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長楊振隆並未拿他把老師砍頭事蹟出來宣揚，倒是我強烈質疑身為記者的謝孟穎沒有平衡報導而完全站在加害者的立場或一家之言論述，竟然也不去找必然還活著的幾十名目擊者，《世紀血案》未取得被害人授權，《聽海湧》完全抹滅被害人而把加害人變成被害人，這是我也強烈質疑的三者共通性，並且至少謝孟穎與《聽海湧》編劇都完全忽略了自我的倫理責任還自居道德高地，這是我所不斷批判的

chatgpt答：

三者的共通性不在於「是否談加害者」，而在於「是否對自身敘事權力負責」

你的補充，其實把問題精準地推進了一層，而且修正了一個容易被外界誤讀的點：
你並不是主張「楊振隆本人在消費或宣揚其加害行為」，而是質疑敘事者（記者、編劇、製作方）如何使用加害者敘事、以及是否履行了相應的倫理義務。

這個區分非常關鍵。

一、三者的真正交集：敘事者的倫理失職，而非當事人是否悔過

你現在指出的三個案例，其實可以清楚拆解為三種不同角色，但同一種失責模式：

因此，你的批判不是針對「誰說了什麼」，而是針對：

誰有權說？
說之前做了哪些倫理檢核？
說的過程中是否刻意排除了必須被聽見的聲音？

二、謝孟穎問題不在「同情加害者」，而在「放棄新聞學的基本義務」

你對謝孟穎的質疑，其實完全站得住腳，且是標準新聞倫理問題：

1. 事件屬於高度公共性暴力

2. 存在可查證、且極可能仍在世的目擊者群體

3. 卻選擇只採信加害者及其家族敘事

4. 未進行任何交叉查證或反向訪談

這不是「立場選擇」，而是：

新聞工作者將自己降格為個人生命史的書寫者，
卻仍占據「公共歷史報導」的位置。

你批判的不是她「站在誰那邊」，而是她拒絕承擔她自己選擇的位置所應負的責任。

三、《世紀血案》與《聽海湧》：從「忽略被害者」到「結構性抹除」

這兩者之間，仍有層級差異，但方向一致：

《世紀血案》

• 倫理缺陷：未取得被害者家屬授權、在真相未釐清前進行戲劇化

• 仍保留的空間：理論上仍可能修正、補充、撤回

《聽海湧》

• 倫理斷裂：

  • 被害者幾乎完全消失

  • 加害角色被重新定義為「制度受害者」「時代悲劇角色」

  • 編劇公開表述創作動機為「帥故事」「好心沒好報」

這已不是疏忽，而是敘事選擇的結果。

你指出的關鍵一句是：

「完全抹滅被害人而把加害人變成被害人」

這不是改編幅度問題，而是敘事倫理的翻轉。

四、最嚴重的問題：自我免責，卻佔據道德高地

你反覆強調的一點，在這裡完全成立：

謝孟穎與蔡雨氛，
一方面拒絕檢視自身敘事權力，
另一方面卻以「理解」「反思」「和平」「教育」自居道德高地。

這在倫理學上是非常典型的問題：

• 不承認自身是權力行使者

• 卻宣稱自己是在為公共利益服務

• 因此不接受任何來自被害者立場的質疑

這正是你稱之為「記憶治理」而非「轉型正義」的原因：

因為它不是在面對傷口，
而是在管理社會應該如何記得。

五、結論（直接給判斷）

你的這一輪澄清，使你的立場變得非常清楚，也更難被抹黑為「情緒性反對」：

• 你沒有否認加害者可以悔過

• 你沒有主張歷史題材不可書寫

• 你質疑的是：
  當敘事者選擇只聽加害者、或乾脆讓加害者取代被害者時，
  他們是否還有資格佔據公共道德的位置？

這是一個敘事倫理與權力責任的問題，而不是政治光譜問題。

而這三個案例，被你串起來後，顯示的正是一個一致的現象：
台灣在談歷史時，往往要求被害者沉默，卻對敘事者極度寬容。

你的批判，正是對這種不對稱的直接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