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知道的香港你都看得見。你所不知道的香港你都看不見。 

一、香港印象

香港始終是台灣朋友出國的首選。這種印象，來自台灣還很保守封閉的時代，香港就是一個既相似又相異的「外國」，到香港可以開眼，又不致於冒險。

早在香港和台灣一起成為亞洲四小龍之前，香港在許多台灣人的心目中，就是個相對先進的地方。時麾成衣來自香港、包裝漂亮的巧克力來自香港、漂亮的印刷物來自香港。小朋友的刊物「兒童樂園」同樣是連環圖，論內容取材、印刷、質感，遠超過同時期台灣的漫畫讀物；其中專欄「小圓圓」講述香港中產階級家庭的兒童生活，一家三代在九龍和港島搭巴士、買橙、遊海洋公園、過年偷放炮、新界踏青、淺水灣游泳、海洋公園坐過山車，很多1960年代出生的台灣人從小耳濡目染，對香港毫不陌生。

少女、少婦的雜誌除了台灣的「電視周刊」，最普及的「姊妹」也來自香港，除了女性應該知道的生理健康知識（包括性教育，在當時台灣人看起來，尺度已經是非常開放的了），還有許多連載的羅漫史小說。中文大學校花和港大高材生談戀愛、相約天星碼頭、在半山上的高級餐廳吃牛扒欣賞夜景，甚至某貴氣小姐家裡還有勞斯萊斯接送，一度讓出身調景里的男主角不敢示愛。這些故事的背景，也成為許多人的香港印象。

更別說有點文化的人愛讀的「讀者文摘」，早期也來自香港。讀者文摘和香港的關係，除了中文版讀者文摘的公司設籍香港，大名鼎鼎的總編輯林太乙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所寫過的香港例如「金盤街」，讓「讀者文摘」和香港多了一些聯想。

還有電影。來自香港的電影例如邵氏、佳禾的出品，在台灣新電影開始崛起之前，是許多電影迷心中明亮的「品牌」。香港連續劇在廿五年前曾經大紅大紫，鄭少秋演的楚留香是浪濤的第一波，幾乎也是最高峰。

用廿一世紀的術語來說，香港的文化產業，或是產業中的文化符號，早已在台灣人心目中形塑了香港的印象。三十年前，台灣人能夠坐飛機去一趟香港，在社會一般的觀感中，是既富有又時麾的代表。學校小朋友如果有誰曾經跟著父母去了香港，老師上地理課大概會要他站起來發表一下心得；但許多時候大家跟本不知道該問些什麼，任由「海底墜道是不是很長？」「海洋公園好不好玩？」之類的問題，編織淺薄的香港夢。

開放觀光以後，香港成為許多台灣人出國的第一站，我自己也是如此，工作第一年的積蓄大約五萬元台幣，去香港一次花完；出發時拎著手提袋，回來時拉著新買的大皮箱。

當時對香港充滿好奇，整潔、秩序、看到頭昏目眩的美麗建築，甚至公共廁所也都免不了讚嘆一番。印象最壞的是兇巴巴的海關官員，一副趾高氣昂模樣，好像台灣觀光客來花錢是向天朝奉獻。但當時台灣同胞的確土氣樸實得多，遇到滿口只講英文的海關，只能乖乖地任其擺布。

但香港的夜景太美、華麗的商店太多、食物選擇太豐富、購物（歐美貨）太便宜，讓台灣人可以忘記許多不便和不滿，一再傳頌香港旅遊的好。等到台灣開放大陸探親，香港又有了不同的意義，它除了是旅遊的目的地，也是更多人回鄉的中繼站。九Ｏ年代初期，在啟德機場大排長龍的台灣老榮民，留下的畫面太心酸、太委曲，我曾經目睹一位老榮民因為不了解通關規矩、又不通語言，可能因為錯過了飛機，在機場自責自怨地流下眼淚。在那種民族和時代的悲劇中，香港又好像是一個無情的吸血鬼，賺了這些老榮民的錢，還要讓他們飽受屈辱。

