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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1/28 10:00:33瀏覽1626｜回應0｜推薦1 | |
| 最小的婦人，最大的心:孫理蓮的芥菜種信心
http://www.mustard.org.tw/about2.asp 她以宣教士的身份來到台灣，創立基督教芥菜種會。在台灣60年來，無時不以慈母之愛護衛著我們，盡其所有無不奉獻、照顧弱勢中的弱勢，幫助上百萬台灣人，使得他們的生命得以更豐盛。 一旦置身於世上困苦的人們之中， 你就永遠離不開了，你會和他們同行—— 他們的缺乏成為你的缺乏， 他們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 他們的難題也是你的難題， 他們撫育子女的重擔也成了你的重擔。 你無法離開、忘記他們， 也無法掉頭不顧。 —孫理蓮 1947年，太平洋上的小島台灣， 二次大戰的損傷還未恢復，不僅百廢待舉而且危機四伏。 美國籍的「牧師娘」孫理蓮 和夫婿孫雅各牧師再度踏上台灣， 創立「芥菜種會」服務弱勢中的弱勢—— 漢生(麻瘋)病人、原住民、貧童、孤兒、 流浪青少年、烏腳病患者、視障者等。 「如果我是漢生病人，我會想要什麼呢？ 如果我在監獄裏，我會要什麼呢？ 如果我是孤兒，我會要什麼呢？ 如果我有烏腳病，我會要什麼呢？……」 感同身受人們的苦， 孫理蓮竭盡所能地付出， 被稱為台灣「山地之母」、「盲胞之母」、「孤兒之母」、「麻瘋病人之母」。 為台灣奉獻50年， 生命最後也歸宿台灣。 她說：「我只是個女人，所做的事，是每個母親在家裏都會做的事……」 2334名 育幼院院童 1100名 家變、家暴、邊緣少年庇護 15000名 監獄受刑人 7500名 原住民幼稚園兒童 370名 原住民幼稚園老師 1050名 原住民學生和老師 250名 原住民肺病患者和醫護人員 23000名 馬利亞產院接生嬰兒 6000名 山地農忙托兒所兒童 82萬人次 南部診所看診人數 130名 澎湖幼稚園兒童和職員 9240名 花蓮山地女子習藝所學員 1200名 漢生患者和職員 1352名 烏腳病患者 300名 視障者 這是統計至1981年，也就是孫理蓮牧師娘過世前2年，基督教芥菜種會（The Mustard Seeds Inc.）在台灣所幫助的人數統計。 當時台灣國民所得只有兩百多美元，政府的社會福利措施及民間的本土慈善組織，都還處於萌芽階段；西方教會的慈善與醫療服務，卻在這塊土地上發揮了及時雨之效。 「第一個登記的慈善機構就是我們！那個時候我去內政部辦，他們還說這個事很新鮮啊！」說起1962年，以「基督教芥菜種會」之名，完成中華民國第一個財團法人登記立案的往事，七十多歲的鄭興讓牧師不禁讚歎「孫理蓮」——這一切慈善事工的幕後推手，「她幫助過的人算不完啊！」 1947年10月，太平洋上的寶島台灣，以百廢待舉、危機四伏的樣貌，迎接孫雅各（James Dickson）和孫理蓮（Lillian R. Dickson）這對美國籍的老朋友。 之所以說「百廢待舉」、「危機四伏」，是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的損傷尚未復原，國民政府甫接管台灣的局勢變動，台灣人民又經歷了二二八事變的創傷；之所以稱為「老朋友」，則因為這是夫妻倆第二度踏上這片土地。 1927年，台灣仍處於日本殖民時代，孫雅各牧師偕新婚的妻子孫理蓮自美來台，於淡水定居，承接台北神學校（今台灣神學院）及淡水中學校長職務。10年平靜單純的宣教生活，在戰爭號角聲中蒙上陰影——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台灣進入戰時體制，日本政府大力施行「皇民化」運動，美國籍傳教士成了日本政府眼中「策反」台灣人的危險分子。 1940年，在日本特務監視下，孫雅各一家人離開定居13年的台灣返美；是二戰期間最後一批離台的西方傳教士。