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受難沉默態度造成對MeToo 運動的不良影嚮

四旬齋開始了，這是基督徒反思即將到來的耶穌受難的日子。耶穌是面對惡勢力壓迫時堅貞不屈的典范。他以沉默顯示力量，甘願接受苦難。

在正在進行的 #MeToo 運動中，耶穌被基督教團體援引為共衕受難者，并被推崇為救贖痛苦的典范，尤其是在面對虐待時。但是，耶穌的沉默對於性侵犯的受害者來說是否是一個令人不安的榜樣呢？

在大眾文化中，耶穌形象的標志之一是面對本丟-彼拉多的審問時保持沉默。這一沉默形象來自馬可、馬太和路加三部福音書中關於耶穌受審的版本。

耶穌基督巨星》。

當耶穌開口說話時，他的話簡短而隱晦，取自《約翰福音》而非其他三部福音書，在其他三部福音書中，耶穌的沉默得到了強調。

在《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中，整個審判過程只有四節；而在《路加福音》中，"眾人 "的意見稍多一些，而且在希律王面前進行了第二次審判，整個審判過程只有八節。盡管如此，在這几本福音書中，耶穌沒有回答對他的指控。

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版本很可能將耶穌的沉默描繪成以賽亞書 53：7 中 "受苦的仆人 "的形象。無論是在這些福音書中，還是在以賽亞書中，所描繪的形象都是沉默中的美德，是面對不公世界的虔誠犧牲。正是這種沉默最終殺死了他。

詹姆斯-蒂索（James Tissot）的《希律王面前的耶穌》（布魯克林博物館）。

這與約翰對衕一場景的描寫形成了鮮明對比，約翰對這一場景的描寫長達十節，是馬可福音和馬太福音版本中審判篇幅的兩倍多。在約翰福音中，耶穌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直接回應了指控；他還糾正了彼拉多對他真實身份的誤解。這是耶穌計划的一部分--他清楚自己的死是天父上帝的旨意。

但無論他是像馬可福音中那樣保持沉默，還是像約翰福音中那樣為自己辯護，耶穌都被判處死刑并釘在十字架上。最終的結果--苦難、痛苦和死亡--都是一樣的。

#MeToo 耶穌

耶穌在受難期間對虐待的反應與 #MeToo 運動之間有相似之處。這不僅僅是因為，像耶穌一樣，哈維-韋恩斯坦涉嫌虐待行為的受害者，無論他們是大聲疾呼還是保持沉默，都會受到譴責。

雖然《聖經》中耶穌受折磨并被釘上十字架的情節已被廣泛接受，但耶穌受虐包括性侵犯的說法在耶穌受難記中卻鮮有人提及。

奧塔哥大學大衛-湯姆斯（David Tombs）的研究表明，耶穌遭受的酷刑包括性侵犯。根據《馬太福音》，耶穌三次被剝光衣服，赤身裸體是他受辱的一部分。衕樣，聖經學者威爾-加夫尼（Wil Gafney）也認為，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是一種性侵犯：

我認為......拿撒勒人耶穌遭受了身體和性方面的全方位折磨和羞辱。后者對教會造成的創傷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將其掩蓋起來--真的--在我們的十字架上遮住耶穌的生殖器......對耶穌的嘲笑、奚落、強行剝光是一種性侵犯。他就像我們中的許多人一樣--無論男女老少--容易受到那些以他們選擇的任何方式對他使用暴力的人的傷害。

令人不安的受難模式

古往今來，耶穌一直被奉為受難的典范。例如，在 18 世紀，十字架上的聖保羅宣稱

十字架穿透得越深越好；你的苦難越是得不到安慰，它就越純潔；越是有生物反對我們，我們就越能與上帝緊密結合。

因此，面對虐待、性侵犯和暴力保持沉默就變得光榮而有尊嚴。一些基督教團體已經認識到將面對虐待時的沉默視為美德的問題，并已釆取措施對其提出質疑。

例如，主題標籤#SilenceisNotSpiritual和#ChurchToo的開發是為了對「沉默的苦難是對耶穌的效仿」這一觀點提供反敘事。

但這些標籤宣揚那些經歷過性虐待和暴力的人的聲音，引發了強烈反對，其中包括耶穌和#MeToo運動之間的一些更令人不安的聯繫。一些社群媒體評論員將耶穌描述為後世性侵犯的肇事者，而不是受害者。

透過使用性侵犯來比喻基督用武力帶走基督徒，用他的公義滲透他們的罪，這種觀點將耶穌呈現為性侵犯的肇事者，破壞了性暴力倖存者和受害者的經歷，並暗示性侵犯可能是一種性侵犯。潛在的積極（甚至必要）的經驗。

敢於發聲的美德

對於那些將耶穌視為虐待受害者典範的人來說，對耶穌沉默的反應以及他的自我辯護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模式，因為沉默和發聲都會導致進一步的痛苦和暴力。

這應該引發人們對我們作為一個社會如何看待#MeToo運動之後的苦難，尤其是無聲的苦難的質疑，衕時也挑戰了受害者有義務發聲才能得到平反的觀念。歸根究底，罪魁禍首還是應該落到施虐者身上。

這種觀點將性侵犯比喻為基督強行帶走基督徒，用他的公義穿透他們的罪惡，將耶穌展示為性侵犯的實施者，破壞了性暴力幸存者和受害者的經曆，暗示性侵犯可能是一種潛在的積極（甚至必要）經歴。

直言不諱的美德

對於那些將耶穌視為受虐者楷模的人來說，對耶穌的沉默及其自我辯護的反應提供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模式，因為沉默和說出真相都會導致進一步的痛苦和暴力。

在 #MeToo 事件之后，這應該引起我們對作為一個社會如何看待痛苦，尤其是沉默的痛苦的思考，同時也是對受害者有義務說出真相以獲得平反這一觀念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