如今，台灣早已不是三十年前的落後地區，自從有了可以淹腳目的錢，出國更有自信、講話也大聲了。香港不再是出國旅行的夢幻大餐，而是可以二天一夜隨便來回的小點心。朋友之中，除了最近開幕的迪士尼有些話題可談，去香港旅行已經沒有什好誇口的了，隨便問問周遭，辦公室的年輕妹妹說不定一年去個一、二趟，各大商場餐廳如數家珍，對香港比對高雄更熟。以前還有許多人去香港看「歌劇魅影」、「悲慘世界」、「西貢小姐」，覺得香港比台灣有文化；明年台灣的「歌劇魅影」一來就演六十三場，接下來幾年音樂劇還將接踵不斷在台北上檔，香港藝術節能找的節目台灣也都有，台灣對香港在文化上的瞻仰也從此不再。

台灣人對香港的印象，在目前，成為一個單純的旅行地點；不論中產階級的小點心或是中下階級的大菜，大部分人對香港的期待是吃喝玩樂加購物；香港政府旅遊局的宣傳操作也很成功，除了商務人士之外，大部分民眾對香港的印象和期待都是一致的。

這幾年香港的旅遊書愈編愈多、愈印愈美，甚至日本人寫的香港旅遊書也譯成中文在台灣上市，但大部分台灣人對於如何有效率的在香港消費之外，並沒有動力再多了解香港。對遊客而言，他們接觸的香港是一個浮面的香港；他們想要看到的香港，都很容易看得到（這不就是觀光產業的基本命題嗎？）但對絕大多數觀光客而言，一個他們不知道的香港始終存在，但觀光客來之前看不到（除非他經常閱讀「亞洲週刊」），處在香港的當場看不到，回去台灣後，在數十甚至上百張的照片中也看不到。但這個沒有被看到的香港是一個真實的香港，是很多人的安生立命的家園。

好吧，下個結論。大部分台灣人或是來香港的觀光客，眼中的「東方之珠」其實就是一個超大的「迪士尼」，彷彿香港的人一切都是為了旅遊而創造、而存在；置身香港如同參與演出一場「楚門秀」（True Man Show）。而香港的真實，反而很不真實。

二、旅遊之外：為全世界而存在的香港

在台灣最大的網路書店「博客來」中鍵入「香港」查詢書名，找到323種書，包括兩岸三地的出版品；扣掉其中一本談「香港腳」，有54本是旅遊書，佔了六分之一的比例。但以同樣查詢書名的方式鍵入「台北」，可以查到書目共有333條，其中78本為旅遊、飲食、購物指南和地圖，約佔了四分之一強。

比較台北和香港的旅遊書，其中有明顯的差異。第一，台北的地圖集較香港為多，不論大台北掛圖、街道圖等和台北有關的地圖集超過二十種。再看這些旅遊書的內容介紹，台北的吃喝玩樂或各種旅行指南，似乎「內銷」的目的多過「外銷」，即較偏向為台北本地人編寫的遊玩手冊，因為內容多半強調「台北人可以按圖索驥、為生活增添風采」之類的訴求。但香港旅遊書相反，為香港以外的人士編寫的比例高些，當然很多是台北出版社為台灣人編的旅遊書，開宗明義就強調「如何去香港旅行可以玩得盡興」。

這種調查的結並不科學，因為台北人在台北旅行叫做「過生活」；但去香港，就叫做「旅行」，出版社當然在編輯方針上會加以區隔。但明顯的是，香港人並不像台北人那麼喜歡發明各種各樣的方式教大家如何生活（有一本書就叫做「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反而台北人急切著編一些書教台灣人如何去體香港。

香港是一個旅行的城市，長久以來的「東方之珠」的形象和珍寶海鮮舫、赤柱市場、海洋公園(現在又多了迪士尼)、中環和尖沙咀的購物中心、太平山頂等景點穩固連結；熟門熟路的人也許會去黃大仙廟、女人街、玉市、加連威老道甚至大嶼山，但多半人還是比較在乎鏞記、糖朝、半島酒店、銅鑼灣、維多利港夜景和置地商場、海港城。在1998年香港博物館開館前，人在香港、要想知道香港的歷史，很難找到門路，但我相信有興趣了解的觀光客並不多。

