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左起：彌甥女丁敬涵、馬一浮、內侄女湯淑芳，在金華縣城
馬一浮教大學畢業生這樣認識過去：「歷史之演變，只是心理之表現。因為萬事皆根於心，其動機往往始於一二人，其後遂成為風俗。換言之，即成為社會一般意識。故一人之謬誤，可以造成舉世之謬誤。」
此時正值抗戰危機中，浙江大學避難泰和，馬一浮也作為 難民之一員，應浙大校長竺可楨之邀，以大師名義，於正式課程之外，設「特別講座」，教授國學。
馬先生此言，點明了聖人的歷史指路人角色，在今天的學者看來，或偏頗或侷限或忤逆，但卻由此向後人揭開了這名「現代三聖」之一聖的思想體系架構，那就是理學創始人之一、北宋張載的四句教：「為生民立命，外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卷帙浩繁的國學義理中，張載此四句教，正是因為馬一浮先生孜孜講學而著名。
馬一浮認為，國家命脈繫於文化，文化植根於思想。思想一定是成體系的，是將各種知識融會貫通後的人生涵養。孔子所謂「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馬一浮將這裡的「知」解讀為思想體系。當代人對傳統文化、儒家思想體系是有畏難情結的，馬一浮先生的學問就被公認為深奧，不要說今人，就是馬先生當年在復性書院授課的弟子，也多感到聽不懂。但馬先生本義，卻是「知」這個思想體系不在其大小，人人可以根據自己的自身情況來構建，即便在所謂「文脈斷了」的今天也不要有畏難情緒，只要思想能夠自成體系，經得起自己的審核便好。
馬先生這樣教授「為往聖繼絕學」： 「此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對比本文篇首馬先生的「唯心史觀」，如此一變一不變，馬先生在復性書院開講的第一句話就直取其真諦：「天下之道，常變而已矣！唯知常而後能應變，語變而後能顯常。」因其如此，馬先生強調「人皆可以為堯舜」：「 學者只是狃於習俗，不知聖賢分上事即吾性分內事，不肯承當，故有終身讀書，只為見聞所囿，滯在知識邊便謂已足，不知更有向上事，汩沒自性，空過一生。」人人都可以用一生時間構建自己的「知」，感悟不變的「天道」，以應對紛繁變化的現實，這是馬一浮教學對今人的啟示。馬先生的講學中不乏這樣直接的鼓勵：「道之不明不行，只由於人之自暴自棄。故學者立志，必當確信聖人可學而至，吾人所稟之性與聖人元無兩般。」
復性書院
樂山烏尤寺已找不到舊日復性書院的蹤影
1939年，抗戰烽火已經燒遍華北、華東及長江中下游、華南的廣州、南寧等地，復性書院此時在後方的四川樂山開辦，馬一浮先生針對救亡問題，只是告誡學生要判別現在，「勿重視現實」：「因現實主義即是勢力主義，而理想主義乃理性主義也。」馬一浮說：「吾國家民族，方在被侵略中。彼侵略國者，正是一種現實勢力。須知勢力是一時的，有盡的。正義公理是永久的，是必申的。」
早年的馬一浮過著隱士般的生活，二十歲其妻亡故之後終身未再娶，讀書寫字愛好元曲，沒有捲入任何政治乃至學術紛爭。民國初年當了幾天教育部秘書就請辭而去，北大蔡元培校長邀請就任文科學長，馬一浮回以「古聞來學，未聞往教」拒絕。 對於教育，馬一浮自有自己的理想，根據前述，也可叫做理性：「聚三十歲以下粗明經術小學，兼通先秦各派學術源流者一二百人，甑選寧缺勿濫，優給廩餼，供給中外圖籍，延聘老師宿儒及外國學者若干人，分別指導。假以歲月，使於西洋文字精通一國，能為各體文詞，兼通希臘、拉丁文，庶幾中土學者可與世界相見。國本初張，與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後，必有人材蔚然興起，此非一國之幸，亦世界文化溝通之先聲也。」
國難當頭，政府始有保國保種乃至保儒的想法。國民政府撥了一筆款項，支持創辦書院，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電報，請馬一浮入川主持。馬一浮有言在先：「書院之設，為專明吾國學術本原，使學者得自由研究，養成通儒，以深造自得為歸。譬之佛家有教外別傳，應超然於學制系統之外，不受任何制限。」馬一浮提出，書院的經費必須完全是來自社會捐贈。政府撥給的款項，僅被視為一種社會性的捐款，以保證不受官方的干涉。在他看來，書院必須獨立存在，如果有國家權力的參與，必將轉而為世俗的政治目的服務，書院的根本宗旨也就失落了。對此，國民政府沒有表示異議，允諾「始終以賓禮相待」。
