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決定來台灣，跟陳水扁當上總統有很大的關係，我相信陳水扁能夠選上總統，台灣是真民主，不是假民主，所以我就來了。理論上，傳媒一定要在民主的地方才能生存。

來到這裡之後我覺得，台灣社會的人情比較重，是非比起西方社會也要多一點，這裡對黑道好像沒有香港那麼抗拒，有點糾纏不清。另外，這裡經常看到拿回扣，但香港很少，你一拿馬上有人打電話給我。比起台灣，香港就是非分明多了，很透明，甚至可以說無情，像臧家宜這一類的事情不太可能會發生，也不可能讓她做那麼久。但是台灣社會在變，而且變得很快，所以我覺得台灣很有前途。

社會要的不是image，社會要的是真實

很多人從負面去解讀狗仔文化，但是狗仔隊是從「求真」開始的。只是現在香港的狗仔隊競爭激烈，有時就會過了頭，因為你做了狗仔隊，你跟藝人就處於對立的關係，你對藝人就會有敵意，有了敵意，什麼事情就會從負面去寫，愈寫就愈負面，現在很多事情的發生都是這樣，甚至很多記者以為自己跟這些名人有錢人處於對抗關係，這是不對的。這點要小心，要慢慢把它帶回去。但是狗仔隊是已經存在的東西，不能退回去了，這已經是很多讀者要看的東西。

很多人批評我把狗仔精神能夠發揮在gossip，而不是公眾事務上。但是所謂的gossip是什麼，名人對社會其實有責任，不能說名人要大眾知道的大眾就要知道，不要大眾知道的大眾就不要知道，這樣並不公平。很多人想建立image，但社會要的不是你的image，社會要的是真實。所以做傳媒的人臉皮要夠厚，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

我什麼都可以放手，所以我適合做傳媒

媒體是對這個社會的監督，包括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做了壞事你不報，你一定沒生意做，但是報了就一定沒有朋友，所以你要選擇。很多朋友會打電話來說，你登了我要離婚啦。你離婚關我什麼事呢？你搞女人又不是我搞女人，如果是因為我搞女人你離婚，就是我不對啊。

做傳媒是很難的一個行業，很多是非，而且必須面對很多困難的決定，所以我不讓我的小孩做傳媒。有時候你會想，你少一則新聞不會死啊，但是他少了老婆可能要死啊，那你為什麼還要這樣做？我本來就沒有人性，很多事情對我不重要，所以我適合做傳媒。但我不希望我的小孩沒有人性。

這個世界對我來說是很輕的，除了家庭、老婆、小孩，我什麼都可以放手。事業可以放手，錢可以放手，什麼都可以放。幾十年很快就過去了，我不想有什麼事情拖著我。所以我不做壞事，因為做壞事就輕鬆不起來，沒辦法自由。所以我也不欠人，我從年輕就這樣，像我在街頭永遠不講義氣的。

義氣是很重的東西。你今天講義氣就不講道理，我很小就看清楚這件事。所以我講友情，講愛。義氣沒有道理、沒有真理、沒有是非，不一定有愛。假如有是非，對的事情我跟你一起做，不用講義氣。義氣是錯的事情我也跟你做，只要你是朋友，這樣怎麼可以呢？是也可以做，非也可以做，那我還有自由嗎？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沒有義氣了。講義氣的事你不要找我，但是對的事，我死了一條命都要做，像共產黨怎麼壓制我，我還是要做，死了一條命，我也不放，我還是有動力。

(以上為摘錄, 更多精采內容請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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