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墟裡的少年

元禧評論 24.11.17

不良少年出於問題家庭，家為啥會有狀況呢？主要是兩種情形，一是貧病，二是媽媽外役疏於照顧。

其實家庭貧病原因，主要也是因為婦女勞參率增加，許多家庭夫妻均找不到工作，造成青壯失業，以至於貧富不均所致！

林萬億這些蛋頭，不針對病兆去解決，當然就治絲益棼，可以讓社工部門愈來愈大，他的學生愈來愈多，論文計畫寫不完，輿論有機會報，政客有機會秀，公益團體有機會表現，天天去擦屁股，社會忙得要死，結果百家仍然苦哈哈，不亦樂乎！

民國一〇六年十一月九日

廢墟裡的少年

兩萬名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

文 李雪莉 簡永達 攝影 林佑恩 余志偉 設計 黃禹禛 

共同採訪 楊智強 資料整理 陳貞樺 

民國一〇六年十一月一日

（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份，文中未成年受訪者都採用化名。）

十三歲的小傑被送到中途之家時，還有幾顆乳牙沒落下，個子清瘦、營養不良；他被分配到十人一間的上下鋪，生輔老師管教嚴格，小傑卻滿足得露出可愛的小虎牙，他說這是第一次感覺被人關愛。

七、八歲懂事時，他就看著父母、兩個舅舅跟著阿公阿嬤吸毒販毒，大人們總呼朋引伴窩在房裡，共用針頭與吸食器，屋裡充滿濃烈的塑膠味；狂歡後，歪斜的針頭、乾漬的血跡，就由家中唯一清醒的小傑善後。小傑說：「他們一旦這樣做（吸毒）我就很不喜歡；安非他命、海洛英、大麻，因為他們沒有一個人會管我，我就等於一個人，像鬼一樣⋯⋯。」

全家六位大人在過去幾年間，因販毒相繼入監，被通緝的阿公最晚入獄。有長達三年的時間，阿公「跑路」到外縣市避風頭，小傑白天上學，晚上就與阿公會合，早上再由阿公送回學校。這讓他上課總無精打采，時而中輟，而當阿公也被逮後，他就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

失去家人照料的小傑，來到一所專門留容國中中輟生的學校，在這裡他遭遇到與他生命經歷一樣艱苦的少年：Ａ的父親長期失業後酗酒不顧家庭，Ｂ的外配母親被父親家暴離異，Ｃ幾乎被棄養，為生存曾偷竊、討債。

臺灣有一群少年，正過著和自己年紀極不相稱的生活，遭遇多數成人一輩子也未曾面對的幽暗。他們之中，多數來自政府定義下的「高風險家庭」。

一〇五年度，高風險家庭通報數為二萬七千七百五十八戶，這些家庭裡有兒少人數四萬二千七百卌一名。但通報後只有約三分之一會開案服務，正式開案數一萬一千一百八十二戶。資料來源／衛福部。

高風險家庭下的少年

高風險家庭有複雜的成因，有的是父母入獄，無法照料子女，也包括照顧者因貧困、失業、重病、罹患精神疾病等，無法照顧家中孩童；二〇〇四年開始，政府啟動高風險家庭的通報系統，為風險的兒少提供預防服務。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過去三年，高風險家庭通報數從二萬五千戶增加到近三萬戶數，牽涉的孩子高達四萬三千位，這之中，十二歲到未滿十八歲的少年，就有將近一萬六千名。而臺灣每年還有近三千五百名風險更高的兒少，因家庭無功能，必須被送入安置機構裡。臺灣風險家庭下的少年，初步估計超過二萬名。這群少年如同活在欠缺家庭失能與社會支援的廢墟狀態裡。他們是一群不被國家看到的存在。

資料來源／衛福部

長期關注高風險家庭的政務委員林萬億說，這些年臺灣的高風險家庭數持續成長，在通報前，孩子們早已傷痕累累，「我相信還有一些黑數沒有被通報。」

活下去，都是一場搏鬥

沿著國道三號，距離熱鬧的斗六市，僅十五分鐘車程，彷彿是個心跳停止的地方，沒有活力的所在：青壯人口大量外移，留下老幼和失能者孤零勉力地生存著。

十六歲阿姚的家，是個縮影。

走過堆柴的大院，屋子裡巨大神明桌上頭擺著關公、媽祖、千手觀音、唐三藏等神明，牆頭紅紙寫著「朝朝暮暮神降臨」。房子到處龜裂，陰暗處蜘蛛結網。阿姚領著我們到他的房間，唯一的燈泡連著電線頭搖晃空中，裡頭一團黑，書桌上擺著刺青機和一瓶開封喝去半罐的烈酒。

阿姚的母親四十出頭，跟五個男人分別生了六個小孩；做乩童的阿祖和姨婆負責照顧這群同母異父的孩子。他從小被放養自找生路，小四時就與家庭背景相似的同伴瞎混，跟著「會館」出陣頭。

「我早餐沒錢買，沒路，就去會館，去一次（陣頭），擋得了一禮拜，」他說，每次出陣頭八百或一千元的紅包，夠他吃飯、抽菸、買酒。長期扛轎，他的背厚實而拱，卻也壓縮了身高。

農村的早婚、複雜的婚姻、重組的家庭、脆弱的經濟⋯⋯，阿姚只淡淡說：「我哪會按呢，很衰，出生在這種的（家庭）」。他右上臂刺著八爺，左手虎口刺著他誤以為很酷的納粹標誌，經常露出防禦的眼神。他喝酒抽菸拉過Ｋ，曾因拿磚頭傷人、結夥械鬥，短暫進了少年觀護所。他用身體對抗自己和社會，抗議生命裡囊括的不幸。

來自雲林的立委劉建國，是少數理解在脆弱家庭成長是什麼模樣的成人。父親在他八歲時過世，不識字的母親一人做工幫傭扶養五個子女，劉建國還記得他得負責騎腳踏車到廟裡領紅包、棉被、米和醬油，他求學階段被歧視，目睹母親被欺負，「那時的我，其實就是高風險家庭的孩子。」

那不單只是窮困，那種困是「負」的，負到當少年有一點行為能力時就得扛，或是想逃。

過去廿年，這個問題在惡化中，劉建國觀察到，雲林增加了「三多」：單親外配多、隔代教養多、失業者多；他們共通的處境是近貧。他說，雖然家貧不一定失去功能，但只要主要照顧者罹病或失業，整個家就深陷困頓，「而且在六都之後，城鄉差距，愈差愈大，愈來愈恐怖，愈來愈離譜。」

為金錢憂慮的百元少年

不只離島或偏鄉，都市邊緣也有為數不少因家庭脆弱、欠缺照顧，而在街頭自求生存的少年。在新北市蘆洲和三重，和臺北一橋之隔，就聚集了一群「百元少年」。

擔任社工十七年，善牧蘆洲少年福利服務中心主任侯雯琪這麼形容他們：每天靠一百元過活，早午一顆茶葉蛋外加豆奶一罐，晚上一大碗滷肉飯配上免費的湯，偶爾到少年之家或非營利組織飽餐一頓；也有孩子在便利店的貨架下，撿拾客人掉落的零錢。

現在廿一歲的嘉妤在中學時就是百元少年的一群。瀏海齊眉，臉龐稚嫩，廿一歲，已是五歲和二歲孩子的媽媽。

嘉妤的父親是個水泥工，長期向母親和她施暴，失業後更成天酗酒，「他常捶我肚子，拿我頭去撞牆。」於是，她自十四歲便翹家、被學校報中輟，高二那年她半刻意的懷孕，奉子成婚，她說：「明知道這條路（早孕）不好，但為了逃離原生家庭，腿斷了也要爬過去。」今年，嘉妤的父親因多重疾病過世。她說，父親的死，叫她感到解脫。

年輕時結下的婚姻不如想像美好，婆婆經常給嘉妤臉色，而她的年少丈夫戒不掉交友軟體，玩心重，兩人去年離婚，但沒有足夠的學歷和經驗，工作不穩，無處可去，只能暫住前夫家。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每年約有九百位十五至十七歲小媽媽們，但生育後繼續就學者，不到四分之一。

資料來源／兒童權利公約民間監督聯盟，《兒童權利公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侯雯琪經常和社工走入撞球店、機車行、公園，在社區裡發現像嘉妤這樣處在風險裡的少年少女。她說，這群少年少女的父母們多半從中南部或東部，一路往北，遷徙到新北找工作，「多數開貨車或在工廠加班，夫妻兩人或單親一人撐全家家計，連睡覺時間都不足，更無能力教育孩子。」

林萬億說：「我們ㄧ年生不到廿萬個孩子，生都那麼辛苦，我們為什麼不能讓每個孩子都獲得好好的成長？」

當中產家庭的少年開始各式的學習和體驗，甚至護照上蓋滿遊走世界的印記，積極探索自我，為成人生活和職涯累積基礎，那群沒被偵測出、無法好好成長的少年，跑去哪裡？

臺灣社會對少年的想像匱乏，總以為少年不是在家裡、就在學校裡受教育，事實上他們經常散落在社會邊緣的角落，甚至早早進入勞動體系，養活自己。

貧困而落入童工之門

他們之中有的為了糊口，有的為了脫離家庭施加的暴力和壓力，被迫成為童工或少年工。《報導者》採訪了這群少年童工，他們或在農場／工廠裡搬運、做水泥工助手、裝潢助理、舉牌人、婚宴廣場服務生、夜市叫賣者、洗頭小妹、便利店店員⋯⋯。

例如在凌晨二點的雲林西螺果菜市場，有鄰近嘉義或遠從臺東來的少年，跟車到農地搬菜，天亮前載回西螺，一趟千元起跳；在口湖鄉，我們遇到幫阿嬤串蚵的女孩，她腳踩鑽孔機在蚵殼上打洞，每十一個蚵殼成一串，每串一．八元。

其中一位因生計離開學習軌道的女孩佩芸，特別令人印象深刻。她的父親少了一條腿，母親是外配，全家近貧但申請不到中低收，於是她未成年就開始打工；大學時為了白天工作，選讀夜間部，但半工半讀讓她疲憊不堪，唸了兩年便休學，如今在泰式按摩店全職。每個月，她得按壓卌個陌生客人的身體，勉強拿超過二萬一，百九元的最低工資。「我們常躲在門簾後頭看上門的客人，有次遇到一個一百一十公斤的客人，心想完了，果然，按壓完，我自己也散了。」

談到日本偶像團體傑尼斯和作家夏目潄石時，佩芸才迸發青春語調說，想在白天讀書、想存錢去日本⋯⋯，但開心念頭稍縱，心底絕望就出現：「討厭別人跟我說不要放棄、人生美好要積極⋯⋯那是看不見我們底層人生的處境。」

還有一群少年，完全逸出法律規定，在勞動體系裡被雇主或工作環境剝削。

九月初，距離夏日播種期已過了兩個月，農田作物需要養護與施肥；凌晨四點多，十七歲的土豆正準備到農民的田裡，為他們代噴農藥。今天的作業地點面積九甲，三人一組，搭配一臺農藥車；土豆是團隊裡最年輕的，十五歲開始農藥代噴，他的夥伴們廿出頭，也從未成年開始了這份工作。他們多數時擔任助手拉管線，偶爾負責噴藥。

從事代噴農藥工作的少年土豆。（攝影／余志偉）

厚重白濛濛的霧，罩著綠油油的田，不知情的人還以為他們身在虛無飄渺的山野間，存有幾分浪漫。其實少年身上揹著二百多公尺的長管，沒有口罩和任何防護措施，管子裡噴出的是他們親手調配的農藥水。

這些年，雲林有全臺為數最多的農藥車，全是少年當家，代噴範圍到桃園、彰化、嘉義、南投。少年速度比老農俐落，小腿肚在崎嶇水田裡也能快步移動。「老班都被我們打掉，他們做的速度太慢了。」土豆有個肥肚腩，長相比實際年齡成熟許多。

早上九點收工時，土豆沾滿泥土的雙手，數著千元大鈔，噴一分地每人能領上六十元，今天九十分地，他賺進五千四百元。

但看似很好的收入，卻是他用命換來的。

土豆的家是早期以米糠、牛大便、蚵粉混合一起，用竹片建成的老房，房子一隅有個廢棄的灶。父母很早分開，母親不在身邊，主要由阿嬤扶養；十五歲那年，中風的父親、阿嬤相繼過世，剩下一個也在做粗活的哥哥和失業的叔叔。他很早就得自立。

土豆的高中會考成績有四Ｂ，原本可以讀上公立高中職，但家貧沒錢付學費，無法升學，得想方設法養活自己：他鋪過校園ＰＵ跑道、到高海拔山上搬菜、在工地裡運水泥，「很恐怖，有時連鷹架都沒有，直接放個鐵架讓我們走。」他說。

農藥代噴是高風險的工作，不少老農的肝硬化與農藥代謝不掉有關。我們訪談曾在這一行待過的少年，他們不清楚農藥是否傷身，但他們代噴後，常感到全身灼熱、想吐，洗完澡後昏睡到隔天。

土豆的確中毒過一次。他回憶起，「有天突然下大雨，下雨後馬上出大太陽，身體整個縮起來。我就推著繩索，邊推邊吐。」那次他到診所吊點滴「解毒」，之後他不敢多想噴藥的影響，「不知道耶，現在還年輕吧。」

當臺灣主流社會高喊著為下一代累積競爭力，卻很少意識到有為數不少的少年少女們根本沒有選項。他們生活中缺少榜樣和文化刺激、欠缺人脈網絡和社會資本，最後賣體力、賣身體，甚至賣尊嚴。

不論是國際或臺灣，多年前都明文限制童工的工作條件。國際勞工組織（ＩＬＯ）八個勞動公約裡，就有兩個童工公約，以避免身心尚未成熟的少年，過早耗盡體力或被人利用。臺灣《勞基法》的第五章則為童工專章，其中明訂未滿十六歲受僱工作者為童工，有嚴格的工作限制；十八歲以下也不得從事危險性或有害工作。

沒家人照顧、也沒有錢學一技之長的土豆，從十五歲開始當起童工，這些風險的工作讓他攢了錢，添了冷氣、床墊、二手車，也為他窘困的人生，贏回些許尊嚴和安全感。（編按：在截稿前，土豆告訴我們，噴了兩年農藥，他決定離開這一行，另覓一份安全穩定的工作。）

只要活下來，這群少年們沒想太多，他們沒意識到自己成為勞動市場裡的羔羊：經常深夜工作、工作超時、不達基本時薪一百卅三元、鄉村普遍沒有勞保。我們為此詢問雇主，大多數拒訪，只有一家雇用多位少年的鮮蝦冷凍工廠老闆，大談他如何給清貧少年機會；但採訪後一位女孩簡訊告知我們：「時薪一百元，比想像低很多，而且出貨時常加班到十點。」

目前臺灣並未調查童工與少年工的勞動力情況，唯一管道是用勞保去勾稽。《報導者》向勞保局調閱二〇一六年九月的數字（不含建教生人數），未滿十八歲投入勞動市場的有三萬一千四百五十六名，其中未滿十六歲有二千九百廿一人。過去五年，每年同時間（九月份），都有三萬名以上的少年工和童工。這數字不包括未投保，難以計算的黑數。

事實上，雇主一旦使用童工或未滿十八歲的少年工，都必須提交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書與年齡證明文件，同時得附上工作計劃，確保其未執行高風險工作。但一位六都勞動科長告知，縣市勞動局處除了抽檢學生暑期工讀情況外，沒有針對童工的勞動環境檢查。而另一位執行童工業務審查的科員私下表示，他從未實地勘查童工的工作現場是否安全，「我蓋那個章都是在不了解情況下蓋的，內心有點不安。」

過去一年間，以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為主的民間團體發現，少年在勞動市場被嚴重剝削。但政府部門似乎視而不見。由於臺灣是聯合國人權兩公約的簽署國，二〇一七年元月，在聯合國委員首次赴臺關切少年勞動審查現場，當時勞動部回應竟是：「臺灣未滿十八歲的兒少從事勞動的人數很少，且現行制度完備。」

長期研究勞動市場的文大勞工關係系教授李健鴻就批評：「臺灣最糟糕的是，沒有童工調查的數據。幾十年來，不調查，不重視，童工是被掩蓋的議題。」

從中產思維和升學系統逸出

經濟的負擔，混亂的家庭氛圍，這群自立少年，有為數不少的人早在小學四、五年級，課業就落後；太早的勞動，累積的社會化和疲累，讓他們很早脫離學習的軌道，陷入惡性循環裡。

成大資訊工程系教授蘇文鈺，從二〇一四年起帶著大學生走進嘉義東石布袋，教中小學生寫程式，他說進到偏鄉就受到震撼教育，一般國中生早該會的簡單的單字，如「read」、「write」都拼不出。他說：「我們太重升學和分數，習慣教育習慣照顧前三分之二的人，那後三分之一的多半被放棄，他們連好好念書的基本權利都無法享有，更遑論生涯規劃、完成夢想。邊緣學生幾乎被放棄。」（相關報導：〈【教育篇】學校ＫＰＩ為何讓少年們脫隊？〉）

他直到進了東石，才知道面對這群可能沒飯吃、家裡有情緒困擾、父母未教導紀律的孩子，他們必須扮演「第二個媽媽」的角色。於是，他給授課老師們的兩個ＫＰＩ（指標），都與成績無關，而是：學生要覺得課堂好玩、得帶好吃的食物讓學生吃飽。他說，這樣才不會丟掉孩子。