直到戰後，1947年，夫妻倆迫不及待重回闊別6年多的台灣，是最早返台的外國宣教士。 「我知道很多人以為，黑夜的勢力已經伸出它的長臂要抵達這島嶼。」時值國共內戰情勢惡化，美國親友頻頻來信，催促他們為了自身的安全，最好及早返國。孫理蓮卻表明了將安住台灣的決心：「如果我們聽到在黑夜來到的昏暗中，有人痛苦而哭泣時，我們為基督的緣故，還是要照母親的所能去安慰他們，直到他們安然入睡。」 在全世界都不看好台灣未來的時候，孫雅各和孫理蓮卻選擇留在這個地方，為最弱勢、最無助的島民服務。 【走進樂生院】 「最初，我慶幸自己必須集中精神彈手風琴，不用直視漢生病人浮腫的臉、有斑紋和缺乏色澤的皮膚，拖著癱軟腳跟的無力模樣。但上天的意旨促使我『正視』這些人所處的困境。」 —孫理蓮 「你必須來！上個星期有三個人自殺！上上星期也有三個！再上個星期是四個！」1950年，在「樂生療養院」負責基督教事務的蔡信生傳道，向孫理蓮請求援助；他的口氣像一個快被重擔壓垮而絕望無助的人。 樂生療養院，創立於1930年，是台灣地區唯一收容漢生病人的公立機構。日本統治時期，漢生病人必須接受強制隔離治療——若非進入由加拿大籍宣教醫師戴仁壽創立的「樂山園」，就是被警察「押」進「樂生院」。相較於人性化的樂山園，住進樂生院的六百多人，像是被判了無期徒刑。 「那個時候，漢生病人蓋的被子，裏面裝的不是棉花，而是菅芒花。一天伙食費只有六毛五分錢，沒有辦法吃飽！」55年前住進樂生院的金義楨，經歷過物資及醫療照顧缺乏的艱難處境。 病痛的折磨、貧困的生活，加上求出無期的絕望，逼得許多人走上絕路；而勉強活下來的，則是努力存「棺材本」——想著既然無法「活著」走出樂生，至少「死後」總得請人送出去。 「我怎麼做得到他要我去做的事呢？」在走進「樂生院」——一個沒多少人敢去的地方之前，孫理蓮遲疑著蔡信生提出的請求。 「慈悲的上帝只給你兩隻手，但祂給了你一顆偉大的心啊！」帶著先生孫雅各的鼓勵，孫理蓮展開了對樂生院友的關懷。 她首先邀請馬偕醫院白信德醫師（Dr. Signe Berg）進入院區義診，後有路德會護士杜愛明（Alma Drucks）長期駐院；並開辦公共廚房改善伙食、供應牛奶，補充病患的營養。「耶穌用五個餅、兩條魚餵飽五千人。現在卻是六百五十個人天天吃三餐！」孫理蓮為此感到欣慰。 在救濟之餘，孫理蓮也不忘宣傳福音，在樂生院內成立「聖望教會」，服務基督徒院友。1952年10月的一個週日早上，樂生院禮拜堂的鐘聲首次響遍山谷，那些瘸腿的、瞎眼的病人，虔誠地成隊走進他們的禮拜堂，臉上發出光輝。 為了避免漢生病傳染給下一代，日治時期，總督府下令樂生院民強制結紮。一直到1953年國民政府時代，院內才解除強制結紮令。那時醫界認為，大人不容易感染漢生病，但小孩的皮膚抵抗力弱，比較容易被漢生桿菌感染，因此病人的新生兒不能與父母同住。於是孫理蓮就為那些出生在樂生的孩子，在二重埔設立了「安樂之家」。 「小孩子一出生就馬上抱走，每隔幾個月帶來給父母看。」聖望教會吳西梅長老回憶當時狀況。由於二重埔到位於新莊的樂生院有一段距離，孫理蓮總是僱車子，把院童及保母上百人載到聖望教會。為了避免傳染，親子之間只能隔著一道柵欄呼喚，不能有任何擁抱、觸摸的動作。直到活動結束，孩子們才在父母聲聲叮嚀中，依依不捨地離開。雖然如此，這卻是他們彌足珍貴的快樂時光。 隨著藥物Dapsone（簡稱DDS）於1953年引進台灣，漢生病開始獲得有效控制，許多樂生院友經長期服藥之後，體內的漢生桿菌反應呈現陰性，可以離開院區回歸社會。但是，藥物治得了病，卻救不回他們已經殘缺的肢體，也難以扭轉社會大眾歧視的眼光。 為了幫助有家歸不得的痊癒者，孫理蓮回美國籌募資金，在1954年成立「職業治療室」和「希望之家」，為他們進行職業訓練。 【償還愛的債務】 「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我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 —馬太福音25:35 1947年後，台灣一片風聲鶴唳、反共防諜的社會氛圍下，路上隨時有警察盤查；若是拿不出身分證的人，往往難逃拘役的命運。