例如朋友來過香港的人不少，到過香港公園的大概佔不到一半，曾經造訪精巧可愛「茶具博物館」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來自台灣的觀光客，都不會把香港的博物館列入行程，因為知性的旅行，並不符合來香港觀光的期待。

與台北相比，兩個城市也因此有著明顯的差別，暫且稱為香港的「外向性」和台北的「內向性」。香港人擁擠、忙碌，所有人支撐著一個做為世界旅遊勝地和國際金融商業中心的運作；可以說，香港人付出勞力和精神維持城市運作的目的，在為全世界服務。由於台北的國際化程度落後香港，台北人在生活中付出的精神和勞力，更多用在維持和關心島上的政治、經濟和生活，與世界的步調並不一致。

香港人為了全世界的需要而存在，台北人花更多精神為自己而活。

如果把「台北」做為「台灣」的縮影，很多台北人都有自己的國家認同，只是認同的方向有歧異，每到選舉「統」「獨」爭議必然成為話題，不論支持哪一黨派，都有一套以台灣未來為考慮基礎的論述。做為台北人，也早有機會用自己的民主選票決定城市（或台灣）的命運，甚至台灣人投票選擇政府的行為動機，可以不理會外在世界的潮流局勢和競爭，只要「爽」就可以，但畢竟那也是一種選擇。台北人早已習慣為台灣的未來辯論，不有理還是硬拗，打開報紙、電視每天吵翻天，但香港，1997之前是英國殖地，1997到2046是過渡的50年一國兩制，2046之後是未定之天；遲到這幾年香港才開始遊行、選舉、倡導公民社會，試探香港公眾是否有決定香港命運的可能性。

一樣的夜景，一樣的美食，一樣華麗的購物中心。1997前後，觀光客對香港的變化除了旅館價格的先衰後起，很難從五官的搜尋中覺察，也更不可能了解香港人對於2046既要面對又要逃避的心情。但確實已經有許多不一樣的事情在香港發生了。

三、認同的濃度：看見不一樣的香港

去年在香港參加「城市文化會議」，拿到一本書「後特區啟示錄」，展讀之後令人動容。112位學者或年輕學子，用不同的角度觀察香港，寫下對香港的各種意見，這是我第一次從一本書中看到那麼多的香港觀點。這些觀點也許歧異，但是它指出一個事實，香港在摸索著建立自己的認同（identity）。

認同感的建立，是後殖民時代最鞎難的社會工程。台北、上海、深圳、香港之中，最年輕的城市深圳，不過只有短短二十多年歷史，為了面向未來的發展，近兩年急著要從有限的歷史記憶中尋找認同的靶心；香港有一百多年的開埠歷史，卻也幾乎到了1997年前後，才開始思考「我是誰」的認同問題。

從香港紀念「六四」的積極，以及對前特首董建華政績的批判、對香港經濟發展前景的討論、對「基本法23條」的爭議等，香港已經走出過去「總督」代表英國女王實行政權的時期，命運的權杖不再交由遙遠的英倫掌握；即使目前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在面對中國的同時，也極力爭取自我主體性的確立，希望透過法制建設讓「香港」和「香港人」具有更實質的意義。2004年由五十萬人走出的「七一」大遊行，震驚國際；接著西九龍、中環警署等一連串大小事件，香港公民開始參與了公共政策的討論。由台灣跨海而來的龍應台，意外在香港點起另一把火，燒旺香港人追求自我認同和公民社會的渴望；2005年香港書展的熱況，說明這個過去被認為是「提供全球服務」的城市，開始努力追求內在，要為自己而活。

這還是香港嗎？是的，一個改變中的香港。我看到一個追求社會公民權利的香港在形成──或者早已存在，只是過去被壓抑、甚至可能像我這樣粗心的外來者根本不曾了解的香港，重新浮現。

與台灣民主發展過程近似的是，許多香港人對政治的懷疑與不滿，迂迴透過社會民生議題表達；針對不同議題，社會上也形一個又一個的社群(community)；這樣的社群雖然十分鬆散，卻已經具有NGO／NPO或政黨的雛型。