脆弱家庭的小孩，如果學習不利，又沒遇見重要的他者，拉自己一把，就容易中輟中離。教育部統計中，臺灣一〇四學年度中輟的國中生有近四千名，但到了高中，中離生的人數卻超過二萬三千名。

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分析過，十二年國教後，雖然高職學費全免，但雜費、實習費、書簿費等費用加總，就讀私立高職的學生，每學期費用也落在七千到一萬五千元。不像九年義務教育的強迫入學，這群家困的少年中斷就學的情況，看來從國中往後（高中）遞延而已。不幸運的，失學失業，落入地下經濟，甚至犯罪。

過去十年（二〇〇六年到二〇一六年），臺灣少年的犯罪人數並未隨少子化減少，在詐欺和毒品交易這兩項，少年犯罪成長率各增長廿五成以上。

我們和二、三十位曾進入少年觀護所、以及進到黑道經營的公司／會館的少年們訪談，他們身上有各式從小型到大型的犯罪：偷竊、搶銀樓、討債、販毒、重傷害、殺人罪。在他們的人生中，很少人教導過他們何謂風險與界線。而原生家庭的根基不穩，哪裡願意收留接納他們，他們就容易在別處生根。（相關報導：〈【江湖篇】幫會裡的少年兄〉）

諷刺的是，法務部每一年花在少年矯正機關的經費達七億七千萬元，相較之下，政府投資中輟中離生的教育才兩億元、弱勢少年職訓每年也僅僅約四千多萬元。

社會的中產思維只看得到升學教育常軌裡的少年，但邊緣少年幾乎活在另一個平行世界。

被退貨的少年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簡稱《兒少法》）已實施六年，目前中央與地方政府對處於風險中的少年，推出各式政策與服務：衛福部與縣市社會局處所搭起的高風險家庭通報、司法體系對非行少年的安置、教育體系對中輟少年的照顧、勞動體系對弱勢少年提供的職訓等。

面對處在邊緣的少年，整個系統的反應相當過時，且充斥盲點。

首先，臺灣幾乎是轉過頭去，不看見邊緣少年的困境。

一旦少年或他的家庭被標籤成一個充滿麻煩者，就極容易被學校、安置機構「退貨」。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創辦人洪錦芳經常審視臺灣各地安置中心，發現有安置中心會「選孩子」，「對小四以上的孩子，敬謝不敏，因為兒童討人喜歡，容易獲得募款。」而臺北地院少年法官蔡坤湖也多次為被列入保護管束的少年轉學，希望少年重新開始，但每回接手的學校只要看到案底，都會提心弔膽，甚至用各種軟釘子要學生離開。

相較社會用最簡易的方法隔離邊緣少年，鄰近的香港，卻是很主動地找出不被家庭和學校接住的少年們。香港目前已建立數百位廿四小時的外展社工，甚至香港社會福利署過去幾年，撥款成立網上外展隊伍，為的是向外找出潛在的邊緣少年。（相關報導：〈【香港篇】社工要比黑社會更有吸引力〉）

《報導者》前往香港調研後發現，一開始香港是很功利地思考少年問題。他們認為，這群人是必要的勞動力，如果不能早點挖掘這群隱蔽和失落的少年，並協助他們發展能力，最後社會要花費更大的力氣，解決危機。

除了普遍的視而不見，臺灣另一個巨大的盲點是，在少年政策上，政府各部門未能勇於認事，以「殘補式」、「充滿形式主義的ＫＰＩ」來解決問題。由於問題核心經常源自家庭，又同時牽涉少年的發展，自然是以衛福部為核心，輻射到教育部、勞動部等部門。

但以運作了十三年的高風險通報系統為例，林萬億不諱言，光是衛福體系，就因政府員額有限，大量外包高風險家庭的服務，造成公務體系社工與外包社工間角色的混淆，內外整合困難，此外，橫向連結更形欠缺。

例如，當體制外的社工如果發現家庭風險核心，源自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是否能順利中介醫療治療？若核心是家長失業，能否能協調勞動局處協助？若孩子因家庭而學習狀況不佳，社工能否進入學校與老師溝通？

林萬億說，就他了解，社會局處一旦外包，就認定「這是恁家的代誌（指外包社工的事）」，結果是沒人承擔和問責，電腦紀錄顯示著「任務完成」，「我們看到的不是這個孩子有沒有被解決的問題，而是這些單位可不可以找到 excuse（藉口）。」（編按：「已被開案」、「曾被家訪」成了孩子一旦出事時，政府的藉口。）

政府有些方案較為積極，例如透過職訓，提供少年能有及早自立的條件，可惜只做了一半。

以落實九年的「少年 On Light 計畫」為例，是政府針對十八歲以下的中離生，順利過渡到就業的職訓計劃，由青輔會（教育部青年署前身）每年投入約四千萬；學生在上完四個月的課程後，會被安排兩個月的職場見習，這段期間，由雇主培訓少年學習一技之長，也支付受訓學生兩個月薪水，讓他們在受訓期無後顧之憂。

但對比每年二萬三千名的中離生，參與「少年 On Light」的人數每年約二百五十人，數字間出現巨大落差。承接計畫的第一線社工告知，問題出在課程，「（四個月）上課期間沒薪水，對這群學生來講，賺錢很重要，有學生跟我說明天有人找他出陣頭，一天有伍佰塊，他就去了，就不會來上課了。」而政府的課程設計不太符合少年就業的迫切需求。「它的就業準備課程有二百個小時，同樣在上法治教育、性別平權。」葉大華認為強調上課的傳統教育思維，忽略這群揹負生計的少年，需要的是確保未來有一技在身的工作。

邊緣少年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增能；政府和社會必須提供合其所需的政策，為他們打開機會之門。（攝影／余志偉）

舊計劃留不住孩子，政府便急著提出新計劃，把這群邊緣少年越推越遠。二〇一三年行政院組織整併後，青輔會降級併入教育部成立青年署，今年起將原本的「少年 On Light」改為「未未計劃（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扶助計劃）」後，新的作法是：取消中離生的職場見習計劃。

曾擔任教育部外聘督導的輔大社工系教授林桂碧認為，這恰好突顯了教育部的本位主義，「他們現在推十二年國教，要降低中離生的數字，當然就會希望學生都回學校上課，就業就不關他們的事了。」

「未未計劃」上路後，讓不少老師急得跳腳。原本的「少年 On Light」雖不完美，但保障就業，還有誘因吸引需自立的少年。但取消就業協助後，「我們找到這群孩子，只讓他們上固定的課程就結束了，那他們以後該怎麼辦？」承接中輟中離生近廿年，宜蘭得安家庭關懷協會主任游美貞的語氣中，止不住擔心。

青年署職場科科長高蘇弘解釋，教育部還是主要負責在學校裡的學生，這群少年如果有就業需求，可轉由各縣市勞政部門協助。

而勞動部門又是怎麼想？即便勞動力發展署曾制定辦法，將弱勢青少年明訂為就業扶助對象，但攤開勞發署的「弱勢青少年職涯準備計劃」，資源不多，每年參訓的青少年才六十多人，編列預算不超過四百萬。

鄰近的香港，同樣是為少年自立做準備，卻較有其前瞻性，他們結合公私部門，企業甚至把培力少年做為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環，共同為邊緣少年釋出真正有意義的工作訓練和就業機會。

從殘補到增能從單打到整合

賽馬會資助的「Clap 計畫」（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是香港目前最重要的職訓計畫，他們預計五年內投資五億港幣，約廿億臺幣，與臺灣相差十倍（臺灣未未計劃加弱青計劃，每年約四千四百萬元，五年約為兩億多元），為失學、失業的少年提供生涯規劃，開辦不到兩年，已有近三千名少年完成培訓。

這是全港第一個連結公部門、企業以及學校的職訓計畫。負責計畫督導的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教授黃昌榮解釋，這和過去習慣的政府出錢、發給ＮＧＯ團體執行的模式不同，他們努力在兩者間加入專案管理的團隊。

黃昌榮是團隊的領導者，他要向出錢的賽馬會提供成效評估，也要為第一線的社工培養即戰力，「所有社工對生涯規劃都沒有什麼概念的，因為這不是傳統社工提供的服務，⋯⋯我們要去發展一套臨床技巧的課程。」

擔任社工超過十年的高佩怡，她的頭銜是「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她帶領九個人的團隊做到橫向連結，不只連結政府資源，還要讓香港上市櫃公司，例如香港機場和航空公司等提供培訓機會，她說：「只要他們（少年）看到未來生涯的發展性，就算培訓期間薪水少一點，他們都會願意參加的。」

鏡頭拉回臺灣。風險家庭下，父母跌入深淵，少年經歷各種排除、歧視，有些人靠著意志力催到滿檔，不認命地把自己從廢墟狀態裡拔出來。

「但這絕對是社會的責任，」政委林萬億不諱言地說，十多年來，高政府並沒有有效地解決脆弱家庭的風險。

林萬億緊接著說，目前中央政府總預算裡已編列了九億元的預算，主要是希望建立一個以社區為服務基礎，跨部會協力家庭的「社會安全網」計劃；其中，社工人數預計從目前的一千多位提高到約兩千位。這個計劃預計明年元月推出。

即使明年安全網順利上路，這仍只是跨出一小步。

除了跨部門得協力整合資源外，臺灣社會對於邊緣少年的想像，必須有很大的調整。因為這群少年最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重新與社會和社群連結，他們也必須累積能力，看到職涯發展的可能，重建對生命的信心。只有這樣，才有機會解除他們如同廢墟的生命狀態，減少貧窮的世襲。

社會有責任，讓這群少年，看見一絲希望。

字幕勘誤：影片三分五十七秒處，少年說的是 法仔鼓（小法陣頭敲的鼓），非花拉鼓（花鼓陣）。感謝讀者楊章來訊指正。

https://www.twreporter.org/a/high-risk-youth-left-in-relic

葉大華／廢墟裡的少年，如何擁有基本尊嚴？

攝影 林佑恩 文 葉大華（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

民國一〇六年十一月九日

《報導者》最新《廢墟裡的少年》深度報導，直指兩萬名高風險家庭的少年，是臺灣社會遺忘與失落的一角。報導中不僅再現了少年命途多舛的悲與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少年們其實是未被體制接住，卻發展出極具生存韌性的一群人。

只是，如此堅韌的生命力，往往建構在失去童年與未被妥善照顧的冷酷現實上，因此，廢墟裡的少年們總是在社會的常軌與越軌之間不斷游移。幸運一點的找到了足以維生的工作，不夠幸運的就一路往社會安全網的底層掉下去。只不過，國家的手是否接得住少年，讓他們的人生也能有基本的尊嚴？

少年福利資源長年匱乏

二〇〇三年兒童福利法與少年福利法整併成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時，臺少盟剛好成立，開的第一場記者會：「國家欠青少年多少？還給青少年基本權利」，當時就指出一九九三年到二〇〇三年，少年福利預算佔內政部社福預算不到一．五趴，平均每位少年一天分配不到一元福利預算。

另外，透過參與中央對地方政府社會福利績效考核，臺少盟持續檢視關注少年福利預算，也發現二〇〇三年到二〇一三年間，不論中央或地方政府，少年福利預算都處於邊緣的角色。

隨著《兒少福利法》整併，二〇〇三年到二〇一一年十年間，地方政府兒少福利預算成長約五倍，但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少年福利經費雖有成長，然光是針對醫療、托育或教育券等等現金給付經費就佔了至少八成，福利服務經費實際約僅不到二成（註）。

二〇一一年，臺少盟等民間團體將兒少法大幅翻修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權益法》），終於兒少福利不再只有福利依賴面向。即便如此，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中，呈現出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一五年間各部會加總起來的兒少福利預算，也從未超過整體國家預算的三趴。

如此殘補式的預算配置，如何能像香港一樣培植足夠的專業人力，陪伴與捍衛廢墟裡的少年們的基本人權與生存尊嚴？

弱勢少年首次工作年齡：十五．二三歲

報導中提到，這群少年為金錢憂慮、被教育跟社會排除，很早進入童工之門、放棄學習。在實務上，根據臺少盟（二〇〇九）一項針對一百〇二位社工或輔導人員所做的「弱勢青少年就業概況調查報告」中，發現弱勢少年第一次工作的年齡平均為十五．二三歲，即為「童工」的年齡。而弱勢少年最常找的工作，前三名分別為：店員、服務生及美容美髮；其中，店員主要就業場域為：超商、飲料店及加油站。

少年們提早進入勞力市場工作有幾項主因，包括逃離家庭暴力傷害與虐待、學習成就不佳與受霸凌歧視、背負家庭債務及學貸等因素，這些因素促使少年們被排擠出教育及家庭支持體系之外，有待勞動部門接手提供生涯轉銜輔導。

然而我們從報導中所看到的實際現況是，勞動部門吝於投資且不認為這是他們的核心業務，即便《兒少權益法》第卅六條已有明文範定：「勞工主管機關對於缺乏技術及學歷，而有就業需求之少年，應整合教育及社政主管機關，提供個別化就業服務措施」，勞動部門卻吝於投資相關個別化就輔資源，加上教育體系沒有專業與空間提供職涯輔導，這群少年當然只好以肉體拚搏，因應勞力市場的叢林法則，最後走上地下經濟或犯罪一途，也不過是在有限選擇的當下，符合他們最佳利益的抉擇。

所謂的高風險，其實是體系之間資源排擠、沒有分配正義、互不整合協調所造成的結果。這群高風險的弱勢少年，不過是體現了整個世代集體發展困境的載體。

就業支持體系與勞權的保障

就業往往是最直接的社會參與，也是一個人具備自立生活能力的關鍵，培力弱勢少年具備就業能力是最直接的增能或充權方式，政府部門並非沒有方案與計畫，但往往缺乏投資遠見與掌握成效的方法。

臺少盟針對一百〇二位社工或輔導人員的訪調中得知，社輔人員認為解決弱勢少年就業困難的主要方法，可以從兩方面著手。

第一，政府必須提供更多的弱青就業力培訓資源，提升其就業能力，同時也應有一套相對應的弱青就業政策，並設置權責相應的就業輔導專責單位；

第二，政府應加強投資青少就業輔導培訓中心及專業人力的建置。

因此，近年來臺少盟結合民間企業資源及青少年團體策略聯盟，推動「逆風少年大步走──青少年就業力培訓計畫」，特別設置青少年就業輔導員、媒合愛心雇主，透過培訓課程及職場見習計畫，強化逆風少年的就業力以及見習經驗，累積正向職場經驗與培養就業態度。

該計畫自二〇一〇年執行至今，我們發現，選擇提早進入就業市場或初次尋職的弱勢少年，經過就業輔導後，就業力有明顯的提升，進而得以順利就職。然而，要如何回應整體青少年失業率攀升的挑戰，除了政府能否投資足夠的青少年就業政策，並鼓勵雇主端提供就業機會外，發展青少年就業輔導員的培育與認證以及企業認證，也是重要關鍵。

此外，近年臺灣主計處及勞動部等官方的人力資源與人力運用調查等數據顯示，一〇三年到一〇五年間，青少年十五到十九歲勞動參與率，從七趴九八逐步上升到八趴六，顯示少子化社會發展下，有就業需求的少年比例不減反增。另外調查也指出，有六成的青少年是從事工作較不穩定且勞動條件較差的非典工作。而在不同的民間團體調查中，也一再呈現出青少年勞工勞動條件的低落，包含未達最低薪資、各種理由的苛扣、加班未給薪、未納入勞健保、沒有職業安全教育與保護措施等。

依據二〇一四年勞工保險統計年報，勞保職災給付人次當中，十五到廿四歲者佔整體的一成五六五，但青少年僅佔總體勞動人口的六趴八六，相較於其他就業族群青少年職災率異常的高。廢墟裡的少年中的土豆，因為從事噴農藥的工作，引發大眾對於未成年從事危險工作的關注，然而許多雇主及家長並不清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廿九條早已有「雇主不得使未滿十八歲者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的規範條文，且有罰則。但以地方勞政機關勞檢人力如此匱乏，如何能落實？

事實上，我國針對未成年勞工除了童工及建教生有明確法令加以規範保護外，近年來十六到十八歲青少年打工族由於背學貸及家庭經濟狀況等因素，而選擇中長期打工的現象日益增多，但相關法令卻未針對該族群明定保護性條文，成為業者鑽漏洞的灰色地帶。

據勞動部調查，近六年十五到廿四歲的打工青少年人數逐年上升，到二〇一五年已經來到約十七萬五千人，其中十五到十九歲青少年勞工約有十一萬人，並有相當比例之青少年打工族於未滿五人的微型企業工作，屬於未被強制納入勞保的對象，萬一發生職災事故也易求償無門。因此，針對十六到十八歲未成年勞工尚未銜接完成的勞動權益保障，實有必要與時俱進加以修正。

根據《兒童權利公約》第卅一條，所有未滿十八歲從事勞動之少年，都應該受到相較於十八歲以上勞工更健全的保障，因此包括：定期檢視《勞動基準法》與《職業安全衛生法》，保障未成年勞工之勞動條件與勞動環境；刪除《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排除五人以下條款，讓青少年在最常參與的小型職場中能全面納保，以確保面臨職災時有所保障；勞動部下應設置青（少）年就業輔導專責單位，統一規劃各級政府青（少）年就業輔導政策、專責人力及預算，都是極需政府部門投入改善高風險等弱勢少年權益的政策方向。

