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5/10/13 23:47:00瀏覽512｜回應0｜推薦0 | |
| 附錄：從明朝的下場看“學而優則仕”的必然後果
黎陽 2015．10．12． 中國歷史上“學而優則仕”貫徹最徹底、規律發揮最充分、後果最典型的時代是明朝。看看“學而優則仕”給明朝帶來的後果是什麼，就可以知道繼續貫徹“學而優則仕”給中國帶來的將是什麼。 （注：除特別註明，本文及附錄所有有關明朝歷史和評論的引述均來自“當年明月”所著《明朝那些事》） 一．製造出形同黑社會的龐大文人官僚利益團伙和排它性的有文化的流氓+精神貴族 二．篡奪硬權力 三．篡奪軟權力，壟斷話語權，製造傾向性輿論狂潮愚弄全民，把一己之私所需要的價值觀強加給全社會 四．玩弄規矩排斥異己，“扯蛋的”打擊“實幹的”，“玩弄規矩的”欺負“遵循規律的” 五．結黨營私，勾心鬥角，相互傾軋，內鬥不休 六．為少數富人謀私利，操縱國策損公肥私，殺農濟商，殺貧濟富，橫徵暴斂，巧取豪奪，欺壓百姓 七．玩弄規矩，以權謀私，貪污腐化，虛偽卑劣 八．不懂裝懂，獨斷專行斷瞎指揮，視國事為兒戲，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對內如狼，對外如羊 九．不負責任，為逃避責任不惜毀滅國家 十．誤人子弟，敗壞社會風氣，製造實用主義功利主義讀書觀，妨礙社會發展 一．製造出形同黑社會的龐大文人官僚利益團伙和排它性的有文化的流氓+精神貴族 ——“自唐朝以來科舉造就了很多文官，並確定了文官制度。歷經幾百年，這一制度終於在明朝開花結果，培養出了一個副產品。那些憑藉著科舉考試躍上龍門的精英們通過同鄉、同門、同事的關係結成了一個無比巨大的實力集團——文官集團。” ——“科舉進士們形成了所謂的科舉勢力，也就是後來的文官群體，這一群體給明朝的政治帶來了十分巨大的影響，他們形成了類似黑社會的組織結構。上可威脅皇帝，下可統治百姓，十分之可怕。” ——“從這種觀念出發而組成的文官集團，是一個龐大無比的組織，在中央控制下既沒有重點，也沒有彈性，更談不上具有隨著形勢發展而作調整的能力。各種技術力量，諸如交通通訊、分析統計、調查研究、控制金融、發展生產等等則更為缺乏。一個必然的後果，即政府對民間的經濟發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稅收和預算不能隨之而增加或減縮。”（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明朝的文官集團的權勢已經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們不但乾預朝政，批評皇帝（有些確實是故意找茬），還監控皇帝的私生活，不能隨便曠工出去玩，不能好色，不能貪杯，雖然他們自己也乾這些事，卻不允許皇帝幹（比如張居正）。” ——“到了崇禎，基本已經形成了有組織，有系統的流氓集團，許多事情就壞在他們的手裡。” ——“人們往往過於關注那些所謂忠臣們的行為，卻很少發現這些大臣們的可怕之處。” ——“在明代最重視出身，進士是合格品，庶吉士是精品，至於舉人，自然不是次品，而是廢品。” ——“第一步，擺出身”。 “第二步，擺資歷”。 “第三步就是比名次”。 “科舉勢力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排定秩序，形成強大力量的。” ——“文官集團特點如下： 1、飽讀詩書，特別是理學，整日研習所謂聖賢之道。 2、堅持寬於律己，嚴於待人的原則，以聖人的標準來要求別人。 （一部分） 3、擅長罵人，掐架，幫派鬥爭。 座右銘：打死不要緊，青史留名在。 ” ——“文官的雙重性格：即雖稱公僕，實係主人。”（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二．篡奪硬權力 ——“這個帝國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他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憂，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 …唯一可行的就是與全體文官的合作，如果沒有取得他們的同意，辦任何事情都將此路不通……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文官……除草創時期的洪武永樂兩朝外，文官凌駕於武官之上，已成為絕對趨勢……文官絕大多數由科舉出身。”（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的時候擯斥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於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這樣的一個皇帝，實際上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的象徵。”（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作為朝廷首輔，如果認為皇帝的旨意有問題，可以退回去，拒不執行，這種權力，叫做封還。” ——“言官到底是什麼官呢，顧名思義，就是說話的官，到了明朝後期，也有人把這些人稱為罵官，實際上，他們是明朝監察制度的產物。”“明代言官中有很多人品行極端惡劣，純粹是為名而罵，為罵而罵。”“這些人權力極大，他們什麼都管，由於平時並沒有什麼具體的事務要處理，就整天到處轉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額，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錯案，辦事的官員看到他們就怕。”“這些人的權力大到駭人聽聞的地步。他們如果認為以皇帝名義發出的敕令有不妥之處，居然可以將敕令退回！” ——“言官，包括六部給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給事中可以乾涉部領導的決策，和部長（尚書）平起平坐，對中央事務有很大的影響。而御史相當於特派員，不但可以上書彈劾，還經常下到各地視察，高級御史還能擔任巡撫。” —— “他們的權力卻大到讓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說部長下令要幹什麼事，科長不同意，二話不說，把命令退回給部長，讓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滿意，就再退，直到滿意為止。別說部長，連皇帝的某些旨意，給事中也是可以指手劃腳一番的，所以雖然這幫人品級低，地位卻不低，每次部長去見他們，還要給他們行個禮，吃飯的時候別人坐下座，他們可以跑去和部長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囂張。給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這夥人一天到晚找茬，從謀反叛亂到佔道經營、隨地大小便，只要是個事，就能管。” ——“明朝的皇帝，從來不是說了就算的，且不論張居正、劉瑾、魏忠賢之類的牛人，光是那幫六七品的小御史、給事中，天天上書罵人，想幹啥都不讓，能把人活活煩死。比如明武宗，就想出去轉轉，換換空氣，麻煩馬上就來，上百人跪在門口痛哭流涕，示威請願，午覺都不讓睡。鬧得你死我活，最後也沒去成。” ——“聖旨不出紫禁城”。 ——“如果這些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麼不讓他們去做，他們最終也會去做，如果這些文官不認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麼嚴厲回复批示讓他們去做，他們照樣給你頂在那裡，軟硬兼施，陽奉陰違，死活都不會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長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當作他們的職責所在。要對付這些人，有時候不理睬他們倒是最有效率的辦法。”（杜车别：《明朝滅亡的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 ——“無錫的顧憲成，只是一個平民，他所經營的，只是一個書院，但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這個書院可以藐視當朝的首輔，說他們是木偶、嬰兒，這個書院可以阻擋大臣復起，改變皇帝任命。大明天下，國家決策，都操縱在這個老百姓的手中。從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沒有見過。”“東林，是書院，但不僅僅是書院，是道德，但不僅僅是道德。它是一個有實力，有能力，有影響力、有鬥爭意識的政治組織。事實上，它的能量遠遠超出你的想像。” ——“沈一貫，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親這點上，他和後來的同鄉蔣介石異曲同工，於是在親信的基礎上，他建立了一個老鄉會。這個老鄉會，在後來的中國歷史上，被稱為浙黨。這就是沈一貫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輔，也是浙黨的領袖。” ——“世界上還有人能讓皇帝痛苦？是的，確實存在這樣的人。他們就是那些平日跪拜在大殿上，看似畢恭畢敬的大臣們。這些大臣們絕非看上去那麼聽話，在他們謙恭的姿態後面，是一個擁有可怕力量的龐然大物。” ——“真是千古奇談！皇帝口諭還不行，居然還要親自出來道歉！” ——“縱觀整個明代，什麼事情都有，太監專權，大臣獨裁，可偏偏老婆（后宮）參政的問題並不多見，什麼女主當國，垂簾聽政，壓根就沒有市場，看上去很讓人費解，但只要略為分析，就會發現，其實原因十分簡單。歷朝歷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頻繁出現，說到底還是因為皇帝權力大，用歷史術語講，這叫後權源自皇權，一旦皇帝死了，兒子又小，老婆想不掌權都不行。可在明代，皇帝本人就沒什麼權，隆慶皇帝乾了五六年，有一多半時間在挨罵，想買點珠寶首飾，戶部還不給錢，過得非常之窩囊。” ——“身為天子的萬曆，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但是很難升遷拔摺他所喜歡的官員，以至沒有一個人足以成為他的心腹。”“他很難跨出宮門一步,自然更談不上離開京城巡視各省。連這一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居於九五之尊還有什麼趣味？”“這樣的一個皇帝，實際上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的象徵。”（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朱厚熜發作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馬上寫了一封手諭，命令內閣立刻寫出文書，封自己父母為皇帝和皇后。我是皇帝，難道這點事情都辦不成嗎？事實生動地告訴朱厚熜，皇帝也有乾不成的事情，如果楊廷和先生不同意的話。內閣的效率甚高，反應甚快，辦事十分乾淨利落，楊廷和連個正式回函都沒有，就把那封手諭封了起來，退還給朱厚熜。皇帝又如何？就不怕你！” ——“除了說話的問題外，皇帝大人還驚奇地發現，原來做皇帝，也是可以很窮的。一般說來，新官上任都有三把火，作為大明帝國的統治者，剛剛登基自然也想擺擺場面，於是隆慶下令，由戶部撥款，為后宮購買一些珠寶首飾，算是送給諸位老婆的禮物，其實也花不了多少錢，所以在他看來，這件事情並不過分。然而結果是，戶部尚書馬森上書表示：你買可以，我不出錢。這句話看似聳人聽聞，卻也不是沒有來由的，要知道，在明代，財政制度是很嚴格的，戶部相當於財政部，而財政部的錢，就是國家的錢，皇帝是無權動用的，即使要用，也要經過財政部部長（戶部尚書）、內閣分管財政部的大學士（一般是首輔）層層審批，還要詳細說明你把錢用到什麼地方去了，準備用多久，打不打算還，什麼時候還。要不說清楚，一個子都甭想動。所以歷代皇帝要用錢的時候，大都會動用內庫，也就是他們自己每年的收入，除非是窮得沒辦法，一般都不會去找戶部打秋風。” ——“明仁宗朱高熾是一個公認的老實人，好皇帝，但就是這位好皇帝，卻被一個叫李時勉的大臣狠狠地罵了一頓，朱高熾品行很好，怎麼會罵他，這又是從何說起呢？原來朱高熾先生做了這樣幾件事，他登基之後，要換侍女。新君登基，這個要求似乎也不過分。此外他還整修了宮殿（規模並不大） ，最後由於身體不適，他曾有幾天沒有上朝見群臣。這些事情似乎並不是什麼大事，可是李時勉卻寫了一封很長的信，數落了皇帝一通，全文邏輯性極強，罵人不吐髒字，水平很高”，“翻譯成通俗語言可以理解為窮奢極欲，好色之徒，消極怠工，不務正業。” ——“明宣宗辛辛苦苦幹活，也不好色，沒有什麼其他娛樂，按說不應該有什麼值得指責的，可善於研究問題的文官們還是找到了漏洞。這位明宣宗沒有什麼特別喜歡的活動，卻有一個小愛好——閒暇之餘鬥蛐蛐。雖然這不算是健康的文體活動，倒也不是什麼不良嗜好。皇帝也有自己消閒方式，你總不能讓他每天做一套廣播體操當娛樂吧。但就連這點小小的愛好，也被文官們批判了很多次，後來不知是誰缺德，竟然給這位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個外號'蛐蛐皇帝' 。確實過分了!”（注：“明宣宗除政治上仁宣之治外，也是歷史上著名的書畫皇帝”——維基百科） ——“在明宣宗時代，文官集團的勢力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內閣權力也越來越大，出現了所謂'票擬'。”“此後明代二百多年的歷史中，'票擬'的權力一直為內閣大學士所佔有，而'批紅'的權力卻並非一直握在皇帝的手中”； ——“到了朱瞻基，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文官集團十分之強大，連皇帝也奈何他們不得。在我們很多人的印像中，皇帝是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的，沒有人能夠管得了。可是實際上，明朝的皇帝是不容易當的，那些大臣們就像一群蒼蠅，不但要向你提意見，甚至有時候還會挖苦你，諷刺你，你還不好把他怎麼樣。明仁宗心地善良，卻因為小事被罵得氣急敗壞，他的兒子朱瞻基行為端正，只喜歡鬥蛐蛐，也被那些人當成罪狀來批判，老百姓有自己的愛好，皇帝居然不能有。” ——“皇帝這份工作，是個苦差事，要想干好，必須日以繼夜地干活，必須學會對付大臣、太監和自己身邊的親人，要守太多的規矩，有太多的事情不能做。 ” ——“皇帝這份活兒，真他娘的不是人幹的。” ——“他不但要管國家大事，還要管自己的私事。想修個房子他要管，說是費錢，想出去玩他要管，說是勞民。甚至有些過分的傢伙，連自己吃飯休息睡老婆，他也要管，不但要管，還振振有詞，美其名曰“為了陛下身體著想”，臉上還經常是一副欠揍的表情，好像自己總是欠他二百塊錢似的。”“你還不能發脾氣，那些士大夫們都看著呢，你要接受他的意見，態度還要好。如果你忍不住罵了他，甚至於處罰了他。那麻煩就來了，道理總是在丞相一邊，史書上會記載他敢於直言，而你就很不幸的背上了不納諫的惡名。下面那些官員也會站在他的一邊，並用崇拜的眼神看著他。