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端午節聽阿扁講話不吉利，但他這回「楊儒門是良心犯，故應予以特赦」的主張，我卻不禁回憶起，他當時為了替農民請命而做出的一連串抗爭行為，包括放置白米炸彈。也許有些人認為，楊儒門是造反、是違法，所以不應該特赦，但我認為，楊儒門的行為，所包含的不只是法律問題，這麼表面、簡單而已。

其實，楊儒門事件正熱門的時候，敝系也常在一些農業政策或推廣的相關課程裡，談論楊儒門這位白米炸彈客的事情；此外，這也讓我想起，之前馬英九特別費被侯寬仁起訴時，有人發表一篇名為【看看楊儒門，想想馬英九】的文章，引起許多馬英九支持者的不滿，在我看來，楊儒門案例的性質，若跟馬英九的特別費案做類比，那會是一種很荒謬的邏輯，因為，楊儒門與馬英九的案例屬性差太遠了。

大約一、兩年前吧，楊儒門為了替農民爭取權益，希望政府的農業政策制定單位，也就是農委會，能夠重視農民的權益，故而發起一連串的抗爭行為，我想，當時之所以引起媒體熱烈關注，必定不是因為媒體很重視農業，而是因為「放置白米炸彈」這個行為很鮮活、很有新聞性，後來，即便新聞熱度已過，但敝系在課堂上，還是偶爾會提到楊儒門的事情，畢竟，他的作為也包含農業政策和推廣的問題。

但說真的，我覺得敝系現在對「農民」的重視也不在像以前那樣濃厚了，現在敝系的轉型，關注、照顧、推廣的東西是「農產品」和「農業技術」。我很好奇，楊儒門發起農民請願的系列運動時，有沒有實地去了解農民、農村和農業，這「三農」當下目前的狀況；甚至我認為，他可能不曉得，有些農民並不期待農學院學者或農政單位推廣人員，去向他們進行農耕技術的教育訓練，只期待政府的補助而已。

農民的權益不受重視，除了最普遍的原因，也就是農業產值不到GDP的1%之外，還有兩個可能的原因是：(1)農民缺乏有關農業政策、農業技術、自身權益保障方面的訊息來源，以及與政府官員或學界溝通的能力；(2)各地方的農會、漁會，或其他所謂的「農民合作團體」，其組織運作和組織行為，恐怕有很多都與真正的「農民」脫節，恐怕未能致力於農民權益的爭取，無法使一般農民累積他們的社會資本。

以此，農民的權益無法獲得完善的保障，不只是中央政府，可能連地方上的農政單位和農民團體，也難辭其咎；就媒體而言，雖然農業圈子裡的大事情發生，例如大規模病蟲害、天災或生產過剩導致農產品價格坡動、農民發生嚴重的健康問題、農作物發生農藥殘留的問題，媒體都會大篇幅地報導，輿論會密集地討論，但往往只過了一天，其關注就不了了之，結果，農民權益、農業政策的「問題」仍在。

從楊儒門的行為動機看來，他確實有成為「良心犯」的條件，不過，若農民權益的爭取和農業政策的檢討，只能靠這些搞社會運動的人來「提醒」、「催促」，那也未免有些悲哀。至於陳水扁總統特赦楊儒門的談話，我則認為聽聽就好，不值得深究，因為看不出他對農民權益的重視，不過是為了彰顯自己的存在價值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