如果你也關注這群弱勢少年的集體發展困境與勞動權益，請加入「一人一信 請小英總統捍衛兒少人權」連署行動，一起發聲，要求小英政府提出具體的改善方針！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how-youth-in-trlic-liv…

廢墟裡的少年

【江湖篇】幫會裡的少年兄

哪裡有愛，就在哪裡生根

文 楊智強（特約記者）李雪莉 攝 影余志偉

民國一〇六年十一月一日

臺灣有群少年，因家庭失能、無法融入校園，在不經意或無助的時候，進入黑道與堂口；在那個黑色現實裡，有人得到家庭般的安頓，但有更多人受利用去詐騙、賣簿子（賣銀行存摺）、運毒、跨國詐欺。這個體系提供了少年們什麼「養分」？他們冒著怎麼樣的風險離開或留下？

（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份，文中未成年受訪者都採用化名。）

「全部不要動！現在是警察臨檢！」幾位荷槍實彈的警察應聲破門而入，制式手槍「喀喳」一聲上了膛，蓄勢待發。江江跟朋友被突如其來的狀況，嚇傻了眼。

「這包是什麼東西？安仔喔！你們都被捕了，配合一點！」聽到聲音從廁所出來的接頭人也隨即被警察壓在地上，一臉懊悔。江江跟朋友對望了一眼後，心想：「幹！死了，原來大哥要我們來拿的東西是毒品。」

當時年僅十六歲的江江，後來因為證據不足，幸運逃過運毒罪，僅以施用毒品的罪名起訴，被少年法庭判處保護管束。回到基隆後，江江每天仍跟著宮廟裡的兄弟一起出陣頭，對上次被大哥派去運毒、差點吃牢飯的事不怎麼在意。他說，是大哥給了他一個棲身的地方。

空氣中帶著淡淡鹹味的海風，遠處不斷隱約傳來渡輪的汽笛聲。毛毛細雨的基隆，是廿歲江江的出生地。

江江的父母在他小時就離了婚，爸爸很早離家不見蹤影。家裡只剩下大他一歲的哥哥，還有祖父母，四人相依為命。祖父母每天早上四點到崁仔頂魚市賣魚，才勉強讓一家溫飽。江江的哥哥有暴力傾向，「以前哥哥會打我，還會拿球棒打。他打我、我不敢還手，因為還手他就會抓狂。」哥哥的暴力，外加學校的嚴格管教，讓江江待不住家和學校，他於是跟著學長翹課，到地方看陣頭，去久了自己也下場跳，變成宮廟裡的固定成員。

原生家庭的根基不穩，他們就到別處。哪裡有愛，就在哪裡生根。

江江就是這樣，未成年時跟了他口中的大哥，大哥以私人宮廟作為掩護，吸收了大量少年當手下，平時出陣頭，但更多時候是跟其它地方勢力叫囂，江江和小弟們負責亮刀亮槍，甚至運毒。

《報導者》在過去幾個月間，深入臺灣各地，採訪眾多未成年的「江江們」，這群逃學、逃家或是經常出入撞球間、遊藝場、酒吧等地的少年虞犯，是黑道幫派最喜歡吸收的對象。

根據司法院的統計，全國少年虞犯的人數在過去十年，增加了五成九，讓幫派可吸收的「人力資源」大幅上升。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設計／黃禹禛。

無所不包的地下互助網

廿六歲的柏楊，口中嚼著檳榔，右眼下方的臉頰上有一道明顯的傷疤，是少年時跟別人幹架受的傷。柏楊很年輕就成為三重區「穎川堂」的堂主，採訪這天，喑啞的母親、嚼著檳榔的沈默父親，還有三名未成年的少年隨侍在柏楊身旁，看得出他是這個家與堂口的權力中心。

柏楊的父親好賭，十多年前全家為躲債從雲林搬到新北市，過著清貧的生活。為了生存，柏楊很小開始打零工，後來加入宮廟，跟著大哥全臺出陣頭，甚至曾經協助管理地下賭場、協助收帳和討債，最後開了自己的堂口。

穎川堂座落在新北市一間公寓大樓內，進堂馬上聞到淡淡線香，神桌上媽祖、關公整齊供奉、陣頭法器一字排開。這裡的大門經常敞開，來來去去都是附近不喜歡上學的少年仔；他們之間，有的爸媽離異、有的父親酗酒癱瘓，加上融不進學校主流，時常在夜市裡或陣頭徘徊。與柏楊遇上，自然而然進了堂口，這裡的沙發成了他們不想回家時的床。

除了遁逃的空間，這裡，還給了少年們很少有過的尊嚴和安全。

柏楊知道沒有家人依靠的少年需要錢，他帶著少年出陣。出陣時的「開臉」和舞獅，雄糾氣昂地扛旗子提關刀，讓少年們短暫成為人們的焦點，享受那種老師或父母很少給予的肯定眼神。

底層少年沒有依靠、沒成就感、易感易怒，穎川堂於是成為另類靠山。「我們是穎川堂的」這句開場，能在三重地區嚇阻些惡意的挑釁。像個無所不包的地下互助網，柏楊的堂口沒有主流的教條，還給了無依的少年經濟的和社會的安全感；但過來人柏楊也知道歹路不好走，除了陣頭，他也著帶著少年做正職，像是開卡車、修摩托車、做廚房風管清潔，也要求他們初一十五讀經，修身養性。採訪前，我們見到紋身刺青、頸帶金項鍊的少年們口中唸唸有詞《天上聖母經》：「菩提心廣莫難量、觸處放毫光，為瑞物祥，供養法中王⋯⋯。」

穎川堂堂主柏楊（左一）與朋友在堂內聊天。（攝影／余志偉）

柏楊心底也有一條不可碰觸的界限，「傷人打架還好，不要欺負弱小」、「堅持不碰藥」，因為，「我身邊朋友十個碰藥，大概十個都死了。」

但多數的地下互助網卻遠比柏楊的堂口來得複雜，它們以「公司」、「會館」的型態，吸引少年少女們前仆後繼，進入未知的風險。

顴骨高聳、頭髮整齊、說話彬彬有禮的理凱，現在是輔導毒品犯罪更生少年「利伯他茲基金會」的員工。曾在監獄裡蹲了三年多的他，回憶起遭幫派吸收的過程。

十七歲逃家之後，理凱在臺北西門町經常出入撞球店，在那裡認識了混四海幫的朋友。「剛開始是跟大家一起玩，然後就去住在那邊，大家做什麼都在一起。」他說，久了，就成為了「公司」的一份子。

離開家庭或是學校，少年容易被「公司」盯上。公司的業務多樣，如酒店、遊藝場、夜店、按摩店或三溫暖等，需要大量人力營運。公司會在特定地點撒網，虎視眈眈吸收新血。理凱當時是被公司分派到賭場當小弟，他的朋友們有的是在酒店做「經紀」帶小姐，或做「球板」的組頭，到處吸收這種線上球類賭博的下線。

那些照顧我們的「公司」和「老闆」們

公司或會館，是以往幫派的代稱。我們前往探訪不少縣市，特別是基隆、新竹、雲林、臺中、臺東，各地有自己盤據的幫派勢力。

在新竹市，我們跟訪廿三歲的小旭、剛滿十八歲的阿冰跟阿翔多日，小旭屬於「風飛沙」，阿冰屬「院口」，阿翔是「三光幫」，各幫做的「事業」不同，有的跟著大哥在夜市「管理秩序」（收保護費），有的跟老大討債，或在酒吧裡當圍事。他們都有大片紋身，其中阿翔的腳踝上刺了對幫派表示忠誠的「日月星」。

少年剛加入幫會時，幫會提供固定的住所讓他們待著，受訪的幫會少年們說，他們多數先充當公司管理的八大行業中的跑腿小弟，每個禮拜有幾千塊零用錢；過一段時間得到上頭的信任之後，才會「升級」，深入公司的核心地下經濟。少年們稱呼上一級的管理者，有時也不叫「老大」或「大哥」，時不時用「老闆」稱呼，有時不知道最上頭的老闆是誰，因為在一個老大上頭，總有更大的老大。

二〇〇八年大法官公布釋字六百卅六號解釋，第三度認為當時的掃黑利器《檢肅流氓條例》有違反人權之虞，宣告其違憲。執法單位轉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作為起訴幫派的主要法律依據。

兩個條例最大的不同，就是執法單位不能再以鬆散的定義，對嫌疑人以流氓「身份」起訴，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則需較嚴密的證據，才能對某人以組織犯罪的「行為」起訴。因為幫派「內部管理結構」或是「集團性」難以直接證明（註），所以才會發生曾有地檢署在六年間，收到逾百件以組織條例起訴的案件，但只有一件成功起訴的狀況。

黑道與地方勢力不可能消滅，但法律又未明確規範其生存空間，黑幫於是想方設法「漂白」，成立公司法人，地方勢力也透過宮廟的地域性拓展，進行非法生意，操作大量的地下經濟。但其中最受爭議的，就是吸收眾多未成年的少年，非法為他們拼命。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十年來的統計，少年犯罪人數總體下降了六趴，但因少年人口總數下降了二成一，比例來看，反而越來越多少年被組織吸收。而少年犯罪總類裡，毒品犯罪和詐欺罪在十年間上升了二．五倍（毒品和詐欺分別上升二百五十四趴、二百五十一趴），少年們被有組織地運用在這兩項犯罪系統。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設計／黃禹禛。

在整個販毒與詐騙體系統裡，少年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擔任販毒裡的「小蜜蜂」和詐騙集團的「車手」和「收簿手」。

小蜜蜂是毒品販賣鏈的最下游，每天守著一隻「生意手機」，裡頭是買家的名單，等待買家來電後送貨交易。他們接到手機後就騎車面交，賣一公克Ｋ他命可以賺三百到五百元，生意好時，一天賺上萬元都不是問題。對上游的「養蜂人」來說，小蜜蜂是很好的工具人，一來年輕人涉事未深，少年一開始被警察抓到，會很直覺義氣地摔爆手機，避免名單外洩；二來年輕人的交友圈更容易找到消費者，尤其近年Ｋ他命、搖頭丸、毒咖啡包等各式常在派對上使用的二、三級毒品，相當受到年輕族群歡迎，還可進一步利用少年將毒品滲入校園。

至於「車手」和「收簿手」，則是一種在讓臺灣背上「詐騙之島」惡名的詐騙集團裡，快速賺錢的方式。在詐騙體系裡，少年通常不會是在機房內編撰騙局或是操作電信技術的高階，而是必須在提款機前露臉的車手，或是四處張羅收購人頭帳戶的收簿手。

新竹少年小旭曾擔任收簿手，他以一本三千到四千元收購同學的銀行存摺，再以一本一萬元的價錢賣給上游，自己賺取中間的差價。「那時候真的很好賺，一天賣個十本都有可能。」小旭也說，除了銀行存摺之外，甚至連電信號碼、護照等，都可以賣給集團上游。

男孩們身旁也有不少女孩，她們有的擔任傳播妹，有的染毒後為了供毒，也當起小蜜蜂賺錢。他們們多半唸到高中就休學，通訊和社交軟體上分享的是他們賺錢後吃喝玩樂的照片，同儕看見便好奇，走偏門、賺快錢的訊息，快速在圈子裡分享交流。

少年們加入公司或會所，有的是為了滿足物質慾望，但更多是來自破碎或風險家庭，他們為了生存而誤入歧途。（攝影／余志偉）

少年們加入公司或會所，有的是為了滿足物質慾望，但更多是來自破碎或風險家庭，他們為了自立打工甚至養家而誤入歧途。像小旭父親在他國二時過世，他認為自己應該承擔爸爸留下來的責任，因此出外討生活，有一段時間，他每天下午三點到凌晨一點從遊藝場下班，凌晨四點再到麵包工廠做到中午十二點。為了賺更多錢，他加入幫派，當起收簿手，小旭說：「我覺得只要有錢，生存壓力就不會這麼大。」他現在在釣蝦場工作，經常喝酒的文化，已讓他酒精中毒，若一星期不喝酒，又聞到酒味，雙手會不停顫抖。

小旭深愛著的已逝父親，曾用米酒泡奶粉給五歲的他喝。在高風險的家庭長大，從沒有人教育或告訴他們，那條「風險界限」，究竟要劃在哪裡。

善牧蘆洲少年福利服務中心主任侯雯琪，陪伴過無數的「非行少年」，她說，這群孩子可能來自沒有界限的家庭，他們會打遊民、虐待小狗，可能沒有人告訴他們生命的重要，他們會玩得很誇張。就像慶生時，玩過頭，把人家綁到湖裡，他們在挑戰刺激，卻不知道後果超出想像。

侯雯琪和社工們遇到這樣的少年，會先把底線告訴他們：你吃藥但不能用藥物誘奸女生、妳做高級伴遊但要避免不好的客人⋯⋯。侯雯琪必須放下主流社會的價值判斷，先同理少年的生存處境，再用他們願意的方式溝通，讓他們知道後果是什麼。

少年們的需求和單純，經常讓他們容易被誤導和剝削。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三之一條規定，犯法的少年在執行處置完畢一定時間之後，紀錄必須塗銷，讓少年可以用白紙的狀態，面對社會。

擔任臺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官超過十五年的蔡坤湖說，進入司法之後，法律上的態度其實對於少年並不會以「罪犯」來看待，而是秉持《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以心智未成熟人來處理。通常在面對觸法的非行少年時，蔡坤湖認為多數少年法官的態度，是給予少年機會，希望他可以改過自新。

但法律與社會的善意，卻讓「公司」和「會館」灌輸少年一種說法：十八歲以下犯罪成本不高。但實情並非如此。

「我們的個案中，有一位小蜜蜂在他十七歲被抓，被十幾位買家給指認『咬出來』（供出來源）。若一條判一年，最少就要關上十幾年了。」利伯他茲基金會專員臧興國也是毒品犯罪過來人，他認為，少年們並不清楚法律上所需承擔的風險。

根據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製造」或「販賣」三級以上的毒品，無論是否成年都會被判處至少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雖然法官對少年可能網開一面，轉為以「轉讓」或「持有」等較輕的罪名起訴，但並不代表少年可以免除法律究責。

除了法律上的風險之外，若少年在審訊期間將上游咬出來，會被幫派視為「抓耙仔」，那他還得面對黑道的追殺。「那位被買家咬出來的少年就是這樣，改天被黑道抓住處理掉，屍體漂在基隆河上，我也不會意外。」臧興國說。

但即便沒牢獄之災，一旦進入那環境，被貼上標籤，就如流沙般難以回身。

一旦被標籤成一個壞人、一個犯罪者

法官蔡坤湖說，他曾多次為犯案被列入保護管束的少年轉學，希望給少年一個重新開始的環境，但每回接手的學校只要看到孩子的案底，都會提心弔膽，甚至用各種軟釘子要學生離開。他說，很多學校對於「不聽話的少年」的態度很多都是負面的，甚至是採取隔離的方式，將少年從學校推出去給法院，他認為司法應該是最後的手段，行政應該先行，教育方面應該給予非行少年更多的關懷與輔導。

只是社會很現實，如同蔡坤湖所說：「如果你被標籤成一個壞人、一個犯罪者，那你就真的可能會變成這樣。」

「一般社工都是在幫忙可憐的小孩子，但是犯錯的小孩子沒有社工在幫忙。」蔡坤湖認為，現行學校的輔導老師比例仍然偏低，但「一個正在往下墜的少年，社會以四、五個人力來照顧，若能及時挽救，都是值得的。」

「那個時候如果老師拉住我，我就不會這樣了，」廿五歲的阿科，過去七年都待在少年監獄明陽中學裡。他因為殺人罪，被判了十五年。

阿科在國小時常被霸凌，國中開始翹課，甚至跟老師起衝突。最後老師為了「不讓他打擾到其他同學」，同意讓他以請長假的方式不來上課。三年國中時光，他在校時間總共只有半年。阿科加入幫派並販毒，他越做越大，到十七歲時已經接觸到毒品販賣的上游，買賣以公斤為單位。在一次交易中他被黑吃黑，損失了幾十萬的毒品。一氣之下拿了手槍去談判，最後發生意外，開槍殺死人。

現在阿科已從明陽中學假釋，國中都沒認真讀書的他，在矯正機構裡，不去打球不看電視，一有時間就讀書，最後成功考上國立大學。但並不是所有的少年都有像是他一樣的毅力和決心，一點一滴的掙脫過往累積下來的束縛，翻轉自己的命運。

像是阿科這樣失足掉下懸崖的少年，爬起來所需的力氣，是一般人的好幾倍；他說，如果能重來，他希望和國中的老師之間，彼此能有多點耐心。

做為一個沒有選項的人，只要有任何人對游離的少年伸手，任何溫柔，可能都叫他們義無反顧。

「之前我們的宮跟別人起衝突被警察抄，大哥想把宮廟關掉，但我說絕對不能關，因為那裡是我們的根！」基隆的江江對我們說，對宮廟的忠誠與兄弟間的義氣，是他在非主流社會的通行證，也是他們生存的邏輯。