那些丞相們心裡也清楚著呢，所以乾這些事的時候往往是前仆後繼，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頓才好。” ——“嘉靖元年（1522），新登基的皇帝看到王守仁的功績，讚歎有加，決定把他應得的榮譽還給他，還當眾發了脾氣：'這樣的人才，為什麼放在外面，即刻調他入京辦事！'然而之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這道命令卻遲遲得不到執行，拖到最後，皇帝連催了幾次，吏部才搞出一個莫名其妙的結果——調南京兵部尚書。皇帝都說要他入京了，吏部吃了豹子膽，敢不執行？吏部確實沒有執行皇帝的命令，但他們也沒有抗命，因為他們執行的，是另一個人的命令。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這個人比皇帝厲害。因為連當時的皇帝，都是這位仁兄一手擁立的。此人就是我們的老朋友楊廷和，這次找王守仁麻煩的人正是他。” ——“皇帝陛下，我們認為您現在不能再管您的父親（興獻王）稱為父親了，根據古代的規定，您應該稱呼他為叔叔（皇叔考），您的母親也不能叫母親了，應該叫叔母（皇叔母）。從今以後，您的父親就是孝宗皇帝，管他叫爹就行。最後順便說一句，為保證您能夠順利地改變稱呼，免除您的後顧之憂，我們幾個人商定，如果大臣中有誰反對這一提議的，可以定性為奸邪之人，應該推出去殺頭（當斬）。” ——“怎麼回事？當個皇帝竟然連爹都當沒了？不能認自己的爹，我爹是誰還得你們給我指定一個？這種事還能強行攤派？他發出了怒吼：'父母都能這樣改來改去嗎？'皇帝發怒了，後果不嚴重。因為楊廷和先生的回答是可以。”“無奈之下，朱厚熜只好和楊廷和玩起了公文遊戲，他把表達自己意思的文書下發，要內閣執行。然而這所謂的聖旨竟然被楊廷和先生退了回來，因為根據明代規定，內閣首輔如果認為皇帝的意見不對，可以把聖旨退回去，這種權力的歷史學名叫作'封駁'。”“朱厚熜發作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馬上寫了一封手諭，命令內閣立刻寫出文書，封自己父母為皇帝和皇后。我是皇帝，難道這點事情都辦不成嗎？事實生動地告訴朱厚熜，皇帝也有乾不成的事情，如果楊廷和先生不同意的話。內閣的效率甚高，反應甚快，辦事十分乾淨利落，楊廷和連個正式回函都沒有，就把那封手諭封了起來，退還給朱厚熜。皇帝又如何？就不怕你！” ——“在打垮了嚴嵩之後，他（徐階）成為了一個足以製衡嘉靖的人，嘉靖要修房子，他說不修就不修，嘉靖兒子的地，他說分就分。這是一個不太起眼，卻極為重要的轉折點，它意味著一股強大勢力的出現，強大到足以超越至高無上的皇權。這才是徐階所代表的真正意義，絕非個人，而是相權，是整個文官集團的力量。”“偉大的轉變已經來臨，皇帝的時代即將結束，名臣的時代即將到來，他們將取代至高無上的帝王，成為帝國的真正統治者。總而言之，嘉靖的好日子是一去不復返了，無論他想幹什麼，徐階總要插一腳，說兩句，不聽還不行，因為這位仁兄不但老謀深算，而且門生故吏遍布朝中，威望極高一呼百應，要是惹火了他，沒準就得當光桿司令。”“此時的徐階已經比皇帝還皇帝了，隆慶被他抓在手裡，動彈不得，皇帝說：中秋節到了，咱們擺個宴席，慶祝一下。徐階說：鋪張浪費，你就不要辦了。皇帝說：那好，我聽你的。不久之後，皇帝又說：我這麼多年一直呆在北京，想要出去轉轉。徐階真是個直爽人，說了一大堆話，概括起來兩個字：不行。” ——“沉默的隆慶是個很可憐的人。”“他知道，如果自己開口說話，不管好壞，按照言官們的光榮傳統，一定會被罵，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說話了，看你們還能怎麼樣？不久之後，隆慶終於明白，原來不說話也有不說話的罵法。很快就有人找上門來了，這個人叫鄭履淳，他慷慨陳詞，嚴厲指責皇帝繼位以來，放任大臣發言，自己卻不說話，長此以往國家怎麼得了？” ——“隆慶皇帝面對的就是這麼一群人，說得好聽是讀過書的大臣，說得不好听就是有牌照的罵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內閣的那幾頭老狐狸，實在是疲於招架。所以從登上皇位的那天起，他就意識到了這樣一點：皇帝是不好乾的，國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國家大事就交給信得過的人去幹，自己能過好小日子就行了。” ——“自打登基以來，萬曆就沒過幾天清淨日子。先被張居正壓著，連大氣都不敢出，等張居正一死，言官解放，吵架的來了，天天鬧騰。到生了兒子，又開始爭國本，堂堂皇帝，竟然被迫就範。” ——“崇禎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因'偶感微恙'而臨時傳免早朝，竟遭輔臣的批評，崇禎帝連忙自我檢討。” 三．篡奪軟權力，壟斷話語權，製造傾向性輿論狂潮愚弄全民，把一己之私所需要的價值觀強加給全社會 ——“著名史學家孟森曾說過，明朝有兩大禍患，第一是太監，其次是言官。我認為，這句話是錯的，言官應該排在太監的前面，如太監是流氓，言官就是流氓2.0版本——文化流氓。”“說得好聽是讀過書的大臣，說得不好听就是有牌照的罵街流氓”。 ——“鑑於明代政治風氣實在太過開明，且為了保持政治平衡，打朱元璋起，皇帝就不怎麼管這幫人，結果脾氣越慣越大，有事說事，沒事說人，逮誰罵誰，見誰踩誰（包括皇帝），到了崇禎，基本已經形成了有組織，有系統的流氓集團，許多事情就壞在他們的手裡。在這件事上，他們表現得非常積極，此後連續半年，關於袁崇煥同志叛變、投敵乃至於生活作風等多方面問題的黑材料源源不斷，一個比一個狠（許多後人認定所謂袁崇煥投敵賣國的鐵證，即源自於此）。” ——“明代的言官普遍作風是，立論唯恐不偏激，言詞唯恐不誇張，往往憑藉著捕風捉影，小道消息，就極盡聳人聽聞之能事。關心的並非所論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藉刻薄的言辭譁眾取寵，聳人聽聞，一舉成名。通過罵皇帝、罵眾臣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撈取政治資本。”“這些人的批評攻擊中，十句話，倒多半有七句話是假的，明代的小說裡真話的比例大概都比他們高！”（杜车别：《明朝滅亡的原因和明朝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 ——“就罵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頭罵街大媽，只有一個區別：大媽是業餘的，言官大臣是職業的。大媽罵完街後，還得回家洗衣做飯，言官大臣罵完這個，就會罵下一個。” ——“在明代，決定一個官員聲望的輿論不是控制在皇帝手裡，也不是控制在一兩個高級官員手裡。而是控制在大量和民間利益集團有千絲萬縷聯繫的中下級官員乃至沒有官銜的平民知識分子手裡。”“為得到輿論的好評，明代官員真是前仆後繼，連挨板子，挨廷杖都能覺得無上榮光，都能沾沾自喜。明代那些自命為正人君子的文官，哪個不是以為民請命自居？而這些人的勢力恰恰盤根錯節。”（杜车别：“把最近和人辯論的明朝中後期財政無能的原因整理一下”） ——“這些人的行為特點可以概括為：你要打我，我就罵你。這不是一句玩笑話，他們從不動粗，全部功夫都在嘴和奏章上，你要是得罪了他，那就慘了，這些人罵人的功夫極高，都是飽讀詩書之輩，罵人也有典籍來歷，出自某典某條。如果你書讀得少，還以為他在夸你呢。可能回家查了書，看到某個典故方才恍然大悟，連祖宗十八代也給人罵了。這種罵人不帶髒字的功夫，實在厲害。這種獨門絕技代代相傳，東林黨期間達到了高峰，那可真是口水橫飛，引經據典，用意惡毒卻又言辭優美。套用葛優的一句話：'人家罵你都聽不懂！'” ——“明代是一個開明的朝代，言官可以任意發言，批評皇帝，彈劾大臣，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民主。可是民主過了頭，就有問題了，發展到萬曆年間，言官們已經是無所不罵，壞人要罵，好人也要罵，不干事的要罵，幹事的也要罵，且職位越高，權力越大，罵得就越響。” ——“明朝的言官們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幾乎個個都有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氣度，外加唾液系統非常發達，且極具窮追猛打的狗仔隊精神，遇到這種事情當然不會放過，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 ——“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在萬曆十七年十二月寫的一本《酒色財氣四箴疏》，他針對萬曆身體狀況不佳（'頭暈眼黑，心滿肋漲，飲食少思，寢不成寐，身體尚軟'），借題發揮，給皇帝橫加了四個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財則亂神，尚氣則損肝'。在他看來，萬曆身體不好就是因為'酒色財氣'”。 “這個《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曆指著鼻子破口大罵，不顧事實如何，網羅罪狀，編造謠言”，“把萬曆皇帝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無是處的皇帝”，“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誹謗侵犯名譽，但萬曆最後給他的處分不過是革職為民，如果換了滿清的康熙乾隆這些東西，早就以大肆狂吠的理由，把上疏者陵遲處死，並且株連家人了。”（杜车别：“明朝滅亡的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 ——“神宗不從事這些活動，並非是什麼怠惰偷懶，而是有客觀的身體原因”、“在詳細記載新中國成立後發掘萬曆陵墓前後過程的《風雪定陵》一書第十四章《打開皇帝的棺槨》中說'萬曆一生多病，經常服藥一事，文獻都有記載。”（定陵出土）“無論是棺內萬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狀，還是屍骨復原後，右腿明顯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說明這位皇帝生前確實患有嚴重的足疾……另外從萬曆的屍骨看，他的腰部也有嚴重疾病，因此行動不便，請人代勞是可以理解的。”“關於萬曆時期，言官們對皇帝這種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批判漫罵，已經有一些學者做過論述。比如蔡明倫的《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判》一文，敘述就頗為詳細，僅僅文中提到的參與對萬曆皇帝批鬥漫罵的人名就有李沂、謝杰、王元翰、馬經綸、魏允貞、李三才、田大益、張養蒙、馬孟禎、許聞造。其中有些人在上疏中對萬曆的漫罵更是到了歇斯底里，無所顧忌的地步。比如田大益把萬曆同'夏桀、商紂王、週幽王、厲王、漢桓帝、靈帝、宋徽宗等昏君'並列在一起，蔡明倫評論說'這完全是毫無忌憚、汪洋恣肆，把神宗罵的體無完膚'，他總結說'這些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抨擊，前後相繼，幾乎到了破口大罵的地步，將神宗置於鋪天蓋地的非議中'。中國歷史上誰被大臣這麼罵的狗血噴頭，大概萬曆是冠軍了。”（杜车别：“明朝滅亡的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 ——戶部尚書茹太素給朱元璋上奏摺，六百個字就能說清的事卻用了幾萬字，引經據典廢話連篇，光讀就讀了好幾個鐘頭。明知朱元璋出身貧寒、讀書有限、日理萬機、不勝繁忙，卻故意如此長篇大論賣弄典故，一是為了通過賣弄“學問淵博”變著方子嘲弄他知識貧乏、從精神上壓倒他，二是惟恐他累不死，三是要“說不服，繞糊塗”。 ——“皇帝每天需要閱讀幾十件奏章，這些奏章文字冗長，其中所談的問題又總是使用儒家的傳統觀念和語言來表達,很不容易弄清其中問題的主次和它的真正含義，更不用說還夾雜了極多的專門名詞和人名地名。所以皇帝必須委派五六名司禮監中的太監作為'秉筆太監'，由他們仔細閱讀研究各種問題奏本，向自己作扼要的口頭匯報。”（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注：所謂“宦官干政”就是這樣被文人官僚集團用繁瑣哲學和文字陷阱逼出來的。） ——“臣僚門抗議的奏章不斷向他國提出，他也不加答辯。因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硃批，不論是激烈的駁斥還是冷靜的辯說，這些硃批和原來的奏摺都要送到給事中的辦公室里傳抄公佈，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議者的下懷，使他們達到了沽名買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氣度”。 （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強迫嘉靖皇帝不認親爹：“發動了七十三個大臣和他一起上書，奏摺中旁徵博引，大發感慨，這還不算，他的落款也是相當囂張：聲稱'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這意思就是，我現在上書還算是文明的，如果你再不聽，還有八十多封奏摺，二百五十多人等著你，不用奏摺埋了你，口水也能淹死你！”、“參加此次集體示威的官員共計二百二十餘人，其中六部尚書（正部級）五人，監察院都御史（正部級）二人，六部侍郎（副部級）三人，另有三品以上高級官員三十人，翰林院、詹事府等十餘個國家重要機關的官員一百餘人。中央一共六個部，來示威的就有五個部長，意思已經很明白了：皇帝你要是再不讓步，今天咱們鬧騰到底，明天不過日子了！” ——“明代的大臣卻是軟硬都不吃，丟官發配的非但不害怕，反而很高興，要知道，因為頂撞皇帝被趕回家，那是光榮，知名度噌蹭地往上漲，值大發了。所以他越嚴厲，越有人往上沖，只求皇帝大人再狠一點，最好暴跳如雷，這樣名聲會更大，效果會更好。” ——“這些言官罵別人，同時也被人不斷地罵。給人'挑刺兒'是最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個毛病，陳穀子爛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總能和你聯繫在一起。你在位時罵你，罷官後還要罵你，活著罵你，死了還要罵你，好像不把你搞臭，就顯不出這些言官的水平。” 四．玩弄規矩排斥異己，“扯蛋的”打擊“實幹的”，“玩弄規矩的”欺負“遵循規律的” 1．整沒有文憑的實干家 ——據“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23”記載：“給事中張元沖劾奏：文英徒以繩墨斧斤奔走冬官之府既帶俸竊銜叨恩蔭敘乃復冒瀆改求此於國體名器所關不小宜明諭懲戒使知安分圖報”——郭文英有真才實學，卓有成效地組織修建了太廟。但因為他出身木匠、沒有文憑（以繩墨斧斤奔走冬官之府），所以文人言官（給事中張元沖）不但反對他參與國家管理（升任工部右侍郎），而且要懲辦他—— “宜明諭懲戒使知安分圖報”，還把這上綱上線成重大原則問題——“此於國體名器所關不小”。 ——“國家的權利精英們都在搞政治鬥爭，聚焦的都是皇帝家內事，國家如何發展、經濟如何治理，鹽、礦、造船、造紙、紡織、火器應用、文字學習、武術，航海、工藝品、繪畫，等等，這些國家文明和技術，怎麼不見朝中有人關注，歷史總是把聚光燈打在皇家舞台上，演繹家權、文權、皇權的鬥爭。