熊十力也是參與創辦書院的元老。在熊十力看來，創辦書院是一件大事，書院應該由國家主辦，搞得像模像樣，保證充足的資金，擴大招生，並為學生的出路考慮，即對口就業；馬一浮卻低調得多，強調山林佛道般地辦學，自己出山講學已是不得已而為之，所以堅持書院的獨立性，不受政府機關的支配，學生寧缺毋濫，出路問題自己解決，強調書院不是謀出路的工具。書院開始招生，共有八百多人報名。遴選之下，只招了三十多個學生，教師、教工、雜役，總共六十多人。馬一浮的固執佔據了上風，熊十力離開樂山，二人早年的親密無間就此告一段落。
西湖隱士
馬一浮紀念館在西湖花港觀魚公園內，地處蘇堤映波橋畔，瀕臨西南湖的蔣莊
復性書院所在四川樂山烏尤寺，離馬一浮的出生地仁壽不遠。1883年馬一浮出生時，其父是仁壽知縣，但馬一浮只在仁壽、成都長到6歲，便舉家遷回祖上原籍浙江上虞。馬一浮晚號「蠲叟」，似在感念回報故地。
馬一浮9歲能誦《楚辭》《昭明文選》，16歲參加紹興縣試，與周作人、周樹人等同考，榜列第一，並被浙江巨紳湯壽潛看中，選為東床，與湯壽潛的女兒結婚。1901年，馬一浮的父親、二姐、妻子相繼去世，年方18的馬一浮自此終身不娶，也為此深得湯府的厚愛與支持。湯壽潛是縱橫清廷和商界的實業家，清末著名的立憲派人物，辛亥時被推舉為浙江軍政府都督。戊戌變法後科舉廢，馬一浮到上海學習英法拉丁文，與謝無量、馬君武等創辦《二十世紀翻譯世界雜誌》，向國人譯介西方文化。後又受聘於清政府，前往美國的清廷美國留學生監督公署任職，一年時間，飽讀了《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佛教原理論》《日耳曼社會主義》《社會平權論》等書，流連於黑格爾、赫胥黎、達爾文、孔德、拜倫、但丁、莎士比亞、康德，遍涉修辭學、倫理學、心理學等等。
馬一浮後又赴日本學習日文和德文，並將一部德文版馬克思《資本論》帶回中國自己閱讀，此時是1904年，馬一浮是將馬克思《資本論》引進中國的第一人。
但從24歲起，馬一浮從西學中跳脫出來，寄居杭州外西湖廣化寺，廣讀36400餘冊《四庫全書》，32歲於民國初年的變局中，潛心於《論語》及程顥、程頤的伊洛之學，並在當世後世的時代社會變遷中，堅持經不可廢，並因與潮流不合而遺世獨立。
如此稟賦超然學貫中西，又何以在而立之年重返國故，終成一代大儒？要知孔子「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之後，乃是下文「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馬先生說：「對於現在，不僅判斷，卻要據自己判斷去實行，故屬於行得多。對於未來，所負責任較重，乃是本於自己所知所行，以為後來做先導，是屬於言得較多。」馬一浮的由博覽世界轉而貫通理學而成一代宗師，代表的是其對未來的判斷。在此馬先生提出佛教的因果律，認為自然界、人事界，皆不能外於因果律，絕無無因而至之事，現在事實是果，其所以致此者，非一朝一夕之故，這就是因。秉持因果律，學者的眼光會放得長遠，十年二十年只能算近因，一二百年之上才能算遠因。而以現在為因，未來亦必有果。今日人們的言論，不管是對於現實社會的滿意或者不滿，感覺其尚有不善或不美，皆可影響未來。馬一浮認為所以要「審其所謂」，必須選擇精當，不可輕易亂講話。抗戰末期，南懷瑾到復性書院探訪馬一浮，就聽他說，年輕時輕易寫作，回顧起來，很想自己把它燒燬。
1931年冬,馬一浮與姐姐(右一)一家在杭州延定巷寓所合影
從二十多歲到五十多歲，馬一浮棲居杭州孤山，漸漸成為一位長髯飄飄的國學大師、書法高人。其間有舒曼殊來訪，記錄「此間有馬處士一浮，其人無書不讀，不慧曾兩次相見，談論娓娓，令人忘飢也。」同鄉後學胡蘭成也來訪。又有好友李叔同與之共同研究佛學，李叔同終於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任教於北京大學的梁漱溟以後學自居訪問馬一浮，他的同事熊十力後也前來拜訪，三人結為至交。熊十力來訪時二人素無往來，以著作《新唯識論》的手稿投書求見，50歲的馬一浮對熊十力《新唯識論》倍加推崇，興奮地親自回訪熊十力，為之作序。