年輕時混江湖，等年齡大一點，見周圍的人被關或通緝，其實會心生疲累；江江和小旭在訪問幾次後吐露，他們也曾想要「過個正常的生活」，但讓他們猶豫的是，真的有人願意給機會嗎？人生還真的能重新來過嗎？

臺灣已故饒舌歌手宋岳庭在年少時，同樣因為家庭功能不健全而跌入歧途，出獄後寫了一首有如自己生命寫照的〈Life’s a struggle〉（生活如一場困鬥），歌詞刻畫社會底層少年的心聲：「握緊拳頭的雙手，到底什麼時候才能鬆開？當活在泥沼中，到底要怎樣才能金盆洗手？」

難以擺脫的泥沼生活裡，如果在關鍵時刻，能有人善意地拉他們一把，哪裡接納他們，他們就往哪兒去了。

到多明尼加詐騙的少年。（攝影／余志偉）

番外篇：為了賺錢，我到多明尼加做詐騙

文／簡永達

被迫提早自立的少年，能有什麼工作？除了低報酬的工作外，還有什麼選擇？這幾年，猖獗的詐騙集團吸納了不少風險家庭中的少年，為了多賺錢，他們走上的是一條高風險，犯罪邊緣的道路。

十九歲那年，我第一次出國，一句英文都不會講。因為，我不是去旅遊的，我是去做詐騙的。

小時候，我家裡經濟還不錯，直到小學五年級，姑姑欠了一堆賭債，爸爸幫她做保，背了幾百萬的債務，連家裡的透天厝都賣了。

國中時，我們借住親戚家，表哥經常叫我去買東西，我如果不去，他就會嗆說：「你不做，要不然你搬出去。」寄人籬下，爸媽也沒辦法說什麼。他們平日做板模工，收工後經常跟朋友喝酒到爛醉，回來就發酒瘋，兩個人會互毆，我國一個子還很小，就要卡在他們中間拉開對方。

國三的暑假，我們搬出來自己住，租在桃園八德附近，一個月租金才四千元，但我爸媽有時候還繳不出來。為了補貼家裡，國中畢業我到小籠包店工作，每天工作超過十四個小時，整個月只休一天。

我也想過，為什麼我要承擔這些經濟壓力，才十六歲就要一直工作，後來，我想通了，我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把家裡照顧好。其實，我爸為了養我們，他的腳趾在工作時受傷，截肢只剩兩隻，但他還在做工地。我朋友知道我家裡情況，問我要不要去做詐騙，我只問他：好賺嗎？他回：很好賺。

我的想法很簡單，如果能賺一筆大錢，我就能讓我們家好起來。回家以後，我只跟我媽說了一句：我要去做一筆大生意回來。

第一次出國，我揹了個後背包，因為當時臺灣是夏天，行李我只帶了三件短袖上衣跟一件短褲。到了機場，我才知道要去多明尼加，這趟有卌多個人要去，從臺南到花蓮都有，年紀在十六歲到廿三歲之間。

我根本不知道多明尼加在哪裡，也不知道南半球跟臺灣天氣相反，他們的季節是冬天。剛下多明尼加的機場，詐騙集團的人讓我們擠進一輛麵包車，車子開進一棟豪華別墅，每層樓有一百坪，有室內停車場跟室外游泳池，而頂樓的房間，一字排開擺了四、五十隻電話。

前三天排了密集的訓練，我們要偽裝成中國電信的客服人員，提醒他們的帳戶有問題，再轉給其它組的人，他們偽裝成中國的公安或檢察官，恐嚇他們付錢。

剛開始只覺得整天裝大陸口音挺煩的，直到某天同梯騙了一個老人五百多萬人民幣，我才跟帶頭的說：這樣不太好吧。後來，他把我關進地下室，不准任何人跟我接觸，手機護照都被收走，房外有個外國保鏢負責看守。

地下室透不進光線，整個月沒人說話，差點瘋掉。關了快一個月，我知道每晚八點，外國保鏢會用房間的浴室洗澡，我趁機偷拿手機，傳了封簡訊給我媽：「救我。」

我不知道我媽怎麼跟集團的老大談判，也不清楚付了多少贖金，總之，他們願意放我走，把我丟包在多明尼加的機場。

回臺灣要在紐約轉機，我記得紐約的天氣很冷，我穿著短袖短褲，坐在機場的大廳，看著旅客來來去去，但我一句英文也不會講，就這樣餓了兩天，沒吃也沒睡。直到遇見一位臺灣出差的大叔，他帶我去領機票，請我吃了碗熱湯麵。

回臺灣以後，我繼續在餐廳工作，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最近我朋友找我去廣東做生意，過陣子我想去看看，能不能賺一筆錢，讓家人從此好過一些。

https://www.twreporter.org/a/high-risk-youth-join-gangster

廢墟裡的少年

【教育篇】學校ＫＰＩ為何讓少年們脫隊？

攝影 余志偉 文 張瀞文（特約記者）

民國一〇六年十一月一日

這一群從「家庭之網」掉落的孩子，理應在國民教育時被接住。但是沒有，他們被逐步排除於國民教育系統之外，成為一個逃離者。政府用「零中輟」目標，想強制他們歸隊，但這群孩子怎麼可能回到升學導向的正規教育？

很多孩子來自於辛苦的家庭，若家庭接不住，作為「國民教育」的學校也接不住，他們便開始流浪中輟。這些離開教育系統的孩子，並非一開始就受到惡意排除，多數老師在一開始都想「做點什麼」，但有時候是用力用錯地方，有時則是情勢比人強。

這是工作十年的琪琪老師，心中最惦念、也是最深的遺憾。

那年我第一次當導師，帶了這個班兩年，第二年下學期他就斷斷續續不來，第三年，我留職停薪去進修，換了一個新導師，他就完全不來了。

他家庭支持系統很差，單親從父，爸爸不知道怎麼帶小孩，有時候關心，但是所謂關心就是打罵，根本無效。爸爸會來學校拜託我，教好他的小孩。

我第一次當導師，會打人，作業沒交、上課秩序不好，我都會打學生。我知道打不會改變他，可是那時我還是打他，因為我是全班學生的導師，我要「公平」。

事實上，現在回過頭看，他並不是壞孩子。

那時學校的輔導室功能不強，沒有輔導教師可以商量，我也不知道有什麼資源可協助他，就任他從我手上流掉了。我留停進修那一年聽到他都沒去學校，覺得很難過，常常想起他爸拜託的那張臉，心很酸⋯⋯。

我總是想，因為我堅持「公平」，讓他找不到留在學校的意義。

我去進修時會聽到各學校如何用盡方法將這些邊緣孩子留下來，我好遺憾。假如當初他的導師再強一些，假如他遇到一個有經驗的導師，或許他的人生會不一樣。

這是很傷心的經驗，我覺得虧欠了這個男孩什麼。

之後，我不再體罰、不再堅持假公平。所以當我第二次遇到「不想來學校」的學生時，我告訴自己千萬別放手。我常常想，假如那時候的我是這樣堅持不放手就好了，可是人生不會給你機會重來。

但即使老師有心，願意額外付出，但有些孩子，還不是你不放棄就一定留得住。那個佩佩老師抱著不放的女孩，爸爸卻說：「老師，我知道你很認真，但是真的沒辦法了，就這樣吧！」

那個女孩是我導生，溫柔體貼、話少、沈默、講義氣、頭髮剪得好短好短。

媽媽是陸配，回大陸沒有再回來，爸爸開卡車，經濟上還過得去。因為爸媽長時間不在，她的主要照顧者是姑姑。姑姑也疼她，對她好，但是常常感到矛盾，覺得自己的小孩會被她帶壞。她在那個家，一直是個「外人」。

我在她國中第二年接班導，那年暑假她開始在外遊蕩，學會抽煙、夜不歸、偷摩托車，交了一群朋友。

爸爸對她很愧疚又不知如何是好。心情好的時候給很多零用錢，生氣起來時就打。

我對她的方式是恩威並施，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她。

我發現，我跟她講話時她會想要跑，我就抱著她。第一次她愣住了，沒有老師這樣做過。對她來說，任何人的關心和管教都沒有意義，她覺得你很快就走了，你只是過客。

有一次，她的朋友在外面和人打架受傷，她心急，想打電話給朋友。

我說好，請她用辦公室電話打，我要離開去上課前寫了一張字條給她，當其他老師質疑「妳為什麼在這裡用電話？」時，她可以拿字條跟老師們說明。我還介紹了一個看刀傷很厲害的老醫生給她。

這件事她很感動，覺得我真正瞭解她、關心她。

不過後來她還是中輟了，因為朋友，她在乎的朋友都在外面。她在朋友家、在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遊蕩。

她中輟不到校那陣子，我就去找她，也會打電話給爸爸。終於有一次，爸爸跟我說：「老師，我知道你很認真，但是真的沒辦法了，就這樣吧！」再也沒接我的電話了。她後來沒有拿到國中畢業證書。

這些由大人手上滑落、從學校中輟的國中小學生，根據教育部的「帳面數字」，每年約四千人，其中國中生佔了近九成，而高中中離生人數更高達二萬三千名。與過去三年相較，中輟數量與比例變化不大，但生成因素和結構改變了。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教署，設計／黃禹禛。

臺中市學生諮商輔導中心督導劉貞芳，從事中小學生輔導工作十八年，她觀察，早期中輟是單純的學習低成就，但現在，「當車手、詐騙、跑宮廟，孩子都往外跑，找中輟生更困難。」還有，男女結構也不同了，過去八成是男孩，現在男女是五比五，劉貞芳認為，家長不因女孩就限制外出時間或交友對象，男女受社會、同儕與家庭功能的影響，不再因為性別而有不同。

逐步被排出教育系統外

臨床心理師駱郁芬曾在雙北的國中小和許多中輟生生接觸，她觀察，多數中輟孩子來自高風險家庭，但是她也強調，家長入獄、家庭暴力、涉及幫派等都不直接等於孩子會中輟。

從家庭失功能到中輟，孩子被逐步排除在「國民教育」系統外的軌跡，通常很相似。

先是學校內出現「推力」，接而連三的挫折和孤單：考試成績差、不寫功課；在以升學為主的學校，學業表現差通常會接著有人際上的挫折：沒有朋友、找不到歸屬感。尤其國中正臨青春期，是尋找自我價值與認同的重要階段，當家庭、學校沒有歸屬感，孩子就往外去找了。

如果剛好社區內有股「吸力」接應了這孤單，給了家庭與學校給不起的歸屬感，孩子就中輟了。

「中輟狀況很複雜，而且跟社區狀況有關。」高雄市左營高中輔導教師李佩珊曾任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那幾年的輔導工作讓他看見孩子中輟的常見模式：當孩子逃家逃學無處去，就會到學校附近「某大哥」的一間小套房住、打電動、聊天，一個找一個，套房內就聚集許多在學校內適應不良的孩子。這個「某大哥」通常是某集團成員，有計劃引誘學生，讓中輟的學生出陣頭、吸毒販毒、犯罪、性交易等，而且引誘的對象，是已經鎖定一陣子的學生。

零中輟，幫助或是拒絕了他們？

為了讓學校可以正視中輟生需求，從教育部到地方政府都很重視學校的「中輟率」，無論有沒有說出口，「零中輟」幾乎成為回應中輟生困難的重要管考。

《國民教育法》規定六到十五歲國民必須接受教育，並用〈強迫入學條例〉來規範入學。每個月五日前，教育部會掌握數據，某縣市只要增加一個中輟生，就要召開跨局處會議，討論學生為何中輟？如何找回？防範措施為何？教育部每半年開一次中輟督導會報，中輟率沒有下降縣市，就要報告。因此一旦有學生中輟，學校要交報告，縣市政府會受教育部管考。

「中輟數字是有意義的，確保每所學校願意努力去找回孩子。」李佩珊認為，重點在管考之外，「有沒有專業的人和學校一起看發生了什麼事？社區狀況如何？老師專業缺少什麼？用系統的思考看待中輟，解決系統的問題。」

但是多數學校面對的現實是：只有管考、沒有資源。根據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串連卅個兒少議題的民間團體發佈的「兒童權利公約民間監督聯盟的影子報告」指出，政府每年輔導中輟、中離生的中介教育經費總計二億多元，不到教育部整年度經費的千分之一，可服務二千多人，僅佔整體中輟生的一半。

落到學校的日常，「零中輟」很難成為挖掘學校系統問題的起點，反而變成「做出漂亮數字」的業務壓力，推引出隱匿通報或者拒絕中輟生的負面效應。

「校長不可能讓自己學校有太多中輟案例。」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直指，國中小的中輟生「黑數很多」，很多學生根本就是中輟狀態，卻不在數字上。他們了解三天不到校要報中輟的遊戲規則，經驗老道的每三天出現一下；有些是家長就幫孩子請長期病假，或請假帶回家管教；更大一群則是人天天出現在學校，但是每天沒有進教室、沒有學習。

而被找回的中輟生，處境往往沒有改善。「我復學就會被生教組長罵被老師罵，就像把泥土打在我臉上一樣。」一個八年級輟學、九年級復學的女孩這樣說。如果原來迫使他中輟的因素，像是：沒有學習、被不友善的對待、人際上的孤單感等沒有改善，孩子常常是再度中輟，或者就在輔導室睡到畢業。

立意良善的「零中輟」成為雙面刃，一不小心就使教育工作者失去辨識孩子的能力。他無法從孩子的「壞行為」中看見「他在求救！」他無法敏感到「我的孩子正在往下掉！」他甚至站在孩子的對立面，有著嚴重的師生衝突。

多數教師在踏進教育現場之初，總是希望可以當孩子的重要他人，為孩子生命帶來重要改變。為什麼到了現場，卻成了推孩子出系統的殘忍他人？

過去家庭組成單純，當家庭失能，還有強大鄰里力量撐著，現在社區力量崩解，學校老師幾乎都沒裝備和專業，回應這些「教學之外」的狀況。除了時代的改變，更結構性的癥結在於——當這群孩子在為生存而掙扎，為生命飄搖而找「根」時，國民教育的「ＫＰＩ」（績效）裡，永遠有比接住孩子更重要的事。

教育ＫＰＩ比接住孩子更重要？

國中教育最重要的ＫＰＩ，是升學。

升學績效關乎學校招生、補助，對小校來說甚至關乎存亡。

面臨國中教育會考的九年級班。（攝影／余志偉）

當老師為了眼前的國中女孩英文單字背不齊、數學四則運算總是算錯而打她時，老師不會知道，她從國小就被父親性侵，英文和四則運算都沒辦法幫助她從黑暗的廢棄角落走出來。

當學校焦慮著眼前的男孩補救教學沒起色，要他反覆練習以通過測驗時。他們不會想到，這個男孩前一晚找不到東西吃，相依為命的爸爸半夜醉醺醺回家就睡了，他餓著肚子半夢半醒一整夜。

主流的教育系統假設，所有的孩子都是「準備好身心」來學習的。於是，學不好的就是失敗者，就透過一堂又一堂的補救教學去「幫助」與「補救」他。

但這個補救教學的系統只管「教學輸入」與「成績輸出」之間的關係，沒有餘裕看見：需要被補救的孩子是什麼時候被老師、教育體制放棄，再也沒有學習？對生命千瘡百孔的孩子來說，學好國語和數學，人生會有什麼改變？

第二個ＫＰＩ是，「大多數」的孩子永遠比「個別」的孩子更需要照顧。

統一的教學進度、標準化的考試，是學校為大多數人設計的「基本規格」，必須如部隊行進般統一步伐、速度，跟不上的，就脫隊了。

「我們在一般學校真的沒有機會陪伴這樣的孩子，」現任屏東縣飛夢林學園主任曾智強，一直是國中教師，直到飛夢林任教後，有比較多的時間，用比較個別化的方式，陪伴家庭失功能、學習跟不上的孩子，「我覺的很感恩。我看到足夠的陪伴和不同的學習，這群孩子是可以有很好表現的。」

實驗教育：重訂教育的ＫＰＩ

為這些孩子找到真正適合他們的教育方式，是許多教育工作者的盼望，多年來，他們也在學校內外做了許多努力，試圖突圍。

四年前，屏東縣政府創設了「飛夢林」，打造適合這群少年的學習與生活場域。今年，臺中市成立了「善水國民中小學」，是國內第一所依《實驗教育法》成立，為失家且中輟或是瀕臨中輟的國中小學生而創設的學校。相較於飛夢林，善水因為有實驗教育法的支撐，課程的安排上有更多彈性。

善慧恩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彭春貴觀察，早期實驗教育都是貴族式，這兩年因為實驗教育法的法制化，將有更多「體制內無法照顧」的弱勢孩子，可以循著實驗教育的管道，得到比較適合的教育。

所謂實驗教育，指的是具有特殊理念的教育，其辦學跳脫國家課程框架、師資與辦學規範，也較有彈性。目前，實驗教育的服務對象還是有資源的中產以上家庭，像善水這種以服務家庭失能下的弱勢少年，在目前實驗教育中的確獨特。

