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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1/17 11:38:23瀏覽2895｜回應0｜推薦4 | |
| 作者不詳 公允的說，毛是千古一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歷史人物。他登上了集權政治之顛峰，集政治權力與思想權威於一體，是中國集權政治之集大成者和登峰造極者。 毛非常敏銳。他在政治和軍事戰略大局上的判斷是如此，他對他以前的歷史人物的判斷也是如此。從他的那首詞，“沁園春‧ 雪”來看，他對歷史上的帝王，不屑之情，溢於言表。他有充分的理由表達他的藐視，因為在他那首詞中所提到的帝王，都沒有取得他所擁有的權力。  就政治權力而言，那些帝王所擁有的權力不如他大，也不如他多。而更重要的是，過去的帝王沒有掌握思想權威。傳統社會，社會價值的解釋權掌握在讀書人手中。傳統社會中的帝王當然也想掌握思想話語權，但由於組織技術手段的匱乏，他不得不依賴讀書人階層和宗法家族來幫助他控制基層社會，因而就不得不容忍由讀書人階層來掌握思想話語權。 因而，毛真正服膺的歷史人物不是秦皇漢武，也不是唐宗宋祖，而是和他心心相印、心有靈犀的歷史人物，是洪秀全與孫中山。在毛之前，只有此兩人與毛最相似，他們的政治抱負一樣、他們的政治藍圖類似，他們都想同時謀求政治與思想上的權力與權威。他們的精神特質相似，甚至他們的經歷都很相似。毛對這兩人腥腥相惜，尊奉他們為“中國革命的先行者”。而孫也曾自稱是“洪秀全第二”。 此三人最大的共同點，在於不僅要謀求政治權力，而且還要成為思想權威。洪秀全搞了個“拜上帝教”，孫中山搞了個“三民主義”，而毛則搞了個“毛澤東思想”。這一點與蔣介石大不相同，蔣介石就沒搞個什麽主義或者思想出來。基本上，蔣仍屬於傳統社會中的帝王範式。而他們的思想也都摻有外來思想的因素並披有外來思想的外衣。他們的精神特質也相似，都具有堅強的意誌、叛逆的精神和瘋狂的念頭。他們的經歷也相似，家庭出身背景相似，所受的教育水平若同，在舊有的體制下遭受的挫折也相近。 三人之中，洪秀全是開拓者，是“政教合一”政體的開創者。雖然不能說在洪之前，中國不曾有政教合一的政權存在過，但洪的太平天國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顯著規模並穩定持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政教合一”政權。作為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權，洪的“太平天國”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東王楊秀清分享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洪的教權。這應當是偶然因素導致的，是太平天國草創時期遺留下來的。當然，這無疑也是“太平天國”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孫是洪與毛之間的中繼者。孫同樣想要謀求最高的政治權力和思想權威。但不幸的是，他並沒有如願以償。這個原因多了，在此略過。所以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的遺言。這確實是他的遺憾之言。  就此而論，蔣介石算不得孫中山的真正繼承者，毛才是孫中山的真正繼承者。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他的遺孀跟隨了毛而沒有跟隨蔣。蔣只是繼承了孫的部分權力，卻並沒有繼承孫的精髓，而毛雖然不能繼承孫的權力，卻繼承了孫的精髓。他們三者的關系，有點像禪宗五祖、神秀和六祖的關系。 最終，由洪開創的政教合一的新體制，更集權化的政體，擁有政治權力和思想權威的新型帝王範式，在毛的手中得到發揚光大，並走向了頂峰。通過延安整風和反右，毛徹底掌握了思想話語權；而經過農村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摧毀了宗法家族，將政權延伸到鄉村，毛則實現了可以直接控制和支配所有的國家資源。真正在歷史上第一次完全徹底地做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從洪秀全孫中山到毛澤東看中國革命邪教的壹脈相承 半個世紀以來，太平天國在大陸壹直是壹門顯學，許多有關太平軍的故事，也成爲大家感興趣的熱門話題。