當政者，為皇者，他們究竟為什麼而活，為什麼而作，為什麼而去奮鬥？這是史官們，不敢評論的地方。究竟為了什麼要奪情、奪權、奪天下？”（讀者評論“當年明月”：《明朝那些事》） 2．破壞鄭和航海下西洋 ——“永樂二十二年（1424），最支持他的航海活動的朱棣去世了，大家忙著爭權奪位，誰也沒心思去理睬這個已經年近花甲，頭髮斑白的老人和他那似乎不切實際的航海壯舉。”“鄭和被冷落了，他突然之間就變成了一個無人理會，無任何用處的人，等待他的可能只有退休養老這條路了。” —— “明成祖之後，其子朱高熾繼位，也就是明仁宗。他聽從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見，認為下西洋過於浪費，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動。” —— “明憲宗年間，曾有太監向憲宗提議再次下西洋，於是皇帝下詔到兵部索要鄭和出使的海圖等資料。但由於劉大夏等官員認為下西洋為一大弊政，有害無益，因此將當年鄭和出海地圖等資料藏匿起來（一說將其銷毀），兵部尚書項忠命吏入庫搜索無果，再次下西洋一事於是作罷。”（維基百科） （注：歷史書上只輕描淡寫說“閉關鎖國的封建統治者”停止了鄭和下西洋，羞羞答答就是不肯提文人官僚團伙悍然銷毀出海地圖等資料直接破壞這一歷史事實。——也難怪，文人官僚團伙寫的歷史，當然要想方設法為同夥同類推卸責任。） ——“鄭和之後，再無鄭和”——梁啟超。 3．整幹實事的張居正 ——“張居正一心想整理全國賦稅，曾於１５８０年以萬曆名義實施全國耕地丈量。量後統計還未開始，而他竟然志以沒，抱恨終天。像他這樣具有充沛精力的活動任務享年僅５７歲，使很多人為之驚悼,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額手相慶。”“過去按照張居正的指示而嚴格辦理丈量的地方官，一概被斥為佞臣；沒有徹底執行丈量的地方官，卻被田主頌揚為真正的民之父母。”（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張居正倒是想加強明朝的財政管理（儘管只是非本質性的，不觸動根本問題的小修小補），他被輿論攻擊醜化成什麼樣子了？嚴嵩的黨羽鄢懋卿想要整頓鹽政，為政府增加一點鹽稅收入，又被醜化成什麼樣子了？”“張居正算是為國家著想了，又是皇帝的老師，他的下場又如何？還是家破人亡，差點被死後鞭屍！”（杜车别：“把最近和人辯論的明朝中後期財政無能的原因整理一下”） ——“原先畢恭畢敬的地方官聽說張居正倒了台，為了在抄家中爭取一個好的表現，竟然提前封住了張家的門，不准人轉移財物。這麼一搞，不但財物沒能轉移，連人也沒轉移，因為張家的幾十口人還躲在家裡，又沒有糧食，但這似乎不關地方官的事，於是等丘部長抵達，打開門的時候，他看見的，是十幾個已經餓死的人和幾十個即將餓死的人。” ——“張居正死後，真正能獨當一面的大人物已經沒有了，剩下的不是混日子的就是鬧事的。如果言官不是這麼鬧，不是鬧出那麼多黨派來，說不定明朝還能拖延個三五年的。但根據這個情況來看，明朝不亡，實在是天理不容！” 4．鄙視、欺負、誣陷軍人 ——“文官集團進入了成熟的階段，他們的社會地位上升到歷史的最高點；換句話說，也就是武官的社會地位下降到歷史的最低點。這種畸形的出現，原因在於本朝的政治組織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礎是兩千年來的孔孟之道。”“將領們即使出生入死，屢建奇功，其社會影響，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塊文章。”（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自宣德以來，武將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這倒也不難理解，國家不打仗，丘八們自然也就無用武之地了。武將逐漸成為粗人的代名詞，加上明代的體制是以文制武，高級武官往往都是文科進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為人所鄙視。被人鄙視久了，就會自己鄙視自己。許多武將為提高社會地位，紛紛努力學習文化，有事沒事弄本書夾著走，以顯示自己的'儒將'風度。但這幫人靠打仗起家，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話，說這些人是'舉筆如扛鼎'，雖說損人，卻也是事實。所以折騰來折騰去，書沒讀幾本，本事卻丟光了，為了顯示風度，軍事訓練、實戰演習都沒人搞了——怕人家說粗俗，武將的軍事指揮能力開始大幅滑坡，戰鬥力也遠不如前。”（注：“自宣德以來，武將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宣德”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年號，跟明成祖朱棣的“永樂”中間只差了一年。可見明朝能征慣戰的皇帝朱棣剛一死，文人官僚集團馬上就把武將們踩到腳下了。） ——“明朝的體制是以文制武，高級武官往往都是文科進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為人所鄙視”；“在明代武將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視的，經常被人看作大老粗，比如戚繼光、俞大猷等人也不能倖免”；“按照明代慣例，除個別情況外，只有文官才能擔任高級軍事長官，即使同樣品級，文官的地位也要高於武將。而在許多文進士的眼中，武將都是一群沒讀過書的大老粗，武進士也不例外。” ——“明朝的體制是以文制武，高級武官往往都是文科進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為人所鄙視。” ——“我們帝國的文官，則一貫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動用武力，對他們來說就是失敗的象徵。他們具有一種牢不可破的觀念，即上自國家，下至個人，不能把力量作為權威。”“至於天災足以引起戰爭，則尤為無知妄說，因為從道德的觀念來說，天下的事物無不可以共同分配，災民的暴動，乃是小人犯上作亂的劣根性使然。”“武人在刀劍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馬功勞，在文官心目中不過是血氣之勇，即使克敵制勝，也不過是短暫和局部的成功而已。”（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文官不僅在精神上對武官加以輕視，而且在實際作戰中，他們也常常對高級將領提出無理的指責。如果將領當機立斷，指揮部隊迅速投入戰鬥，那是貪功輕進，好勇嗜殺；要是他們暫時按兵不動，等待有利的戰機，那又是畏縮不前，玩敵養寇。兵士抄掠百姓，該管的長官自然要受到處分，然而事情的北京卻常常是軍餉積欠過久。軍餉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發生事故，他們卻可以毫不承擔責任而由將領們代人受過。”（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也先的軍隊十分強悍，騎兵以猛虎下山之勢直撲紫荊關，在喜寧的引導下（所以說叛徒最為可恨），也先僅用了兩天時間就攻破了這座關口，守備都御史孫祥戰死。”“按說孫祥死後，應該追認榮譽，就算評不上什麼光榮稱號，起碼也該是因公殉職，但他卻在死後被草草火化（焚之），什麼也沒有得到，英雄得到如此下場，全拜我們前面提到過的一位老朋友所賜，這位老朋友就是言官。” —— “孫祥戰死之後，有一些言官不經過調查研究，就胡亂發言告狀，說孫祥是棄關逃跑，結果在戰後，不但沒有給孫祥開追悼會，反而直接把他的屍體燒掉，就此了事，實在是比竇娥還冤。”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缺錢花的倭寇耐不住寂寞，開始大舉向嘉興進犯，卻就此掉入了陷阱。張經等待良久的機會終於到來，他當即調集手下大軍水陸並進，在王江涇與敵軍遭遇，大破倭寇，斬殺敵一千九百餘人，史稱'王江涇大捷'。這是東南自倭亂以來的最大勝仗，張經十分得意，當即寫下告捷文書送往京城，等待著朝廷的封賞。事實證明，這次朝廷的辦事效率相當之高，沒過多久，張經就等到了他應得的賞賜，不是金銀財寶，高官厚祿，而是兩個人，具體說來是兩個錦衣衛。他們送給張總督的見面禮是一副閃亮的鐐銬，然後大聲傳達了皇帝大人的賀詞：'經（張經）欺誕不忠，著令入京問罪！'張經的腦袋有點亂，明明自己打了勝仗，怎麼就成了'欺誕不忠'？張總督之所以一頭霧水，是因為他並不清楚趙文華那封上書的奧妙。嘉靖剛看到這份黑材料的時候，起初並不在意，直到他順手交給了身邊的一個人——嚴嵩。嚴嵩自然明白趙兒子的意圖，當即展現了他的表演功底，作沉思狀良久，突然換上了一副憂國憂民的表情，開始痛斥倭寇侵害百姓的慘狀，最後指出主題——擁兵自重，坐觀倭亂，都是張經惹的禍。嘉靖生氣了，後果很嚴重，他當即下令緝拿張經回京。諭令下達後不久，張經的報捷文書就送到了，看似張經就要涉險過關，但正如趙文華所料的那樣，嘉靖做出了一個十分缺心眼的判斷：'張經著實可惡，聞文華劾，方一戰！'混跡江湖三十多年的嘉靖同志就這樣完蛋了，經過多年的磨礪，他的脾氣個性以及各種權術花招，早已被嚴黨摸得一清二楚，現在也只能是被玩沒商量了。張經倒了，李天寵也沒戲了，這對難兄難弟手拉手上了刑場，一同被殺。”（注：由此可見文人官僚集團陷害功臣良將手段的惡毒陰險。） ——“至於明朝，對（抗日援朝大獲全勝）相關人員的處理，大致是這樣的：戰後，劉綎、陳璘任職都督同知（從一品），算是升了半級。 ” 4．陷害功臣 ⑴．整力挽狂瀾保衛北京的有功之臣于謙 ——“但就是這樣一個德才兼備的于謙，竟然還有人雞蛋裡挑骨頭，找藉口罵他。”“可不久之後，翰林院學士劉定之又上奏摺罵于謙，而這篇奏摺的目的性更為明確，文中字句也更為激烈，摘錄如下：比如，'德勝門下之戰……迭為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 “還有更厲害的，'于謙自二品進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就這樣，于謙先生危難之中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匡扶社稷，才換來了京城的固守和大臣百姓們的生命財產安全，事成之後還拒絕封賞，只接受了一個從一品的虛銜，可這位劉定之卻還是不滿，硬是搞出了個'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的結論。” ——“劉定之先生戰時未見其功，閒時但見其罵，觀此奇文共賞，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定律：愛一個人不需要理由，罵一個人也不需要藉口。” “而後代歷史學家則看得更為清楚，他們用一句話就概括出了這種現像出現的原因——'謙有社稷功，一時忌者動輒屢以深文彈劾'”。 ——“不殺于謙，此舉（奪門之變）無名！”“雖無顯跡，意有之”（迎立外藩）“'莫須有'殺掉了岳飛，'意欲'殺掉了于謙” 。 ⑵．整抗倭名將戚繼光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二十六日，新河戰鬥結束，倭寇死傷二百八十餘人，戚家軍僅陣亡三人。”“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二十七日，花街戰鬥結束，倭寇傷亡一千餘人，全軍潰敗，救出被擄百姓五千餘人，戚家軍傷亡合計：三人。”“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戚繼光歷十三戰，每戰橫掃敵軍（注：倭寇），幾近全殲，最大傷亡僅六十九人，敵我傷亡平均比例為30：1，空前絕後，彪炳史冊。” “自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七日，戚繼光率其所部四千明軍，對陣兩萬敵軍（注：倭寇），在無其它軍隊配合的情況下，五戰五勝，共計殲敵五千五百餘人，累計傷亡不足二十人，史稱'台州大捷'。”“戚繼光成功地避開了所有糾葛，繼續著自己的抗倭戰爭，不久之後，他和官復原職的俞大猷一起進軍福建，歷經興化、仙遊之戰，清除了福建的倭寇。此後的五年中，他又窮追猛打，至隆慶元年（1567） ，為禍中國數十年的倭患終於被平息。”“他（戚繼光）鎮守東南之時，'百姓歡悅，倭寇喪膽'，千千萬萬人的生命因他而保全，他離職之時， '領將印三十餘年，家無餘田，惟集書數千捲而已'，他的所有收入，無論正當與否，都用於了交際，而他自己，是清白的。”但“（嘉靖萬曆年間第一才子）王世貞投入了很大精力，說張先生（張居正）貪污受賄玩女人，有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生活作風問題，既然受賄，那就得有人行賄，為了證明這一點，他連傳統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繼光也不放過，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說戚繼光送了幾個女人給張居正，搞得後來許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難堪，對此統統無視。他的罵法也很特別，不是幾天的事，一罵就是若干月，若干年，罵得實在太頻繁，太上癮，罵得我耳朵都起了繭。” ——“張居正死後，戚繼光就被調離了薊州，去了廣東，雖然職位沒變，但戚繼光明白，自己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戚繼光和遼東總兵李成梁同時作為前首輔的黨羽而被參劾。萬曆皇帝原諒了李成梁而把戚繼光革職。” —— “１５８４年戚繼光被參劾的理由之中，有一條就是他在薊洲的帳簿業已不知去向。” —— “戚繼光的不幸遭遇是因為他在一鎮中推行的整套措施業已在事實上打破了文官集團所力圖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須付出代價。他在貧病交迫中死去。” —— “汪道昆自然不會知道，當他潤筆（為戚繼光）做書的時候，西班牙的艦隊，已整備出征英國。這事情的意義，即是軍備的張弛，立即影響一國國運的盛衰。世界局勢如是，而這陽曆１５８８年１月１７日清晨，將星西隕之際，我們一個古老的帝國業已失去重整軍備的最好良機。３０年後，本朝的官兵和努爾哈赤的部隊交鋒，缺乏戚南塘將軍苦心孤詣擬定的戰術和強調的組織紀律，結果是眾不敵寡。茲後八旗軍作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遲早的問題了。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⑶．整抗倭名將俞大猷 ——“（抗倭名將）俞大猷這輩子過得實在不容易，總是遇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明明被賞識，居然不升官，明明打了勝仗，居然被降職。” —— “平定福建（倭寇）後，俞大猷去了兩廣地區，就任廣西軍區司令員，在那裡他成功討伐叛亂，並獲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職務——右都督（一品）。但他沒有想到，自己這輩子還真是有始有終，到了這個份上，莫名其妙的事情竟然還沒完，他明明為官清廉，家裡窮得不行，竟然被人告黑狀，說他貪污腐化，只得回家休養。