所幸，善水國中小不是唯一想透過實驗教育扭轉這群少年學習處境的組織。目前，在臺灣各地，許多長年照顧這群孩子的非營利組織，也因為實驗教育的開放，開啟新的想像。

過去只能透過生活照顧、課後活動的方式，從「外圍」幫助孩子的他們，將統整這幾年的經驗，直接面對孩子在體制內「沒有學習」的現況，辦一所適合這些孩子的學校。

不同於飛夢林及善水國中，為少年建構了一個「替代性家」，他們在仍保有社區意識的鄉村及部落，不選擇把孩子從家裡抽離，而是試圖重建家的功能，與失落的社區能量。

臺東「孩子的書屋」創辦人陳俊朗。（攝影／余志偉）

臺東「孩子的書屋」創辦人陳俊朗，這十八年來陪伴的都是家庭失能，在學校邊緣的孩子。一開始，陳俊朗會鼓勵中輟孩子回學校，但是當他一再發現孩子回學校，只是在教室睡覺、去學務處罰站，就算身體回去了也沒有任何學習，他再也不再刻意勸孩子回校了。

實驗教育法通過後，陳俊朗開始找老師、籌資金、規劃課程。陳俊朗說，這所學校要透過多元的課程和社團活動，讓每個孩子找到自己的成功經驗。他說，基本能力也重要，但是要從孩子不會的地方教起，而重點不是教多少，而是要聽懂、學會。

位於花蓮的「五味屋」，則是重視孩子在生活中學習，透過「二手物品買賣」，開箱、標價、販售、打掃等經營一間店的活動，將所有學習融入生活裡。

五味屋這幾年一直以「團體自學」的方式，把在學校受挫的孩子，每週固定幾堂課拉到校外，透過社區的資源帶著他們跳舞、種菜、做木工，幫孩子找舞臺、擴展學習，緊張的師生關係因為孩子暫時離開，得到舒緩。抽離式的學習，搭配課後、假日、寒暑假，依鄉村孩子的需求及社區特性，發展出一套課程，更多從生活中提煉的學習素材、並且以農村的四季節令來規劃行事曆。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林意雪，有將近十年的時間社區的國中合作，為希望透過閱讀、農事、手作等課程，為「坐在教室就準備好不上課」、「從小習慣聽不懂」的學生，找尋適合的學習。她深知這些逆境中長大的孩子，需要韌性、自律、樂觀、自我覺察等「非認知能力」（更甚於學科認知能力），必須重建他們對學習的看法，讓孩子相信改變和翻轉的可能。

這些攸關「逆境小孩」人生的能力，在目前的教育框架下很難給予，林意雪也在實驗教育法制化之後，開始思考辦實驗學校的可能性。

這些已經創立，或是還在尋覓辦學可能的實驗教育學校，將重訂教育的ＫＰＩ，拋下中學「成績至上、升學唯一」的價值，為這群少年重新思考課程——不被國家課程框架，從少年的特質去發展探險教育、從社區的元素去制定行事曆、從自立的需求去連接職業教育。

他們不被進度綁架，在乎「教會」更甚過「教完」，慢慢教給孩子真正的能力。他們重視學科之外的能力，強調毅力、熱情、恆心、好奇、自律等品格養成。

他們無法只看到孩子個人，還很重視家庭的重建、家長的增能。他們無法只看見孩子的現在，還思考教育是否給孩子未來自立的能力。

他們看見的是「一個人」，而非「一個學習階段」。

他們沒有否定主流教育「服務多數人」的前提，卻挑戰教育系統的「單一」。他們試圖打破「單一」，開啟新的教育可能。

https://www.twreporter.org/a/high-risk-youth-zero-dropouts

廢墟裡的少年

【後安置篇】離院之後，一個人的戰鬥

文 簡永達 攝影 余志偉 林佑恩 

民國一〇六年十一月一日

（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份，文中未成年受訪者都採用化名。）

許多年前一個靜謐的午後，新竹善牧少女之家的電話突然響了。話筒那頭傳來一名女子的哭聲，哭哭停停，始終說不完話。

接起電話的社工陳怡芳努力保持鎮靜，她拼湊細碎的資訊：一名廿二歲的女子不堪被同居男友毆打，現在帶著她三歲的小孩住進婦女庇護所。直到掛上電話前，陳怡芳才認出她的聲音，那是五年前離開家園的少女——小貓。

「政府要我們好好的照顧她們，我們也照顧了，但是，後來呢？她們離開之後成為成人，甚至成為母親，她們這一路走來，到底遇到了什麼困難？」陳怡芳儘管不願多做聯想，但她從小貓身上看見一種童年創傷的輪迴。

小貓沒見過親生父親，從小母親換過不少同居男友，幾乎每一任都強暴過她，甚至某任繼父還找朋友一起輪暴她，逼她吸食安非他命。她無法忍受這種生活，十五歲離家，為了生存，她在酒店陪酒、應召、援交。而她的母親對這一切知情，卻無法離開一個又一個的糟糕男人。

小貓最後被送進安置機構，這是政府為受創兒少織起的最後一道防護網，當家庭已破碎的失去功能，社工便會將孩子移出，交給其他人照顧。

父與母的罪行不只性侵，還包含其他形式的虐待，它就像一筆龐大的債務，儘管童年的創傷已事發多年，仍舊深深地壓在孩子身上。我們所訪問的每位安置機構社工，都竭盡心力地照顧著孩子，卻又不約而同地透露著擔心：我們把孩子照顧好好的，但他們離開以後怎麼辦？

嚇人的自謀生路

根據衛福部統計，每年約有二，六百名兒少離開安置體系，其中三分之一是十五歲以下的少年，他們被迫提早進入社會，獨自生活，卻只有不到五趴的少年受到政府援助。

一〇五年度，離開家外安置的兒少二千六百〇七人，但接受自立方案僅一百卅七人。資料來源／衛福部社家署，設計／黃禹禛。註：自立方案從一〇三年度開始實施。

如果當初將孩子移出是因為家庭徹底無功能，那麼有多少孩子能夠真正返家？《報導者》進一步詢問社家署，返家後離開的孩子有多少？儘管已立法規定，需針對離院兒少後續追蹤，但政府機關仍不清楚少年離院後的生活。主責兒少福利的政委林萬億坦承：「我們沒有一套嚴謹的系統追蹤，可以看到這群孩子的未來發展，這是一個很大的困境。」

如果說高風險家庭下的少年，活在資源匱乏的廢墟邊緣，那麼進入安置的少年，則是少年裡處境最邊緣，也最需要協助的。

英國從九〇年代開始關注離院少年的生活。他們的追蹤研究發現，離院後的少年普遍教育低落、失業率高，而且容易成為年輕父母、高度酗酒、染上毒癮，甚至成為街友，長期仰賴政府福利系統。

臺灣卻到二〇一〇年才出現相關研究，實踐大學社工系教授彭淑華接受政府委託調查，發現離院少年的確存在低薪、低學歷、低技術的情況。即便沒有像國外研究那般成為年輕街友，但彭淑華不認為沒有這樣的孩子存在，因為「真正狀況不好的孩子，我們沒有找到，我自己清楚研究的限制在哪裡。」

離院之後，少年能依靠的只剩自己，每天睜開眼都是一場與生存的搏鬥。在育幼院工作廿多年的洪錦芳，她不捨這群孩子離院後的窘迫，退休前創辦了中華育幼機構關懷協會（ＣＣＳＡ），「他們十五、十六歲離開了，看起來也都回家了，但很快就又出來流浪了，我眼睜睜的看他們成為小街友、混幫派。」她說。

自謀生路是個嚇人的要求，會讓離院的孩子感到力不從心。

錢，是一切煩惱的根源。協助少年自立的社工趙婉婷算過，他們在雙北市每個月的生活費至少要一萬六千元才夠，「房租跟伙食費我都算六千，這樣就一萬二了，再加上手機費、交通費、健保費就要一萬六，⋯⋯我還沒算他們的學費，他們大多讀私立的高職，每學期學雜費要兩、三萬，讀私立大學就更貴了，至少要五萬。」

龐大的經濟壓力，常壓得他們喘不過氣，只有少數非常幸運的孩子，能夠申請到低收入戶補助。「他們明明就那麼辛苦地一個人生活，而且家人都已經沒什麼功能了，但計算低收還要算進家人的不動產。」婉婷忍不住替少年抱屈。

冠廷是社工口中，少數非常幸運的孩子之一。

母親生下他後離開了，留下他跟七十多歲的父親，還有其他四個兄弟姊妹，因為家貧無力扶養，冠廷四歲就被送進安置機構，直到十八歲離開。結束安置後他申請到低收入戶，能夠補助學雜費跟宿舍的費用，順利地就讀某間私立大學的社工系。

為了兼顧課業與生活，冠廷找了份學校的工讀工作，每個月薪水只有六千，「每分錢我都要計算要怎麼花，因為到月底都只能剛好打平而已，所以我不能讓自己有任何意外的支出，我不允許自己生病。」冠廷的大學生活過的相當節制，他從沒跟班上同學一起唱過歌，直到大二才買了人生第一隻手機，「我根本不敢對未來有什麼夢想，我每天都在想著要怎麼生存下去而已。」

他們破碎的原生家庭只是運氣糟透的手抽出的一張爛牌而已，還有許多其他的牌要抽。有些運氣糟的離院少年還沒成年，已經集滿一手爛牌：輟學、毒癮、跟暴力的朋友混在一起、在低薪的工作裡載浮載沉。

阿國不小心踏入通往貧窮的快車道。我們在臺東的監獄初次見他，臉上還未脫稚氣，說話時得賣力地瞇著眼睛，才能削減近視對他的影響。

十六歲離開育幼院後，他身旁只剩重病做資源回收的阿嬤。老人家無力照顧，他開始輪流住在朋友的租屋處，做過加油站兼職，也在夜市當過助手，工作總一陣一陣的，沒工作也沒錢的時候，他靠偷竊維生，但他覺得自己沒什麼價值，不配拿什麼奢侈品，只敢偷一些食物、零錢跟沒人騎的腳踏車。

他離院後頻繁進出少年監獄，直到最後一次，他順手拿了別人的皮夾，不到兩小時就被警察找上，他原封不動地交還皮夾，但這次他已經滿十八歲，被重判四年送進成人監獄。「我也想過一般人的生活，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沒辦法？」他隔著會客室玻璃對我說。

無法喘息的離院生活

不是所有的離院少年都這樣，會一路墜往監獄，不可否認地，他們是一群堅強的人，多數的少年都能熬過無家可歸跟牢獄之災，鼓足勇氣地投入陌生的工作世界。

但初入職場仍把他們嚇壞了。有些人害怕打電話、害怕投履歷，害怕被拒絕，害怕自己無法勝任工作。就算獲得工作，有些人仍止不住擔心，他們害怕被雇主責備、害怕站上收銀櫃臺、害怕面對難搞客人。

低薪的工作讓他們經常徘徊在貧窮邊緣，很少有人能看到長遠計畫的好處。當薪水只能勉強打平生活開銷，他們最容易捨棄的就是教育這筆投資，但儘管學歷貶值，職場的回收並不划算，學歷卻又是進入就業市場的門票。

十六歲的之翰只有國中畢業，他已經失業兩個月，戶頭裡只剩提不出的十八元。失業這段日子，他每天的行程大致如此：睡到中午才醒，因為可以省去兩餐，醒來後他沿著輻射狀的路線投履歷，「我什麼都願意做，只要門口貼有徵人，我就走進去投履歷，⋯⋯通常聽到他們說『我再拿給店長』，我就知道不會上了啦。」

十六歲的少年積極投履歷找工作。（攝影／林佑恩）

他經常一路遞履歷，直到晚上十一點才回家，不過投完了五本履歷，卻始終沒人雇用他。之翰有線條柔和的顴骨，烏黑的眼睛藏在瀏海後面，搭配一米七多的身高，活像個韓國的明星，但他的體重一度不到卌公斤，最窮的時候，他讓自己兩天吃一餐，晚餐只吃稀飯配鹽巴。

談到家人，之翰說的不多，只提到他從小被父親關在廁所改建的房間裡，四周的門窗都被釘死，即使白天也透不進光線，房間裡除了床板空無一物，只有角落擺著尿壺，他的大小便都在不到四坪大的空間裡完成。父親經常在生氣時隨手拿東西往他身上砸，升上國中後，某次父親抓狂似的拿菜刀要砍他，之翰因此被送進一間緊急短期的安置機構，一星期後，社工送他回家，但他心裡清楚：這個家回不去了。

童年時期的創傷，容易讓他感受到一種毫無自我價值的感覺，那令人窒息。他曾兩度有輕生念頭，一次買水果刀被社工發現，另一次他直接吞下整月份的肌肉鬆弛劑，他事後解釋「我只想好好的睡一覺。」

他被迫承擔與年齡不相符的責任，還有不必要的窘迫。原來，長大的滋味一點也不浪漫，反而更像一場無法停下腳步的長程馬拉松。

「一直要工作我覺得壓力很大，做一段時間以後我也會想休息一下，可是就是沒辦法，生活就是不允許，這件事對我來講很辛苦。我也經常問自己，為什麼我做的事都不像我這年紀會做的事⋯⋯，我才十六歲耶，十六歲應該是在讀書，應該住在家裡，不是整天在煩惱工作、煩惱生活，像我現在沒工作就在想：我下個月的房租怎麼辦？我的生活費怎麼辦？」他說。

就算獲得雇用，他們難堪的處境不見得更好。

僅有一橋之隔，橋的這端是人聲鼎沸的士林夜市，另頭連接的是社子島，隨處可見資源回收場、鐵皮屋與地下工廠。十七歲的萱萱在一家美髮店當洗頭小妹，每天為這份正職工作超過十二小時，一個月休息兩天，她的底薪五千、洗一顆頭只能抽成十六元，必須要洗超過四百多顆頭，才能領一萬出頭的薪水。

女孩的雙手長期泡在水裡以及接觸劣質的髮劑，爬滿蜘蛛網似的細痕。每個人辛勤工作都是為了領薪水那天，但她說「每次領到薪水我都沒有很開心，因為我知道這些錢一下子就不是我的。」

十七歲少女萱萱在理髮店當洗頭小妹。（攝影／林佑恩）

即便辛勤的工作，她的資金仍出現缺口。領著不到基本工資一半的薪水，在臺北根本難以生活，但一般的金融系統不會服務他們，少年的借貸多依靠朋友或地下貸款，以債養債，讓貧窮更加惡化。

萱萱的房間藏在洗髮店的夾層，她與室友同住，只分到一張床的大小。在某些脆弱的時刻，她會想起自己的原生家庭。

她小時候被父親吊起來打，經常吊超過八個小時，小三那年，她在某次父親盛怒下逃出家，躲進警察局。後來，她被送進安置機構，一路換過七間安置機構與寄養家庭，沒有人能夠解釋她為什麼被推來推去，她就是這樣一直搬家。但離院後的窘迫，常讓她後悔多年前的決定，「我常常在想，如果當初我沒有逃出去，我現在會不會還有個家？⋯⋯就算會被打，但至少還有個家。」

少年精疲力竭，勉強找一份糊口的工作，苦苦掙扎。雇主即使再多抱怨他們的能力，仍會因為便宜雇用他們，只不過他們升遷無望。我們為這篇文章採訪的離院少年，許多從事便利店與餐飲業的兼職工，或是工地與農地的短期粗工。

低薪、低技術、取代性高，是這類工作的特色，這在文化大學勞工系李健鴻眼裡是個不折不扣的「就業陷阱」。他用「烙印效果」來解釋，「年輕人第一個工作是『非典型工作』，對於這個年輕人就是貼標籤，因為這類工作容易失業，要再找工作很困難。」長期來看，會對他們造成幾個影響，「一是一輩子就業困難，二是無法轉正職，收入相對少，升遷沒有機會。」

對一般家庭的少年來說，就算在便利商店打工，只要有家庭支持，他們隨時可以離開這項工作，或者透過家人資助繼續進修，讓自己遠離這道陷阱。

離院少年沒有家人支持，還沒準備好就被推入就業，即使再疲憊也不能喘息。原本應是做夢的年紀，他們很快就被現實掏空夢想，令人麻痺的無力感湧入，一併奪去他們改頭換面的能力。

如同我訪問過的少年，他們很難談論三年後的自己，「我已經很久沒有夢想了，我記得小時候我有很多夢想，我長大想唸電機、想當工程師，現在都忘記了，⋯⋯現在只想過個平凡的生活，不會餓死就好了。」之翰說。

抱怨對他們是種奢侈，少年們更常把失業與窘迫的生活歸咎於自己，反而是陪在一旁的社工替他們抱不平。

他們出生的家庭無法選擇，後來被送進機構也沒有選擇，「今天他滿十八了，不代表他就具有生存的能力，但我們的法規就是切在滿十八歲，你成年就不關我的事了。」中華育幼機構關懷協會的社工督導丁子芸，協助離院少年自立將近十年，她常懷疑自己的工作毫無用處，非常挫敗，「當我們服務這群孩子，政府經常用最低的生活標準期待他們，好像認為他們可以過日子就好了，⋯⋯我經常會覺得好像養了一群很不重視自己健康，不重視自己勞動權益的孩子，他們就一直生活在社會底層，很難翻身。」

難以後追斷裂的少年服務

臺灣從一九五〇年代起陸續設立育幼院，最初是收容戰時孤兒，後來二〇〇三年兒童福利法與少年福利法整併成《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簡稱《兒少法》），二〇一一年又依據兒童權利公約精神大幅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簡稱《兒少權法》），陸續納入家庭無力扶養或遭身心虐待的兒少。至今發展安置體系超過半世紀，卻直到二〇一一年當時的監委沈美真糾正內政部，未依法照顧離開安置體系的少年，政府才終於注意到他們離院後的生活困境。