學界都知道杭州有一位世外高人馬一浮，並且總是拒絕外界的講學出山之邀。1936年竺可楨任浙江大學校長，兩次登門拜訪，又托先生左右好友代為遊說，希望延請先生任教。馬一浮給中間人寫信回覆說：「弟平日所講，不在學校之科，亦非初學所能喻。誠恐扞隔不入，未必有益，不如其已，非以距人自高也。今竺君復再三挽人來說，弟亦不敢輕量天下士，不復堅持初見。因謂若果有學生向學真切，在學校科目系統之外，自願研究，到門請業，亦未嘗不可。」其實等於提出了要求，可以出山講學，但不願意受到學校學科的束縛和限制。並且提出，不是到大學當「教授」「老師」，必須以「大師」之名以待。
《竺可楨日記》記載了此事並讓我們得以瞭解此事的下文：「據張云一浮提出一方案，謂其所授課不能在普通學程以內，此點余可允許，當為外國的一種Seminar（研究班課程）。但一浮並欲學校稱其謂國學大師，而其學程為國學研究會，則在座者均不讚同，余亦以為不可。大師之名有類佛號；名曰會，則必呈請黨部，有種種麻煩矣。余允再與面洽。」直至抗戰開始，大家患難之交，難民馬一浮也需要有個工作，而流徙中的大學行政制度也不那麼嚴格，雙方方才達成一致，因此有了馬一浮於學科體制外講學於南遷中浙江大學的《泰和會語》《宜山會語》。
六藝之學
馬一浮先生順應因緣，不講學則以，講學則系統托出自己的畢生心血與成就，也是馬一浮學術思想的核心內容——楷定國學於六藝之學。馬先生說：「現在要講國學，第一須楷定國學名義。……舉此一名，該攝諸學，唯六藝足以當之。六藝者，即是《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餘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於此，其餘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今楷定國學者，即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
一錘定音，馬一浮終結了長時間以來學界對「國學」定義的眾說紛紜——如果說國學就是傳統文化，過於寬泛，因為傳統的人創造出的文化都叫傳統文化；如果認為國學等於儒學，又過於狹隘，因為中國一向以儒釋道三家並稱；如果規定國學就是儒釋道，又不能清楚地究其源頭。馬先生之「楷定」國學，卻不是為了搶佔話語權的「確定」，他說：「學問，天下之公，言確定則似不可移易，不許他人更立異義，近於自專。今言楷定，則仁智各見……」
及至復性書院開課，院名「復性」，表達了馬一浮教育思想的精準定位，他說：「學術，人心所以紛歧，皆由溺於所習而失之，復其性則然矣。復則無妄，無妄即誠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教之為道，在復其性而已矣。今所以為教者，皆囿於習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復性之義，以為宗趣。」教育從來都是吵吵嚷嚷的大論壇，喧囂者都是執著於自己所習而迷失了方向，教育的真諦在於「復性」。
複姓書院的課程設置，由馬一浮精心擬定，能清晰地反映出他的思想架構：首先是「群經大義」，闡發六經的精義，用六藝統攝一切文化；然後繼之以「四科」：玄學、義學、禪學、理學。這四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融合了儒、釋、道三教思想的精髓。另外，書院還擬開設西方哲學一科，以期對西方的思想文化也能夠有所旁通。
馬一浮認為國學就是六藝之學，是我們這個現代民族國家最古老的學術文化源頭。這個學術文化源頭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尤其是在民族、國家或者更大的群體遇到如何生存與發展的問題時，將會統領人心，做出最自然、最合理、最實在的歷史選擇，看起來偶然的選擇，其實在各民族學術文化源頭中，早已涵蘊，此「即吾人自所具有之義理」，「義理雖為人心所具有，不致思則不得，故學原於思」，所以一切道理，一切德性，皆在為一心所具有，應該代代傳承，永遠開發而更新。因此，我們應對學術文化之源頭（六藝之學）不斷適時思考，以推進學術文化之「日新」，此乃千古不易之真理。因此，馬先生所說的「六藝該攝一切學術」是就其根源，應適時開發，日日新，又日新。所以馬一浮先生說：「六藝之道是前進的，決不是倒退的，均勿誤為開倒車；是日新的，決不是腐舊的。」
馬一浮曾喟然長嘆：「世界無盡，眾生無盡，聖人之願力亦無有盡。人類未來之生命方長，歷史經過之時間尚短，天地之道只是個『至誠無息』，聖人之道只是個『純亦不已』，往者過，來者續，本無一息之停。此理決不會中斷，人心決定是同然。」
馬一浮紀念館內的國學活動
明心盡性