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多種原因，逐漸受到冷落。 本世紀初，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了壹本書，日《太平雜說》。書中收集了35篇短文，其內容全都是探討或評價太平天國曆史的，作者潘旭瀾先生在書中直率地說出了自己的論點： “洪秀全爲首的太平軍，是頭領們利用迷信發動和發展起來的壹支造反隊伍。他的壹套教義、教規、戒律，不但從精神到物質嚴厲地控制著參加造反者，而且斷絕了壹切可能的退路。它們的指歸，在于由洪秀全個人占有天下，建立他個人的‘地上天國’。這種洪氏宗教，披著基督教外衣，拿著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國奴隸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條規，對他控制下的軍民實行極其殘酷的剝奪與統治，實際上是壹種極端利己主義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獲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國社會的大動亂、大破壞、大倒退爲代價的，是以數以百萬計軍民的生命、鮮血爲代價的，是以中國喪失近代的最後機遇而長期淪爲帝國主義刀俎下的魚肉爲代價的。尤其可怕的是，這壹切還被作爲壹首英雄史詩，向人們指點通向人間天堂的金光大道。” 雖然在過去我們長期拔高、美化太平天國的時候，海內外也有壹些學者曾經提出過疑問和異議；但是像如此徹底的否定意見，以前還沒有見過。此論壹出，有如壹石擊起千重浪，南北各地報刊紛紛發表爭鳴文章，有贊成的，有補充的，有反對的，還有指爲“攻擊農民起義”的，形形色色，各類都有。看來這場爭論針鋒相對，沒有調和的余地。如果太平天國是革命，能夠推動曆史前進，那就應該肯定；如果太平天國是邪教，只會造成動亂破壞，那就應該否定。要想解決問題，唯壹的辦法就是探明曆史真相，讓太平天國本身作出回答。 可惜100多年來，我們對太平天國總是霧里看花，難明真相。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從辛亥革命前後開始，就不斷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國。發展到今天，人們頭腦中對太平天國的印象與真正的曆史事實相去甚遠，在這種情況下，假作真來真亦假，雖然拿得出真憑實據，想要壹朝說出曆史真相，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讓太平天國恢複本來面目，絕非易事，可以說是壹大難題。 太平天國曆史何以撲朔迷離 壹段時間的曆史，傳聞失實者有之，因日久而演沒無聞者亦有之。但是像太平天國這樣短短十幾年的曆史壹再被人爲地修改，古爲今用的，卻很少見。 首先借太平天國曆史來“古爲今用”的是孫中山先生。他當時公開號召同盟會員、革命志士宣傳太平天國，宣傳洪秀全，借以激發民氣，推翻清廷。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他又褒稱太平天國諸領袖爲“民族英雄”、“老革命黨”。1902年，他鼓勵留日學生劉成禺搜集資料，寫出壹木太平天國史來。1904年成書，定名爲《太平天國戰史》，孫中山先生爲之作序，交由日本東京祖國雜志社出版，作者署名爲漢公。此書史實誤漏之處甚多，史學價值是談不上的，可貴之處在于公開反清，號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先生的序言中有這樣壹句話：“洪朝亡國距今四十年，典章偉績，概付焚如。”也就是說，孫先生以爲太平天國的史書與典章制度全被燒掉了，壹點也沒有留下來。由此可以證明，他對太平天國本身的史料絲毫未見，對洪秀全是個什麽樣的人，對太平天國推行的是什麽樣的制度，不甚了了。他推崇洪秀全，只不過是因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而已。 在孫先生的倡導之下，革命黨人借太平天國史事宣傳反清，壹時蔚然成風。 革命黨人爲了宣傳革命，推翻清廷，盡量拔高太平天國，拔高洪秀全，只取壹點，不問其余，至于是否符合史實，當時根本不及考慮。例如章太炎所作《逐滿歌》日：“地獄沈沈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滿人逃往熱河邊，曾國藩來做漢奸。