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經驗二(記得當時年紀小)

1953年的國語實小(張毓中攝影)

我記憶中的小學時光，多半是戰亂中的斷斷續續與支離破碎。我出生後不久就跟著父母顛沛流離：在重慶、南京上幼稚園，廬山、上海讀小學，在福州的幾個月，更因時局緊張，輟學在家。這種戰爭的飄泊與不安感，一直到我進了臺北「國語實小」以後，才有了歸屬的感覺。

國語實小位於臺北南海路，在「臺北植物園」的對面，緊鄰的建國中學是臺灣最優秀的男子中學。當時一般小學不是縣立就是市立，臺北市卻有國語實小、女師附小與北師附小三座省立小學。這三座小學因為風評好，聲譽佳，而被合稱為臺北「三省小」。

我媽是孟母型的母親，我們初到臺灣，父親工作不穩定、家中經濟窘迫，但她縮衣節食，費盡心力，也非要搬到「國語實小」附近，讓孩子們上一所好小學。

國語實小，原名「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附設實驗小學」(現名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簡稱臺北實小)，是臺灣政府有鑒於臺灣初光復,語言複雜,在臺灣推行「國語」(普通話) 而設立的實驗小學。學校老師多來自北平，說北平話；學校中的重要課目是注音符號ㄅㄆㄇㄈ。我是四年下學期，經一位老師介紹插班入學的，因為我入學時年紀已大，語音已定型，就一直沒有學會老師們的京片子。

我爸在1953年拍過一張國語實小的照片，照片裡的學校是一幢兩層木樓，教室的玻璃窗上貼著米字與井字的防震紙條。那些看起來像裝飾用的紙條，其實是戰爭的產物。那時國共內戰，空襲警報之聲時有所聞 (其實都是虛驚)，老師們就帶領學生，把白報紙剪裁成長條，塗上漿糊，貼在玻璃窗上，以防飛機來襲時，震碎的玻璃會傷及學生。

做為實驗性質的小學，學校的師長必然是一時之選。校長張希文，是國大代表、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之一，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女性。我偶爾在街上看到她坐著私家三輪車來去，跟她行禮，她都會點頭回禮。

跟我們學生關係最密切的是幾位導師。我們那一屆共有四班，我四、五年級時被編入乙班，導師是王文潤老師。五年級快結束時學校舉辦了一次智力測驗，我數學差、被分到丙班，導師換了，同學也整個換了一批。

老師當中，最受人矚目的當推勞作(手工)老師毓子山。毓老師是王文潤老師的先生，原名愛新覺羅•毓巙，是滿清皇室,是著名昆曲家溥侗的兒子。他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除了精通昆曲外，還曾赴日學畫, 後來還當過演員。

毓老師的兒子恒昌，也在學校就讀，我們小學生常好奇的問：「為什麼毓老師父子不同姓？」因為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滿清的習慣是稱名不稱姓的。

我在勞作課上學了些什麼，現在都忘了，記得的，只有一件「紙糊車子」事件。大概是因為當年家庭自製的漿糊品質太差了，全班的車子都糊得不像樣，毓老師很不高興的跟我們說：「你們的車子全被我扔了！」

圖畫老師曹端群也是叫人難忘的老師，她非常著重圖畫的基本功，她要求學生每天要在特別設計的筆記簿上練線條：第一行畫滿橫線，第二行直線，第三行斜線，第四行圓圈，她每堂課都要檢查作業，連寒暑假也得練習畫線條。我每次都要到寒暑假快結束的最後幾天，才會乖乖地坐在書桌前，一口氣畫上幾十頁像鬼畫符似的線條，然後草草交卷。

我們那一屆有一對王牌師生：甲班導師席淡霞和她的得意門生夏祖焯。席老師並沒教過我，但她是天生的老師，是學生們人人崇拜景仰的老師。幾年前我回臺北，參加同學安排的一場與席老師午餐的同學會，老師風采依舊，魅力不減當年，至今依然是學生們最喜愛的老師。夏祖焯（筆名夏烈）是名作家何凡(夏承楹)、林海音夫婦的長子，他口才好，能力強，凡是學校的對外比賽，都由他代表參加。幾年前我曾到他三藩市家開過一次同學會，現在的他在台美之間著書、教學與演講，日子過得像小時候一樣的有聲有色。

至於對兒童成長很重要的課外活動，當年並不貧乏，在戰亂中，政府也沒有忽略小學教育。我們那一代雖然沒有富裕的物質生活、昂貴的玩具、也沒有學這學那的機會，但窮孩子有窮孩子的褔份，來自天南地北的老師和家長們，都會想出各種價廉物美、簡單易學的童玩，讓飽受戰亂的孩童有一個快樂的童年。

在學校中的下課時間，我們從未閑著：男生喜歡打彈珠和跳雙杠；女生則在教室外踢毽子和跳橡皮筋。跳橡皮筋其實是一種很好的有氧舞蹈，我們利用橡皮筋的彈性，變著花樣跳橡皮筋舞，一邊跳，一邊吟唱：「小皮球，香蕉梨（亦有人說香蕉油），滿地開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

國語實小的啞鈴舞非常有名，教啞鈴舞的白永孝老師來頭不小，曾獲山東省運動會撐竿跳冠軍(也有人說他得過全國冠軍)，著有《最新實驗改良啞鈴操教材》與《中國書法正楷基本教材》。同學李玲玲是被大家公認的啞鈴舞高手，她現在是天主教修女，不知是否還跳啞鈴舞？

1953年，我小學畢業，考上臺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學 (現中山女高), 結束了我的童年。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在童年結束以前，兒時的飄泊與不安感，在國語實小的兩年半中找到了心靈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