔買家支付擔保的銀行風險也相應增加。考慮到由於輪船航速提升，歐洲與中國的海上運輸時間大為縮短的情況，另外也不願過多承擔風險，所以「麗如銀行」才提出壓縮匯票期限。不過，壓縮匯票期限等於收縮了信用規模，提高了買家的資金和信用門檻，其效果相當於拒絕了很多客戶。這個同業間的協議，給「滙豐銀行」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擴張客戶資源的機會。當其他銀行拒絕購買6個月到期匯票時，在沙遜巨大資金的保障下「滙豐銀行」逆向操作，大量收進。手持6個月匯票的商人們走投無路，只有到「滙豐」才能做貼現，自然折扣更多。「滙豐」只需持有匯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額資金，收益當然更為可觀。同時，「滙豐」將自己承兌的4個月的匯票高價拋給那些搶著收貨的競爭對手，從而獲得低買高賣的套利空間。半年下來，「滙豐」的匯兌業務便由920萬兩白銀迅速上升到1300萬兩白銀。不到10個月，其他幾家銀行便不得不向滙豐“投降”，重新走上6個月期票的老路。

　　在這場匯票大戰中「滙豐銀行」旗開得勝，表明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這一頭銜已經易主。「滙豐」自此成為遠東外國銀行界的新領袖。「滙豐」的另一項獨門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國儲戶存款，特別是“中國達官貴人階層”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中曾經描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清政府的一個藩台，奉命到上海查辦一個被參官僚把贓款存在「滙豐銀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著八抬大轎，帶著一些隨從直奔「滙豐銀行」而來。但當他來到銀行門口，卻被擋了駕。守門的說必須從後門進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銀行後門，站了半天，結果還是沒有人理睬他。後來，他才知道，「滙豐」對中國儲戶在那裏的存款“嚴格保密”，拒絕中國官方進行任何調查。沒有辦法，他只得以“外國人不准查賬”回復他的上司，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滙豐銀行」依靠大英帝國的勢力“拒絕”清政府就其“客戶”的任何款項進行調查。因為有了這個“特權”，當時許多軍閥、官僚、地主就以「滙豐」為最安全的財富保險庫，把歷年“搜刮”來的贓款統統送了進去。由於「滙豐銀行」被港英當局視為“我們的銀行”，因此備受優待和“庇護”，享有權力極大的“發鈔權”。1872年，港英政府准許「滙豐」發行票面1元的小額鈔票。隨後，「滙豐」的小額鈔票大量出籠，並迅速流通於華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報》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資發鈔銀行——麗如、「渣打」、「有利」和「滙豐」的鈔票發行額，在實發的350萬元鈔票中，「滙豐」的鈔票占到了51%以上。

此時的「滙豐銀行」已經成為香港最大的發鈔銀行、港英政府的出納銀行、所有在華同行的結算銀行，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的英格蘭銀行”。被沙遜驅逐出鴉片貿易的「怡和洋行」此時變得更為現實，面對「滙豐」的強勢，「怡和」新的領導人凱。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積極地考慮與「滙豐」的關係。在後來“聯手剿滅”（民族商賈）胡雪岩的戰役中，雙方達成了更多的默契。然而“羅斯柴爾德-沙遜集團”對於「滙豐銀行」的期許並不僅是讓其充當管理在華外國銀行的銀行，而是要讓其成為管理整個中國金融體系的銀行，成為真正的“中央銀行”。

　　要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就必須能夠管理與控制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這就是中國的錢莊與票號體系。而這時的清政府恰恰還能夠依賴自己的錢莊和票號體系維持運轉。錢莊與票號同時還為中國的對外貿易進行大量融資，控制著中國廣大民間經濟的財富之源。國際銀行家也只有“控制”了中國的錢莊與票號體系，才能真正實現對中國的“金融殖民”。票號錢莊：為什麼沒能發展為國際金融帝國中國本土生長起來的金融機構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山西幫”的票號和“寧紹幫”的錢莊。通俗地說，票號玩的是票，而錢莊玩的是錢。無論是早期的威尼斯、熱那亞，還是後來的荷蘭、英國，金融與貿易幾乎都是孿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進，相互借力。歐洲最早的金融機構幾乎都源於商號，在商業活動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日益擴大，最終導致了專業金融服務與商業貿易活動的分離。中國的票號發展也不例外。

　　票號源於山西、而不是經濟發達和航運便利的沿海地區確實令人覺得奇怪，但仔細想來卻也合乎情理。晉商號稱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他們走南闖北的魄力和吃苦堅韌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國商業版圖中脫穎而出。晉商足跡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兩大貿易體系——“糧船幫”和“駱駝幫”。前者奔波于各省江河口岸，後者遠涉萬里，足跡直達蒙古、莫斯科，成為中國茶、絲、布、糧、鐵等商品最大的貿易商，建立起中國最早也最為龐大的貿易網路。

　　與猶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晉商的票號匯兌網路脫胎於縱橫上萬公里、從業數十萬人的龐大的國內國際貿易網路，而猶太金融網路則發軔於金錢兌換、存款放貸、票據交易等純貨幣業務。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強大的網路輻射能力所形成的規模效應和快速便捷優勢。當“網路”優勢一旦確立，則後來的競爭對手幾乎難以插足。這也是後來南方的錢莊“始終無法”在遠端匯兌業務領域超越山西票號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夠龐大的“網路”致使錢莊規模普遍偏小，最終難以形成類似猶太金融業的龐大國際金融帝國。在“貨幣本位”、“中央銀行”之後，“金融網路”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三大支柱。

http://patchpiece.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