許多流浪街頭的貧童及青少年，不曾犯罪，只因為拿不出身分證、超過三個月無人出面保釋，就淪為階下囚。 這使孫理蓮十分不忍，她進到警察局裏看視這些孩子——被剃光頭、衣衫襤褸、赤著腳，與成年犯擠在小小的鐵籠裏。其中有個孩子跟她說，他被判刑三個月，卻被關了好幾年——因為他是孤兒，沒有人來領他離開。 孫理蓮毅然承擔保證人的責任，在兩年內保釋了兩百五十人。幸運的孩子，與久違的家人重聚；舉目無親的孤兒，急需一個安身處所。於是，1953年孫理蓮在距離樂生院不遠的小山丘上，建立了「兒童之家」；兩年後，又在台北縣樹林鎮（新北市樹林區）建立「兒童之家別館」。 擁有神學榮譽博士學位的基督教救助協會祕書長夏忠堅牧師，曾經是「兒童之家別館」的一員，「因為家裏一窮二白，大哥讀完小學後就去當學徒、大姊去當女工。像這樣的家庭，若不是孫女士把我帶去台北，我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我了。」 夏牧師故鄉在澎湖七美，父親是傳道，曾轉介當地孤兒到孫理蓮在台北創辦的育幼院。1955年、夏牧師讀小學二年級時，在家中第一次見到孫理蓮，聽到她對父母說：「你們家比那些孤兒的家還要窮困。若願意的話，讓我帶一個孩子去台北生活吧。」夏忠堅因此跟隨孫理蓮到台北，從小學一路念到大學，最後從一個窮孩子，成為慈善機構的主事者。 除了兒童之家，孫理蓮陸續在全台各地設立愛心育幼院、殘障之家等。每個月，這些「家」總是有幾個孩子收容進來，他們的經歷讓人心痛；棄養的嬰兒、無父無母的孤兒、監獄裏受刑人的孩子、從火坑中救出來的孩子、家貧養不起的孩子、缺手斷腿的殘疾者、逃家四處流浪的小大人…… 孫理蓮在寫給親友們的書信中總提到，每當她來到這裏，兒童們都圍攏來爭著拉她的一根手指以獲得她的注意，她巴不得能生出二十根手指。「他們是來感受愛的啊！我常覺得負欠他們愛的債務……」 話雖如此，吃得飽的米飯、有營養的牛奶、穿得暖的衣裳，還有音樂、玩具、遊戲的草坪、可以上學求知習技藝，孫理蓮能給的一樣不少，「有總比沒有好！」希望這些快樂之事物，能使他們把那悲劇性的記憶給淡忘掉。 【他是我的同胞】 「山地人擁著來，大約每天五百人，都是走很遠的路來的。一個人的心，會因為極度同情他們而撕裂般地悲痛——大大敞露的傷處、深深的膿瘡、無人照顧的傷口，氣管炎、肺炎、肺癆、疥癬……每一項人類所知的悲慘事，都在這裏達到最痛苦的程度。」 —孫理蓮 孫理蓮的愛心觸角，從最初的漢生病患，逐步延伸到盲胞、監獄受刑人及貧童、無家可歸的青少年身上。而在眾多救濟的對象中，占台灣人口比例不到百分之五的原住民，卻是孫理蓮著力最多的族群。與原住民的結緣，可追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山上的人很凶悍、都在喝酒，你們上山太危險。」在日本政府的「好意勸阻」下，西方傳教士要與原住民族群接觸非常不易。殖民當局擔心原住民假借信主聚眾集會，不利於統治，尤其憚於傳教士的西方身分。 然而，像孫雅各夫婦這樣懷著宗教熱忱、冒著生命危險，數度進入山地原住民部落的傳教士一個接著一個，且在傳教過程中，看見了原住民身為邊緣族群的痛苦。 孫理蓮在《這是我的同胞》一書中，描述了山地義診見聞，也記錄了原住民缺醫缺藥的困境。「你曾經在一座橋墩被洪水沖走的鐵橋上走過嗎？我們必須走過幾處長長的鐵橋，下面無任何支持物，只有一條一條枕木以釘鉤不穩地鉤附在兩條鐵軌下面。這凌空的感覺使我昏昡，如果失足，或是那些鉤釘有一點歪斜，那後果是毫無疑問的。」 戰後，孫雅各夫婦和門諾會傳教士合作，在花蓮泰雅族部落進行義診。山地物資匱乏、醫療設備不足，義診團克難行醫有如身處蠻荒。有一次正巧遇上產婦分娩，孫理蓮接過新生兒，臨時找不到澡盆及毛巾，只好用炒菜鍋充當澡盆為小寶寶洗澡，然後用包紮傷口的紗布把他包起來。 「我又想到那些醫師詢問母親夭折孩童的事。