不久後再次出任福建總兵，沒曾想幾年後因為部下犯錯被降職，之後又升官，萬曆八年（1580）去世，年七十七，追封左都督。” ⑷．整抗日援朝戰爭中智勇雙全、能征善戰的名將李如松 ——“被追得只剩半條命的朝鮮國王李日公終於回到了他的王宮，而在此之前不久，這裡還曾是侵朝日軍將領小西行長和加藤清正的指揮部，但現在，他將在這裡召開盛大的宴會，歡迎那個趕走日軍，將他接回王宮的人。薊遼提督李如松如約前來了，作為援朝軍指揮官，他率軍自入朝以來，連戰連捷，多次擊敗日軍小西行長部，殲滅上萬敵軍，接連收復平壤、開城、平安、江源等地，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鮮戰場危局。李日公十分崇敬李如松，對他的用兵之法也佩服得五體投地，畢竟要沒有這位仁兄，估計他還不知在哪個山溝裡蹲著，但在他的心中，也有著一個懸而未決的疑問，於是藉此機會，他請教了李如松：'貴軍如此善戰，那為何之前祖承訓將軍會失敗呢？'李日公所說的祖承訓，是先期入朝的明軍將領，但他作戰不利，沒多久就全線敗退回國，與後來的李如松形成了強烈反差。李如松笑了笑，吩咐手下拿出了一本書，展示在李日公面前：'制倭之策，皆在此書之中也。'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紀效新書》，作者戚繼光。李日公大喜，看過了封面後，準備從李如鬆的手中接過此書，繼續看內容，然而李如松面上保持著微笑，手卻緊握此書，緩緩地收了回來。這是一個很明確的表示——這本書不能給你看。李日公沒有勉強，卻牢牢地記住了此書的名字，後來命人到中國大量購買，《紀效新書》就此傳入朝鮮以及日本。 ” ——“這位仁兄（李如松）智勇雙全、能征善戰，幾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鮮戰局，是朝鮮戰爭中最為傑出的軍事天才。可這位蓋世英雄，死後不但沒人捧，還差點被口水淹死第二遍。說到底，都是言官惹的禍。明代是一個開明的朝代，言官可以任意發言，批評皇帝，彈劾大臣，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民主。可是民主過了頭，就有問題了，發展到萬曆年間，言官們已經是無所不罵，壞人要罵，好人也要罵，不干事的要罵，幹事的也要罵，且職位越高，權力越大，罵得就越響。而李成梁十分符合這個條件，這位兄弟鎮守邊界數十年，權大勢大，是最好的目標，外加他虧空貪污之類的事情也沒少干，下台之後自然不招人待見，彈章堆得和山一樣高，說什麼的都有。李如鬆自然也未能倖免，加上他在朝鮮風光一時，功勳卓著，就成了連帶打擊對象。最噁心人的是御史丁應泰，不但攻擊他本人，連他的戰績也要罵，說平壤戰役是小胜，日軍死傷極少，碧蹄館之戰是大敗，明軍死傷極多。這還不算，他居然檢舉朝鮮與日本串通，說李如松也有通倭嫌疑。” ⑸．整抵禦滿清的得力功臣熊廷弼——沒有被敵人打敗，卻被“自己人”打敗 ——“只用了短短幾個月，熊廷弼就穩定了局勢，此後他一反常態，除了防禦外，還組織了許多游擊隊，到後金佔領地區進行騷擾，搞得對方疲於奔命，勢頭非常兇猛。 ”“熊廷弼駐守遼東以來，努爾哈赤十分消停，因為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細，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努爾哈赤成了游擊隊長，只能時不時去搶個劫，大事一件沒干成。出於對熊廷弼的畏懼和憤怒，努爾哈赤給他取了個外號：熊蠻子。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外號，不但對敵人蠻，對自己人也蠻。熊大人的個性前面說過了，彪悍異常，且一向不肯吃虧，擅長罵人，罵完努爾哈赤，還不過癮，一來二去，連兵部領導、朝廷言官也罵了。這就不太好了，畢竟他還歸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說，平時只有罵人，沒有被人罵，索性敞開了對罵，鬧到最後，熊大人只好走人。” ——“幾乎是在萬曆皇帝一死的當下，那些早就對熊廷弼不滿的言官文臣就立刻磨刀霍霍，自以為掃蕩萬曆弊症，施展他們才華抱負的時刻已經到來。神宗大力支持保護的熊廷弼當然也在弊政之列，是非掃除不可的。於是僅僅在泰昌元年，攻擊熊廷弼的言論就如雨後春筍，蜂擁而出。”“結果僅僅是在萬曆死後沒有多久的泰昌元年十月（這個時期是所謂的“正人盈朝”的時期），袁應泰就取代了熊廷弼成為遼東經略！袁應泰此人作為一個行政官員應該說還算稱職，個人品德也還過硬，但在軍事上，則和熊廷弼差了兩三個檔次不止！結果僅到了第二年，就讓滿清攻占瀋陽，他本人也身死。再以後，雖然再次起用熊廷弼，文官集團對熊廷弼卻還是不放心，又用一個王化貞牽掣干擾，最後直到把熊廷弼作為王化貞的替罪羊斬首才算滿意。”（杜车别：“明朝滅亡的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 ⑹．整抵禦滿清的得力功臣孫承宗——被黨爭和言官搞垮 ——“明末最偉大的戰略家，努爾哈赤父子的剋星，京城的保衛者，皇帝的老師，忠貞的愛國者。舉世無雙，獨一無二。”“天啟元年（1620），孫承宗剛到遼東的時候，他所有的，只是山海關以及關外的八里地。天啟五年（1624），孫承宗鞏固了山海關，收復了寧遠，以及周邊幾百里土地。”“不費吹灰之力，孫承宗得到了錦州。事後證明，自明朝軍隊進入錦州的那一刻起，努爾哈赤的悲慘命運便已註定。因為至此，孫承宗終於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偉大的傑作——關錦防線。”“這就是孫承宗的偉大成就，短短幾年之間，他修建了若干據點，收復了若干失地，提拔了若干將領，訓養了若干士兵。現在，在他手中的，是一條堅不可破的防線，一支精銳無比的軍隊，一群天賦異禀的卓越將領。”“孫承宗是一個幾乎毫無缺陷的人，政治上面很會來事，誰也動不了，軍事上穩紮穩打，眼光獨到，且一貫小心謹慎，老謀深算，所以多年來，他都是魏忠賢和努爾哈赤最為害怕的敵人。”“孫承宗是典型的謀略型統帥，他的處事習慣是如無把握，絕不應戰，所以他到遼東幾年，收復無數失地，卻很少打仗。” ——“直到天啟五年（1625）十月的那一天。這一天，努爾哈赤得到消息，孫承宗回京了。他之所以回去，不是探親，不是述職，也不是做檢討，而是徹底退休。必須說明的是，他是主動提出退休的，卻並不情願，他不想走，卻不能不走。因為他曾無比依賴的強大組織東林黨，被毀滅了。”“（魏忠賢）找了幾十個言官，日夜不停告黑狀。孫承宗撐不下去了。天啟五年（1625）十月，他提出了辭呈。”“當年秦檜把岳飛坑死了，多少還議了和，簽了合同，現在魏忠賢把孫承宗整走，卻是毫無附加值，還附送了許多禮物，禮單包括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塔山、大小凌河以及關外的所有據點。” ——“最倒霉的反倒是孫承宗，他開始砌牆的時候，很多人就不服氣，現在牆沒砌好，就給人拆了，還收拾了施工隊，於是又是一片口水鋪天蓋地而來，孫承宗比較識趣，一個月後就辭職走人了。歷經三朝風雲，關寧防線的構架者，袁崇煥、祖大壽的提拔者，忠誠的愛國者，力挽狂瀾的偉大戰略家孫承宗，結束了。” ⑺．整抵禦滿清的得力功臣袁崇煥——被“自己人”陷害殺死 ——“寧遠之戰就此結束，率領全部主力，拼死攻擊的名將努爾哈赤，最終敗給了僅有一萬多人，駐守孤城的袁崇煥，鎩羽而歸。”“五月十一日至六月五日，在長達二十余天中，後金與大明在錦州、寧遠一線展開大戰，最終以後金慘敗告終，史稱'寧錦大捷'。”“該結果充分說明，明朝只要自己不搗騰自己，後金是沒戲的。”“寧錦大戰後，論功行賞”，“袁崇煥的獎勵是：升一級，賞銀三十兩。” ——“寧錦大捷後幾天，御史李應薦上書，彈劾袁崇煥，說他在戰役中，不援助錦州，是作戰不積極的表現，還用了個專用名詞——'暮氣'。如果你覺得這個彈劾太扯淡，那說明你還沒見過世面，明代的言官，從沒有想不到，也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想做，啥理由都能找，啥人物都敢碰，相比以往的張居正、李如松等等，這只是小兒科。” —— “天啟七年（1627）七月初一，兵部侍郎、遼東巡撫袁崇煥提出，身體有病，辭職。” ——“明朝的言官很有職業道德，喜歡告狀，自打袁崇煥上任，他的檢舉信就沒停過，說得有鼻子有眼”“在這件事上，他們表現得非常積極，此後連續半年，關於袁崇煥同志叛變、投敵乃至於生活作風等多方面問題的黑材料源源不斷，一個比一個狠（許多後人認定所謂袁崇煥投敵賣國的鐵證，即源自於此）。” ——“崇禎三年（1630）八月，山東御史史範上疏，彈劾錢龍錫收受袁崇煥賄賂幾萬兩，連錢放在哪裡，都說得一清二楚。太陰險了。在明代，收點黑錢，撈點外快，基本屬於內部問題，不算啥事，但這封奏疏卻截然不同。因為他說，送錢的人是袁崇煥。這錢就算是閻王送的，都沒問題，惟獨不能是袁崇煥。因為袁崇煥是邊帥，而錢龍錫是內閣大臣，按照明朝規定，如果邊帥勾結近臣，必死無疑（有謀反嫌疑）。十天后，崇禎開會，決定，處死袁崇煥。崇禎二年（1629）十二月袁崇煥入獄，一群人圍著罵了八個月，終於，罵死了。” —— “袁崇煥之所以被殺，不是因為他自己，而是因為錢龍錫，錢龍錫之所以出事，不是因為他自己，而是因為袁崇煥。幕後操縱，言官上疏，罵聲一片，只是為了一個政治目的。內閣的權力很大，位置卻太少，要把自己擠上去，只有把別人擠下來”，“而袁崇煥，只是一個無辜的犧牲品。” ⑻．整抵禦滿清的得力功臣盧像升——被“自己人”暗算，戰死 ——“正當戰況順利進行之時，盧像升突然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他的後軍沒有了。”“這人（高起潛）不但人陰（太監），人品也陰，暗地裡調走了盧像升的部隊，搞得盧總督白忙活半天。” ——“此時，清軍的氣勢已經達到頂點，接連攻克城池，形勢非常危急。然而盧像升沒有行動，他依然按兵未動。因為此時他的手下，只有五千人，楊嗣昌講道理，高起潛卻不講，陰人陰到底，調走了大部主力，留下的只有這些人。”“此前，他曾多次下令，希望高起潛部向他靠攏，合兵與清軍作戰，但高起潛毫不理會。而從楊嗣昌那裡，他得知，自己將無法再得到任何支援。他的糧草已極度缺乏，兵力僅有五千，幾近彈盡糧絕。”“清軍的人數，至今尚不清楚，根據史料推斷，至少在三萬以上，包圍了盧像升部。”“清朝官員編寫的史料告訴我們，他（盧像升）非常頑強，他身中四箭、三刀，依然奮戰。他也很勇敢，自己一人，殺死了幾十名清兵，但他還是死了，負傷力竭而死，盡忠報國而死。” ⑼．整抵禦滿清的得力功臣孫傳庭——被“自己人”暗算入獄，被崇禎強逼出戰，兵敗陣亡。 ——“嗣昌對孫傳庭的意見置之不理，孫傳庭對此不勝憂鬱重重，以致耳聾。第二年，明廷調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南軍務，孫傳庭立即上疏請見皇帝，但因楊嗣昌的百般阻撓而未成。孫傳庭心中慍怒，引病告休。但楊嗣昌仍不放過，言孫傳庭稱病乃推託之舉。崇禎帝大怒，將孫傳庭貶為平民後，又將其禁囚，以待判決。 ”（百度百科） ——孫傳庭“欲固守潼關，為崇禎所逼出戰，敗死，明隨之亡。”（百度百科）（為什麼崇禎一再逼孫傳庭出戰？沒錢，拖不起。因為急功近利不顧實際情況硬逼將領出戰導致的失敗不止孫傳庭，還有如洪承疇等。） 五．結黨營私，勾心鬥角，相互傾軋，內鬥不休 ——鄉黨、朋黨、清流、閹黨、東林黨、齊、楚、浙黨…… ——“除了論資排輩外，明朝也不缺乏其他的優秀傳統，比如不鬥到死不罷休的鬥爭哲學。”“當時的都察院可算是瘋人院，裡面許多人都是窮極無聊，一放出來就咬，咬住了就不放，一時之間又是口水滿天飛。” ——“明朝這幫大臣都不省油，個個開足馬力，誰當政，就把誰往死裡罵，特別是言官，人送外號'抹布'：乾淨送別人，骯髒留自己，貼切。” ——“在這個世界上，大致就沒有明朝言官不敢干的事情”、“在明朝，彈劾可謂是家常便飯，比如你看某人不順眼，可以上書彈劾，和某人有仇，可以上書彈劾，政治鬥爭需要，可以上書彈劾，閒來無事找點活干，也可以上書彈劾。彈劾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比如不講個人衛生、衣服沒穿對、腰帶沒係好，長相難看也可以彈，總之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彈得了。”“這夥人一天到晚找茬，從謀反叛亂到佔道經營、隨地大小便，只要是個事，就能管。” ——“這些言官罵別人，同時也被人不斷地罵。給人'挑刺兒'是最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個毛病，陳穀子爛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總能和你聯繫在一起。你在位時罵你，罷官後還要罵你，活著罵你，死了還要罵你，好像不把你搞臭，就顯不出這些言官的水平。”“張居正當政的時候，他們是這麼做的，把一個鐵碗首輔弄的焦頭爛額，身心煎熬，苦不堪言；張居正一死，就更是肆無忌憚，把他攻擊得身敗名裂，家破人亡。”（杜车别：“明朝滅亡的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 ——“東林黨中的許多成員是沒有什麼博愛精神的，經常耍二桿子性格，非我族類就是其心必異，什麼人都敢惹，搞了幾十年鬥爭，仇人越來越多，特別是三黨，前仆後繼，前人退休，後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鬥得不亦樂乎。” ——“一直以來，東林黨的指導思想，是我很道德。強大之後，就變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針，原先是黨同伐異，強大之後，就變成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總而言之，不是我的同黨，就是我的敵人。” ——“大家都往死裡整，當年你說我是閹黨，整頓我，沒事，過兩年我上來，不玩死你不算好漢。特別是東林黨，那真不是善人，逮誰滅誰，不聽話的，有意見的，就打成閹黨，啥事都乾不成。” ——“崇禎時期，明朝危機重重，明代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煥照樣被'罵'，直至被凌遲處死後，罵聲還在繼續。清軍入關後，南明小王朝還有幾十萬軍隊，還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是專心對付來勢洶洶的敵人，還在繼續'罵'，繼續'內訌'，到了這個程度，明朝只有滅亡的份了。”（廣州日報：《被罵死的明朝》） ——“崇禎上台不久，就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他是皇帝，大家也認這個皇帝，交代下去的事，卻總是乾不成，工作效率極其低下。因為自登基以來，所有的大臣都在幹同一件事——吵架。今天你告我，明天我告你，瞎折騰，開始崇禎還以為這是某些閹黨的反撲，但時間長了才發現，這是純粹的、無組織、無紀律的吵架。”“黨爭標準極低，只要是個人，哪怕是六部裡的一個主事處長，都敢拉幫結夥，逮誰罵誰，搞得崇禎摸不著頭腦：是誰弄出來這幫龜孫？” ——“此即歷史上著名的齊、楚、浙三黨。這是三個能量極大、戰鬥力極強的組織，因為組織的骨干成員，就是言官。言官，包括六部給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給事中可以乾涉部領導的決策，和部長（尚書）平起平坐，對中央事務有很大的影響。而御史相當於特派員，不但可以上書彈劾，還經常下到各地視察，高級御史還能擔任巡撫故此，三黨的成員雖說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來都不起眼，卻是相當的厲害。” ——“有一個理由讓三黨陸續成立，有一個理由讓他們相安無事。