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大為被停權，只是他個人在期限內不得再行使裁判權和教練權；但如果台灣遭到停權，不僅我跆拳選手無法參與今後兩年的世錦賽、廣州亞運、倫敦奧運等各項賽事，所有台籍裁判也均無法上場執裁。得失之間，完全不成比例。對此，跆拳協會及體委會必須審慎處理，不能徒逞一時之快，而讓跆拳運動和選手權益受到重創。

鄭大為當初在東亞運的判決是否偏頗失當，原是可以客觀討論的事。遺憾的是，社會在痛失金牌的憤怒與不甘中，激盪著一種「抓鬼」的氣氛，返國後發言不當的鄭大為遂被當成了犯眾怒的替死鬼。事實上，鄭大為在那場比賽只擔任「副審」，最後的裁決權是在中國籍的「主審」身上；何況，當天四名裁判共同檢視過錄影鏡頭才作成判決，民眾要把怨恨發洩在本國裁判身上，仗恃的恐怕只是「氣」而不是「理」。

跆拳協會後來對鄭大為作出停權三年的處分，所持理由，也不在他的判決有何過失，而是說他批評曾志朗「煽動群眾」，「不當言論」造成社會負面觀感。不難想像，跆拳協會的懲處是一種政治判決，一則當時社會氣氛一片喊殺，二則體育部門唯恐得罪內閣大臣曾志朗，三則因鄭大為在跆拳界屬「孤鳥型」人物，因此即輕率對他下了重手。

以鄭大為的「言論」，而非他的「專業」過失，對他作出懲處，這才是最大的問題所在。一項運動爭議事件，一般民眾作出強烈的情緒反應自是難免；但回歸到運動本身，一定有體育競技的專業常規需要遵守，如果跆拳協會不能把持原則，勢必自失立場。以此次事件看，迎合一時世俗民粹的結果，影響了我跆拳界形象，更可能損失選手權益，真是得不償失。

這次事件，對台灣社會日益民粹化的傾向，也提供了一個必要的反省及觀照。近年來，台灣民眾對公共議題的討論雖然更為踴躍熱烈，但也明顯流於主觀化及情緒化；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受到政治兩極對立的影響，使人們難以保持客觀理性。值得玩味的是，這次事件絲毫無關藍綠，點燃的卻是台灣意識及愛國主義的焦慮，民意才會如此沸騰。然而，也正因此事涉及國際組織及國際賽事，才更能讓我們從一個超越藍綠的立場，比較冷靜地檢視當時的社會情緒：以全民公審的方式對待一名本國裁判，真是文明社會的行為嗎？

在當時的社會氣氛下，餐廳貼出「禁止韓國人進入」的告示，雖是個人行為，但這麼公開表達敵意，不僅悖離運動精神，又豈符合台灣人的好客傳統？如果國際競賽場上的通則，就只有領隊和指導教練能提出抗議，那麼，當時曾志朗在場邊的激動抗議是否過當，也應該容許檢討吧？

最誇張的是，在亞洲跆拳聯盟來函要求我撤銷對鄭大為的處分時，我跆拳聯盟人士的回應是：「難道台灣沒有主權？」不難想像，如此民粹式的語言，正是台灣多年「本土化」政治操作的教條產物。亞盟關切的是國際賽事的公正性不容破壞，但跆協用無干的理由處分鄭大為，是沒有智慧，而非沒有主權。

因為不甘失去一面金牌，所以要再宰殺一名本國裁判來陪祭，這種「贏的哲學」，恐怕很難為自己帶來光榮。競技輸贏只是小事一樁，試想，如果台灣遇上像南韓「天安艦」沉船兵亡那樣的重大事件，不論是咎在軍方或在敵方，整個社會恐怕早就吵得天翻地覆，甚至要求出兵報復。在那種情況下，政府早就被逼得雞飛狗跳，哪有可能審慎地衡酌形勢，並冷靜研議對策？

鄭大為事件提醒我們：作為國際社群的一員，大家有共同的遊戲規則需要遵守。台灣社會的淺碟化和民粹化，反射了台灣多年來的自我中心主義，已到了需要深切反思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