政府很快地做出回應，同年底修改《兒少權法》，針對離開安置體系兒少，各縣市社會局應後續追蹤輔導至少一年，如果發現有獨立生活需求的少年，可轉由各縣市承包自立方案的社工協助，由他們提供離院少年生活與租屋補助。

臺灣給離院少年的服務，卻是相當斷裂的。他們在安置機構由機構社工照顧，離院後換成後追社工輔導，如果要自立生活，再轉由自立社工協助。整理／簡永達，設計／黃禹禛。

政府的流程看似完整，實際上仍漏接了不少亟需協助的少年。根據社家署統計，去年共二千六百多位兒少離開家外安置體系，但全臺申請自立方案只有一百八十名少年，今年申請補助的更少到只剩八十多名。

面對兩者數據的落差，彭淑華認為問題可能出在後追系統功能薄弱。她經常參加離院追蹤的會議，聽到一群挫折的社工抱怨找不到孩子，「他們的困難在於，他們跟這群少年沒關係，尤其針對離園的少年，他（少年）會覺得我幹嘛定期跟你報告。」

還有一種狀況，因為少年的工作不穩定，經常換縣市工作，社工最後跟丟了。目前每年由各縣市社會局撥一筆錢，委託給民間單位的社工追蹤，只有少數縣市由社會局自己做，實務上變成如果孩子戶籍地在臺北，後來跑到高雄去工作，臺北市社會局就會委託給高雄的社工，如果再跑到南投就要再委託給南投的社工。就這樣轉來轉去，最後就跟丟了。

但英國的作法不一樣，離開前半年就有一名社工開始跟孩子接觸，跟他們討論未來的計畫，即使離院後，這個孩子到外地去工作，同樣由這位社工陪伴，「他們的概念是，離園之後我就是等同於這個孩子的父母親，父母親怎麼會因為孩子跑到外地工作，就跟他中斷聯繫了。」彭淑華解釋。

現行的「外包式」社會福利政策，讓政府也將責任外包了，只剩接下追蹤工作的社工獨自承擔挫折。現行的《兒少法》僅規定，針對離院兒少應追蹤輔導至少一年，但中央政府沒有編列相關預算，也沒有制定具體的服務流程，導致各縣市落實情況不一。

據衛福部統計，累計到去年，約有五千多名離院兒少需要後續追蹤，但各縣市編列的社工人力卻有極大差別，例如資源豐厚的臺北市，六十多名社工的後追案量是二百八十人，反觀高雄市後追人數高達六百廿人，卻只委由八名社工追蹤輔導，同時這群後追社工還必須負擔家庭輔導等其他業務。

離院後追的經費需由縣市政府編列，造成各地方政府落實情況不一，以高雄市為例，一〇五年度需後追個案六百廿人，卻只有八名社工負責。資料來源／衛福部社家署，設計／黃禹禛。

新北市擁有全臺最多需要追蹤輔導的離院兒少，長期以來由兒福聯盟接下這項任務，儘管契約僅寫明「每個月一次面訪、兩次電訪」，但社工黃巧妮想要做得更多，卻因為跟離院少年沒有信任基礎，加上「我們能給的資源只有錢，如果他不缺錢，或是他不想跟我們接觸，那我們真的很難有著力點。」

她遇過一名十七歲少女，結束安置後就離開家，她後來選擇跟卅多歲的男友同居，即使黃巧妮有些擔心，但「她就是不需要錢，我們追蹤一段時間之後，也只能消極性的結案了。」

他們倔強且深諳街頭生存法則，外表看似堅強，但看似穩定的表徵下，隱藏著不穩定的風險。

丁子芸永遠記得她服務的第一個離院少女。她走進一棟生鏽鐵門的老舊公寓，陳舊凋敝的黑暗走廊胡亂扯著各類電纜配線，四處彌散著灰撲撲的發霉味，她鼓起勇氣敲門，女孩從半掩的門口露出頭，她從縫隙看見一名半裸的男人躺在床上。後來，那名少女用連珠炮的髒話轟走了丁子芸。

兩次、三次、五次，丁子芸反覆去敲門，讓女孩相信社工是真的關心她。女孩後來能聽進社工的話，她跟男友搬到明亮乾淨的公寓，看似一切都步上正軌了，但丁子芸仍放不下心，因為少女的工作不穩，經濟上長期依賴男友。某天半夜，丁子芸接到少女的求助電話，她被男友趕出家裡，一個人帶著所有的行李在街頭遊盪，丁子芸陪著她坐在路邊，哭了一夜。

「我們做少年工作的，要做到『我們一直都在』，今天不會因為你掛我電話，我就掛你電話，我們青少年社工要用穩定跟專業去陪伴他們。」丁子芸經常陪伴少年走完從離院到穩定就業的最後一哩路，她發現少年是最不懂得求助的一群人，需要長期建立信任關係的社工鼓勵他們，推他們一把。

臺灣提供給離院少年的服務，卻是相當斷裂的。他們在安置機構由機構社工照顧，離院後換成後追社工輔導，如果要自立生活，再轉由自立社工協助，要是少年遇到就業的問題，再轉由職訓單位介入。

由於切割式的服務及缺乏長期穩定的陪伴，很難看見少年生活的艱難，於是我們只能說服自己，他們都過得很好。

陳怡芳同樣相信陪伴的力量。她聊起當年小貓的那通電話，其實很多內容已經記不清了，但她深刻地記得小貓說：「沒什麼事，我只是想打電話來問問看，你還在不在（家園）？」

那句「你還在嗎？」讓陳怡芳再也放不下對離院少女的責任。在她十五年的安置社工經驗裡，陸續碰過離開的女孩突然按門鈴，問有沒有東西吃？或是突然遭遇車禍的少女，焦急地打電話說付不出醫藥費。

「那些經驗都讓我們回頭修正，我們要幫還在園的少女做好那些離園準備。」陳怡芳開始邀請離園的學姊回家告誡學妹：離開後要小心爛男人、要仔細計畫每一分錢，還有永遠替自己留一筆緊急的預備金。

少女間的互助，也有一種治癒效果。有個女孩從前的願望是當幼稚園老師，但離園後的窘迫一度讓她忘了夢想，現在她幫其他離園的學姊帶小孩，她跟怡芳說：「那感覺很棒，我都差點忘了我還會這個。」

如同許多青少年社工共同經歷的，陳怡芳的心情經常像鐘擺般擺盪，她一方面驕傲離園少女的韌性，卻又經常擔心她們的處境。

「一般的女孩如果跟老公吵架，她還有個娘家可以回，但我們的少女是沒有娘家可以回的。」她說。

已經是少女之家主任的陳怡芳，一直有個夢想，她希望自己有間大房子，可以讓疲憊的女孩稍稍喘息，「她們不是要福利依賴，只是需要一個沙發，讓她們累了可以休息一下，再出去飛。」她接著說「然後，我們會一直在這裡，幫她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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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墟裡的少年

【香港篇】社工要比黑社會更有吸引力

文 簡永達 攝影 陳朗熹（香港自由攝影師）共同採訪 陳婉姍

民國一〇六年十一月一日

當臺灣看不見弱勢少年的需求，香港卻是主動出擊，他們廿四小時，都有群外展社工在街頭，找出需要協助的少年。他們在網上做外展、用電玩吸引少年，社工用源源不絕的創意，讓自己比黑社會更有吸引力。

（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份，文中未成年受訪者都採用化名。）

凌晨兩點，香港街上的燈光漸暗，當整座城市睡去，卻有群社工整裝出發，他們出沒在網吧與撞球間，甚至遠到深圳的關口，主動結識在深夜逗留的少年。

他們是深宵外展的社工，這是香港最主要的邊緣青少年（註一）服務，所謂的「外展」（Outreach），不是留守辦公室等待少年上門，而是主動到少年聚集的地方，結識少年，並提供協助。

全香港每天廿四小時，都有一群外展社工在街頭，窮盡力氣找出那些不被看見，卻需要協助的少年。

在街頭接回每個少年

香港的外展服務很早開始，在一九七九年發展之初，只有十八支日間外展社工隊，編制一百八十名社工在全港展開服務。

九〇年代起，香港的士高（Disco）林立，街頭古惑仔械鬥成為治安重點，加上青少年吸毒日趨嚴重，自一九九〇年起，香港青少年吸毒總人數由一千二百〇七人，成長至一九九四年的四千二百八十九人，大幅增加廿五成。

社會福利署一口氣在全港成立十八支深宵外展隊，工作時間從晚上十點到凌晨六點，補足日間外展的空白。二〇一〇年至今，香港政府每年撥款一億三千萬港幣（約五億臺幣）投入青少年外展工作。

政府願意投資，讓外展工作取得豐碩成果。據香港政府統計，過去十年，青少年犯罪人口每年從九千六百多人下降至一千四百人，而廿一歲以下的吸毒人口也從原本每年近三千五百人降為五百人（註二）

從臺灣、中國沿海、到部份東南亞國家，都在參考香港的服務模式。

二〇〇一年澳門政府在香港協助下開展青少年外展工作，二〇一一年新加坡取經香港，首度設立兩支青少年外展隊伍，臺灣長期關注兒少福利的政委林萬億也說：「香港的外展做的很好，他們分工非常細緻，這是我們要學習的。」

但真正讓香港願意投入青少年服務，卻是來自一九六七年的一場暴動（註三）

當時參與示威、罷工的多是青少年，港府認為要穩定香港首要穩定青少年，於是十年內逐步建立青少年服務體系，包含社區的家庭服務中心、學校社工及外展隊伍。

現在，香港的青少年服務已經擺脫「社會控制」，他們認為青少年有權利，值得過更好的生活。

少年阿鈞在天水圍的公屋長大，他經常半夜聽到鄰居的吵架聲與瘋狂的尖叫聲，他是家中獨子，父母因工作不常在家，放學後，他寧願在附近公園流連至深夜。十四歲那年，他在街頭接觸古柯鹼與Ｋ他命，索性連學校也不去了，他開始工作，做過快餐店、送過貨運，換過廿多份打工。

天水圍距離香港市區廿五公里，位置上更接近深圳，緊鄰廿四小時通關的落馬州口岸，少年經常跨境通宵玩樂，吸毒情況嚴重卻不易被察覺，於是，香港信義會在天水圍成立第一支深宵外展隊伍。

阿鈞也在十四歲那年，在街頭碰到深宵外展隊的社工 October。

香港信義會深宵外展社工二胡（左）與 October（右），經常深夜出沒在街頭與撞球間，在街頭接回每個少年。（攝影／陳朗熹）

從遇見的那天起，October 每週至少打二通電話，阿鈞剛開始覺得煩，但他後來發現，不管去醫院、還是投履歷，社工一直陪在身邊。經過了三年，他滿十八歲卻仍在工作市場浮沈，在二個月內投了超過廿份履歷，始終找不到工作，他終於開口跟 October 說：「我想回去讀書。」

對 October 來說，這是她一直在等待的關鍵時刻，「只有在這個時候，你的介入才是最有效的，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陪伴他。」她說，如果你一開始就要少年改變，只會把他越推越遠，他們身邊已經太多大人說教了，不必多我們一個。

阿鈞產生改變的動機後，October 陪他一間間打電話找學校，也幫他找了份工讀的工作，阿鈞的目標是希望過幾年當社工，「像我這樣的廢青她都能拉回來，我覺得很有意義啊。」

「青少年是最不懂得尋求幫助的一群人，他們以為自己沒有需要，但他們身上的問題往往已經很嚴重，」香港信義會青少年服務總監竺永洪說，外展社工的最大特色，就是到街頭找一群隱形的需求者。

要接觸邊緣少年並不容易，他們已累積太多生活的挫折和社會的排斥，不那麼輕易相信大人，外展隊的社工要取得信任，有相當的挑戰。

竺永洪將近五十歲，擔任青少年社工超過廿三年，他的打扮依舊很「潮」，粉色的開襟襯衫、及腰長髮束著長馬尾、手上戴滿指節戒。

如同一位受訪者告訴我，當外展社工「最緊要『型』」。他們大多年輕、充滿熱情，不去評判少年的交友和選擇，而且想盡辦法融入少年，跟他們一起在街頭玩滑板，或者直接拿手機湊過去問「你有玩英雄聯盟嗎？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他們看重少年的權利，願意花時間等少年敞開心胸、等待改變的時間點。

香港社工能夠等待個案，背後是成熟工會的支持。「我們有很強大的工會，立法會也有很多社工背景的議員，規範社工的個案量，他們才（有餘裕）能設計一些新的服務出來。」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倪錫欽說。

香港社工的個案量都由工會與政府協調後公布網上，其中，深宵外展的案量比一般青少年社工更低，社工平均案量卅個，但深宵外展社工手上往往只有十個。

「我們去街頭認識他們、建立關係，這都是需要時間的，如果只從個案量看，這些工作都看不見了，所以我們當時就跟社署提出『潛在個案』，有些青少年應該是有需求的，只是他還沒發現而已。」曾參與社福署談判的竺永洪說，「我們的態度很堅定，是因為你政府沒有這項服務，才找民間機構來提供，所以你要尊重我們的專業。」

鏡頭拉回臺灣，儘管多數社工也想接住每個少年，卻沒有香港的條件。

善牧蘆洲少年福利服務中心是臺灣少數的青少年外展單位，不過中心主任侯雯琪常感到力有未逮，他們只有六個社工，要經營青少年中心，要做外展服務，還要負責追蹤輔導離開感化院的少年。

由社工整合資源

青少年問題通常不是個人的問題，深宵外展的社工要在街頭認識他們，走進他們的生活，察覺更深層的問題，替少年與既有的社福系統接上線。

如果家庭關係破裂，全港有六十五間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即時介入；如果被同學罷凌，五六四間中學都有社工能協助輔導；如果無家可歸，廿四小時開放的協青社「蒲吧」可以隨時承接少年。

在協青社成立之初，外展隊在街頭找出遊盪少年時就知道，需要為少年建一個落腳的地方。不必是長期的安置機構，協青社危機住宿中心的主任楊卓華說，少年很多只是跟家人關係緊張，他們離家出走，輪流住在朋友家或網吧。

只要能把小孩帶回來，社工就有機會介入，產生改變。他們提供八個星期的短期住宿，在這段時間裡，協青社社工可以介入輔導家庭，也能避免少年深夜遊盪。

原本只是提供十八歲以下的少年住宿，楊卓華去年把年齡調高到廿一歲，他發現少年十八歲離開，工作還是不穩定，他們只租得起惡名昭彰的籠屋，「我們收他很便宜的水電費而已，他薪水的三分之二可以好好規劃未來。」

廿五年以來，協青社經歷了許多學習。他們發現外展隊不是萬靈藥，在街頭總有不理睬的少年。他們把年輕人喜歡玩的都搬進蒲吧，主動吸引少年上門。

蒲吧的大樓頂層有攀岩場和室外游泳池，一樓挑高的室內籃球場裡，社工正和少年進行一場籃球鬥牛，當社工帶我們經過，少年突然對著他大喊：「你別走，我要送你一顆三分球。」

大廳裡滿牆的塗鴉抓住目光，有少年用麥克筆寫著「哪會怕，有ㄧ天會跌倒」，來自知名香港樂團 Beyond 的歌曲，隔壁的視聽包廂裡，有幾名少年正在用大投影幕看電影，走廊上另一名少年腳踩滑板從轉角竄出，又消失在盡頭。

「在街上沒東西玩只是『齋 TALK』（純聊天），少年很少會理你的，」蒲吧中心主任 Janet 說，不想讓少年半夜逗留在危險的街頭，被黑社會吸收，那就要比黑社會更有吸引力。

蒲吧發現少年的興趣變得很快，前幾年玩的是滑板，現在都在打遊戲，於是，他們買入卅臺最高規格的電腦，成立職業電競的隊伍。

少年夜蒲（夜生活）的熱點，也悄悄發生變化。原本少年常在彌敦道與旺角道的 Disco 吸毒，這裡也是深宵外展隊常去的地方，現在他們躲在朋友家吸毒，更不容易被察覺與介入。

協青社長期貼近邊緣少年，能夠看見少年的需求，建立一條龍式的服務系統。左起為蒲吧主任 Janet、協青外展隊長 Hinnes、住宿中心社工與主任楊卓華。（攝影／陳朗熹）

於是外展隊把貨車塗鴉成「暴走車」，帶上音響、滑板、遊戲機，到距離港島卅公里以上的新界、東涌、天水圍等地做外展服務。

「我們也知道，社工再怎麼裝，還是有社工的味道，」深宵外展隊的隊長 Hinnes 雇用曾經的邊緣少年當助理，他們或許曾經吸毒、加入幫派，但用的語言更貼近少年，更容易與少年交心。更重要的，Hinnes 覺得工作能培養少年從未有過的成功感，「並不像是他（少年）說就想當爛泥的，是這個社會把他們 exclude（排除）了。」

儘管他們盡力找出少年，但所有的深宵外展隊伍也在面臨挑戰，「現在少年晚上都不出街了，他們都躲在家裡打機（遊戲）。」Hinnes 苦笑著說，他們經常整晚在街上閒晃，卻找不到半個少年。

