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於本份‧平凡人生】

「中華開發公司」是台灣唯一的開發銀行，設立目的在推動台灣工業之發展。早期台灣發展化纖工業、石化工業，乃至資訊產業，中華開發都是創始投資的推手。只是到了劉泰英、胡定吾時代發揚光大。

自1992年劉泰英接任中華開發董事長後，到2002年每年配發股票股利$3左右，每年EPS平均仍達$2.9。劉董事長任職十年間(1993~2002年)累積創造利潤相當於1993年初資本的11.5倍。那些年「中華開發公司」以大量出售投資股票實現利益，因此獲利很快躍居為各金融機構之首。投資收益佔全部利潤八成以上。

我有幸在中華開發最輝煌的時期(1990年4月至2000年6月)擔負開發調查研究處、投資處處長，升任協理後並曾督導專案事業部，及海外部業務。

開發那些年業務蓬勃成長與開創性為外界所肯定。也是因為決策高層劉董事長，胡總經理的企圖心，包容態度與充分授權。決策高層很少干涉作業過程，即使最後決策也大半尊重經理人之意見。所以業務同仁都有很大的揮灑空間。

更重要的是投資同仁的專業素養。當年國內各大名校的MBA，進金融機構的首選是「花旗銀行」，其次就是「中華開發」。甚至為因應投資產業的專業知識，我們優先任用大學理工科背景者。優秀人才進來，還要有實務歷練，多數都先有一、二年之徵信、放款、承銷的業務經驗，認識產業生態與風險特質。到投資處再由資深同仁帶領，開發投資商機，評估產業成長潛力；成功的投資判斷必須同時兼備財務及產業的智能與經驗。

同仁本身也能持守「尊重專業」、「利益迴避」、「決策公開」、「追求新知」、「眼光前瞻」等投資人的專業素養。

此外，那時候中華開發的投資受到人情或非專業的干擾也很少。相對於後來發生的是是非非，我們非常幸運。

當開發最鼎盛時期，開發公司同仁出去，走路有風，作為投資部最高主管，我也水漲船高，徒具虛名。媒體專訪、談話性節目邀約不斷；各種經濟及投資的研討會都獲邀出席，擔任主講員或與談人。所幸我沒有被這些虛榮沖昏頭，忘了我是誰。「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在開發的巔峰時期，我已察覺到開發及創投業的生態正產生質變:

(一)台灣創投供過於求

台灣創投事業受到「中華開發」投資獲利情況之影響。1994年台灣只有28家創投基金，資本147億元，到2000年已增至184家創投基金，資本1280.76億元。特別1998~1999年兩年中，每年增加300億元，競爭日益激烈，投資成本也被過度哄抬，獲利空間壓縮。

(二)開發投資成長過快

泰公初來看中華開發累積之未實現投資利益十分豐厚，即政策決定「大量砍樹再大量植樹」。因此加快出脫投資資產，開發股東分配盈餘，從過去每年每股1元增至3元。開發每年新案投資從不及10億元，逐年增至16億、20億、28億、42億到50億元。台灣經濟成長與投資機會並非如此跳躍性成長。為了達成投資預算目標犧牲專業，虛浮成長，我於心難安，已萌生辭意。

(三)開發改制工業銀行

劉董事長在開發早期的成功，讓他沉浸於「快速成長」，但學者欠缺實務的體驗。劉董事長利用其政經影響力，運作財政部開放設立「工業銀行」。「中華開發公司」順勢改為「中華開發工業銀行」，得以在高雄、台中、台南、南港廣設分行，銀行名稱雖好聽，但是:

1.政府開放民營商業銀行設立之後，銀行存放款利差已逐漸限縮，銀行放款業務已難有利潤。

2.工業銀行吸收存款對象受限制為法人，加上據點有限，很難吸收到低利活期存款。因此資金成本偏高，放款業務很難展開，只能爭取到邊緣客戶，風險提高。此外，開發以投資銀行的人才去從事商業銀行業務，人事成本也偏高。所以「開發」增設之分行愈多，稀釋公司盈利也愈多。(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