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著英國大學期末考時，我到社區慈善二手店報名當義工。一方面是回饋社區，另一方面也了解年輕人如何看政府解決青年高失業率的政策。我認識了數位畢業即失業、政府安排來做義工的年輕人。在一起工作的過程中，他們大方的跟我分享了自身的想法與經驗。這對台灣在協助青年就業時，或有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

不公平與被欺騙是我觀察到最明顯的兩種負面情緒。這些情緒多半來自認為政府剝削他們的勞力、前面世代的集體打壓，及教育體系開的支票跳票。這些論點未必經得起考驗，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就算辯贏他們，也並不會因此而影響到他們的個人體驗。

在發現這兩種強烈情緒與在台灣所見有些雷同後，我開始探索這些年輕人是否有偏激的想法。好消息是，縱使好奇我這外國人何以有工作，一起共事的年輕人們並不敵視外來工作者。我認為一方面是他們來自健全的家庭。二方面是倫敦還是頗以能吸引外國專才自豪。

相較於偏激思想，讓我最驚心反而是他們對未來的無力感。如我們所知，階級的可流動性是穩定社會的基石、年輕人對未來的憧憬是社會進步的動力。這些年輕人對此沒有信心，且開始相信抄捷徑是脫離現況的不二法門。二○一二年的暴動和崛起的英國獨立黨（UKIP），就可說是無力感到深處後的反應。

台灣開始正視青年高失業及相關問題是為時不晚。一些建言和提議也都值得嘗試，但也提醒主政機關、媒體、企業、學校在嘗試解決問題時，需多站在聲音較不被重視的青年方來思考問題及其解決方案。退一萬步來說，他們的「問題」遲早會變成社會整體的問題。努力協助他們也是幫助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