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改良運動”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丁學良 

2008年4月11日 星期五 

如何給中國的改革開放30年下一個恰當的評價和定義？

在所有的歷史事件中，越近的事情，越難評價——特別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從1978年一路走來，至今並未停息，而且還在繼續。 

我更願意將這三十年放到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下考察。改革、改良、維新，在英文上是同一個詞，都是“reform”，表達的是一個意思。 因此，我們也可以將這三十年稱為“維新”或“改良”。

從宏觀的角度評價，1978年以來的中國改革開放，應該是中國自西風東漸的160年來延續最長的一次維新運動，同時，也是對中國社會大多數領域影響最為深遠的運動。 

從宏觀的立場看待這次維新，我們可以將其與中國近代以來歷次的維新運動做個比較，來討論為什麼以前歷次維新都以失敗告終，而這一次維新卻會在中國基本成功？ 

160年來，中國前後發生過三次大規模的維新運動。

此次維新相對成功的關鍵，就是因為這次維新在中國一個半世紀的歷程中，延續的時間最長。今天，將這三次維新運動做一個比較，我們不僅能發現各自的長處，以及不同的歷史機緣，從而能更清晰地判斷，為什麼1978年來的改革開放具有特別的社會經濟史的價值。 

如果單從一些因素比較起來看，以往兩次維新比起這三十年，各有不同的長處。 

第一次維新運動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 做一個假設，如果當年的那次維新能夠延續下去，那今天的中國肯定不是這個樣子，各方面都會不同。特別是從言論的自由度和思想的開放性來比較，那一次的維新，遠遠超過1978年後的改革。 按照今天的眼光來看，第一次的維新運動真正是非常的“百家齊放、百家爭鳴”。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巨大、歷史延續最為悠長的國家，誕生過無數的大家。然而，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自由角度來講，最近30年的改革，是遠不如第一次的維新。 在這30年中，中國無論是學術上還是思想上，都沒有產生過任何一個可以與第一次維新運動中湧現的那些風流人物相比的角色，無論是在哪個領域。我們可以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誕生了多少影響後世的大家，無論是對中國長期發展的規劃、還是思想的推動，都殊為不凡。

這些大家，為中國後世向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思想多元化發展，探索了基本架構，比如，立志改良的康有為、梁啟超，宣導世界眼光和國際競爭的嚴複，制定中國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憲法的沈家本，以及當時尚年輕的蔡元培、胡適等，前者為中國現代教育和學術建設所做的嘗試，至今尚難超越，而後者的科學的理性主義到今天仍被不斷地被證明其長久的價值。

第二次的維新運動發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抗日戰爭爆發以前。 如果純粹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也即GDP的增長指標判斷，中國的進步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的幾年，非常可觀。 然而遺憾的是，那一次維新被日本的入侵打斷了。 從思想觀念的進步看，第二次維新比不上第一次，但也超過改革30年。

  知名學者如文學上的沈從文、曹禺、魯迅等；藝術方面的黃賓虹、張大千等；比較史學方面的陳寅恪以及哲學方面的前半生的馮友蘭等。這個星光閃耀的時代，在1949年後，特別在1957年後，也黯淡下來。即便是左派的共產主義先行者陳獨秀，其思想的光芒和遠見在他的同志們中，也是鶴立雞群。

所以，如果從純粹的思想學術觀點來回顧，這三次維新，是一次不如一次。 但是，如果從三次維新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全方位影響來評價，1978年以來的三十年則是最大最深遠的。 對此我們必須尊重歷史，有個遠距離的客觀評價。 

這三十年的維新運動，之所以對中國社會造成了全方位的影響，在實際影響上超過了第一、二次維新運動，就因為它具備延續性。 在所有的因素中，延續性實在是太重要了。 

一個最偉大的觀念，一個最好的政策，一個最好的對策，如果延續不下去，那只具備思想史的意義，不具有政治史和經濟史的意義，當然也不具有社會史的意義。

所以，這三十年的改革，之所以有這樣深刻的影響，我認為羅列一大堆原因是可能的，但不用說那樣多的細節。我是做比較現代化研究的，比較現代化就是要比較好幾波的現代化浪潮中間，每波與前一波的異同。 

即使是在中國這樣網路控制較嚴的地方，你仍能在網上看到很多對這30年非常情緒化的評價。 像這種非常情緒化的東西，往往是從微觀角度出發的，通常具有微觀的合理性，但不一定具備宏觀的合理性。 

要想比較準確地評價這30年的改革進程，我們就得先對這30年在中國歷史上的定位講清楚。 這就必須將其放到最近160年的歷史背景中來考察。 看不到這160年，就不知道這最近30年對中國的重要性，以及對中華民族復興的意義。 中華民族的“復興”概念，在160年以前是沒有的，因為中國人那時自認為是天下第一。 只有當你知道自己落後了，才會有“復興”的觀念。所以我最近一本書的名字是《中國經濟再崛起》，用了一個“再”字。 

老老實實承認自己落後了，下面的事情相對來說就好辦了。 

（FT中文網公共政策與社會事務編輯高嵩據訪談整理）

作者簡介：丁學良， 安徽南方人。1984年初夏赴美國留學，1992年春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先後在哈佛本科生院、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從事教學和研究。 現任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中國政法大學的客座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比較發展、轉型社會、大學制度、全球化。他的英文中文著作分別由劍橋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臺灣聯經出版公司、北京大學出版社等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