洪家殺盡漢家亡，依舊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勸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記。”這種通俗易懂的唱詞，對于鼓舞下層人民奮起反清，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這種說法是否符合曆史事實，勢難兼顧。 由于孫中山先生曾經有過拔高太平天國的事實，影響所及，國共兩黨都有了肯定太平天國的思維定勢。國民黨認爲太平天國諸領袖是民族革命的英雄，共産黨認爲太平天國諸領袖是農民起義的英雄。1949年以前，國民黨政府壹直認爲太平天國是革命的，視之爲革命前輩。其間雖然也有雜音——例如推崇曾國藩的“平亂”，大讀《曾文正公家書》，但是在正式場合，從不貶低太平天國。1949年以後，新中國把金田起義的人物定爲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只能歌頌，不得批評。凡此均對學術界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十年浩劫之前，大家覺得對革命有功的英雄是該推崇，並無多大疑問；可是在十年浩劫中間，四人幫對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們認爲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爲，絕對正確，無可懷疑。在太平天國中除洪秀全外，楊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韋昌輝是混入革命陣營的階級敵人，石達開是分裂主義者，李秀成忠王不忠，是個大叛徒，壹律該殺。好像除了洪秀全這個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國里再沒有壹個好人。物極必反，這種極端的說法引起大家極端的反感，大家被迫重新思考，難道曆史上真有這樣荒唐的事里于是在四人幫垮台之後對太平天國史研究工作重新開始的時候，聽到的已經不是清壹色的歌頌之聲，各式各樣的“雜音”都先後出現了： 1979年5月，在南京舉行太平天國史學術研討會時，有人提出太平天國也是壹個封建政權，其封建專制的程度更甚于清朝。 1981年3月，在廣州舉行紀念太平天國起義130周年學術研討會時，有人提出太平天國實行的是奴隸制，上層搞特權，下層講平均。 1981年8月，在四川石棉舉行四川紀念太平天國起義130周年學術研討會時，很多論文都爲石達開說話，認爲石達開的出走應由洪秀全負主要責任。 1983年3月，在南京舉行太平天國建都天京130周年學術研討會時，有論文指責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是公開推行奴隸制，人民全無自由，生産不能發展，曆史必然倒退。 後來的各種會議，對太平天國的批評意見逐漸增多。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見是壹篇公開發表的對馮友蘭教授的訪問記，馮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國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國，因爲太平天國是要推行神權政治。假如太平天國統壹了中國，那麽中國的曆史將倒退到黑暗時期。”他又指出：“有人說，太平天國建立的是農民政權，這無論如何是不對的，中國在曆史上未曾建立過農民政權。”他還說：“否定太平天國必然爲曾國藩翻案，爲曾國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國，可以說這是壹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在大陸史學界對太平天國的看法逐漸發生變化的同時，台灣史學界也有類似的情況。 總而言之，太平天國曆史的記載爲什麽嚴重失實。是由于以下這樣壹些原因所造成： 壹、壹百年來，許多政治家爲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壹再拔高太平天國，借宣傳太平天國史事來爲政治服務，每每只取壹點，不問其余。 二、史學家本有秉筆直書，追求真理，澄清史實的責任。