是的，這個理由的名字，叫做東林黨。” ——“土崩瓦解的三黨將在另一個人的指揮下，實現真正的融合，繼續這場鬥爭，而那時，他們將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閹黨。” ——“史雲：明朝亡於黨爭。我云：黨爭，起於此時。” ——“外敵入侵，內亂不止，誠此危急存亡之秋，溫體仁同志孜孜不倦，為了自己而奮鬥，整人、挖坑，忙得不亦樂乎”。 ——注：翻翻明史，赫赫有名的文人如東林黨等究竟都乾了些什麼“赫赫有名”的事？ ——“爭國本”、“三大案”、跟文官鬥，跟宦官鬥，跟皇帝鬥……所有這一切全是內鬥，爭權奪利的鬥、鬥、鬥，真正國計民生的大事呢？只見免工商稅、大加農稅、保護東南富商富豪、壓榨北方貧苦農民之類禍國殃民，沒見乾過哪怕一件出名像樣見成效的利國利民的好事。一幫“正人君子”整天熱中的全是內鬥，到處指責別人閹黨、到處排斥異己——文人相輕、一盤散沙、內鬥不休——“內鬥專業戶”、“罵人專業戶”、“撒謊專業戶”，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整人不擇手段、不顧一切、無所不用其極。內憂外患、滿清虎視眈眈：鬥；李自成大兵壓界：照鬥；北京城破了，崇禎自殺了，滿清入關了，逃到南明了，還鬥，照樣惡習不改，照樣搬出“爭國本”、“大禮儀”、“倫理綱紀”的那一套大斗特鬥，照樣整天指責這個是“內奸”、那個是“邪佞”、誰誰誰“逆案”……全然不顧大敵當前，照樣內部互相鬥得你死我活、四分五裂：“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戶大起，虜寇之事，置之蔑聞”……從萬曆到天啟到崇禎到南明，幾十年如一日沒完沒了地內鬥，等鬥得一切丟光、明朝徹底萬蛋，毫不猶豫投降歸順滿清，還說是“順天時從王命”——沒見被東林黨人大罵為“奸臣”的馬士英投降，只見整天罵別人“奸佞”的東林黨“正人君子”們如黃宗羲、顧炎武、錢謙益們個個乖乖剃了頭留起辮子當了順民。 六．為少數富人謀私利，操縱國策損公肥私，殺農濟商，殺貧濟富，橫徵暴斂，巧取豪奪，欺壓百姓 注：明朝文人官僚集團主要成員尤其是朝內各大黨均來自東南及沿海經濟發達商業發達地區，如東林黨、齊、楚、浙黨。他們跟商人集團、家鄉朋黨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極力維護自己的地方利益和集團利益，玩弄種種手法使明朝稅收政策向富商利益傾斜，向東南經濟發達地區傾斜，使中國窮人稅收負擔遠遠大於富人，使北方實際稅收負擔遠遠遠大於南方，使南方經濟繁榮的社會財富並沒有成為國家財富的一部分。在明末北方大饑荒的情況下，江南的富豪通過他們在朝廷的利益代理人阻撓了讓南方的財富對飢荒地區進行救濟，對西北災害災民一毛不拔，也不肯出錢平亂禦寇，使明朝財政因為災荒和戰亂的增加的開支主要轉嫁到本就處於災荒和戰亂狀態的北方，導致了明朝北方局面的徹底崩潰，最後全國崩潰。 1．代表少數富商私利 ——明朝文人官僚團伙成員幾乎部來自東南——“西北一帶，向來比較缺水，比較窮困，比較沒人理，外加地方官比較扯淡，所以這個地方的人，過得比較苦。生活艱苦，飯都沒處吃，自然沒條件讀書。沒條件讀書，自然考不上功名，考不上功名，自然沒官做。” ——“東林黨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營工商的。”（百度百科） ——“明朝文官的相當大一部分成員都是出身於工商業家庭，而他們在政府內的言論作為也確實不遺餘力的在他們自己的階層效勞賣力。”“比如東林黨的主要領袖顧憲成、高攀龍：顧憲成的父親，當過酒人、豆人、飴人、染人、破產之後，'遂遷回涇裡賣漿'是典型的工商業者，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再看另一位高攀龍，高攀龍祖父高材，父親高夢龍從事於經營放貸。但高攀龍過繼給祖父的弟弟高校為子，所以和父親成了兄弟關係，高校治生產米鹽，以其贏與里中交質為什一息，同樣是典型的工商業家庭出身。”“東林黨的著名人物汪文言本身就是徽州巨商。”“東林黨另一個領袖高攀龍完全是商人資本家的代言人自居，天啟初年，他在《上罷商稅揭》，大力詆毀商稅，危言聳聽，誇大其辭：'加派之害以稅計，商稅之害以日計。商稅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貴買絕不賤賣，民間物物皆貴，皆由商算稅錢。今稅撤而價不減者，實由礦稅流禍四海，困窮加以水旱頻，仍干戈載道，稅撤而物且踴貴，況復而寧知底極乎'”（杜车别：“科舉制度使得明代工商業利益代言人把持政權”） ——“通過科舉制度，國家政權實質上已經對所有的階層開放了大門，既然文官集團以及士大夫階層中的絕大部分人都已經成為了私人工商業集團（用西方的話說就是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言人，那麼他們從自己所在的集團利益出發，在政府內部推行低稅的政策以及抵制一切試圖增加稅收尤其是商業稅收的行為，並且利用自己的職權盡可能給工商業者便利也就是必然的。” （杜车别：“對明代農業稅低，商業稅收更低的解釋”） —— “明代的文官集團太重視商業，太維護商業了，甚至本身就是商業集團的利益代言人，所以他們才堅決維持低商業稅的政策，竭力阻撓一切試圖增加商業稅的行為！明代農業稅收低、商業稅更低以及長時間內稅收不升反降的真正奧秘就在於此。”（杜车别：“對明代農業稅低，商業稅收更低的解釋”） ——“明代江南地區的'士大夫'是十六世紀以來中國歷史上有特點的社會勢力。他們憑藉著江南地區發達的經濟文化有利條件，通過各種途徑獲取政治上的功名，然後擴展經濟實力，引領當時的社會風潮，在江南社會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歷史學家李洵） 2．操縱國策損公肥私，殺農濟商，殺貧濟富，只收農業稅，不收工商稅 ——“從明代中期開始，明朝的經濟重心和從業人口已經從農業轉移到商業，但由於縉紳出身的文官集團把持了商業，稅收仍是以農業稅為主。在財政山窮水盡的情況下，萬曆啟動了宦官系統，派宦官前往各地徵收商稅。此舉引起以東林黨為首的文官集團強烈反彈，他們先是搖動筆桿子瘋狂妖魔化商業稅，接著在山東臨清、湖廣荊州、武昌、江西景德鎮、雲南等地煽動市民暴動，圍攻稅廠，毆斃稅監，甚至唆使地方軍隊兵變。當云南稅使楊榮被殺消息傳來後，萬曆氣的以絕食抗議。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到了崇禎朝，在財政枯竭的時候，朝廷只有向農民攤派，結果導致農民起義爆發，明朝滅亡。”（阮景東：《從明朝滅亡原因看公知的危害性》） ——“除了壟斷，官商勾結更隱秘的方式是，朝廷文官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詆毀商稅徵收，將稅費控制在極低的水平。”“明代除了運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區幾乎沒有商業關稅。在明朝大多數時候，全部工商雜稅收加起來，歲入也就三百多萬兩白銀，其中市舶稅不到10萬兩。”“明朝後期一個'怪現象'是，這個國家不能加征農稅以外的稅收，否則必然會被商人在朝堂的利益代言人――東林黨堅決反對，而且這樣的抵制活動，幾乎百分百成功。萬曆年間，在反礦監稅使的'鬥爭'中，東林黨人表現尤為突出，各級官員上書不斷。其中，以李三才所上《請停礦稅疏》最為尖銳，他直接質問皇帝：'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東林黨二號人物葉向高，入閣前就上書要求神宗撤回礦監稅使。'不言利，只言義'、'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所謂微言大義，這兩句話成了秒殺一切加稅'謬論'的超級大殺器。”（鐘瑜婷：《明朝是如何被挖空牆腳的》） ——“明代財政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農業稅低，工商業稅更低。而且由於文官大部分淪為工商業集團的利益代言人，所以商業稅沒有辦法增加上去。”“明代從初期到中後期，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本質性變化，然而稅收結構卻沒有根據經濟結構的變化進行相應的調整。在整個國家的生產力國家的生產總值已經大部分轉移到工商業領域上的時候，農業產值已經低於百分之五十的時候，國家的財政收入，國家的稅收卻依然主要來自於農業領域”、“到了明朝中晚期以後，實際上大量勞動力已經轉移向工商業領域，服務業領域，農業在整個國家經濟中佔據的比例份額已經嚴重下降，甚至低於百分之五十還多，這個時候國家的財政收入卻還主要集中於農業領域，一方面國家的人口是增多了，各方面的開銷也必然隨著人口的增多而增多，而另一方面，國家的財政收入卻沒有增加甚至反而有所減少，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可能不發生財政困難呢？”（杜车别：“我對明代晚期農業賦稅徵收阻力也增大的解釋”） ——“東林黨人代表了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並藉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於普通的農民，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百度百科） ——“明代嘉萬時期，社會經濟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商業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商品增多、市場擴大、商人活躍，海外貿易又帶來巨額白銀財富，人民生活富庶，社會風氣侈靡。但是，商業稅收在國家稅收總收入中沒有得到應有的反映，商業稅定額表現出很大的不合理性，嚴重影響政府稅收。商業稅收定額的不合理之處主要表現為：第一，社會生產發展，國內市場擴大，商人活躍，商品交流頻繁，為商業稅的課徵提供了充裕的稅源，但商業稅不受重視，稅入十分低下，廣東等經濟發達地區表現尤為明顯。第二，官鹽銷售不足，鹽稅收入亦低，但鹽商以私鹽買賣牟取暴利。第三，海商獲利甚鉅而其稅甚輕，富埒王侯。萬曆時期礦監稅使的大量出現，與商業稅收入偏低從而留下很大增收餘地的狀況頗有關聯。稅收制度設計的缺陷，造成政府財政困境的不可避免，並最終導致國家覆亡；另一方面，制度設計的缺陷又為相當一部分人創造了從中牟利的機會。然而，滯留民眾之手的財富並不會帶來原始資本的有效積累，反倒會對社會經濟發展造成一定的不良影響。”（廈門大學林楓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明代中後期的稅收制度研究》，批准號02CZS003） ——“明初對日用品的生產和流通採取輕稅政策，'關市之徵，宋、元頗煩瑣，明初務簡約'”、“從明朝建立之初，商業稅就被壓低到驚人的程度，這方面的記載很多。洪武初規定，“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還規定書籍筆墨農具，……、舟車絲布之類皆免稅，並下令裁撤稅課司局364處，使商稅較元末大大簡約”。“永樂時明政府進一步放鬆了對民間稅收的管制，'婚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己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永樂二年，山東臨清縣會通稅課局奏：'比歲市鎮經兵，民皆流移，兼連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徵課鈔不及，請減舊額。 '戶部以聞，上曰：'兵旱之餘，尚可徵稅耶！其悉免之，候歲豐百姓復業，商旅通行，然後徵之'” ——“從總體上看商業稅收,萬曆早期的一些數據在整個明代比較有代表性:“商業稅收入包括鹽稅250萬兩，茶稅10餘萬兩、市舶稅4萬兩、通過稅60萬兩、營業稅20萬兩，總額不過340萬兩”（後來一度有所增加，但基本上沒有太大區別）”。 ——黃仁宇評論說：“當稅目增多時，稅收水平必定提高，但這種一般的看法卻不適用於明朝的雜色收入的徵收。儘管稅目非常多，但稅收總額卻比較小。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所能征收到的最大數額也不過378萬兩白銀[這個數字已經是把所有的如鹽稅茶稅都統統包括進去了]，這相對於帝國的需要而言，則十分可憐。……相對於如此廣泛的徵收範圍，可以認為其徵收水平實際上低的可憐”。 ——“雖然許多學者批評明朝稅收過重，但是他們主要是從道德層面進行批評。他們主要關心的是揭露徵收者的貪婪和民眾的艱辛，而不是去探討稅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問題。他們的描述給人們造成這樣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問題都是稅收過重造成的，而實際上這些困難的產生更可能是稅收過低造成的。應該指出，雜色歲入的378萬兩白銀如果按照16世紀晚期1億5千萬人口平攤，則平均每人只有17文銅錢。” ——“明代的海外貿易可以說從明代的早期就已經開始，並且規模相當巨大。有些人一直喜歡津津樂道的是明朝的海禁，但實際上所謂的海禁大部分時候不過是一紙空文，真正嚴格執行的時間少之又少。隆慶元年（1567年）明朝正式開放海禁，准許人民前往海外貿易。” ——“明穆宗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之後，倭寇逐漸平息，朝廷有鑑於對外貿易對沿海居民的重要性，才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間的走私貿易正當化，活絡的國際貿易也使中國進入逐漸成形的世界貿易體系之中”（維基百科） ——“整個明代，國際貿易從未被認為是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朝貢使團帶來的貨物經常免除課稅。”“雖然理論上是朝貢貿易，但十五世紀晚期對外貿易繼續發展。掌管海上貿易的太監、一些戶部官員和執掌沿海防禦的軍事將領從朝貢使團那裡攫取了巨大利益，他們根本不去考慮貿易者是否是朝貢身份。北京的朝廷很少知道他們的事情。”“戶部從未在這項工作（海關稅收）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官員們無疑希望留下大量空間可以在他們自己的賬目中進行非正規的稅收。”（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稅收》) ——“何遜在1510年以後的十年中管理沙市稅課使司。一旦完成定額，他就減少對木商抽稅。在16世紀20年代，邵經邦開始主管了沙市稅課使司，他採取了一項更為驚人的改革，在三個月內完成定額之後，在本年度餘下時間內啟關任木商往來。1560年，楊時喬榷稅杭州，建立了一個令人敬佩的製度，令木商自署所入（就是自己寫下自己的收入）進行稅收評估。這三個官員贏得了傳統歷史學家的高度讚揚”（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稅收》）——一年只收三個月的稅，等於把原來很低的稅率再乘以四分之一，三十分之一的稅率變成了1/120（其實更抵，因為連收稅的那三個月裡，都未必認真的收）。