想想看吧，一個母親埋葬十個死去的親生孩子，一個又一個，十次悲哀的路程到墓地去。這是因為沒有人給她幫助、沒有人關心，只因為他們是『原始民族』……」 孫理蓮發現，原住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淪為「經濟弱勢」，貧窮使他們買不起足夠的食物，造成營養不良、抵抗力下降；冬天時又因缺乏衣物保暖，全家人圍在一堆火前取暖，導致肺結核病快速蔓延…… 巡迴醫療義診團無法應付眾多的病患，於是她計畫更進一步為這些受病所苦、無力就醫的原住民解決困境。「上帝指示我們上了一座位於島中央的山嶺、一個可愛的小鎮埔里去，那是一個周圍至少有兩萬山地人可以來到的中心點。」 1956年，孫理蓮與台灣醫師謝緯、挪威籍護理師徐賓諾（BjarneGislefoss），在埔里建立「山地基督教中心診所」（埔里基督教醫院前身），免費為原住民看病。他們就地取材，用當地盛產的竹子搭蓋診所及病房，埔里人就把這間小小診所稱為「竹仔病院」。 「這些病床一定會在第一天住滿的。」初開張的山地診所僅有六張病床，不僅看病，也提供住院病人家屬的住宿和伙食；徐賓諾預見了未來將有蜂擁而至的人潮。果然開診之後，部落裏盛傳「到了山地診所，可以一人看病，全家吃飽」，不僅霧社、廬山、武界等地原住民，走上七、八個小時山路來看病，甚至有花東地區的病患翻山越嶺而來。 這樣完全免費的山地診所，後來也在花蓮、台東、屏東等地陸續設立。 而為了守護原住民媽媽與寶寶，孫理蓮也大力推動生產照護工作。1961年第一間「馬利亞產院」在花蓮成立，之後台東、關山、埔里及屏東等地原住民部落也都陸續設置；由合格的助產士及護理人員駐診，讓產婦從待產、生產到產後休養，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顧。 「媽媽們就近生產，免除長途跋涉的辛勞及風險。住進來全部免費，給她們吃、給她們住，回去的時候連嬰兒的衣服都送給她們。」前芥菜種會董事長鄭興讓牧師回憶：「做這個很有意義，救了許多原住民！」 當時的產院每月大約接生兩百多個嬰兒，照顧原住民產婦長達14年，一直到政府普遍設立衛生所之後才功成身退。 而原住民族群除了「經濟弱勢」也是「教育弱勢」。教育水準低，很難找到安全穩定的工作，高失業率連帶引發酗酒及貧窮問題，許多少女在外界的誘惑欺騙下，淪為西部大都市的邊緣人。 「她們像孩子一樣。從前日本時代是被保護而與外界隔絕的，現在她們發現有新的自由，像孩子從學校放出來一樣；到平地去，受到平地人的背義、欺騙和愚弄，染上了可厭的病，然後退回山上，又病痛又憂傷……」孫理蓮為這群受傷害而困惑不解的「孩子」們感到憂心忡忡。 教育，是幫助原住民應付文明世界挑戰、適應現代生活的主要途徑，孫理蓮在各方面盡其所能地幫助他們，幾乎是和他們並肩作戰，爭取生存的機會。首先開辦有別於正規教育體系的「學校」——包括男女習藝所、幼稚園保母訓練班，給學生實習農業技術、木工、大理石加工、汽車修護、大客車駕訓、護理照顧等。 「那時候，我們的學生都還沒畢業，許多醫院就來找人了！」鄭興讓牧師回憶道：「孫理蓮把這所學校稱為『墊腳石』學校，幫助這些沒有辦法讀書的人，得以進一步與人競爭。他們有的人現在都拿到博士了。」 【最小的婦人，最大的心】 「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馬太福音17 隨著各項慈善事工的開辦，孫理蓮與美加地區的通信愈趨頻繁。最初，只是向親友報告在台所見所聞及生活情形，之後許多人知道她在台灣的工作，便開始捐款。由於捐款的人愈來愈多，孫理蓮於1954年向美國加州政府申請立案，正式成立「芥菜種」非營利組織。 以「芥菜種」為名，其典故來自於聖經馬太福音：「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小小的種子正象徵基督徒對上帝的信心，就如馬可福音記載：「好像一粒芥菜種，種在地裏的時候，雖比地上的百種都小，但種上以後，就長起來，比各樣的菜都大；又長出大枝來，甚至天上的飛鳥，可以宿在他的蔭下。」 