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也難免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不能暢所欲言。或者是雖然說了，卻得不到重視。 三、壹般群衆對于曆史知識不甚了了，只好相信書本，以訛傳訛，弄假成真。 近二十年來情況有所轉變，對太平天國批評、指責的聲音已經從無到有，從少到多，這是因爲：做學問的環境相對寬松；逐漸開展的對外學術交流，特別是兩岸的學術交流，有利于互相切磋，探討太平天國曆史的真相；特別有利的是，近年來陸續發現壹些珍貴的史料，有的來自國外，有的來自民間。這些史料是揭開太平天國曆史真相的鐵證。孫中山先生當年認爲已經“概付焚如”的太平天國典章制度，絕大部分都已發現。 作爲學者的馬克思在前後不到10年的時間里，對太平天國産生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就是明顯的例證。 1853年，馬克思聽到太平軍勝利進軍的消息，萬分高興，寄予熱切的期望，想像以後東方會出現壹個嶄新的中國。他在《國際述評(壹)》中說： “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八年來在英國資産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響之下已經處于社會變革的前夕，而這次變革必將給予這個國家的文明帶來極其重要的結果。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後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麽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 中華共和國 自由，平等，博愛 可惜太平天國太不爭氣，使他完全失望。1862年，當他知道了太平天國推行的各種暴政之後，又說出了如下的話： “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 “他們給予民衆的驚慌比給予老統治者的驚慌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對立停滯與腐朽，這種破壞沒有壹點建設工作的苗頭。” “顯然，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國才能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産物。” 洪秀全的曆史作用 對洪秀全的研究，重點在于他後來的所作所爲，他與太平天國這壹件大事的關系。衆所周知，他是太平天國的領袖；也都知道，他既是太平天國的開國之君，又是亡國之君。這其中值得認真探討。主要探討洪秀全是不是真有開國的功勞，又是不是應該負亡國的責任？ 我們不妨先來看看洪秀全是不是應負亡國之責。對這方面的探討比較容易，因爲沒有什麽爭論。天京內讧以後，洪秀全宣布“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壹時興致很高。但是隨即手忙腳亂，因爲軍政大權過去都由楊秀清掌管，他想找人幫忙，又不敢重用外姓，只好提拔親貴——洪仁發、洪仁達，寵信佞臣——蒙得恩等人，把國事搞得壹塌糊塗。以後他的堂弟洪仁玕前來投奔，帶來了壹份興國大計——《資政新篇》，他十分高興，立刻重用，封爲精忠軍師。但在討論國家大事之時，他不肯放棄半點封建特權，無法接受推行新政的建議，不久，洪仁玕即遭冷落。陳玉成、李秀成等將領在外苦戰，力撐危局，卻得不到他的理解與支持，動辄大罵，懲罰，使人心灰意冷。南京被圍，形勢危急，他還縱容洪仁發洪仁達貪汙勒索，壟斷糧食，發國難財。到了事無可爲之時，李秀成勸他“讓城別走”，他大發脾氣，說什麽“朕之天兵多于水，朕之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等等。洪秀全這些倒行逆施，斑斑可考。 至于他是不是開國之君請看《李秀成自述》： “南王馮雲山在家讀書，其人才幹明白，前六人之中。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當時太平軍全軍上下都知道，開國英雄是馮雲山。沒有馮雲山的鼓勵，洪秀全不會到艱苦的粵北和廣西去；當洪秀全失掉信心退回廣東之時，馮雲山卻獨自到紫荊山去開創根據地。根據地已經有了規模，洪秀全還壹無所知。 馮雲山在紫荊山區的活動，是以傳教的形式進行的；當時小地主王作新向桂平縣告發，說他們圖謀不軌，桂平縣抓了馮雲山等人。