另一位呢，乾脆就是讓商人們看著給，你高興給多少就給多少吧。或許哪個商人當是做慈善事業，就多給一點。他們這樣忠實的為工商業集團謀取利益，自然是能贏得傳統歷史學家（這些人基本上也是工商業集團的利益代言人）的“高度讚揚”。 ——“山西汾陽縣，1609年商稅是６千６百零6兩白銀”，“在浙江金華縣，這是一個很繁榮的地方，1578年所列出的定額不足7兩，地方誌中坦率的承認商稅徵收已經停止了很長時間了”；“在帝國早期，有400多個稅課司局，但到了17世紀早期僅存112個。其餘的因無利可圖而被關閉。 1568年，戶部報告某個稅課司巡攔每年俸糧工食費不下400餘兩，而其徵收折鈔銀僅為110兩”；“１６０１年，萬曆皇帝的稅監１６次上交礦銀總額為１１０，２１０兩”；“１６世紀明帝國每年的礦銀收入可能不到１５萬兩，許多年份還要低於這個數字。”“１５７８年，四川徵收的茶葉收入總共還不到２萬兩”；“當16世紀折成白銀時，稅額減少到了可笑的地步：雲南17兩，浙江約為6兩。當時的一位學者對此作瞭如下的概述：'內地茶戶不知官茶、私茶之說久矣。天下之言生財者，亦罔聞知'”（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稅收》）（注：浙江是產茶大省，而茶葉的年稅收居然僅僅只有6兩！） （注：根據黃仁宇書中資料，明朝１５７０到１５９０年間農業稅之外的雜項總收入為年均白銀３百７８萬兩，工商收入為９４萬３千兩，佔24.95%，商稅一共１５萬兩，佔總收入3.97%——世界最大經濟體、頭號貿易大國、上億人口的國家，一年商稅才佔總收入的百分之四都不到！明朝代表富商利益的文人官僚集團尤其是東林黨人的“功勞”可見一斑。） ——“從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宦官到各地採礦和徵稅。神宗一開始派出礦監、稅使，東林黨人就表示反對。”（百度百科） （注：就在“萬曆派宦官徵礦稅”的同一年，“萬曆二十四年（1596）九月，豐臣秀吉發布總動員令”；就在第二年，“萬曆二十五年（ 1597），第二次朝鮮戰爭爆發”。只要把二者發生的時間放到一起，立刻就發現“萬曆派宦官徵礦稅”是“第二次朝鮮戰爭”的需要，是為戰爭籌款— —靠把持行政系統、藉口“輕徭薄賦”堅決反對徵收工商稅的東林黨人靠不上，向農民加徵田賦怕激起民變，又要解決軍費，萬曆只有自己派太監徵稅。可見這不但不是“萬曆怠政不管事”，反而是未雨綢繆另闢蹊徑解決問題。而文人如東林黨人不去解決該由他們解決的戰爭經費不算，還專門刁難，把萬曆解決軍費的措施硬說成是私人貪財搜刮百姓，寫歷史時隻字不提萬曆徵礦稅和抗日援朝戰爭爆發的時間關係，硬把一回事變成互不相干的兩回事，讓人以為萬曆貪得無厭，當了皇帝還要拼命刮地皮放進私人腰包，就是不講萬曆為什麼不早不晚偏偏趕上要打仗才收礦稅——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便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只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徵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以東林黨為首的文人官僚集團不但光搗亂，以後又硬說抗日援朝軍費開支造成了明朝的財政危機導致明朝滅亡——自己不干實事，刁難別人幹實事，最後還要把明朝滅亡的責任推給別人。） ——“礦稅太監不過是奉命行事，他們是不是太監根本不是什麼實質性的問題，就算是派遣不是太監的人去征稅，因為觸犯了商業集團的利益，同樣會被拼命醜化。”“而實際上這些礦稅太監遠沒有一些論者所說的那般風光跋扈，很多情況下，都是被暴民活活打死了，萬曆皇帝也只能忍氣吞聲，息事寧人，不了了之！比如湖廣民變中，數万市民包圍陳奉的稅監府，陳奉手下六人被投入江中淹死，錦衣衛被打傷，稅監衙門被火燒掉，這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武裝暴亂了，如果沒有地方官員的故意縱容是難以想像的。可是這件事情處理的結果卻是，暴亂的市民沒有得到懲罰，煽動暴亂的官員也沒有得到懲罰，反倒是暴亂中的受害者陳奉被撤消了稅監職務。”“再比如萬曆三十四年雲南民變，同樣是在地方官員的參與縱容下，一些暴徒把礦稅太監楊榮處死後投入烈火中。結果是神宗氣的干瞪眼，只能用絕食數天來表示抗議。近代的西方國家是政府鎮壓反政府分子暴動，然後反政府者用絕食來表示抗議示威，而在明朝的中國則是顛倒過來了，皇帝用絕食來向大臣文官表示抗議，這也真是只有明朝才會出現的奇觀。”“礦稅太監在當時被仇恨是可以理解的，但實際上由於他們得不到地方官員的支持，很多情況下都是寸步難行，這也是為什麼萬曆徵收礦稅，徵來徵去，所得也實在有限！”（杜车别：“明朝滅亡的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 3．玩弄規矩橫徵暴斂巧取豪奪欺壓百姓 ——堅持“按畝徵稅”的計稅辦法——包括明末逼反老百姓最嚴重的“三餉”都是按畝徵收：“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明朝廷藉口遼東戰事緊急，大量向人民加派'遼餉'，後又有各種名目的附加稅。而且無論水旱天災，土地肥瘠，一概按畝徵銀”（百度百科）。這就使中國北方農民的實際稅收負擔大大高於南方——中國北方地廣人稀，不問青紅皂白“按畝徵稅”，北方負擔自然重得多：北方糧食產量低，天災又多，崇禎年代北方更是災害連年不斷。 “按畝徵稅”使明朝的財政實際全壓在日益減少的非官僚土地上即普通農民身上。層層加碼之後攤到北方普通農民身上的實際稅收負擔壓得人家不反也反了——否則明末農民造反為什麼只見北方反不見南方反？ （注：“北方地廣人稀、糧食產量低”這個常識只有接觸實際的人才知道。明朝中後期的皇帝都是幾乎終年不出紫禁城，甚至終身未出北京，根本不接觸實際，當然不可能知道。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明朝文人官僚團伙堅決反對皇帝出北京，皇帝“就想出去轉轉，換換空氣，麻煩馬上就來，上百人跪在門口痛哭流涕，示威請願，午覺都不讓睡。鬧得你死我活，最後也沒去成”——與其說是怕擾民為皇帝安全著想，不如說怕皇帝接觸實際發現這類貓膩。明朝中後期的皇帝實際成了文人官僚團伙以北京為監獄的高級囚犯。牢中囚犯自然不可能知道“北方糧食產量低”的常識，不可能知道“按畝徵稅”的貓膩。） ——把張居正好不容易搞的“重新丈量全國土地”一筆勾銷全部作廢，保護了地主隱瞞土地實際面積的逃稅行為，進一步惡化了明朝政府的財政困境——“張居正一心想整理全國賦稅，曾於１５８０年以萬曆名義實施全國耕地丈量。量後統計還未開始，而他竟然志以沒，抱恨終天。像他這樣具有充沛精力的活動任務享年僅５７歲，使很多人為之驚悼，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額手相慶。”“過去按照張居正的指示而嚴格辦理丈量的地方官，一一概被斥為佞臣；沒有徹底執行丈量的地方官，卻被田主頌揚為真正的民之父母。”（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不建立統一的中央財政撥款制度：“明朝的財政制度，是非常奇特的，因為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竟然都沒有行政撥款。也就是說，地方辦公經費，除老少邊窮地區外，朝廷是不管的，自己去掙，掙得多就多花，掙得少就少花，掙不到就滾蛋。而明朝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用在了同一個地方— —軍費”——這就使產量低災害多的中國北方地區大災面前不可能從經濟發達的南方獲得任何財政支援，使北方老百姓的實際負擔進一步惡化。 ——“崇禎十三年（1640），河南大旱。這場大旱，史料上說，是兩百多年未遇之大旱，河南的景象，借用古人的話：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大旱也好，沒有雞叫也罷，沒有牛，沒有豬都罷，有一樣東西，是終究不會罷的——徵稅。不徵稅，就沒錢打張獻忠，沒錢防皇太極，必須徵。（注：“代表道統”、主張“輕徭薄賦施仁政”、整天整天為南方稅重叫苦的朝中文人官僚集團這會兒乾什麼去了？）這麼個環境，讓人不造反，真的很難。至於結局，不用想也知道，勞苦大眾，固然勞苦，也是大眾，勞苦久了，大眾就要鬧事，就要不交稅，不納糧，於是接下來，就是那句著名的口號：吃他娘，喝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崇禎十四年（１６４１年）９月，內閣首輔、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周延儒（江蘇宜興人）奏請崇禎皇帝：“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兩稅。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帝皆忻然從之”（《明史》卷308《列傳第一百九十六奸臣》）（注：南方蘇、松、常、嘉、湖的水災即便確有其事，災情比一年前北方河南的兩百年不遇的大旱如何？北方百年不遇的大災照徵稅不誤，南方一說有災馬上減免，而且南方以往的欠稅一筆勾銷：“請釋漕糧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這裡的貓膩一目了然。） ——崇禎九年，“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項相當合理的辦法，然而卻遭了大學士們的反對，便寢而不行了”：“李璉者，江南武生也，上書請令江南富家報名助餉”，馬上被朝中代表南方富豪利益的文人官僚集團罵得狗血淋頭——大學士錢士升（浙江嘉善人）上言：“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於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且所惡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罵還不解恨，還要“擬旨下刑部提問”（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注：已經“天下大亂了”，還說什麼“大亂自此始矣”？藉口避免“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而捨命不捨財，寧可明朝滅亡也堅決一毛不拔，結果呢？） 4．喪心病狂玩弄規矩的倒行逆施最終毀滅了明朝 ⑴．官逼民反 ——“由於考成法業績和官位掛鉤，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評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許多地方官員開始報虛數，狗不拉屎的窮鄉僻壤，也敢往大了報，反正自己也不吃虧。可是朝廷不管那些，報了就得拿錢。於是挨家挨戶地收，收不上來就逼，逼不出來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後期的一個嚴重問題。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社會不安定因素，這些人離開家鄉，四處遊蕩，沒有戶籍，沒有住所，也不辦暫住證，經常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到萬曆中期，流民數量已經十分驚人。連當時的北京市郊，都盤踞著大量流民。而且這幫人一般都不是什麼老實巴交的農民，偷個盜搶個劫之類的，都是家常便飯。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來掃一次，十分難辦。” ——“明代中葉以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賦稅和徭役也不斷加重。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賦稅徭役日益加重的過程中，貧苦農民無法生存，紛紛結隊流亡。早在宣德年間，許多地區就開始出現了'流民潮'。正統年間，從山西流亡到南陽的流民不下十餘萬戶。而天順、成化年間，全國流民的數量幾至二百萬戶。有的地區人口'逃亡過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由於農民外流，使大量的土地無人耕種。而外逃的流民，也構成了明代社會不安定的一大因素。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明朝廷藉口遼東戰事緊急，大量向人民加派'遼餉'，後又有各種名目的附加稅。而且無論水旱天災，土地肥瘠，一概按畝徵銀，再加丁口稅，濫派差役，就使得更多的貧苦農民，連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也不得不拋棄，加入了'流民潮'的行列。”（百度百科） ——“有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於彼，彼處复逃之於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飢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飢荒則檔次之。”（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整個陝西、甘肅一帶，民變四起，殺掉知縣，只能算起步了，個別地方還乾掉了巡撫，而且殺完搶完且不散伙，經常到處流竄，到哪搶哪。這種團伙，史書上稱之為流賊。流賊的特點是，四處跑，搶完就走，打一槍換個地方，組織性不強，昨天搶完，今天就走，可以，昨天被搶，今天加入搶別人，也可以。成員流動性很大，但都有固定領導團隊。” ——“李自成在山里蹲了一年多，幹過什麼，沒人知道，只知道他出來之後，進步很快。一年多時間，他又有了幾千人，佔了幾個縣城。但就全國而言，他實在排不上，有時經濟困難，還得找張獻忠拉兄弟一把。鑑於生計困難，崇禎十三年（1640）初，他率軍進入河南，新年新氣象，他準備到那裡碰碰運氣。”“在河南，他毫不費力地招募了十幾萬人，只用了兩年時間，就佔領了河南全境，所向披靡，先後殺死陝西總督傅宗龍、汪喬年，以及我們的老熟人福王朱常洵。” ⑵．明政府陷入財政崩潰的惡性循環 ——因為政府沒錢，所以不救災，結果導致百姓造反：“崇禎元年，陝西旱災。崇禎二年，陝西旱災，崇禎三年，陝西旱災，崇禎四年，陝西旱災……災荒之後，沒有糧食吃，就是飢荒。沒有糧食吃，就吃人。對受災的人而言，吃人，並非童話。”“既然有災荒，朝廷為什麼不賑災呢？答案很簡單，沒錢。此前有個經濟學家對我說，明朝滅亡的真正原因，是沒錢。”“又是災荒，大荒，沒法活，於是大家跟著一起造反。” ——因為政府沒錢，所以“下崗三千萬”，結果下出個李自成：“劉懋建議，整頓驛站，不但可以節省成本，還能減輕地方負擔。”“劉懋的方法很簡單，一個字——裁。”“按照他的說法，只要執行這項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幾十萬兩白銀，且地方負擔能大大減輕。崇禎很高興，同意了，並且雷厲風行地執行了。一年之後，上報執行成果，裁減驛站二百餘處，全國各省累計減少經費八十萬兩，成績顯著。”“之所以減掉了八十餘萬兩白銀的經費，是因為裁掉驛站的同時，還裁掉了上萬名驛卒。崇禎二年（1629），按照規定，銀川驛站被撤銷，驛卒們統統走人。