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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24 02:29:27瀏覽1032|回應0|推薦7 | |
人人都應該佩服的媽媽 阿丁在網路上讀到這篇介紹文章, 這樣一位媽媽, 阿丁虛長了76歲, 尚未知道還有沒有第二位像這樣偉大的女人, 值得引來供君一讀, 讓我們來祝福她. (註:看不出作者的大名, 在此謝謝妳的好文筆.) 我很佩服的媽媽-丘引 分類:德國生活閒聊 2006/03/14 21:55
最早,我對丘引姐感到印象深刻,是來自丘引姐兒子周世昕所寫的【卡夫卡不在家】,書中描述丘引姐如何帶著兒女一起遊玩天下的經驗談。因為,我雖然常常旅行,但那時才剛生下雙胞胎,如何帶著小孩玩天下,也剛在摸索階段,所以此書對我的影響很深刻呢! 朋友十八歲剛從台灣的高中畢業時,認識在台灣的美國大兵,兩人旋即熱戀,踏入婚姻,也隨夫搬遷到美國定居。翌年她有了孩子,再過兩年,又有另一個孩子出生,因此,她的生命都在家庭主婦的秤上度過。 「每個月我飛三趟亞洲,薪水有五千美元,還有許多福利,很不錯。」已經工作十幾年的朋友非常滿意她的空姐生涯。 還有一個朋友生了四個孩子,一生也都在家庭主婦的身分上打滾,每天為柴米油鹽和孩子忙碌,直到五十歲前夕,她到大學念書。 「一大把年紀上大學真的很不一樣,念起書來渾身是勁,雖然記憶比年輕時差很多,但理解力因為人生的歷練多,比年輕人更能理解而吃香。」那位朋友有感而發的對我說。 如今已七十多歲的這位朋友,覺得到大學念書讓她的觀念開放不少,視野也放大,胸襟變寬闊,閱讀的範圍更廣,也更愛冒險,對她五十歲後的歲月幫助很大。 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叫做Lori McKenna,她十九歲就和高中同學結婚,還連續生了五個孩子。她的生命婚姻都在廚房和尿布中打滾。有一天,她從電視節目中看到主持人推薦一本繪本書,叫做Ruby的故事,描述一個黑人爸爸告美國政府,為什麼他的孩子不能上緊鄰他家的學校,而需要搭校車到隔壁城上學?後來大法官釋憲,說是違憲,因此,允許黑人孩子上當地學校。但是,白人父母反抗激烈,不許黑人小孩上白人小學,政府就派軍隊鎮壓。Lori聽到這個故事很感動,立刻跑到書店買書,念繪本書給孩子聽,每讀一遍就哭一次,為這個故事譜曲作詞,又自彈自唱。 後來,美國知名歌手Faith Hill意外的聽到Lori的譜曲作詞甚為激賞,選用了其中三首入她的新專輯「螢火蟲」發行。緊接著,Lori在廚房譜曲作詞的故事廣為人知,還應邀上電視談她的創作過程和在電視上公開的自彈自唱,博得相當熱烈的掌聲。 尿布、奶瓶、廚房、和孩子的學習,有時讓家庭主婦抓狂,不過,家庭主婦可以到大學念書,或者在廚房忙碌時,也順道做自己擅長又喜歡的事情,而不必把自己搞得灰頭土臉,或者陷入取悅丈夫或公婆的傳統價值上打轉。家庭主婦的天空可以很耀眼奪目,也可以很黑白,就看自己如何看待。
走遍五十多個國家的丘引,為了讓孩子了解自己的故鄉,去年才帶著女兒周寂琦騎腳踏車環島台灣二十二天,當作是女兒的成年禮。周寂琦一如母親的獨立自主,但不掩小女孩的天真。誠品座談會上,丘引驕傲地提到女兒小小年紀已經出了兩本書,周寂琦則立刻抗議「都是因為出書,害我暑假都沒有了」。周寂琦還在媽媽面前「吐槽」,說自己是個「大實驗品」,因為她想知道在旅行中生的小孩和一般孩子有什麼不同。周寂琦不忘補充,「我一個人到美國唸書,到祕魯當交換學生,都是她的傑作」。 被女兒當眾「指責」的丘引笑彎了腰,一點也沒有傳統「父慈子孝」的拘謹。看到丘引與女兒的另類互動,你很難想像丘引(本名黃隨)這麼一位跑在時代前端的媽媽是來自台灣嘉南平原最傳統的農村家庭,村子裡一百多戶人家,全村男男女女只有兩個姓氏,不是姓「黃」、就是姓「莊」。這是一個村莊,也是大家族,因為全村都是親戚。