在台北政界有個壞現象，談「認同」的同時其實焦點在「認不同」；動不動講「共識」的目的，其實是要區隔出不具相同「共識」的人，然後指責他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甚至載上一個包藏禍心、出賣台灣的大帽子。但是一個成熟的社會，存在各種具有差異認同的community，各自在小集團中具有共識、但不同的社群之間卻具有差異，是最正常不過的事。

甚至連community內部都不應該要求意見一致。Community的日文譯成「共同體」，似乎成員的「共同性」是 community得以存在因素。但在過去十年台灣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經驗，如果以為社區（社區的英文也是 community）一定可以達成某種共識，那種共識的結果常常是個可怕的錯誤。

在台灣操作「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中，政府透過專家學者進入社區，帶領民眾參與各種議題的討論、決策與執行。這些議題可以是共同的生活、環保、老幼教養或社區生計經濟問題，也可以是傳統文化延續、歷史記憶恢復等，期望民眾在各種議題的討論中，逐漸對社區的未來發展方向產生共識。過程中最常見的論述是「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是凝聚共識的必要條件，也是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但是任何一個共同體絕對不會是一個均質的整體，因此所謂的「凝聚共識」、尋找未來發展的共同願景，表面看起來美妙，實質上卻有著法西斯式的危險。

共同體可以藉著認同，或是說一種想像來建構。Benedict Anderson在著作《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和散布》中，對人類追尋認同的過程有生動的描述。他認為人類的「共同體」，即使大到如民族的層級，仍是透過文化認同所建立的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它（民族）是想像的，即使是最小的民族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是甚至聽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連結的意識，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事實上，所有比原始村落更大（或許連這種村落也包含在內）的一切共同體，都是想像的。區別不同共同體的基礎，並非他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安德森，1999：10）

一個社會，不怕其中存有各種不同意識型態的社群，而是怕大家都沒有想像；沒有想像也就沒有認同。在社會的動員過程中，其實就是在對民眾施予「想像」的壓力，讓每一位成員具有參與感，進而表態支持或是反對；愈是對社會前途充滿歧異的社會，愈容易鼓動民眾表態，也往往愈需要民眾集體表態。

再回頭看香港最近的發展，許多議題的討論就在鋪陳「香港人應該如何看待香港事」的立場。許多談得熱鬧的議題，與香港做為一個國際節點的都市並沒有直接關係，甚至香港以外的人很難有發言的機會或能力，例如港大教學語言的爭議，老實說，香港知識界以外的人，都很難搞清楚問題的本質與議題的焦點。但在這些討論過程中，「香港是什麼？」「香港需要什麼？」不斷的被提出，這是一種刺激，讓不同的意見相互激盪，這其實是最可貴的現象。

人都有關心自己切身問題的傾向。香港還必須透過更多能夠深入不同社群利益核心的議題，讓「香港」和「香港未來」的思考在各個社會層面捲起，吸引更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到「香港」這個核心議題上。也許更多人參與討論，會出現五光十色的論點，讓「共識」更難以形成，但這樣的情形卻代表更多人真正已經將「香港」深植心中。

過去殖民地時期，香港社會較現在平靜，大部分人對香港當時的現況和未來，抱持著「了解」或是「接受」的態度，這種香港認同看起來相當純淨、「頗具共識」。但現在，面對更多分歧的見解，似乎「香港認同」也已經分裂錯亂；就認同的某種意義上來說，的確如此。但就整體社會而言，這種眾說紛云的局面，代表民眾對香港認同的「濃度」反而更高。

即使意見分歧、山頭林立，高濃度的認同代表更大的能量潛力，這個能量來自人民的覺醒，希望香港命運再次經由政治協商而發生改變之前，能及時發出自己的聲音、講出自己的意願，讓香港當局或北京了解，香港人不再是一群認命的綿羊，安順的排隊等待剃毛。

2004年再到香港，晚上坐在紅磡碼頭旁，望著對岸遐想。漆黑的海面彷彿平靜，但拍打岸壁的聲音卻沈重有力，顯然有看不見的作用力正在暗中湧動。在一片璀燦霓虹燈之中，此時看香港已經不是香港。我不知道香港的未來會如何，但我相信香港人在學著做自己，終有一天能夠依自己主體的意願做出選擇。

──發表於「第八屆台北、深圳、上海、香港四城文化論壇」，2005年10月

28至30日於深圳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