網路外展找出隱蔽青年

「我們知道網路上也有一群邊緣青少年，他們在學校讀書不開心，他不去學校，但他也沒有在街頭遊盪，他們就隱蔽在家裡，白天睡覺、晚上打整晚的 on-line game，這是一個新的問題，他們很多還有 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的問題。」倪錫欽近年將邊緣少年的研究重心轉向網路上隱蔽的少年，主因是近年的學生自殺潮。

直到現在，香港人談起二年前的開學日仍隱隱作痛。

二〇一五年開學首月傳出四名學生跳樓，其後青少年接連自殺，這波自殺潮在二〇一六年達到高峰，曾經九天內發生六起學生自殺。整理香港媒體報導，從二〇一五年至今，香港共有七十二名學生自殺，其中超過六成是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

對於學歷不足，或是沒有技能的少年來說，香港是一個艱苦的地方。

香港的銀行業、保險業與房地產業，提供高薪酬的工作機會，大學學歷是職業的最低條件，但大學錄取率只有一成八，絕大部分的少年都是這場競爭中的魯蛇（loser）。

與此同時，香港的生活成本居於世界最高之列，對出生在收入底層的少年來說，這是個巨大且日益增加的負擔。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倪錫欽，近年將邊緣少年的研究重心，轉為網路上的隱蔽青年，主因是香港青年自殺率攀升。（攝影／陳朗熹）

倪錫欽的研究發現，即便是中產家庭的孩子，也有越來越多隱蔽的情形。香港父母花在孩子的時間太少，二個人都要輪班工作，平常跟小孩講不過三句話，開口就問考試成績。Janet 有類似觀察，她在蒲吧輔導過兩三個想跳樓的中學生，「她要讓父母知道是你逼我跳樓的，要讓她父母後悔，其實是很強的報復心態。」

香港的青少年，看不到自己的未來，他們在父母的責罵聲中，躲回房間，關上門，持續隱蔽在網路世界中。

為了接觸隱身網海的少年，香港社會福利署從二〇一一年撥款成立三支網上外展隊伍（註四）。「剛開始對網上外展一點概念也沒有，找遍全世界也沒有相近的工作模式可以參考，」明愛會網上青年外展隊社工主任黃靜怡笑說，香港的網上外展是不斷 debug（試錯）做出來的。

他們一開始也在臉書找人，用關鍵字「自殺」去搜貼文，發現少年們的帳號經常鎖隱私搜尋不到，後來他們找香港理工大學開發搜尋引擎，但找到輕生念頭的貼文，卻常常晚了幾個小時。

最後，他們用最笨但最有效的方法，在臉書上瘋狂地加少年好友，二年內滾雪球地加了八千名少年，隨時打開臉書瀏覽他們的最新動態。

他們也在網上討論區找人，香港流量最大的高登討論區，類似臺灣的ＢＢＳ，每日瀏覽量高達六百萬，而且用戶年齡多在十五歲到廿九歲之間，是網路外展的主要工作區。

四年的網上外展經驗，黃靜怡發現網上的少年不同於街頭的邊緣青年。她輔導過一個個案，少年經常在網路論壇發文挑釁，每次都是連珠炮的髒話，罵得沒人敢回文，「我第一次看到他，他就是個很可愛的男生，眼睛大大的，穿著一件維尼熊的 T-shirt。」靜怡說。

除了外表上不同，網上的少年因為隔著螢幕，反而更容易敞開心胸。「他們會直接告訴你，我就是很廢物、就是沒用，我什麼事都做不了。」靜怡認為在網路上，少年更容易向人吐露心聲。

但網上外展社工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將少年從線上拉到線下。「我曾經有一個個案，我在網路上跟他聊了一年，我才能約他出來見面。」靜怡一開始在論壇看到憂鬱傾向的貼文，主動私訊少年聊天，但如同其他隱蔽少年的自信心普遍低落，少年不斷拖延與社工見面的時間。

不能每次都被動地等待回應，靜怡在高登討論區發起「英雄聯盟」的小組活動，她找香港電玩公司合作，宣稱要培養少年成為電競選手。果然，職業電競選手的前景，搭配這款全球最多青少年玩的電玩，一推出便吸引超過二百人報名。

爆棚的活動被她稱作「掛羊頭賣狗肉」，她說「我不關心他們電玩打的怎樣，會不會當電競選手，…我們要用這個遊戲去吸引他們，去做 engagement（參與）。」

但這項活動剛推出時，她聽過不少質疑，「去學校宣傳，或是跟他們的家長溝通，他們都會反問：『你這樣不是讓他們更沉迷電玩嗎？』」靜怡一度擔心活動辦不成，但當時社會福利署已通過「一筆過撥款」，三年的預算與個案量都在簽約時決定，執行過程政府不再干預，讓社工能夠發展創新的服務模式。

和一般社工被動提供服務不同，香港的外展隊主動出擊，他們在街頭察覺少年的變化、等待少年的需求浮現，然後用源源不絕的創意，提出創新的青少年服務。

少了專職的外展社工，臺灣的青少年服務，一開始就在街頭斷了線。我們看不見弱勢少年的需求，也找不到方法拉近少年的心，最後，只剩第一線的社工獨自承擔挫折，然後政府繼續告訴自己，他們都過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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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墟裡的少年

【南韓篇】Haja Center 讓中輟生決定學什麼

文楊智強（特約記者）共同採訪／李雪莉 攝影／Haja Center 提供

民國一〇六年十一月一日

在韓國首爾市中心的永登浦區，一間紅磚外牆的建築，時不時可以看到民眾進進出出、牆上貼著創意十足的海報跟顏色鮮明的氣球裝飾，周圍的氣氛像是個小市集般溫馨熱鬧。這是一間在韓國頗負名聲的另類教育機構，Haja Center。

起初，是一群對韓國主流教育深切反思的教育者，想為十六歲到廿出頭，不適應主流教育的中輟生所創造的空間。在 Haja Center 裡，不分年級，全部的學生一起上課、一起煮飯、一起出國見習。這裡的老師定位自己是跟著學生一起學習的「助理」，他們盡可能陪學生討論，讓學生自己決定要學什麼。

從一九九九年創立至今十八年來，接受過各種 Haja Center 教育（註一）的學生，已經超過萬人。學生們畢業沒有畢業證書，但至今卻由學生創立了九間各類型的社會企業，像是文藝創作機構 Noridan 或是 Yori 烹飪培育中心等；他們重新定義何謂成功，畢業後有的繼續求學，更多是成為表演家、設計師、紀錄片製作者、ＮＧＯ員工、社運人士、農民、回到 Haja Center 當老師。

過去幾年，Haja Center 被香港、北歐等國的實驗教育界看見，其創辦人延世大學教授趙韓惠貞（Cho Han Hae-Joang）也受邀在各地演講。她曾提及 Haja 是年輕人的「暫時自治區」（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在這裡少年可以遠離陳腐的價值，創造新的可能。

《報導者》越洋專訪了「Haja Production School」的顧問 Lee Jinah（音譯：李珍雅）的專訪，讓我們可以窺見 Haja Center 給了弱勢和掉出主流體系的學生，未來有什麼樣的可能。

Haja Center 青年創意高峰會。（攝影／Haja Center 提供）

以下是 Lee Junah 的專訪內容，以第一人稱表述：

我是一個東南亞出生的韓國人，我高中畢業後，一九九四年回來韓國讀大學。在海外時，我以為韓國是一個先進的國家，但我到這裡之後才發現，並不是這個樣子，原來存在很多問題。

韓國是一個有高識字率的國家，大家都認為教育至關重要，因為社會跟你說學歷是必須；學生讀書進了大學後，發現根本只是高中狀態的延長。高中或大學畢業後，失業率高，很多年輕人只能在便利商店、在餐廳裡打工，工作不穩定的狀況一直持續，就像是一個「惡性循環」（bad cycle），讓年輕人永遠無法真正往上爬。很多現在的年輕人都說韓國是「地獄朝鮮」（註二），就是不管你再怎麼努力，你還是逃不出這個地獄。

也因為這樣，教育場所不再是教授學生知識的殿堂，反而變成了一個讓學生相互廝殺的競技場。現在有很多學生不認同主流學校的教育，他們會說：為什麼我們只能學習他們要我學的東西，為什麼我不可以學我想學的？

學生為自己決定課程才是挑戰的開始

一九九九年 Haja Center 剛創立時，韓國的另類教育風潮也正在起步。那個時候，有很多像是趙韓惠貞教授這樣的知識份子認為，韓國應該要試著發展另一種教育系統。那時候就是韓國上下開始構思另類教育的起點。

一開始我們收的是從主流教育裡出來的中輟生，但現在，這裡的學生大概有七成都是從小就在另類教育系統下長大的孩子，他們對於主流教育體系完全沒興趣。 Haja Center 目前有四間另類教育學校，學生人數大約一百人。

來到 Haja Center 的第一件事，你要告訴大家該怎麼稱呼你。在一般的學校裡，你必須稱呼每個人像是老師、先生、女士等等的稱謂。但我們決定不要這樣，我們不想被別人分級。像我的代號就是 Ddeobi，我有同事叫豆腐，還有人叫做百事可樂，隨便你取。

為什麼從名字開始就不同？因為韓國是一個相當重視年齡長幼跟階層的社會，無論是在家庭、學校或是職場上，謹守份際不越矩相當重要，但過度的教條卻是韓國社會中不公平的原因之一。我們認為「尊重」是更為重要的價值，在 Haja Center 裡沒有年級制，沒有學長學弟的概念。所以無論你是哪一年來的，我們全部都在一起上課，大家是平等的。

這裡沒有固定的課程內容，每一年都不一樣。不像主流教育有制式的課本、固定編排的課程。我們不為學生打分數，我們只會在學期結束前，有一個禮拜的時間來檢視他們學到了些什麼，每一門課程都會有深刻討論的時間；學生跟老師們全部會聚在一起，聊聊他們過得好不好？或是這學期的課程對他們個人以及對學校有什麼影響？我們應不應該在下個學期繼續做這個課程？

Haja Center 打破了不少社會中對教育的刻板印象；主流教育的人們甚至會把像我們這樣另類教育出來的學生，看作是「教育叛軍」（rebels）。也導致常常有人會問說：「哇，那你們的學生一定很自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但我們認為享受自由之前，必須先承擔責任。我們是有固定的課程時間，每個禮拜二到禮拜六是上課時間，每天早上十點開始一直到晚餐結束，至於你學什麼，是經過和學生的討論和他們自己的抉擇。

我覺得去一般的學校上課說不定比較容易，因為他們會精確的告訴你該做些什麼，記下他們教的東西。你不需要表達自己的想法，你根本不需要思考。

了解他地年輕人的憂慮

Haja Center 也會帶學生到海外接受新事物的衝擊，甚至到外國了解其他年輕人正在面對的問題跟自己有何不同。我們之前去過泰國跟緬甸邊境美索（Measot）的難民營，連續去了六、七年，我們一整個禮拜都跟難民還有緬甸移民生活在一起。

雖然一邊是緬甸到泰國的難民、一邊是韓國另類教育學校的學生，但是他們仍然可以分享彼此面對的問題。我們的學生就會跟他們解釋什麼是「地獄朝鮮」，而他們就會跟我們說自己為什麼成為難民，以及緬甸內部的族群衝突。

透過這樣的方式， Haja Center 的學生可以直接地了解到「難民」這個詞彙的意義，它不再是一個課本上的名詞，而是一位遠方和自己同年齡的朋友。

在我們學校裡，雖然課程內容會一直改變，但我們都專注在三個關鍵字：氣候變遷／生態（climate change/ecology）、和平（peace）以及共同生活（living together）。「共同生活」是想要讓大家知道我們並不孤獨，我們應該生活在一起。當我們說共同生活，並不是說跟家人朋友一起生活，而是更大的想像。

舉一個例子，現在我們有「都市耕作」的課程。在二〇一一年日本福島核災之後，我們這裡的少年問說，為什麼要在這麼多地震的地方設置核能發電廠？核能無法被回收再利用，核廢料對環境會有這麼大的破壞，那為什麼還要持續使用核能發電？

因此我們大家一起研究核能發電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為什麼要這樣被使用等等。然後依照我們討論結果，出現了都市農耕的想法，我們認為人們應該活在一個永續的環境之中。

「和平」也是個相當重要的概念，我在這裡教英文，但我們稱它為全球文（globish）。我們有特別的人文教育課程、文化相關的課程，像是非洲舞蹈跟巴西卡波耶拉武術，讓學生視野更廣闊，更能接納世界上不同的文化。

Haja Center 青年高峰會最後一天的餐桌活動。（攝影／ Haja Center 提供）

學校是家、是給予溫暖的村落

另外，年輕人在這裡除了可以吸收更多知識上的養分，也可以獲得更多感情上的慰藉。 Haja Center 不希望這裡只是一間學校，應該更有包容性。趙韓惠貞二〇一二年在香港的演講中曾提到，學校不應只是學校，也要是家庭、親人甚至是庇護所。

社會要年輕人不斷埋頭讀書來獲得成功，但他們卻不知道怎麼在生活上照顧自己，同時，他們也不知道怎麼關心身邊的人。現在許多家庭都是雙薪，陪伴子女的時間變得更少。加上高度競爭的社會讓年輕人變得個人，這讓他們越來與社會隔絕、傾向孤獨。

所以我們在這裡除了有年輕人之外，也讓很多不同年齡層的人們進來，讓少年重新與社會接軌。我們會舉辦活動，讓社區內的退休人士跟媽媽參加，甚至有一些從社區來的小朋友都還在讀小學，下課就會來這裡玩。我們想要在這裡創造出一個遊樂區（playground）的感覺，讓大家可以不時地來這裡拜訪，讓年輕人學著跟他人互動，甚至互相照顧，這裡就像是個村落，是 Haja 村莊（Haja village）。

我們要的是一點一點地恢復社區的意識。因為我們知道，只靠培育幾位有才華的少年，無法改變年輕世代；必須讓靠社區的力量，才可以真正改變年輕人的困境。

我們最近有一個計畫，除了繼續推動原本的另類教育之外，也開始與政府合作，希望將更新穎的概念推入主流教育體系中。

停一停、想一想

Haja Center 下四間另類教育學校其中一間「Odyssey School」（奧德賽學校）比較特別，這間學校的學生全部來自主流教育下的國中生。他們在畢業前，學校的老師就會問他們：「想不想在進入高中之前先停一停，過一年空檔年（Gap Year）（註三）？如果有意願，你可以到 Odyssey School 上課。」

Odyssey School 一個禮拜只有一天要上主流教育中的英文、國文（韓語）跟數學等課程，其他時間教導像是如何修理腳踏車、怎麼做木工、給你一些思考的技巧，或是教你怎麼跟他人互動，如何融入社會。讓年輕人對未來人生有些想像。

這個學校目前只有十七個學生，我們是跟首爾市政府合作四間學校中的其中一間；人數不多，因為這對主流教育體系下長大的學生跟老師來說，都是一個很新的概念。有一些老師會猶豫，是不是應該鼓勵學生嘗試。所以我們現在仍在到處推廣這個想法，想要讓學生們曉得有另一個選項存在。

推動這個計畫的首爾教育局長 Cho Hee-yeon（音譯：曺喜昖）是一個比較有前衛思考的官員。他希望在推動這個實驗第五、六年之後，檢視這個方式是否可以對現在高中生的未來以及出社會工作時，能有幫助。但「工作」這個字，並不是在說到三星或現代公司上班的工作，又或者當醫生或律師等等的職業，而是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他們想要成為怎麼樣的一個人。

而現在韓國的另類教育也到了一個需要反思與檢討的時刻。作為世界上平均網速最快的國家，社會變化的節奏也相當迅速，另類教育當然也必須跟著時代變化，作出調整。

所以在這個社會裡，到底學習的意義是什麼？教育的意義是什麼？我們現在就是在討論要如何面對的關鍵點，到底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我還無法說什麼樣的改變才是對的，但是我可以跟你說的是，我們都認同需要有所變革。

Haja Center 就是一直試著在閱讀韓國社會，希望可以趕在改變的一步或半步之前，調整自己、幫助年輕人適應社會的變遷。

https://www.twreporter.org/a/high-risk-youth-korean-solution

廢墟裡的少年

【臺灣篇】飛夢林搭屋 給脫隊生家的溫暖

攝影 余志偉 文 張瀞文（特約記者）

民國一〇六年十一月一日

家庭和學校都接不住孩子，他們往哪裡去？從教育的難題出發，中途之家「飛夢林」如何在主流教育部隊之外，創造一群讓少年不放棄學習的小隊伍？

十七歲的葉偉翔，白天是屏東市民生家商餐飲管理科二年級的學生，放學後，他就到飛夢林咖啡館打工，九點和同事做完打烊清潔工作，便拉下鐵門，騎腳踏車回家，幫從小相依為命的阿嬤做資源回收到十一點，才結束一天的工作。