在這麼一個封閉、傳統的生長環境裡,丘引的家族一方面從未擺脫「重男輕女」的束縛,卻又是「女人當家」,因為從丘引的外婆和媽媽都採「贅婚」,儘管丘引出生時被外公說是「賠錢貨」,她卻能打小就明白,不管男人、女人,「沒有經濟能力的人,是很難有平等地位的」。 「迷信是這個村莊的基本信仰」,丘引說。她的祖父於三十九歲病故,村裡的人都認為是他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又逢三十九歲難關,才會突然生病死亡。因此祖母被迫改嫁他村,丘引的父親打小寄人籬下在叔叔家,很不高興的嬸嬸每天給丘引的爸爸一大堆工作,也不准他上學。 丘引認為,貧窮加生存壓力,造成爸爸個性暴躁、觀念保守。也因為窮,黃爸爸長大後入贅到有錢的莊家,也就是丘引的外公家裡。外公之所以有錢,丘引說,「那是因為外婆家是有錢人」,因此曾外祖父的三個女婿都是入贅的。從外婆、媽媽到丘引的弟弟,一脈相承姓「莊」,女兒則跟著爸爸姓「黃」(因為她是在父母從外公搬出成立小家庭時生的,爸爸認為女兒是「隨著他們自立小家庭」,於是取名黃隨)。單從姓氏這一點,丘引知道了「經濟能力在性別關係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而且不論時代或國家,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 丘引還記得,小時後,有一回父母吵得很兇,爸爸動手打了媽媽,媽媽打不過,於是要鄰居找丘引的外公來。外公出現時,只吆喝了「你憑什麼打我女兒,給我住手!」爸爸立刻停手,而且從此以後再也沒有打過丘引的媽媽。 又有一回,村裡一名長得矮小、彎腰駝背、很不起眼的男人,在喝了醉醺醺之後,沒來由地動手毒打他的賢慧溫柔老婆。他強行脫掉妻子的衣服,將她一絲不掛地綁吊在家中橫樑上,用大木棍狠狠地打,打得皮開肉綻。這不是第一次了!村人在一旁圍觀,男女老少都有,大夥兒議論紛紛「一定是前世做的孽,才會嫁這種丈夫」,也有人搖頭嘆息,但就是沒人伸出援手。 長大以後的丘引一直記得這一幕,也成為她的思考中心。她想著,那名溫柔賢慧的女人,儘管長得漂亮,但憑媒妁之言嫁給一位素未謀面的男人,「她的婚姻是父母決定的,苦卻要自己承受」,最後人家還要落井下石說她是「前世作孽」。於是丘引告訴自己,「人只有依靠自己,才可能救自己」,而且唯有擁有獨立的思考,才能保障自己的未來。 儘管丘引的媽媽和外婆都是家中經濟的強勢者,但不能改變家族對待女性是貶抑的,且是應該犧牲的。丘引的媽媽生長在富裕家庭中,家裡有長工,但因丘引的外婆早逝,身為長女的她,必須照顧弟弟妹妹,因此大字不識一個;結婚後生下女娃丘引,丘引的外公認為生了個「賠錢貨」,要將她送給別人,因此女娃沒有馬上報戶口,因此丘引總說自己有兩個生日,一個是真的,一個是官方的。 丘引有個哥哥,不過照顧照顧小弟弟的責任只在丘引和小她兩歲的妹妹身上。上了小學一年級之後,丘引總要在收割季節,陪著爸爸將家裡的鴨群從雲林趕到彰化二水,抵達目的地,丘引就被留在異鄉位於荒涼溪畔的鴨寮照顧鴨群。為什麼這樣辛苦的工作是丘引來做?答案很簡單,「哥哥要好好讀書,女生有上學、沒上學沒差別」,因為爸媽認為反正女兒長大就要嫁人,讀書是很浪費的事情。 不只當姊姊的丘引如此,小三以後,丘引和妹妹每天上完第二堂課之後就得請假跑回家煮飯,這樣中午爸媽做工回家休息時才有飯吃;哥哥小學畢業時拿的卻是「全勤獎」。小五開始,丘引每逢寒暑假就到食品工廠打工,學費都是靠打工賺來的,但小學畢業時,爸媽還是堅持「女孩讀書沒有用」,說什麼也不讓她上國中。很想升學的丘引於是用「騙」的。她先偷拿戶口名簿和父母的印章,找了同學先幫她到國中報名,然後她「要脅」父母,「義務教育不能阻止小孩上學,如果報名了不去,就要被關」,爸媽因為怕坐牢,只好鬆口要她自己籌學費。 國中畢業後,丘引又給爸媽出了難題,因為她還是要唸書。沒有考上免學費的師專,丘引居於劣勢,還好已經在台北工作的哥哥找到一個可以免費上高中的資訊─一間紡織工廠學校,於是丘引一邊在三班制的紡織廠上班,一邊讀書。也因為丘引念高中,爸爸認為,「女生都上高中了,男生也一定要」,就這樣,哥哥和她同年從高中畢業。 