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華盛頓學界針對美國政府「重新思考」對台政策的期望，引發許多辯論。多數的質疑在於「台灣關係法」是1970年代末期的產物，其中有關維持台海軍力平衡、軍售台灣等政策是否符合當下美國利益，有必要重新檢視。也有人認為台灣和大陸必須面對彼此關係之發展，而美國軍售台灣等作為形同干預。 

首先提出這套說法的，是備役海軍上將歐文斯(ADM. Bill Owens)。他在2009年11月發表在財經時報的專文：「台灣關係法已經過時，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美國如果想消除與中國之間的疑慮與競爭，建立互信的合作關係，首先應該終止對台軍售」。 

波特蘭大學助理教授Bruce Gilley很快的在2010年1月呼應他的說法，認為台灣已走向芬蘭化(註一)，慢慢將自己過度成中立狀態，不同於過去台美的準軍事同盟關係。而北京將會逐漸釋放善意，包括降低對台軍事部署，並且在國際空間、經濟合作等議題上給台灣空間，美國必須明察此一事態發展，不應和趨勢背道而馳(指對台軍售)。 

2011年3月，華盛頓大學教授葛萊瑟(Charles Glaser)以現實主義理論來解釋台美關係，呼籲美國應重視國家核心利益，必須要捨棄一些「較不重要的」的利益(如台灣)，否則可能導致不可預期的「問題」。5月，中國問題專家Chas Freeman在中國海事研究中心演說時講得更白：「美國應盡量遠離戰爭的可能性，尤其是我們已經給太多國家過多且不實際的承諾，台灣是最可能引發美中大戰的導火線，再不和台灣切割，最後免不了與中國一場硬仗」。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相當多的學者挺身駁斥上述觀點。前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卜睿哲便明白指出，美國對台灣的態度，可視為國際信任度的檢驗，也是美國捍衛自由民主核心價值的指標，不可輕忽。同樣聲援台灣的還有CSIS葛來儀女士(Bonnie Glaser)、喬治城大學唐耐心教授(Nancy Tucker)、以及Davidson學院Shelley Rigger教授等人。她們分別從台灣人民信心程度將左右兩岸對話、持續對台軍售有助於制約中國軍事發展、以及從台灣人民情感等層面為論點，對美國提出建言。(註二) 

持平而論，Gilley教授提到的兩岸新發展長期來看確實有其可能性。但是不要忽略，台灣是美國在亞洲提出承諾與戰略保證最鮮明的例證，美國輕言背信，將弱化與其他國家間既成的結盟關係，諸國必然各自發展足以強化信心的能力，使美國為首的安全秩序不再。其次，放棄台灣形同向中國示弱，如北京欲強取台灣，美國還是無法置身事外。更何況，相對於大陸，台灣是自由民主的典範，由香港經驗不難得知，放棄台灣等於將民主制度交由中國來決定做或不做。 

看看歷史，台灣已經不是第一次被放棄，最後都還是站了起來，證明台灣有足夠能力與韌性去因應未來的變化。給美國朋友一句忠告，如果認為交出台灣可以換得中國真心往來與合作，就太天真了。放棄台灣，不但無法增進美中關係發展，反將切斷了美中之間的戰略臍帶。至於台灣的未來，是民主的希望還是另一個麻煩製造者，這球，都不在美國手上。 

註一：芬蘭化指的是一個弱小的國家或者地區不挑釁强大的鄰國的政策决定，類似冷戰時芬蘭和蘇聯兩國之間的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丹麥對納粹德國也是如此。此詞出現於1960年代後期的西德，為當時西德的保守派批評總理勃蘭特過度重視與共產主義諸國對話，所造出來的詞匯。

註二：有關葛來儀、葛萊瑟教授針對該議題所舉辦之辯論會紀實，請參閱筆者2011年11月20日所著「屠龍刀難敵倚天劍--葛萊儀vs葛萊瑟世紀辯論」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