一個驛卒無奈地離開了，這裡已無容身之所，為了養活自己，他決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這個驛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因為政府沒錢，所以拖欠軍餉，結果激起兵變，導致更大的動亂：“西北的民軍裡，除了業餘造反的以外，還有很多專業造反的人士——明軍，而且數量很多。他們精通戰術，作戰狡猾，而且懂得明軍的弱點，非常難以對付，且數量越來越多，民變越來越大。出現此類情況，歸根結底，原因就兩個字——沒錢。之前我說過，朝廷沒有錢，沒有錢的結果，除了沒錢賑災外，還沒錢發軍餉。據統計，當時全國的部隊，大致有上百萬人，而能夠按時領軍餉的，只有遼東軍區的十餘萬人。而且就連遼東軍，也不能保證按時發工資，拖幾個月，也是經常的事。袁崇煥同志就曾經處理過相關事務。遼東是前線，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別提了，西北一帶，既然不是前線，自然沒錢，有的人幾年都沒拿到工資，窮得叮噹響，據說連武器都賣了，只求換頓飯吃。沒錢賑災，老百姓吃苦，也沒轍，沒錢發餉，當兵的吃苦，就有轍了。兜里沒錢，手裡有刀，怎麼辦？涼拌，開搶！情況就是如此，官兵越來越少，民軍越來越多，局勢越來越撐不住。”“明廷苦於兩線作戰，每年的軍費'三餉'開支高達兩千萬兩以上，國家財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餉的情況普遍，常導致明軍內部騷亂譁變。”“登州兵變對明朝的打擊就可以說極為沈重。”“其直接原因還是部隊缺餉。”“攜帶著大批明朝最先進的火砲裝備以及上萬士兵投降了後金。這個事件對明朝的打擊是相當的嚴重，不僅損失大量火砲船隻，改變了與後金之間的力量對比，而且大批優秀人才也在這個事變中犧牲。” ——因為政府沒錢，所以一再不顧實際情況要求速戰速決，結果導致一系列軍事失敗：“當時明朝每年的收入，大致是四百萬兩，而明朝一年的軍費，竟然是五百萬兩！”“其實洪承疇並不想進攻，他很清楚，進攻極為危險，但他沒有辦法。因為有個人一直在催他，這個人的名字叫陳新甲，時任兵部尚書”，“自打洪承疇打持久戰，他就不斷催促出戰，要洪督師趕緊解決問題，是打是不打，多少給個交代。但洪承疇之所以出戰，不僅因為陳尚書嘮叨，像他這樣的老油條，是不會怕唐僧的。他之所以決定出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兩個字——沒錢。我查過資料，明末時期的軍餉，以十萬人計，吃喝拉撒外加工資、獎金，至少在三十萬兩白銀以上。要在平時，這也是個大數，赶巧李自成、張獻忠都在鬧騰，要是洪承疇再耗個幾年，崇禎同志的褲子，估計都要當出去。所以不打不行。 ”孫傳庭“欲固守潼關，為崇禎所逼出戰，敗死，明隨之亡。”（百度百科）——為什麼崇禎一再逼孫傳庭出戰？沒錢，拖不起。 ——“崇禎很節儉，他的衣服、襪子，都打了補丁，請注意，打補丁的，並不一定很節儉，往往很浪費，比如後來清朝的道光同志，衣服破了，讓人去打了個補丁，五十兩白銀，這哥們全然是敗家的，還說特便宜。而崇禎的補丁，是他找老婆打的，免費。此外，崇禎還有個特點：走路慢，因為走得快，裡面的破衣服就會飄出來——節儉是節儉，臉面還是要的。他工作很努力，每天白天上朝，晚上加班，據史料記載，大致要幹七八個時辰（十四到十六個小時），累得半死不活，第二天接著幹。” ⑶．明末政府沒錢，但富人有錢——北方災荒，南方繁榮，財富都集中在南方富豪富商手中 ——“萬曆年間，恰恰是明代經濟最發達的時期，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正是興盛於此。” ——“明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之一，到崇禎接班的時候，商品經濟已經十分發達，而商品經濟十分發達的標誌，就是貨幣。” ——“明朝末年的民間經濟並沒有蕭條，比如東南沿海，經濟真是不要太好，開生意做買賣，相當紅火，大家齊心協力，正在搞資本主義萌芽，蕭什麼條？” ——“崇禎時期崛起的鄭芝龍集團'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二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當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和鄭芝龍集團競爭，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貿易上，都是如此。德國學者Aldreehewiltn說'他除靠那一項強暴的營業稅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機生意，而終於積攢起一筆莫大資產，他的船隻計有三千，他令其船主們巡航到暹羅、馬尼拉、馬六甲等地，就豪華以及財富而論，他凌駕在他君主之上'。當時就連鄭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員，都富可敵國，如戶官鄭泰'守金門，資以百萬計''富至千萬''少者百萬'”。 “這雖然是在崇禎時期的事情，但是也可以拿來做一個對比。鄭芝龍集團完全是依靠海上貿易崛起的，但僅僅憑藉海上貿易的利潤以及每舶例入二千金的徵收費用，就達到了'歲入以千萬計'，再對比一下明朝政府，全部商業稅收加起來，一年也就是可憐的三百多萬兩（其中的市舶稅只有區區4萬兩）。”（杜车别：《明朝滅亡的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初稿）》） ——“晚明時中國民間私營經濟力量遠比同期西方強大，當英國商人手工場業主擁有幾萬英鎊已算巨富時，明朝民間商人和資本家動用幾百萬兩的銀子進行貿易和生產已經是很尋常，鄭芝龍海上貿易集團的經濟實力達到每年收入數千萬兩白銀，當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與之相抗衡。”（百度百科） ——“至於明朝海外貿易的繁榮程度，現代人根本無法想像。崇禎３年，兵部尚書梁廷棟上書奏稱：'閩之土既不足養民，民之富者懷資販洋——如呂宋、占城、大小西洋等處，歲取數分之息；貧者為其篙師、長年，歲可得二、三十金。春夏東南風作，民之入海求衣食者以十餘萬計。'（《崇禎長編卷四十一》）——僅閩（福建）一個地區，春夏之交就有十餘萬中國海商出洋貿易，這個數字即使放到２１世紀的今天都是非常可觀的了。而在４００年前的明朝是個什麼概念就更不必提了，如果這還算不上大航海時代，什麼是大航海時代？”（《明代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主導世界海洋貿易》） ⑷．明朝崩潰是文人官僚利益團伙為少數富人謀私利，操縱國策損公肥私的結果 ——“1644年初，軍餉欠款已經達數百萬兩，而從南方來的稅款只有幾萬兩。國家的糧倉現在實際上空了。沒有足夠的大米充軍糧，戶部就買雜糧湊數。當北京被圍時，駐軍已有五個月沒有發餉。執行任務的軍隊沒有炊事用具。每個士兵領到100枚銅錢，由他們自己買吃的。士氣和紀律渙散到這種地步，一個將軍報告說：'你鞭打一個士兵，他站起來；但與此同時，另一個又躺下了。'王朝快完了，這是不令人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時還沒有完。”（《劍橋中國明代史》）（注：當時中國是世界貿易大國，經濟規模已經世界第一，北方大廈將傾都快完蛋了，“南方來的稅款只有幾萬兩” ——如此“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滿”？） ——注：崇禎皇帝繼位、東林黨得勢台後首先禁海，不徵收海稅；其次撤除全國各地徵收鹽稅、布匹稅等商稅的太監，不再徵收。經濟來源少了怎麼辦？加農民稅賦——無論是否有災，賦稅照舊一分不少，以前的欠稅還要補交。陝西，李自成起義的大根據地，原來賦稅每畝地白銀2錢，東林黨一來，賦稅為每畝2兩。崇禎一年到一十七年，十七年一分錢也沒有投到治理黃河與淮河上。 （注：今日之“公知”當權後也幾十年沒修水利。）朝庭沒錢，南方的富商有錢，農民沒錢。但朝中文人尤其是東林黨是商人利益代表，所以商人不加稅。只在農民身上括錢，再加上幾百年不遇的連續天災，農民豈有不造反之理？ ——代表南方地主富商利益的南方文人為主的文人官僚集團玩弄規矩使稅收體制向南方利益傾斜、向商業富豪傾斜，高唱“輕徭薄賦施仁政”，對富人“藏富於民” ，對窮人“劫貧濟富”，千方百計把實際稅收負擔轉嫁給農民尤其是北方農民、不顧一切把民榨光，（再加上“兩少一寬”寬出個努而哈赤，“下崗三千萬”下出個李自成），結果就是“朝求升，暮求合，近日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迎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七．玩弄規矩，以權謀私，貪污腐化，虛偽卑劣 ——“明朝官場，經過二百多年的磨礪，越來越光，越來越滑，潛規則、明規則，基本已經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規章，大家都在裡邊混，就談不上什麼貪不貪了，所謂天下皆貪，即是天下無貪。” ——“崇禎三年（1630）西北災荒，派下去十萬石糧食賑災，從京城出發的時候，就只剩下五萬，到地方，還剩兩萬，分到下面，只剩一萬，實際領到的，是五千。最先動手的，是戶部官員，東西領下來，不管好壞，先攔腰切一刀，然後到了地方，巡撫先來一下，知府後來一下，剩下的都發到鄉紳手裡，美其名曰代發，代著代著就代沒了。綜合明朝史料，崇禎時期的官員，比較符合如下規律：臉皮的厚度，跟級別職務，大致成反比例成長。” （注：明成祖永樂時期，修北京，修紫禁城，鄭和下西洋，五十萬大軍五次北伐蒙古，幾十萬大軍屢次南征越南……這幾件中隨便哪一件所需財政開支都不小於崇禎時期所有賦稅收入。為什麼明成祖時期能辦成的事到了明末就辦不成、財政就如此捉襟見肘？為什麼明末時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政府稅收居然還無法應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災害以及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戰國時期、三國時期、五代十國時期多次戰爭都動用幾十萬大軍，而明末動用軍隊十萬進行一次戰爭已經是接近極限，如果接近二十萬則國家財政就已經無法維持。一個這麼大的國家，一個耕地面積十億畝以上，人口接近二億的國家，賦稅收入居然少到連維持二十萬真正有戰鬥力的精兵都做不到。為什麼？明朝的經濟越到後期就越繁榮越發達，比明初強不知多少倍。即便在連續發生了自然災害後的崇禎年間，經濟總體也遠遠高於明初。經濟繁榮了，生產力發達了，而國家的財政卻如此困難，為什麼？從明初到明末政府稅收入基本沒變，也就是說國家的賦稅沒有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換句話說人均賦稅是下降的。既然如此，為什麼明朝末期到處都叫喊賦稅沉重苦不堪言？只有一個解釋：貪污。文人官僚團伙無孔不入貪得無厭駭人聽聞的貪污。） ——“要論最無恥的一個，莫過於工部侍郎王祐。這位王祐先生曾經有一次到王振家中探望。在明代，大臣們都留有鬍鬚，而王振沒有鬍鬚（身不能至，心嚮往之），但當他見到王祐時，才發現這位大臣也沒有留鬍鬚，便問他原因。王祐先生是這樣回答他的：（以下內容可能引發嘔吐，請先做好思想準備）'老爺沒有鬍鬚，兒子我怎麼敢留呢？'” ——“顧秉謙，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壞人。此人翰林出身，學識過人，無恥也過人，無恥到魏忠賢沒找他，他就自己上門去了。當時他的職務是禮部尚書，都七十一了，按說乾幾年就該退休，但這孫子偏偏人老心不老，想更進一步，大臣又瞧不上他，索性投了太監。改變門庭倒也無所謂，這人最無恥的地方在於，他幹過這樣一件事：有一次為了升官，顧秉謙先生不顧自己七十高齡，帶著兒子登門拜訪魏忠賢，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希望認您做父親，但又怕您覺得我年紀大，不願意，索性讓我的兒子給您做孫子吧！''顧秉謙，嘉靖二十九年（1550）生，魏忠賢，隆慶二年（1568）出生。顧秉謙比魏忠賢大十八歲。無恥，無語。” ——“最能鬧騰的，是國子監監生陸萬齡，他公然提出，要在國子監裡給魏忠賢修祠堂，他還說，當年孔子寫了春秋，現在魏公公寫了三朝要典，孔子是聖賢，所以魏公公也應該是聖賢。無恥的人讀過書後，往往會變得更加無恥。” ——“錢謙益，字受之，蘇州常熟人，萬曆三十六年進士，名人，超級名人。錢謙益之所以有名，很大原因在於，他有個更有名的老婆——柳如是。他不但飽讀詩書，才華橫溢，且是東林黨的領導”。 “流芳千古的錢謙益先生，就有點區別了，除了家產外，也很能掙錢（怎麼來的就別說了），經常出沒紅燈區，六十多歲了，還娶了柳如是，明朝亡時，說要跳河殉國，腳趾頭都還沒下去，就縮了回來，說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員前來拜訪，看過他家後，發出了同樣的感嘆：你家真有錢。”——崇禎自殺、太子被俘後出現了從朱家子孫中另立一人為明朝南方政權皇帝的機會。錢謙益為首的東林黨因為怕前福王之子當權會對當年堅決反對立福王為儲的東林黨人不利，堅決主張捨近求遠另立別人，還想藉機敲竹槓倒賣皇位，開價白銀十五萬兩。等福王之子搶先建立了南明弘光朝庭，這位“正義代表”、“道統領袖”東林黨頭頭錢謙益馬上去找魏忠賢餘黨阮大鋮拉關係跑官——東林黨不是自命正義、跟魏忠賢的閹黨邪惡勢力勢不兩立嗎？而錢謙益如今為自己跑官不但把東林黨跟魏忠賢閹黨的深仇大恨一筆勾銷，還把老婆貼進去行“美人計”——讓自己名妓出身的夫人柳如是出面跟阮大鋮套近乎：“投阮大鋮而以其妾柳氏出為奉酒。阮贈以珠冠一頂，價值千金。錢令柳姬謝阮，且命移席近阮。其醜狀令人欲嘔。”清軍兵臨城下，柳如是要錢謙益一起跳水自殺殉國，錢謙益卻道“水太涼”，死活不干。柳如是“奮身欲沉池水中”，錢謙益一把拉住，然後“率諸大臣在滂沱大雨中開城向虜王多鐸迎降”。滿清“下令剃頭，眾皆洶洶。錢牧齋忽曰：'頭皮癢甚。'遽起。人猶謂其篦頭也。須臾，剛髡（剃去頭髮）辮而入矣”（史敦《慟餘雜記》）——錢大“公知”不愧文人泰斗，幹什麼都能言之成理：投降是因為“水太涼”；以身作則帶頭剃頭留辮子是因為“頭皮癢甚”。當完明朝的禮部侍郎又當滿清的禮部侍郎，被稱為“兩朝領袖”、“錢公出處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聞。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林”。 （注：１６４４年初，面對李自成的大軍，崇禎皇帝要防守北京就只能調動唯一可調動的部隊——駐山海關的吳三桂的關寧鐵騎，為此需要軍餉白銀１００萬兩。財盡計窮的崇禎皇帝只好向皇親國戚滿朝大臣們募捐，結果人人叫苦，個個抵制。閣臣魏藻德僅僅象徵性地捐獻了五百兩銀子，閣臣陳演在皇帝面前裝窮，表白自己一向清廉，從未索賄賣官，一兩銀子也不捐。崇禎千辛萬苦才募捐到白銀２０萬兩，調兵之事因此告吹，崇禎皇帝再也無計可施。李自成打進京後卻從皇親國戚滿朝大臣們家里共搜出白銀７０００萬兩，從當初只捐５００兩的魏藻德、一兩不捐的陳演處各獲得白銀數万兩。） 八．不懂裝懂，獨斷專行斷瞎指揮，視國事為兒戲，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對內如狼，對外如羊 ——“明朝的言官們，彈劾似乎是他們唯一的使命，誇大事實是他們的強項，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幹工作也就是個白痴水平。