不只從小在讀書問題上「找麻煩」,丘引從小膽子大,這也讓父母很煩惱,不斷對她說「如果你是男生該有多好」,因為他們認為如果是男生,會有成功的事業,「一定可以讓黃家飛黃騰達」。爸媽經常掛在嘴邊「查某要認份」、「查某囝甭想要登天,撒尿噴不到牆壁」。 孩時父母對丘引的不平等待遇,曾經讓丘引懷疑自己「不是父母親生的」,但她沒有認份,反而做了很多別人告訴她女生不可以這樣的事情,媽媽說,她的個性就是「男生的個性」。但什麼是「男生的個性」?丘引說,從以前到現在,她覺得女生什麼都行,就是不能靠別人。 結了婚以後,丘引一直想要生個女兒,「給她和男生一樣平等的機會,讓她自由發展」,因此她帶著兒子周世昕和女兒周寂琦四處自助旅行,分別走了二十多國,即使是手上牽著一個、肚裡懷了一個,她還是繼續旅行。丘引鼓勵一雙兒女大量閱讀,就是不讓他們上補習班,也不上他們上暑期輔導課,因為丘引認為,「年輕的生命需要陽光,需要空氣,需要冒險,而不是留在補習班。」不過他們從小都要做家事。年紀小小的他們如今各自出了兩本書,現身說法談他們踏出家園的青春期。 談到寶貝兒女,丘引顯得神采飛揚,同樣教養方式,孩子仍有截然不同的個性,她說「女兒像我,兒子像爸爸」。丘引形容,「孩子的爸爸是一個很善良,很保守,很傳統,也很守分和規矩的人,他從初期的反對,不可思議,到逐步接受孩子勇闖天涯,以迄引以為傲。」但他自己則始終固守城池,不愛冒險或流浪。「他是很典型的台灣或中國式男人,他出孩子的費用(我出工,他出錢),而我則自付自己的旅費。我在說服他讓孩子出走上做了很多的功課。」 走過五十多國,丘引所看到各國的女人與男人有什麼不同?丘引說,「我走了些回教國家,女性在那兒的地位和自由度差了許多,女人就是為男人和孩子及夫家家族而存在的。男人常命令女人如何。」 至於印象中先進開放的歐洲,「義大利和希臘國家的女人其實很辛苦,那兒的男人非常的大男人,女人一旦結婚,要背負很沈重的包袱。」 而南美洲的女人則依家中的經濟而有差別,「那兒的貧富差距很大,中上家庭的女人日子很好過,家事有傭人代勞,每天無所事事,或者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情;家庭貧窮的女人在生存上掙扎,比起男人辛苦許多。」 「美加的女人情況則是最讓我稱許的,她們的家事和孩子,大部分都是家人一起分擔…女人大部分有自己的收入,也就不必那麼辛苦在自尊上打轉。」丘引形容,「美加社會對女人如對自己。」令大男人們最想像不到的是,「這兒的男人碰頭,有時話題環繞著下廚經驗。」 丘引說,她的成長背景,比很多女性更惡劣,教育背景也很克難,有一搭沒一搭的,而台灣的男人其實都差不多,「但我發現許多女性在進入婚姻後,就埋沒了自己,任由婚姻主宰」,但「即使她們知道自己要什麼,不要什麼,卻不敢堅持,或是她們在文化的教導上,學了妥協,凡事都妥協,最後就沒有了自己。」 每個人都要突破自己的害怕和恐懼,「想我十五歲時遠離家鄉,到台北工作和求學,我想家,半夜常躲在工廠宿舍的棉被裡哭泣,我不堪面對機械的重複無聊及艱辛和睡眠不足,我孤單,我不認識一個人,我不敢穿越馬路,(我的家鄉沒有紅綠燈,沒有太多車子。) 可是,我告訴自己,生命是自己的,我可以一直躲在暗處哭泣,自憐,但外面的陽光和自由的空氣,是多麼的振奮人心,只要衝破自己內心的藩籬,誰能奈你何?」 丘引預測自己會活到九十二歲,於是她將生命分成兩個階段,「四十六歲以前我當台灣人或中國人」,「四十六歲以後我當地球人、世界人」。於是愛走就走的丘引,選擇在四十六歲生日那天搭機離開了台灣,也在那天抵達美國。四十六歲生日是丘引人生的連結,也是分水嶺:她不要再考量文化在女性身上的制約,她只要從「人」的角度思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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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生活|北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