為了募款，孫理蓮聽從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創辦人鮑伯‧皮爾斯博士（Bob Pierce）建議，從1966年開始固定在10月出發，到美國、加拿大等地巡迴演講一個月，向富裕的同胞報告台灣人民面臨的苦境，鼓勵大家來認養資助。 於是，美國孩子省下的糖果錢，成了救助台灣孤兒的「奶粉錢」；大人們穿不著的舊衣，由美軍軍艦運來台灣。在那個穿麵粉袋、喝美援牛奶的時代，許多美國、加拿大人民的愛心，都是透過芥菜種會送過來的。孫理蓮並以一張竹子做的病床作為一個募款單位，每單位六塊美金；這金額對美國民眾來說並不算多，卻能在台灣發揮大大的用處。 孫理蓮與芥菜種會的事工，助人的能量從台北延伸到花東地區，又深入到中央山脈，接著再擴展到西部沿海，對上了台灣特有的「烏腳病」。 當時人們對烏腳病認識不多，以為和營養不良有關。「孫理蓮從新竹以南到台南北門沿路設『牛奶站』，雇請當地人每天早上泡牛奶給小孩子喝，喝了再去上學，下午也泡給他們喝。」牛奶緩解了貧窮人營養不良的問題，鄭興讓牧師感嘆：「那時候的台灣，很可憐啊！」 孫理蓮於1960年在台南縣北門鄉成立一間名為「憐憫之門」的烏腳病專門診所，由謝緯醫師每星期一次從埔里迢迢而來，免費為患者看診。然初時醫界對烏腳病一籌莫展，醫師除了開止痛藥，就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幫他們把壞死部位切除——一把鋸木頭的鋸子，就是草創初期的手術工具。 醫療之外，芥菜種會也承擔了病人就養、就業的問題；「憐憫之門」開業25年的歲月裏，陪伴了上千名烏腳病患走過生命的幽谷。 一次又一次的奔走，讓孫理蓮成了美國家喻戶曉的慈善家，她在台灣所行之事，被1962年7月的美國《讀者文摘》專文介紹，標題是「最小的婦人，最大的心。」 從關懷山地原住民及漢生病人開始，接續為盲胞、肺病患者、烏腳病病人服務，同時照護產婦、收容孤兒，給迷途的孩子受教育、課輔、學技能……孫理蓮陪伴台灣人走過了最貧窮的年代。 在過世的前兩年，年過八十的她，仍是辦公室裏最早就位的人；常見她右手執筆、左手撐著頭打瞌睡，猛然驚醒後又繼續工作，就這樣周而復始——1983年1月14日，這位疲憊的「美國阿嬤」，以八十二歲高齡蒙主寵召，圓滿了一生的奉獻。 教友們將她葬在丈夫孫雅各的墓旁，讓這一對為台灣奉獻大半輩子的傳教士夫婦，安息在陽明山麓台灣神學院的教堂邊。 「我回來了，回到福爾摩沙，我的家，我所歸屬、深深紮根的地方！不論太平洋是多麼綺藍，對我而言都太寬廣而無止境。我的心勝過船的速度，有時真想下水推它一把，看船是否會走快一點兒……」 1951年，孫理蓮結束短暫休假自美返台的船上，在心頭打定了主意，—要在這塊土地上，和歡喜的人一起歡喜、和悲傷的人一同悲傷，和可憐的人同甘共苦。 陪伴台灣人走過風聲鶴唳的日治晚期、戰後風雨飄搖的50年代，一路到貧窮力求脫困的60年代，她用生命最精彩的50年，實踐了這個承諾。 （本文節錄自《台灣慈善四百年》） ◎ 參考書目 一、這是我的同胞（孫理蓮著，樂生療養院院友譯，基督教芥菜種會，1981年） 二、天使在她身旁（威爾森著，蒲腓力譯，基督教芥菜種會，1973年5月） 三、芥菜仍在茁長中（蒲腓力著，基督教芥菜種會，1974年7月） 四、孫理蓮與基督教芥菜種會（劉慧華，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6月） 五、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台灣的醫療傳道經驗（李貞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論文，2005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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