和他們去較真，那是要倒霉的，因為這幫人會把對手拉進他們的檔次，並憑藉自己在白痴水平長期的工作經驗，戰勝敵人。” ——“互相限制、互相制約固然是一種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講一句他講一句，爭得天翻地覆，說得振振有詞，其實一點業務都不懂，結果十天半個月，什麼都沒辦”。 ——強迫萬曆皇帝立文人官僚集團屬意的人為太子：“共逼退首輔四人，部級官員十餘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員人數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罷官、解職、發配，鬧騰得烏煙瘴氣，還搞出了一個叫東林黨的副產品”（注：折騰二十年的結果是扶植了一個只當了一個月的皇帝，最後把政權交到一個因大人爭權奪利而被耽誤了教育、一輩子離不開奶媽、只愛好木工、只相信奶媽的相好魏忠賢的文盲小青年手中。） ——（抗日援朝之戰）“在蜂擁的士兵裡，嘈雜的叫喊聲中，楊鎬慌亂了。這個厚道的老好人，這個連買根白菜都要付現錢的統帥，終於在最關鍵的時刻，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點。面對眼前的亂局，驚慌失措的楊鎬做出了毀滅性的決定——逃跑。”“楊鎬毫無顧忌地帶頭逃跑了，領導有跑的權力，下屬自然沒有不跑的義務。一個跟著一個，明軍很快大亂，四散奔逃。沿海日軍趁機登岸追擊，明軍大敗，傷亡慘重，餘部退回慶州。蔚山之戰就此失敗。” ——“要成事，需要十二萬人，但要壞事，一個人就夠了。從這個角度講，楊鎬應該算是個很有成就的人。自從朝鮮戰敗後，楊鎬很是消停了一陣。但這個人雖不會搞軍事，卻會搞關係，加上他本人還比較老實，二十年後，又當上了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此外，他還加入了組織——浙黨。”（薩爾滸之戰）“遼東地區降雪，行軍道路泥濘，請求延後。”“楊鎬偏偏就是個抽風的人，不知是那根筋有問題，突然發火了： '國家養士，只為今日，若臨機推阻，軍法從事！'”“然後，他就乾了件蠢事，一件蠢得讓人毛骨悚然的事。在出征之前，楊鎬將自己的出征時間、出征地點、進攻方向寫成一封信，並託人送了出去，還反复叮囑，必定要保證送到。收信人的名字，叫努爾哈赤。” ——“其實從他接手的那天起，（薩爾滸之戰）失敗就已註定。因為以當時明軍的實力，要打贏是不容易的，加上他老人家（楊鎬），那就變成不可能了。可惜這位大爺對此毫無意識，還把軍隊分成了四部。”“薩爾滸大戰就此結束，此戰明軍大敗，死傷將領共計三百一十餘人，士兵死傷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人，財物損失不計其數。”“楊鎬倒是相當鎮定，畢竟他的關係搞得好，自他回來後，言官彈劾不絕於耳，但有老上級兼老同黨方從哲保著，他也不怎麼慌。”“薩爾滸之戰後，明軍陷入了徹底的混亂，許多地方不見敵人，聽到風聲就跑，老百姓跑，當兵的也跑，個別缺德的騎兵為了不打仗，竟然主動把馬餓死。” ——“在歷史中，袁應泰是個評價很高的人物，為官廉潔，為人清正，為政精明，只有一個缺點，不會打仗。這就沒戲了。他到任後，覺得熊廷弼很嚴厲，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麼多饑民（主要是蒙古人），為什麼不放進來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樓上充數也不錯嘛。於是他打開城門，放人入城，親自招降。一個月後，努爾哈赤率兵進攻，瀋陽守將賀世賢拼死抵抗，關鍵時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饑民開始大肆破壞，攻擊守軍，裡應外合之下，瀋陽陷落。賀世賢戰死，七萬守軍全軍覆沒。 ” ——“高第，萬曆十七年進士，是個相當厲害的人。在遼東，高第用實際行動證實，他既膽小，也很無恥。到地方後，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彈劾孫承宗，罪名：吃空額。經過孫承宗的整頓，當時遼東部隊，已達十餘萬人，對此高第是有數的，但這位兄弟睜眼說瞎話，說他數下來，只有五萬人。其餘那幾萬人的工資，都是孫承宗領了。” ——“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整人不成，又開始整地方。他一直認為，把防線延伸到錦州、寧遠，是不明智的行為，害得經略大人暴露在遼東如此危險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於心何忍？還不如放棄整個遼東，退守到山海關，就算失去縱深陣地，就算敵人攻破關卡，至少自己是有時間跑路的。他不但這麼想，也這麼幹。天啟五年（1625）十一月，高第下令，撤退。撤退的地方包括錦州、松山、杏山、寧遠、右屯、塔山、大小凌河，總之關外的一切據點，全部撤走。撤退的物資包括：軍隊、平民、槍械、糧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 ——“高第逃走的時候，並沒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動作實在太過逼真，跑得飛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孫承宗積累了幾年的軍事物資、軍糧隨即丟棄一空。數年辛苦努力，收復四百餘里江山，十餘萬軍隊，幾百個據點，就這樣毀於一旦。希望已經斷絕，東林黨垮了，孫承宗走了，所謂關寧防線，已名存實亡，時局已無希望，很快，努爾哈赤的鐵蹄，就會毫不費力地踩到這片土地上。沒有人想抵抗，也沒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選擇。” . 九．不負責任，為逃避責任不惜毀滅國家 1．文人官僚集團為逃避責任不惜毀滅國家堵死崇禎一切可能的出路 ⑴．堵死調兵之路：先是怕被罵“放棄國土”一拖再拖，等最後關頭不惜一切下決心調兵時又沒錢付軍餉。募捐，滿朝官員人人叫苦，集體抵制，最後不了了之。 ⑵．堵死議和之路： ——“對當時的崇禎而言，和談是最好的出路，其實問題很簡單，當年漢高祖如此英雄，還得往匈奴送人和親，皇太極從來沒要過人，無非是要點錢，弄點乾貨，也就完事了。”“明朝的官員思維，大致就是如此，就軍事實力而言，談判是最好的選擇，然而沒有人選擇。這種行為，說得好聽點，叫堅持原則，說得不好聽，叫不識時務，明朝最後妥協的機會，就這樣被一群不識時務的人拒絕了。” ——“明思宗亦知不能兩面作戰，私底下同意議和。但明朝士大夫鑑於南宋的教訓，皆以為與滿人和談為恥。”“明朝末年就在和戰兩難之間，走入滅亡之途。”（維基百科） ——“崇禎願意和談，因為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過了幾個月，在他的暗中指使下，楊嗣昌正式提出，建議與清朝和談。此後的事情，打死他都想不到。建議提出後，按史料的說法，贊成的人很少，反對的人很多，事實上，是只有人反對，沒有人讚成。最先蹦出來的，是六部的幾個官員，罵了楊嗣昌，然後是一撥言官，說楊嗣昌賣國，應該拉出去千刀萬剮，全家死光光。” ⑶．堵死南遷之路： ——“朱由檢多次召見主張'南遷圖存'的左中允李明睿說：'朕有此志久矣，無人讚勷，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志決矣。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平寇志》卷八）。但左都御史李邦華卻主張'皇上自然守社稷'（《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這時給事中光時亨指責'李明睿南遷為邪說。''不殺明睿，不足以安人心！'（蔣德璟：《愨書》卷十二）大臣遂不敢議論南遷之事” 。 （維基百科） ——“在陳演、光時亨等反對和不情願負責之下未能下決心遷都南京。”“後來崇禎再次跟李明睿和左都御李邦華复議南遷的計劃，並要大學士陳演擔當責任，陳演不情願，於是在不久後被罷職”“第二次南遷計劃失敗後，崇禎讓駙馬鞏永固代口要求重臣守京師，並以'聖駕南巡，徵兵親討'為由出京，諸臣唯恐自己因皇帝不在京城而變成農民軍發洩怒火的替死鬼，故依然不讓崇禎離京”——“駙馬鞏永固請以重臣守京師，'聖駕南巡，徵兵親討'，諸臣斥其誕妄。於是決定由內監及各官分守京師九門，禁止百姓上城。”（維基百科） ⑷．堵死崇禎最後生路： ——“崇禎同誌有句名言，諸臣誤我，還有一句，是文臣人人可殺，三月十七日，事實證明，這兩句話很正確。內閣大臣拿不出主意，連話都沒幾句，且不說了，守城的諸位親信，什麼兵部尚書、吏部侍郎，壓根就沒抵抗，全部打開城門投降。” ——“崇禎本想乘著夜色混出城去逃命，但是從安定門、朝陽門到前門，沒有一個門為他打開。眼看天要亮了，只好孤獨地走向了煤山……”（《中國歷史的教訓》，作者：習驊，中國方正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2． “文臣人人可殺”——不是“諸臣誤我”，而是“諸臣賣我” 黎陽評論： 為什麼明末文人官僚們明知大勢已去，已經山窮水盡、留在北京只有死路一條還堅決反對“三十六計走為上”，非要讓崇禎在北京等死？ 既然李自成大軍一到他們就不戰而降，可見本來就沒打算抵抗，早就拿定注意投降了。既然早就決心投降為什麼還一再拼命用“血戰到底”之類慷慨激昂忽悠，阻止決不投降的崇禎離開北京？答案只有一個：集體蓄意叛變投敵，拿崇禎和整個明朝做為自己改換門庭保住榮華富貴的晉見禮。 明朝是兩京製，南京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機構。當時南方並沒有亂，經濟尚繁榮。如果崇禎“南遷圖存”、退守南京，就可能讓李自成和滿清在北方打得你死我活、自己坐山觀虎鬥而坐收漁翁之利，歷史的發展就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但這樣的前景對北京的文人官僚集團們一點好處也沒有——南京已經有了完整的行政班子，自己去了往哪裡擺？何況南京的官員都是被他們從北京排擠出去的，早就勢同水火，一旦退到南京寄人籬下，自己的地位豈不就懸了？ 更重要的是：如果讓崇禎退守南京，那勢必有一場復國報仇捲土重來與強敵拼死較量的嚴峻鬥爭，需要的是乾實事而不是賣嘴。這對於這些“不干實事光弄權”、“只能整人不能幹事”、只會賣嘴罵人的文人官僚來說豈不要了老命？即使崇禎復國的事業能成功，自己的地位也保不住；如果崇禎復國失敗呢？那就連命都要輸光。 還有一個原因：這些文臣個個都不干淨，都沒少貪污。一旦崇禎南遷，自己的美宅良田不動產等不可能帶走，丟了北京還不知便宜誰。其他龐大的浮財又怎麼辦？不帶走不就全完了？要帶走不就全露餡了？以後崇禎追究怎麼辦？ 總之讓崇禎離開北京南遷對這些文臣絕對有害無益。而背叛崇禎呢？按這些文人官員們的如意算盤，無論是李自成還是滿清都是一幫大老粗，不管誰得天下都得急著重用文人。自己只要乘還沒有多少競爭對手時搶先投靠，就不難混上“開國從龍之臣”再獲重用。如果崇禎死掉、明朝滅亡，自己貪污所得自然不再有明朝政府追究，自然就成了“無主之財”，自然就保了險——是跟著崇禎從事前途未卜艱苦危險的複國事業、傾家蕩產有利可圖，還是投降現成的主子改換門廷坐享現成的榮華富貴有利可圖？對這些“以道統的名義謀私”的文人官僚來說答案還用說嗎？結論：與其讓崇禎退守南京東山再起，不如改朝換代。 既然決心投靠新主子改換門庭，那當然不能讓崇禎活著，更不能放虎出籠讓他離開北京這個大監牢有所作為。不僅如此，連他的子女家屬都不能放走，必須讓他滿門都留在北京以便一網打盡斬草除根，免得節外生枝。這才是那些滿口“忠孝節義”、“自認為是儒家道統的承續者和維護者”的文人道學家拼命用種種慷慨激昂反對崇禎“南遷圖存”的真正用意——忽悠住崇禎，把他一家子都死死摁在北京，以便把他們全家連同整個明朝都當見面禮奉獻給新主子。這是一個“能做不能說”的“行為藝術”。只有這樣才能解釋為什麼這些後來根本沒抵抗就開門投降的文人官僚們明明拿不出任何現實的解決辦法、明知大勢已去還堅決反對崇禎南遷，還千方百計慷慨激昂地忽悠崇禎，讓崇禎一直保持“尚有轉機”的幻想，自己不逃也沒讓子女家屬逃，最後全家都成了甕中之鱉被一網打盡。 等李自城大兵破城，崇禎才發現那些整天慷慨激昂義正詞嚴的文人官僚們一個都不見了，才恍然大悟“諸臣誤我”、“文臣人人可殺”——這兩句話其實只說對了一半：“文臣人人可殺”沒錯，但不是“諸臣誤我”，而是“諸臣賣我”——有意識地忽悠你全家都窩在北京等死，到時候自己溜得影子都不見，紛紛忙不迭開門投降。這哪裡是“誤”？分明是“賣”。如果真是沒什麼歹意的無心之“誤”而不是陰險狠毒的蓄意之“賣”，豈能不敢面對後果？豈能溜得無影無踪？豈能根本不抵抗就投降？ 崇禎被文人官僚利益團伙忽悠得國破家亡了還居然以為僅僅是“誤”而不是“賣”，可見不折不扣叫人家賣了還稀里糊塗替人家開脫，到死都是個糊塗鬼。沒有這些文人官僚團伙集體蓄意投敵叛變，崇禎至少不至於落得一家子都被一掃而光、甚至不得不親手殺自己親生愛女的下場。 十．誤人子弟，敗壞社會風氣，製造實用主義功利主義讀書觀，妨礙社會發展 黎陽評論：“學而優則仕”的歷史性效果——“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只為功名而讀書”、“只讀四書五經”、“范進中舉”、“儒林外史”…… ——“考上了進士對於當時的人太有誘惑力了，而考一個好的名次也有額外的吸引力，中國人講究衣錦還鄉，也就是穿著官服回家給當年的窮哥們、鄰居家大嬸大哥看看，這個時候，排場越大，面子就越大。”“如果你是狀元，那就威風了，牌子上可以寫上'狀元及第''欽點翰林'這樣的大字，招搖過市，引得無數百姓感嘆不已，抓住自己孩子的腦袋使勁晃，將來一定要學他！” ——“正是這樣的誘惑，使得無數人前仆後繼，向著官位前進”“這道關卡不但改變了歷史悠久的科舉制度，讓無數人陷入極端的痛苦中，在某種程度上，它還影響了中國未來幾百年的命運。” ——“八股可以說是明朝的發明創造，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發展完善，影響了後來近五百年的知識分子” ——“八股考試的弊端是很多的，選出的人才很多都是書呆子。著名的明朝學者宋濂形容過八股選出來的某些人才，'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活脫脫一副白痴面孔。” ——“總的看來，這一制度還是弊多利少，禁錮人們的思維，害人不淺啊，其影響深遠，直到近代，人們還以考過八股為榮”。 ——“什麼《詩經》 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紅樓夢》第九回）“自今日起，再不許做詩做對的了，單要習學八股文章。” （《紅樓夢》第八十一回） ——“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顯榮之梯階耳，豈足濟夫實效？”“從來貴國軍人與敵軍往返書翰，大都以壯語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強或蔽其弱，以為能事。”（甲午戰爭時期日本海軍司令官伊東佑亨給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的勸降信） |
|
|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