馮辯稱是在傳教，始得脫險。因爲鴉片戰爭以後，英國人爭到了傳教的特權。他們以傳教爲掩護才能立足。馮雲山把遠在廣州曾經在教會工作的洪秀全推爲教主，對于群衆，更增加上帝教的神秘性；對于官府，也可以引廣東的教會爲後台，以策安全。馮雲山出于策略上的考慮，推洪秀全爲教主，是完全正確的。因此，洪秀全這個領袖，只起偶像作用，並不需要他真正領導。金田起義以前，洪秀全深藏不露，不與群衆見面，當時領導班子的位次是：洪秀全稱天上的基督爲長兄，他自己是上帝次子，壹把手；馮雲山是上帝第三子，第二把手；楊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三把手；以下類推。 從金田起義到永安建國，中間經過八個月的苦戰，領導班子的情況有了變化。由于戰爭頻繁，軍事第壹，能夠掌握群衆的本地實力派楊秀清，蕭朝貴地位上升，來自廣東的洪秀全，馮雲山地位下降。爲了確保洪秀全的教主地位，馮雲山作了讓步，退居四把手，而讓楊、蕭上升爲二、三把手，並由楊總攬軍政大權。 太平軍入南京，洪秀全壹頭鑽進深宮，安享富貴，不坐朝，不見人，連壹個國君的基本動作也不做。因此，清方情報專書《賊情彙纂》中說：洪秀全實無其人，喜慶節日大殿上所坐的只是壹個木偶。 在馮雲山支撐大局的時代，洪秀全是偶像。到了楊秀清掌握大權的時代，洪秀全更下降成爲木偶。飛揚跋扈的楊秀清看透了洪秀全的無能，只把洪秀全作爲壹個木偶，壹個道具對待，絲毫不加尊重，甚至假借天父下凡的名義指責洪秀全的短處，要打屁股，經百官求告，始予“赦免”。洪對楊積怨已深，又不甘心長期充當木偶，所以在1856年夏，暗中聯絡了壹批對楊不滿的人，采取突然襲擊的手段，殺了楊的全家，並且株連二萬余人，殺得全城天昏地暗。  今人壹再把洪秀全奉爲農民起義的領袖，奉爲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壹次農民起義的領袖。那麽，就請看看洪秀全自己是如何看待農民起義的。1844—1845 年，馮雲山正在努力開辟農民起義的根據地，洪秀全則在廣東老家教書，寫作詩文。其中有壹篇《百正歌》，勸人崇正辟邪，去惡從善：歌中直指黃巢、李闖等人爲邪惡。 洪秀全的私生活也頗有可議之處。如果是匹夫匹婦，私生活是小節，無關大局。但是洪秀全的私生活卻嚴重影響了太平天國的大局，不可不問。作爲封建帝王，多妻縱欲，廣置嫔妃，這本不足爲奇。但是洪秀全與別人不同之處，壹是在起義之初腳跟還未站穩的時候拖帶壹大批女人，二是他的虐待嫔妃到了傷天害理滅絕人性的程度。請看太平天國“旨准頒行”的正式官書《天父詩》壹百壹十六： “天兄耶稣在石頭腳下凡聖旨：天史曰：咐多小嬸有半點嫌棄怠慢我胞弟，雲中雪飛。”其中所說天兄下凡的時間爲金田起義之後的16天，地點爲距金田十多里的石頭腳，下凡借蕭朝貴之口說的話是：咐多(這麽多)小嬸(指洪秀全的壹群妻子)有半點嫌棄怠慢我胞弟(指洪秀全)，雲中雪(刀的隱晤)飛(刀要飛，即指要殺人)。 天京宮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嫔妃當成壹群牲口，功辄打、殺，宮廷生活是壹片肅殺之象。請看壹看太平天國“旨准頒行”的官書《天父詩》十七、十八中所載對後妃的管教規定：“服事不虔誠，壹該打；硬頸不聽教，二該打；起眼看丈夫，三該打；問王不虔誠，四該打；躁氣不純淨，五該打；講話極大聲，六該打；有喙不應聲，七該打；面情不歡喜，八該打；眼左望右望，九該打；講話不悠然，十該打。” 洪秀全對後妃虐待不僅是打，是殺，而且使用各種酷刑來慢慢消遣。《太平天國大辭典》“煲糯米”條中說，天王用來懲處嫔妃的酷刑包括“壹說系用硫磺火點天燈，即《禦制千字诏》：‘淫亂穢亵，硫磺燒爾’，《天父詩四百九十》：‘曬突烏騷身腥臭，喙餓臭化燒硫磺’。壹說是將受刑者綁跪大鍋水中，慢火煨水升溫。至臀股煮爛而死。”在十多年中間，洪秀全通過壹些佞臣，把壹批批天真的少女從她們父母手中奪來，關進天王府的深宮以供淫樂，她們有時犯了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者只是因爲洪秀全心情不好，看不順眼，就可能被打，被殺(比較幸運，死得痛快)，遭受酷刑，被慢慢地燒死，燒得烏焦巴弓；被慢慢地煮死，煮得肉盡剩骨。 太平天國的實質是什麽 要問太平天國究竟是革命還是邪教？這不是簡單的壹句話所能回答，需要說明那十幾年中事情發展變化的過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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