多數十七歲少年感到辛苦的日子，對葉偉翔來說，卻是追求好久才獲得的踏實。

時光倒轉到四年前。

國中二年級的葉偉翔經學校老師推薦和阿嬤的申請來到飛夢林，他白天在「飛夢林學園」上課、夜間在「飛夢林家園」生活，週末返家生活。

那時候的葉偉翔，從小就失去媽媽，爸爸和哥哥北上工作，只剩他和阿嬤一起生活，屋子裡只有一張床，其他地方堆滿了回收物品，連站立的空間都沒有。

對國中老師而言，他是消極而沈默的邊緣人：沒有朋友、學習跟不上、功課不交、頻繁的曠課（到幾近中輟）；在家裡及學校都有令人頭痛的行為問題。

剛到飛夢林時，好幾個月來葉偉翔畏縮在角落，憂鬱而不發一語，但是知道回家的狀況不會比較好，也沒有想過要申請回家。

「我大概半年才真正喜歡那裡的生活。」記者在打烊前到了飛夢林咖啡廳，站在面前的葉偉翔臉上掛著笑容，坦然有禮回應。眼前這個帶著陽光的男孩，和他生命故事的前半段：畏縮、憂鬱、躲在幽暗角落不發一語等形容有很大的差距。

偉翔說，國中畢業後離開飛夢林一年多，他還是很想念宿舍生活，晚上大家一起吃飯、睡覺的日子。過去在飛夢林，他雖然學到一些烹飪技術，但是到了咖啡廳後學習才更確實，「最大的學習是，禮貌上，我增加蠻多的。」

問偉翔有沒有什麼夢想？他想了好幾秒說：「我希望我可以促進家庭感情，和阿嬤達成共鳴。」這個四年前嗆阿嬤、怪阿嬤，和阿嬤關係極差的男孩，現在最大的夢想是希望努力修補和老人家的關係。

他們曾在《蒼蠅王》的荒島，獨自長大

飛夢林裡，住著許多像葉偉翔的少年，他們來到飛夢林前，都有著家庭撐不起、學校接不住的故事。

有人年紀很小就社會化，在賭場出入，一開始是跑腿，後來自己下去賭；有人在家得不到愛與關懷，就往廟會、陣頭找認同；有人在父母離異後，拿到監護權的爸爸再娶，在那個從小長大的家，他突然變成「局外人」，常常連三餐都不知道在哪裡。

在來到飛夢林之前，他們就像活在《蒼蠅王》故事中的荒島上，試著自己長大。

「我們做的是，跟會館和毒品搶孩子。」羅汶欣說，飛夢林剛成立的時候，「孩子在哪裡，我們就在哪裡出現。」賭場、廟會、陣頭、釣蝦場、網咖，都有他們的身影。

位於屏東縣潮州小鎮的飛夢林已經成立四年，取自「Family」譯音，是一所合作式中途之家，是教育部為中輟生設計的「中介教育」場所，為失去家庭（或有家庭卻無功能）及失學的「雙失」國中生（有少數國小高年級學生），提供適合的學習課程，和一個「家」。

飛夢林招收因家庭失能而中輟、或是瀕臨中輟者。因為服務對象不是法院裁定，沒有法律強迫性，所以孩子要來，必須自己看過學園、家園而且不排斥，家長也必須提出委託申請。申請通過後，孩子白天在學園上課，下了課，就回家園過家庭生活，但是學籍仍是掛在原學校，老師也會鼓勵孩子們回學校參與校慶、運動會、校外教學等活動，國中的畢業證書也是原學校發出。

國內雖然有不少中介教育機構，但飛夢林的存在很特殊。它不像新北市平溪國中慈暉班是「校中有家」，由學校設宿舍，學生的學習和住宿由學校一條鞭管理；也不像南投縣的陳綢家園「家中有校」，在家園中請學校老師來上課，由家園統籌規劃晚上的住宿和白天的課程。

飛夢林由教育處設計適合孩子的課程，由社會處負責建構孩子失落的家庭照顧，學園和家園是對等的合作。教育和社福兩個系統合作，不僅在創立當時是國內首見，至今也是唯一。

這樣的模式在亞洲地區也新穎，飛夢林成立四年多來，前去參訪的組織包括國內各地學生諮商輔導中心、各社福機構或民間組織，還有來自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教育或司法機構。

人來了學校 心卻是空的

飛夢林，最初起於一個基層教育工作者的心痛與無力，和微小心願。

屏東市中正國中校長涂志宏在教育界廿幾年。他剛當國中老師時，因為身形粗壯、說起話來國臺語夾雜、滿身「江湖味」，總被派任訓導角色，在上千人的大學校裡，處理「問題學生」，涂志宏一個學期可以打學生而用掉卅幾根粗藤條。

中正國中校長涂志宏。（攝影／余志偉）

當時有個奇怪的男孩，常常來「討打」，他不解問到：「為什麼你希望我打你？」男孩說，每次被打前，老師都會叨念幾句，他會感覺有人關心。後來涂志宏才知道，男孩沒有爸爸在身邊，和涂志宏互動的過程，即便是挨打，也滿足了男孩渴望父親的心情。

天天面對這些孩子和家庭，涂志宏看見了眾人眼中的「問題學生」，其實是高離婚率、家庭失功能、社區和家族力量崩解下的孤單少年，「這些孩子幾乎沒有根，在廣大的世界裡飄渺、無處附著。」

他心疼少年們在生理、心理變化最大的時候無依無靠，懷疑生命、沒有自信。在學校，這群孩子在國小四年級（甚至更早）功課沒跟上，就被放棄。積極反抗的，作業不寫、上課嗆老師；消極抵抗的，人來了學校心卻是空的，安靜坐著，沒有任何學習。

涂志宏看著這些孩子，學校老師接不住，學校課程接不住，中輟離開學校後更是飄零。他問自己：他們需要什麼？

差不多在那段時間，涂志宏和時任屏東縣長的曹啟鴻聊天：「我想去考校長。」他說，如果考上了，希望縣長給他一塊地、一筆經費，讓他辦一所學校，接住讓這群被主流教育甩出來的孩子，讓孩子不但身體在學校（不中輟），而且「真的有在學習」。

曹啟鴻將涂志宏的話記在心裡，在涂志宏當國中校長的第二年，曹啟鴻打電話給涂志宏：「地有了。」於是他們找了幾個理念相仿的老師，和當時的教育處長顏慶祥（現任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客座教授）規劃了學校的課程。

但是放學後的晚上呢？很多孩子有家歸不得或根本無家可歸，只有白天「學園」的課程並不足夠，學校很難取代家庭。當初的社會處長吳麗雪找到「善慧恩社會慈善基金會」承辦了飛夢林的「家園」，提供了屬於家的溫飽、關心與愛。

教會比教完更重要

飛夢林位在屏東縣潮州鎮上，一塊七甲大的國防部陸戰隊軍營，曾經是八八風災後，居民暫時居留處；半年後，居民搬到永久屋後，縣政府移給飛夢林使用。

九月初剛開學，時序已入秋，但南臺灣的太陽還是夏日狀態，在園區走五分鐘路，就足以滿身汗。

記者到訪當天，學園有十二個九年級學生去高職上實作課，只剩下四個八年級的孩子在教室上理化課。

由軍營改成的教室很大，空蕩蕩，只有一張黑板、六張桌椅，上課的時候電風扇嗡嗡嗡地吹著熱風。教師梁曉毅在教理化「水溶液」單元，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板書，學生跟著抄，遇到不會的字就問，「食鹽水的『鹽』怎麼寫？」

這堂課和你能想像的理化課很像，沒有特別活潑，不同的是，相較於一般國中課堂，梁曉毅用了大量板書，要學生抄寫，她解釋，「他們從小沒什麼機會拿筆寫字。」然後細數了每一個學生的學習現況，跟得上或跟不上？需要什麼樣的學習？

卌分鐘的課，梁曉毅只講一個觀念，講得很慢，透過不同的題目反覆練習。要學的觀念、使用的計算都算簡單，卻需要閱讀理解能力讀懂題目。老師帶著學生一題題解，「這我知道！」「喔！」，這是學生「懂了！」的興奮發語詞，在場四個學生中有三個都跟得上，並且有種「闖關晉級」的愉快感。

看著這些投入學習、和老師互動良好的孩子，很難想像，他們或曾經是走路有風的大哥，或曾經在宮廟待過好長時間，或曾放了火燒了家裡的衣櫥；他們臉上，已不是防衛與憤怒的線條。

「被友善對待和看重，是身而為人的重要需求。」涂志宏說，只要孩子在飛夢林待過一陣子，回到原學校參加活動，原校的老師都會很訝異：「這是我們的孩子嗎？」孩子臉上的放鬆和自信是之前沒有的。

攤開飛夢林的課表，很清楚的兩塊學習：上午學科、下午技藝和戶外。

飛夢林的學科學習，是在課綱架構下上最少時數的課。老師們的共識是，慢慢上，教會比教完重要，「孩子會認定『我就是智商低、比較差！』」學園主任曾智強說，學科學習要教孩子的，除了基本學力，還有學習態度與信心，希望在過程中給學生「我學得會」的經驗。

下午是大量的技職課程，穿插著體育課程。曾智強說，飛夢林孩子比一般孩子要更早就業與自立，可能國中畢業就得養活自己，技職課程及考照，讓他們培養一技之長，取得未來工作的能力。而體育，像是打球、長距離的單車挑戰、遠征課程，都是培養孩子安全、自信、團隊、紀律的課程。

放學後，我問其中一個八年級孩子：「你以前在學校上課也像今天上理化課那樣嗎？」他說：「沒有，我都在睡。」

問他為什麼？「都聽不懂，我不知道老師在講什麼？」

來飛夢林就聽得懂了？「老師會慢慢教，」他淡淡地說：「我發現沒那麼難。」

在這裡建構對家的想像

放學後，孩子到對面的光春國中籃球場打球，滿身汗的回到家園。傍晚的「小家」，孩子洗澡完，有的在洗衣服晾衣服、有的躺在床上滑手機、有的窩在客廳沙發看電視，做各自的事。

晚餐後，孩子會各自做起打掃工作，有些人洗碗、有些人掃地、收拾。

飛夢林有三個「小家」，一個小家最多住八個孩子、搭配三個生活輔導員，有自己的臥室、廚房、浴室、客廳等家庭空間。飛夢林家園院長羅汶欣解釋，飛夢林的孩子來自犯罪的、吸毒的、破碎的、沒有照顧功能的家庭，孩子即便有家長，但是「他出生以來看到的就是吸毒酗酒的爸爸，對於一般的爸爸沒有想像。」

飛夢林家園房舍與院長羅汶欣。（攝影／余志偉）

羅汶欣回憶起她曾經訪視過的一個家庭。叔叔是孩子主要照顧者，酒駕緩起訴在家，叔叔沒進監獄是因為要照顧一個八十幾歲的老阿嬤，以及這個未成年孩子。這個家，除了老阿嬤和這個孩子，全家都進過監獄。訪視時叔叔一直告訴孩子「愛學較好咧（你要學好一點）」、「你愛較乖咧（你要乖一點）」。孩子的爸爸，那時正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在監獄服刑。

「在一個全家都吸毒、進監獄的家長大，他怎麼會懂什麼是『好』和『乖』？」羅汶欣感嘆。

飛夢林的這個「家」，不僅給孩子生活照顧，吃飽穿暖，藉由大哥大姊或是老師像是家人般的陪伴，提供了孩子對家的想像和溫度。

「我在這邊很好，因為半夜發燒時，老師會來摸摸我的額頭。」這是七年級的阿齊入園半年後說的。阿齊是新移民之子，從小目睹爸爸打媽媽；一般家庭常有溫暖摸頭的動作，他到十三歲才感受到。

羅汶欣希望，一般孩子在家庭裡擁有的，飛夢林的孩子也可以有。週一晚上，孩子們還可以去逛夜市，「我們會發零用金，一半強制儲蓄，另一半讓他們有機會花用，像一般的孩子，去夜市可以買想喝的飲料零食。」

家園經過設計後，讓孩子從「家庭的日常」中學習社會互動、財務管理，也要做家事、學友愛和分工。

廚房的空間也經過設計。羅汶欣認為，廚房不該只有廚房，應該還可以是教育場所，她與基金會董事長彭春貴另外募款，逐步將原本簡陋的家用廚房升級為中餐、烘焙等專業設備兼具的技藝教室，每週有一個晚上請老師為孩子上中餐及烘焙課，讓孩子有了充分練習的機會，考取丙級技術士證照，為將來的自立生活做準備。

服務跟著孩子「長大」：咖啡廳和青年宿舍

成立四年，飛夢林給了體制內教育很多的啟示。

「他們在原有的遊戲規則下是『魯蛇』，是被打趴的，但是在飛夢林，幫他設立目標『你要拿兩張證照！』，多數孩子做得到。」涂志宏任期結束後又回到一般公立國中擔任校長，他很感慨，孩子就像在海上行走的船隻，當他看見前方有小島，只要再努力一點就可以達到，他們通常願意努力，足夠的陪伴與合適的帶領下也能到達。

「我們在體制內，應該要為『每個孩子』設定屬於他的目標。」涂志宏說。

飛夢林的確提供了很多當初期待的服務，但是也是常常感到力有未殆，而衍伸了許多「不是規劃內」的服務，包括咖啡廳和青年宿舍。

位於屏東公園內的飛夢林青年咖啡館。（攝影／余志偉）

飛夢林服務的孩子是國中生，畢業後就必須離園。離園的孩子有一半以上，因為被照顧關愛，也養成了好的生活及學習習慣，上了高中之後狀況好很多。但另一半呢？畢竟一到三年不等的照顧，比起生命過去十幾年的創傷還是太短暫。

羅汶欣說，部分的孩子離開飛夢林後，無家可歸也無自立能力，「又被打回原形」——他們的家庭環境未改善，連住的地方又沒有；他們沒有進到適合的高中職，很快的離開學校，又投入陣頭或幫派；他們還沒有自立的能力，開始鋌而走險從事遊走法律邊緣的工作。

於是，「善慧恩慈善基金會」後來又開設了「飛夢林青年咖啡館」，大量聘用飛夢林的孩子，讓他們在工作中真正學會謀生技能，不只烹飪的專業技術，還有職場裡的進退應對。

前兩年，飛夢林照顧的兩兄弟，哥哥離園那年，爸爸因躲債行蹤不定，相依為命的阿嬤過世，兩兄弟成了沒親人沒家的孩子，彭春貴不忍心，自籌經費在屏東市區成立了「飛夢林青年宿舍」，只有宿舍管理員（具社工背景），沒有生活輔導員，低度管理，供離園後卻無家可歸的孩子住宿，讓他們到高中畢業這段時間，有地方可住，完成高職學業。

這些年，學園和家園雖然有「給這群孩子需要的學習與照顧」的共識，但是對孩子的教育目標，時有磨合——學園講求群性，強調團體規範；家園看重個體，重視個人需求。

飛夢林這個「新產品」，整合了「以家為主」的家園、「以校為主」的慈暉班，「這種新產品很難操作，但是是目前能想到最好的。」涂志宏這樣認為。

創造更多屬於不同孩子的「小隊伍」

南臺灣這塊曾經成為無家可歸的風災災民「暫時的家」的七甲地，這四年成為中輟或瀕臨中輟的孩子「暫時的家」，也讓這群在主流裡被甩出來，無法跟上隊伍的孩子，有真正的學習。

「體制這個部隊，共同規範太多，部隊行進講求效率，不是每個孩子都適合部隊的移動，他勉強走，走不動就被甩出來。」涂志宏說起飛夢林創建的初衷，「這些孩子身上有傷，他需要小一盆的水，原來的大池子不適合療傷。這群孩子需要慢工出細活的對待。」

飛夢林在主流教育的「大部隊」中創造了一支「小部隊」，接住了脫隊的孩子。孩子不是跟不上，只是需要不同節奏的「小隊伍」，等待他們。

飛夢林學園單車畢旅結束，學員返回學園。（攝影／余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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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黑白集／對不起這些孩子

民國一〇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聯合報 聯合報黑白集

臺南市口埤教會牧師娘許素芬前天上街頭舉牌，對於兩個少年之死，用「沈默」表達無言的控訴。 本報資料照片

又發生幼童被家長帶著赴死事件。有吸毒前科的離婚男子獨自扶養四童，曾有家暴紀錄並列為高風險家庭，還是發生爸爸帶著小二及幼稚園的兩名小女兒自殺。

同一時間，台南一名多年來投入高風險青少年輔導工作的教會人士，上街舉牌抗議，因她服務過的兩名「廢墟少年」相繼自殺。她不滿政府社福資源分配不當，破碎家庭的青少年就算想力爭上游，仍步上人生絕路。

幼童及青少年悲劇，日日在社會角落上演，他們的悲慘命運多半始於生身家庭。政府關注少子化，砸錢提高生育津貼，卻漠視眾多不適任親職的家庭，孩子出生就像等著送死。多年前震驚社會的邱小妹事件，那名當街打死女兒的父親，出獄後繼續性侵同居人兩名幼女。可見，所謂「社會安全網」何其支離破碎！

臺灣真的貧窮又落後，已無暇顧及兒少的安全嗎？對照高層夸夸其言的美麗國家願景，可惡的是，該做事的官員不知所忙何事。教育部成天忙著修課綱、刪連橫的台灣通史序，對於高風險兒少又做了什麼？內政部忙著處理「黑道政黨」，及調動警政高層，又做了什麼？國發會忙著處理「公共政策網路平臺」的荒謬連署而分身乏術，對照顧弱勢新世代又做了什麼？甚至還有政委要負責處理「鞭刑」討論會！

政府所忙何事，就是上述那些荒唐事。在鬧劇一般的社會氣氛裡，有孩子痛苦出生又默默受虐死去，成人虧欠的豈只一句「對不起」！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1/2823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