在復性書院的籌備過程中，蔣介石曾於重慶有幸得以宴請馬一浮，並且請教時局之勢、治國之道。馬一浮沒有推卻，思量再三說道：「唯先儒有兩句話可以奉告：唯誠可以感人，唯虛可以接物，此是治國的根本法。」實際上，蔣公如果聽過馬先生在浙江大學講課，立國之理是講得清楚明白的。中國古來的傳統，歷來是文教之治，讀書人在庶民之上，言傳身教，以達到治理社會的示範效果。但馬一浮指出「讀書而不窮理，只是增長習氣。察識而不涵養，只是用智用私。」讀書要學而時習之，窮盡道理，「心能入理，便有主宰。義理為主，此心常存。」讀書人讀書一定要過這一道檻，才能避免私心滿溢，人心「攀援馳逐，意念紛飛，必至昏昧。」以昏昧之心，處理面對的事情，就真的是謬以千里了。相反，若讀書而窮理，察識而有涵養，「涵養愈深醇，則察識愈精密。見得道理，明明白白，胸中更無餘疑。一切計較利害之私，自然消失。逢緣遇境，隨處皆能自主，皆有受用，然後方可以濟艱危，處患難，當大任，應大變……」馬先生還說過：「古人之書固不可不讀，須是自己實去修證，然後有入處，否則即讀聖賢書亦是枉然。」這就揭示了中國的文教傳統，自堯舜禹三代以後，沒有從根本上造福古老中國的原因。
「始於立國，終於化成天下，須從一身之言行做起」，「從自己心體上將義理顯發出來，除去病痛，才可以為立身之根本。知道立身，才可以為立國之根本。一切學術以此為基，六藝之道即從此入。」義理圓融之後，馬一浮先生又回到六藝之道，回到學術本身。所以馬先生被稱為融會貫通的理學家，相比之下，熊十力在貫通學理方面就稍顯「理障」，而梁漱溟則過多糾結於學問的經世致用，難以自拔。
綜觀馬一浮先生一生的著作，約有300萬字，其中最重要的是《泰和會語》、《宜山會語》、《復性書院講錄》和《爾雅台答問》四種，這些著作都是馬先生述而不作的講課或書信答問輯錄，從形式上等同於孔子《論語》，或釋迦牟尼佛教言。
馬一浮「博我尊其」 隸書八言聯，145cm×38.5cm×2
君子不器
在馬一浮上述講課或書信中，隨處可見引用佛經的痕跡，多處講到儒佛相通。先生說：「儒佛等是間名，心性人所同具，古來達德，莫不始於知性，終於盡性。」「《華嚴》可以通《易》，《法華》可以通《詩》，苟能神會心解，得意忘言於文字之外，則義學、禪學悟道之言，亦可以與諸儒經說大義相通。」儒佛在馬一浮看來不僅相通，他甚至認為，只有從佛學裡翻過跟頭的人，真正體悟了世間皆苦，懂得因果律而擁有慈悲之人，才有可能真正瞭解儒學。
馬一浮在復性書院講《論語大義》，以孔門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為例，說明孔子「咸具四種悉檀，此是詩教妙義」
四悉檀者，出天台教義。悉言遍，檀言施，華梵兼舉也。一、世界悉檀。世界為隔別分限之義。人之根器，各有所限，隨宜分別次第為說，名世界悉檀。二、為人悉檀。即謂因材施教，專為此一類機說，令其得入，名為人悉檀。三、對治悉檀。謂應病與藥，對治其人病痛而說。四、第一義悉檀。即稱理而說也。）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世界悉檀也。答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為人悉檀也。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讱。」答樊遲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對治悉檀也。答顏淵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第一義悉檀也。
可以說，馬一浮是晚清以來，中國現代學者當中佛學造詣最深湛的一位。他的佛學造詣之高，間或使得身邊同修之人，不乏有出世修行的念頭，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李叔同削髮而為弘一法師。還有一位叫彭遜之的同修，馬一浮並不贊成其出家，後來彭出家卻沒能戒掉貪嗔痴，和寺裡的小僧人吵架，又憤而離寺還俗。其間馬一浮對彭的家庭子女勤加撫養，多方照顧。
在復性書院，馬一浮曾經給弟子講，如果以大乘佛學來解釋儒學義理，「彼此印證」，可以說「無往而不合」。他還透露自己的功夫秘技，自己所以對聖賢語言尚能知得下落，就是因為「從此得來」。
（原創自志道教育所屬雜誌《時代教育•人物》 張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